人大教授張鳴這些年來也算是一個網絡名人了，他對中國現行社會制度及其這個制度的創立者或腹誹口罵，或斥之于筆端的種種做派，早為人們熟知。如今說來，實在也算不上什么新鮮事。在他那里，四九年以后的中國，就是成就再大，國際地位再高，人民生活再日趨豐裕，國家再日益強大，民族再越來越有尊嚴，都是不值一提的。因為他心里只有一個軍閥各自為政，國家仰人鼻息，民族備受欺凌，人民毫無尊嚴，而他們這些所謂的精英和權貴們卻有享不完的特權與消受不盡的財富的中華民國，才是這個文明古國最合理的政權存在。只有他敬仰之至的中華民國蔣總統，才是他最心向往之的最好領導。因為只有在那樣一個社會制度下，在那樣一個領導者手下，他這類處于社會高端的人才活得最有尊嚴，最有價值，最能體現生命的終極意義。
始終堅持階級論者的人民領袖毛澤東曾說過：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盡管張鳴這樣的反毛反社會主義精英們，如何心機百端地在了輿論上否認階級的存在，可實際上在他們的思想深處，卻深深地烙印著溝壑深厚的階級印痕。因為在他們心里，自己生來就是這個社會中最尊貴、最值得享有一切特權的高貴人。任何社會制度下，統治者都應該時時刻刻像蔣總統那樣，不問是非曲直，不管他人死活，不管貢獻大小，只要每月供奉他們每人幾百塊大洋的高薪，讓他們一人的收入抵得上一個普通國家工作人員的幾十上百倍，他們才認為那是一個好社會。誰能讓他們尊貴又顯赫，滋潤又舒貼，那才叫好領導，好國家，好制度。可是，張鳴教授獨獨忘了幾千年綿延下來的等級森嚴的社會制度，雖然在人民的不斷反抗中，換湯不換藥地周而復始輪回著，而人民對他們這些所謂的人上人們，從心底里就充滿鄙視、敵視和不滿。人類社會走到一定接口，導致整個前朝政權興亡更替的暴力運動，在一定時候會表現得迅猛而激烈，嚴酷而無情，也確實沉重打擊甚至推翻了彼時張鳴們賴以生存的舊政權。可張鳴們心知肚明，如果能規避開暫時的社會動蕩，總會有機會讓他們中的殘留者，再次榮登人上人的塔尖，重新拾起他們失去的生活特權和尊貴榮耀。
中國自古以來的各個朝代奉行不變的少數人尊貴顯赫并享有多種特權的社會制度，其實在世界上所有國家中都存在。自古以來統治階級所的奉行的那種社會制度，確實大同小異地延續著多數人抬轎少數人坐轎的規律。坐轎人的少，抬轎的人多，也就成了張鳴們認為是再習以為常不過的社會制度。可悲的是，許多受壓迫者，在麻木與蒙昧中也不假思索地默認了這一點。就是廣大的普通勞動者自己，也在常自己的圈子自我戲謔：都去當官，誰去抬轎?這樣的說法，不僅承認了等級制度存在的天經地義，而且讓各個時代的張鳴們也一概認為，剝削與被剝削，壓迫與被壓迫，尊貴與卑賤，富裕與貧窮，自古為然，何足為怪?
