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一九七五年經濟總的看法

對中國一九七五年經濟總的看法

　　

節選自：

《對中國經濟的重新估計》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0/200905/86812.html

　　小阿瑟·阿什布魯克

　　

　　本文提要

　　

　　一、主要見解

　　

　　二、引言：本文的結構

　　

　　三、背景：長期的經濟力量

　　

　　四、計劃：溫和意見占上風

　　

　　五、農業：過關的基本措施

　　

　　六、工業：進一步支援農業

　　

　　七、對外貿易：出格的增長

　　

　　八、運輸：貨運的增加

　　

　　九、消費：逐步提高

　　

　　十、人口：還在增加

　　

　　十一、教育：轉向實踐

　　

　　十二、前景：未來實行專家管理

　　

　　附錄

　　

　　甲 最新修訂的國民生產總值簡表

　　

　　乙 關于中國經濟情報的來源

　　

　　丙 蘇聯經濟模式的中國變型

　　

　　

　　表

　　

　　1．1949——1974年中國經濟方面的成就

　　

　　2．1949——1974年中國的主要經濟指標

　　

　　3．中國小工廠對工業生產的貢獻

　　

　　4．中國教育制度的變化

　　

　　5．計算1949——1974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主要項目

　　

　　圖

　　

　　1．中國經濟的基本趨勢

　　

　　2．中國的經濟決策結構

　　

　　一、主要見解

　　

　　1．到一九七五年初，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有了一個有效的經濟結構來滿足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促進工業部門現代化和支援龐大的國防建設。

　　

　　2．周恩來總理于一九七五年一月在比較緩和的政治氣氛中向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作的報告，提出要繼續提高產量和加強技術上的自力更生。

　　

　　3．向西方國家訂購十三座大化肥廠的成套設備，使中國的農業生產可能從一九八〇年左右開始向更高的水平發展。

　　

　　4．與此同時，為了維持工業發展速度，有必要對煤、鋼和其他基礎工業部門進行大量新的投資。

　　

　　5．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四年每年生產和購買的軍事武器比最高年度，即一九七〇——一九七一年，低百分之二十五左右，這可能是由于首先支援農業、改用新型武器和重申黨指揮槍的結果。

　　

　　6．國內原油產量不斷增加和國際石油價格不斷高漲，石油出口彌補了傳統商品出口收入的不足。

　　

　　7．人口控制計劃的第三個階段，也是最嚴格的階段，對人口增長率可能還沒有產生很大的影響。

　　

　　8．如果中國政府愿意最優先地考慮急劇降低人口的增長率，它已經具備了必要的機構和科學技術方法來完成這項任務。

　　

　　9．依靠控制消費、有目的的投資、對居民移居城市的管制和強有力的領導，中國已經輕而易舉地把其他大的欠發達國家拋在后面。

　　

　　10．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工業大國之間的技術差距雖然還沒有縮小，但是中國已免除了經濟衰退、通貨膨脹和能源短缺的苦難。

　　

　　11．除非以后再發生一次政治大變動，目前深入在中國經濟各方面的技術管理制度的方向是不會改變的。

　　

　　12．同時，過去政治上大變動的事例提醒觀察家們對經濟穩定發展不要作出直線上升的估計。

　　

　　13．除了政治動亂之外，今后二十五年里對中國經濟的主要挑戰將是，把比較復雜的產品組合適應于她的制度，保持沒有經歷過民族恥辱和個人恥辱的一代人苦干和犧牲的精神，并且在進行普及教育和提高技術的時代里保持對消費的限制。

　　

　　二、引言：本文的結構

　　

　　這篇論文是在一九七五年初期這個有利時刻來評價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著重討論一九六六——一九六九年文化革命以來的發展，特別是關于過渡的一年(即一九七〇年)和第四個五年計劃(一九七一——一九七五年)的頭四年的情況①。本文中的兩個表提供了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整個四分之一世紀的一個簡單的概況。表1扼要地說明在六個不同的經濟時期主要經濟部門所取得的成就。表2介紹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十項基本經濟指標的統計資料。

　　

　　①關于對一九七〇年以前的主要發展情況的系統敘述，見作者在已出版的由美國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編的一本書中所寫的關干中國經濟的論文(小阿瑟·阿什布魯克：“一九四五——一九七一年中國的經濟政策和經濟成就”，載《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的估計》一書，華盛頓1972年版，第3—51頁)。本文中的表1和表2是上述論文中表2和表3的修正表。

 

表1  1949—1974年中國經濟方面的成就

 

　　

　　表2  1949——1974年中國的主要經濟指標①

　　