對廣大勞動者來說，產生這樣愚昧的思想意識，原因有二：一是受了統治者長期宣傳、蠱惑、強制的影響;二是勞動者自己自我麻醉的思想和長期逆來順受的行為使然。這樣的思想意識與行為趨勢，說好聽點，是隨遇而安;說不好聽點，就是十足的奴性心態。而這種心態的產生與傳承，不僅是張鳴們那個階層的人求之不得的，更是他們認為理當如此的。由于勞動者這種近乎恒定的奴性心態存在，再加上統治階級的不斷宣化與暴力強制手段，就可以使張鳴們安享由來已久的尊貴生活與各種特權。于是乎，那樣的這社會就成了張鳴們心儀口誦的理想社會;那樣社會的領導者，當然也就成了他們敬仰崇拜的好領導了。
要說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里，多數民眾由于缺少啟蒙，缺少應有的文化熏陶與思考，有如此得過且過、安于現狀、不問來由的心態，也不足為奇。而張鳴們有那樣的心態，雖然從表象上看也不算奇怪，可細究其言行的實質，就另當別論了。必定較之于一般勞動者，張鳴們最清楚他們的尊貴和絕大多數勞動者的卑下是怎么一回事兒。他們十分明白這樣的社會制度的存在究竟合理不合理。可他們就是不愿也不能把事情說破，而是始終帶著愚民的心態，流氓暴虐的手段，千方百計地茍延殘喘著自己曾經享受過的或心向往之的舊式社會制度。即便那種制度的存在，給人類的絕大多數帶來了太多的痛苦與血淚，發生了太多的矛盾與激烈碰撞;即便那樣的想法與做法，在今天的中國無異于癡人說夢，可他們依然不到黃河心不死，不撞南墻不回頭。他們時刻都幻想著以自己或自己那個小集團之力，來逆轉歷史車輪的滾滾向前。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前蘇聯的一朝毀滅，或許給了張鳴們某種潛在的動力和興致。使他們以為，只要自己堅持不懈，那樣的改朝換代壯舉也許會有一天在自己的持續努力下變成現實。可他們有時又是多么幼稚和愚笨，他們似乎看不到今天的俄羅斯正在遭受著什么，更看不到已經深受前蘇聯毀滅之害的俄羅斯民眾又在思考什么。倘若社會制度的差異是國際社會最重頭的爭端的話，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就不應該再像對待前蘇聯那樣對俄羅斯實施圍堵、制裁、擠壓的策略，而應該把已經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俄羅斯當做自己的政治親兄弟一樣加以扶持、保護與傾心幫助。事實恰恰相反，從前蘇聯脫胎而生的俄羅斯，一經社會制度發生劇烈變革，并沒有像美國等西方國家期望的那樣對他們言聽計從，百般順應。事實是，俄羅斯再次立國以后的領導人，包括始作俑者葉利欽在內，誰也不愿充當西方世界的奴仆，依然倔強地試圖喚回前蘇聯在世界上具足輕重的大國強國地位。盡管這樣的想法與做法讓他們付出了慘重代價，可他們九死不改其衷，始終一意孤行地頑強堅持著。尤其是強硬的普京，對美國人試圖左右自己的任何想法與做法，都一概不屈從、不讓步，這讓美國等西方國家著實窩火頭疼。
美國等西方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確實早已擺脫了封建社會那種頑固保守直白的社會制度，走向了他們標榜的所謂自由、文明、民主、人權的資本主義社會。可是資本主義社會歷來奉行的都是叢林法則。這個世界上，不管是個人或者國家，只要誰敢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在哪些方面有違美國人的意愿，美國人就會掄起他的所謂民主、自由、人權大棒，對你橫加鞭笞與蹂躪，最終使你國亡、民苦、領導人走上斷頭臺。他們從來不說自己本國內部貧富的懸殊，人權的暴虐，財富的壟斷，等級的森嚴，只是把這些作為利器專門針對他看不順眼的國家與地區。這幾年中東北非國家遭遇的亂象就是最好的說明。而他們自己呢，不管國家存在怎樣的不公不合理，他們都只字不提，似乎他們的任何胡亂作為也都包含在所謂他們標榜的民主、人權、自由、平等里面。最近，發生在美國許多地方的反抗白人警察隨意虐殺無罪黑人事件，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張鳴們當然會把自己標榜成現代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及社會制度的覺悟者和踐行者，因為這樣，他們的本來面目才能遮擋得冠冕堂皇、理直氣壯。殊不知，只要有尾巴早晚都會露出來的。張鳴在最近對著名演員兼導演姜文的指責，就充分暴露了他的真實用心。姜文對張鳴們心儀的民國時期說了直抵其弊端的話，這就引起了張鳴的義憤填膺和嚴詞指責。既然自己心儀民國，心儀蔣總統，心儀那樣的社會制度，當然就要為其仗義執言了。針對姜文的話，張鳴說什么：民國國家窮，政府亂，受外國人欺負。但是，民國有自由，有知識人，尤其是姜文這樣的電影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搞創作，電影只要拍出來，只要不是誨淫誨盜，不用擔心審通不過。
好在張鳴號有一點點說實話的勇氣，他承認民國并不是樣樣都好，還存在窮、亂、受人欺負的情況。不過張鳴的言語里面，并不是對其進行客觀合理的評述，而是在進行荒唐無理的辯護。在張鳴心里，民國的致命缺點都是優點。國家窮不算啥，只要生活在那個社會里的張鳴們不窮即可;政府亂點不算啥，即便在自己的領土內駐扎著外國軍隊，內河內海上橫行著外國軍艦，各大城市里都有外國人劃定的所謂租界，租界上即使樹著“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這些都沒什么，因為這最能體現民國政府講民主，講自由的大家風范，最符合張鳴們和外國人的利益需求，因此它就是好政府。知識人，在那樣的政府里，雖然極其稀少，卻人人如生活在天府之國里。因為少數精英們不管貢獻如何，都一概高待遇，高收入，高特權。那怕國家四分五裂、常年軍閥混混戰，那怕國民政府的實際統治權僅限于江浙一帶少數幾個省份，那怕日本人占領東北虎視眈眈地覬覦著關內，那怕饑荒、地震等自然災害如何危及國民生命都無人過問，只要張鳴們能夠在上海灘上歌舞升平，燈紅酒綠，醉生夢死，這個國家都是好的，知識分子都是滿意的。總之，只要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在，只要張鳴們的西湖歌舞四季盈耳，管他遺民南望王師、淚盡胡塵，飽受何等辛酸。是的，張明標榜的民國時期，電影可以隨便拍，文章書籍可以隨便印發，出版絕對自由，言論絕對自由，戲劇絕對演出自由，電影拍攝絕對自由。可張鳴咋就這樣健忘呢?殊不知，國民政府的審查機構對所謂的紅色書籍文章及作者，不僅嚴禁出版發行和書寫文章，更嚴禁隨意擴散。到了后來，竟至于禁止到連帶有紅色封面的書籍，不管內容如何，也都一律禁止出版發行的地步。對那些他們認為帶有革命傾向的作家，不僅禁止出版發表他們的書籍文章，連他們的頭顱也要砍掉。著名的左聯五烈士，不就是這樣被秘密殺害的嗎?一個時期，連被譽為民族魂的魯迅先生也不得不挈婦將雛，到處避難，無奈到在國外報刊上發表自己的文章。這難道就是張鳴說的民國有知識人，有無限自由嗎?
歐陽修在寫自己在醉翁亭喝酒游玩，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張鳴說的民國自由，是否也是別一種醉翁之意呢?答案是顯而易見的。只是歐陽修飲酒賞景，可以直抒胸臆。就連他自己自稱的醉翁，也直白說那是“聊戲客”而已。張鳴咋就恁不大氣厚道呢?你要說自己是國粉、蔣粉就直說罷了，何必要編排民國一切都好的謊言欺蒙國民呢?如此的教授，如此的精英，如此的民主衛士，實在令人不僅不敢恭維，而且要令人不恥了。
歷史的車輪從來是不會以某個人或者某些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當歷史的車輪把古老的中國在歷盡磨難后從上世紀四十年代末期，轉動到了中國歷史上亙古未有的嶄新時代的時候，綿延了漫長歷史時期的人分九等、等級森嚴的陳腐社會制度，也終于到了壽終正寢的時刻。這個嶄新的時代，開創了一種嶄新的社會制度，這個嶄新的制度依據自己的本質特性，以雷霆之勢一掃兩千年多來中國社會繁衍已久的等級尊卑秩序。從那時到現在生活在這個塊土地上的人，只要你沒有頑固站在人民的對立面，只要你雖然敵視卻未心存顛覆現行社會制度和國家政權的圖謀與行動，不管是誰，在這個社會制度下都一律平等，都享有大小同等的權利，都是國家的主人。要說在前三十年，誰對現行社會制度心存不滿的話，尚可理解。因為那時候不少在蔣總統統治下的國民政府里享有許許多多該有不該有特殊權利的人，剛剛失去了享之已久或者獲取不久的特殊權利，他們對新社會、新制度及其這種社會制度的建立心存不滿甚至產生仇恨，雖然于理難忍，卻也情有可原。然而，共和國成立都這么些年了，改革開放也已經三十多年了。不少人雖然在三十年來幾乎一切都無原則地改革開放大潮中，利用種種手段，逐步達到或者再次恢復了蔣總統時代的那般優渥生活，享有了那時候少數尊貴人才能享有的諸多權利，再次成為新中國成立后已經消失了三十年之久的“人上人”，可必定這個國家的憲法上時至今日還依然一字一板地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以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誰都知道，憲法是國家大法，是一個國家賴以生存、發展、自強的根本保障。它對國家性質的界定不是隨便說說就算了事，而是鄭重其事地為這個國家樹立了最根本的行為標桿，建立了最具權威性的法理依據。任誰也不可能隨便來慢待它、褻瀆它，更不能心存邪念要顛覆它。