　　本文一開始提出一系列的主要事實。接著是對一九七五年早些時候正在起作用的長期經濟力量的簡單回顧；對當前政策和計劃問題的估價以及關于農業、工業、對外貿易和運輸業的主要發展情況的討論。然后是對消費趨勢的分析以及研究有效的人口控制的可能性、教育改革和未來的經濟發展前景等問題。

　　

　　三、背景：長期的經濟力量

　　

　　一九七五年是中國第四個五年計劃的最后一年。中國的經濟在這一年年初體現了在共產黨統治下四分之一世紀的發展經驗。下表是以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七年為基礎年份估計出來的長期經濟年增長率。

　　

 

　　國民生產總值的短期年增長率是不穩定的，主要是由于兩個重大的政治動亂——一九五八——一九六〇年的大躍進和一九六六——一九六九年的文化革命。正如圖1第一部分所描繪的，國民生產總值受到不幸的大躍進的影響后陡然下降了。但是，當文化革命打斷了工業生產時，下降卻不那么嚴重。

　　

　　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的組成反映出共產黨的領導把發展經濟放在首位。一旦向人民提供了數量合理的糧食來維持士氣和生產積極性，經濟力量就被用于擴大工業生產設備能力和增加產量方面。因而從長期來說，農業生產同人口差不多，每年增長百分之二，而工業生產(以一九五七年為基期)則每年增長百分之九。正如圖1第二部分所說明的，人口在逐步地上升，而糧食生產卻波動很大。特別是在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北京稱之為“三年困難時期"中，由于人為的因素和自然災害，糧食產量下降了五分之一。從一九六一年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每年進口了幾百萬噸糧食來補充國內的生產。

　　

　　除了消費和投資以外，在國民經濟中第三項最大的用途是國防。國防所需要的人力在資源消耗中是微不足道的，因為：(一)挑選參軍的，在每十個同年齡的男性中，僅選一個；(二)中國人民解放軍自己生產很多糧食，在收獲時向民用經濟提供大量人力，并且支援主要的建筑工程。軍事需要固然使用了大量的重工業和技術資源，但還是有限度的，因而能使一般的工業生產能力得到發展①。在目前的五年計劃期間，中國已進行飛機、潛水艇、導彈和其他本國設計的武器的生產。然而，中國的軍事建設仍然保持一個強大的、精銳的和生活儉樸的陸軍，這對中國領土的縱深防御提供了巨大的力量。

　　

 

　　與國內生產總值比較，對外貿易額是小的，出口只相當于國民生產總值的不到百分之三。中國是一個龐大的大陸國家，擁有幾乎生產各種農產品和工業品的潛力，并且有經常所說的經濟上自給自足的愿望。貿易被看作是取得外國機械、技術和糧食的暫時手段。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都記得五十年代過分依賴于蘇聯一國的經驗，而現在將購買現代化設備的訂單分散到好幾個西方國家和日本；同時，中國在機器制造業方面也在迅速增強自己的能力。圖1第三部分說明在大躍進失敗和蘇聯撤退專家之后中國改變貿易伙伴的情況。在五十年代末，中國同共產黨國家的貿易占貿易總額的三分之二，而現在中國同非共產黨國家的貿易占貿易總額的五分之四。為了執行自給自足的方針，中華人民共和國把國內外債務減少到最低程度。一九七三——一九七四年，北京經過權衡以后放寬了這項政策并在進口一部分機械時開始安排了延期付款。

　　

　　①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事經濟問題的討論，見本書西德尼·詹姆斯的文章(本書下冊)。

　　

　　總結上述這些背景材料可以看出，一九七五年初中國的經濟是由以下四個互相依賴的長期因素形成的：

　　

　　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除了維持人民生活以外，還留有相當的余地用于擴大中國經濟力量和維持一個龐大的軍事國防；

　　

　　農業生產的增長，加上少量的進口足以使不斷增長的人口吃飽；

　　

　　從小工廠開始的工業發展，使生產能力、工業原料、機械和武器的產量都有迅速的增長；

　　

　　對外貿易有了發展，十多年來已從非共產黨國家的貿易伙伴取得先進的工業設備、工業材料、化肥和糧食。

　　

　　四、計劃：溫和意見占上風

　　

　　經濟計劃體系在文化革命期間(一九六六——一九六九年)部分地癱瘓了。一九七〇——一九七二年，它的生命力絕大部分得到了恢復，只是在一九七三——一九七四年又受到新的政治沖擊。

　　

　　文化革命期間，一大部分黨和政府的領導干部靠邊了。經濟部門和計劃機構的領導人不見了：在很多情況下，他們的職位一直到一九七五年一月份才被正式補上。除了如接近廣西和廣東邊境的梧州那樣被武斗破壞的城市外，文化革命對基層組織的破壞是輕微的。在這大部分的期間和大部分的地區，國民經濟的日常活動——收購和分配糧食、工廠和公社的工作以及財政收支——仍在共產黨統治的頭十七年所建立的制度的基礎上進行，沒有受到干擾。