由于傳承幾千年的封建文化和封建禮教，在不少人心中似乎已成定勢，盡管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中國，也在一定時期體現了這種新型制度的實質，人民當家做主，走向共同富裕。然而，今天的中國，實在沒有誰敢理直氣壯地說：我們依然是在堅持與繼承國家憲法中明文規定的社會制度。正是目前陷入迷茫與混亂的現實狀況，才使得國家的思想意識領域里雜音聲聲，亂象繽紛。任何言語行為，只要冠之以“特色”，即可耀武揚威，大行其道。國家財富在所為的特色中，愈來愈壟斷在少數官員與諸多投機鉆營的“先富者”手里，貧富差別越來越大，基尼系數遠大于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西方國家。消亡已久的舊中國各種丑惡現象不僅死灰復燃，而且泛濫無忌，早已到了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程度。社會主義公有制，已經被私有化占據了大半壁河山，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制度已經變成了少數失去黨性的官員與為富不仁的富人當家的現實。黑惡勢力當道，官黑攜手作惡，人民再次跌入社會底層。這些殘酷的現實狀況，都讓一些早已對社會主義制度不滿和心存顛覆之念的人，認為他們改天換地的時機已經成熟，于是上躥下跳，呼風喚雨，把一個原本如日月一般光華朗朗的華夏乾坤，直攪得天昏地暗，陰霾密布。
有時候也怨不得張鳴們那樣明目張膽，那樣不把憲法當回事兒。因為你的憲法他們原本就不贊同。那個所謂的零八憲法的出臺，就是這類人公然反抗現行憲法的突出表現。雖然事后，國家采取了一定措施，可根本沒有觸及問題的實質，更未消除它所產生的惡劣影響。致使許許多多從骨子里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的人，依然肆無忌憚，公然和現行憲法對著干。這不僅極大損害了憲法的至高權威，更助長了內外顛覆勢力的囂張氣焰。張鳴、袁騰飛、茅于軾們的出現與表現，一點都不值得奇怪，因為當今社會早已給他們的張牙舞爪提供了適宜生存的土壤，由不得他們不去那樣喊叫，那樣作為。
只要看看今天的街頭書攤上，國民黨那邊的許多人包括戴笠、毛人鳳等人的傳記幾乎比比皆是，而共產黨開國將帥們的此類書籍卻寥若星辰。謳歌蔣介石、宋美齡的書籍文章更是浩若煙海，而歌頌毛澤東的書籍文章卻難登大雅之堂。更為荒唐的是，凡是紀念毛澤東誕辰與忌日的人群，幾乎都被地方警察視為不穩定因素加以驅趕和限制，凡是涉及毛澤東個人情況的介紹與評價，無不連帶上他晚年的所謂嚴重錯誤。似乎在這個世界上，甚至在整個人類歷史上，只有毛澤東一人不是完人，其他歷史人物都是白璧無瑕。
意識形態的混亂勢必導致國家、民族、國民信仰的迷茫與錯亂。中央也該下大力氣澄清迷霧了。不然的話，前蘇聯縱容思想理論界群魔亂舞所造成的嚴重惡果，未必哪一天就不會復制到如今的中國共產黨身上。寫到這里，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毛澤東寫給郭沫若的那首關于電影《孫悟空三打白骨精》的和詩了，抄寫在這里，算作本文的結尾吧：一從大地起風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猶可訓，妖為鬼蜮必成災。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今日歡呼孫大圣，只緣妖霧又重來。
2014.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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