　　

　　文化革命平靜下來以后，上層領導才有可能在經濟政策方面采取主動：

　　

　　一九七〇年秋季，周恩來總理宣稱已草擬了一九七一——一九七五年的第四個五年計劃。

　　

　　以前受過批判的官員開始重新出現。

　　

　　一九七二——一九七三年高級領導就工農業長期方針的重大改變達成了協議。

　　

　　一九七三年年中，新的政治醞釀開始恢復了在激進和溫和的對抗中取得平衡的問題。在“批林批孔”運動期間，對依靠物質刺激、外國技術和復職官員的領導發動了進攻。一九七四年上半年，政治動亂開始干擾了生產的節奏，導致對物質刺激制度的爭論。有些工廠生產下降和停工，鐵路交通中斷。當周恩來總理由于年邁有病而減輕緊張的工作時，一九七四年五月初又出現了引人注意的關于政治前途的新問題。然而，一九七四年下半年官方的報刊開始為生產敲鑼打鼓，生產方面的破壞被制止了。周繼續在醫院的病房里指揮國家事務。周在一九七五年一月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重新被確認為總理。周在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除了對繼續革命給予必要的地位以外，強調了增加生產和改進技術。同時報刊文章注意到勞動紀律的重要性和在不增加報酬的情況下苦干的必要性。

　　

　　盡管事情較為麻煩，但是一九七四年上半年的困難沒有改變中國經濟總的航道和它的全面發展前景。

　　

　　一九七五年初期的計劃和統計制度是在文化革命期間連續遭到猛烈沖擊之后恢復過來的。計劃的程序，包括各次的計劃草案和政府各級之間的往返協商，是按正常方式進行的。計劃的和實際的生產、消費和庫存以及資金流轉的統計是上下波動的。然而，十五年的統計資料仍然是不公布的，北京僅發表了全國和省的某些統計數字；而且絕大部分限于百分比，而不是絕對數字。

　　

　　一九七三——一九七四年中央這一級的政治動亂使省和省以下組織在指導經濟方面發揮了較大的作用。只要既定的政策能帶動經濟向正確的方向發展，對經濟是有好處的。特別是當中央根據激進的政治目的所制訂的政策不切合地方實際時，在短期內對經濟也是有好處的。周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的報告，部分目的是重申中央對計劃經濟的控制和加強中央對經濟事務的管理。

　　

　　五、農業：過關的基本措施

　　

　　自從共產黨執政以來，農業部門正在進行農業發展的，第三階段。在五十年代當蘇聯是人民共和國經濟上的忠實朋友時，農業部門主要是依靠本身的物資資源。對農業的生產和分配實行嚴密的管制、農村集體化以及使用農村勞力來改進土壤和進行水利建設等都是指望農業提供：(一)所需的糧食；  (二)工業原料和(三)用以交換機器和工業材料的出口商品。這個初期制訂的方針在大躍進中破產了。領導上建立了指揮不靈的超集體化組織(公社)，廢除了自留地并在考慮不周的規劃上浪費了大量的資源。

　　

　　在采取緊急措施把中國從饑餓和政治崩潰的邊緣上拉回來之后，領導人在一九六二年采取了一次新的農業政策——由現代化的工業為農業提供大量的和不斷增加的支援。到現在為止的十多年中，大量的化肥、殺蟲劑、灌溉設備、拖拉機和改良種子被輸送給農業部門。這種支持還得到分布在各地方的小工廠產品的補充。

　　

　　一九七二年領導人作出了第三個偉大的決策，開始執行一項改進農業的長期規劃，以擺脫糧食和化肥的進口。一九七二年十一月至一九七四年五月間，北京簽訂了從日本、西歐和美國進口總值為五億美元的十三座大型尿素工廠成套設備的合同。有了這些工廠的產品，再加上迅速改進水利工程和增加其他品種的化肥的供應，就可以使農業產量在一九八。年達到一個新的高峰。到一九八。年，糧食的產量可能比一九七四年增加百分之三十；即使在歉收年份也不需要進口糧食和氮肥。

　　

　　在當前這段時期，中國仍需繼續進口數量相當大的糧食。一九七二年進口糧食四百八十萬噸，而一九七三年則創七百七十萬噸的新紀錄。一九七四年原計劃購買九百多萬噸，后來降到七百萬噸，其來源如下：

　　

 

　　

　　一九七四年的糧食收獲量超過了一九七三年的二億五千萬噸，可能高達二億六千萬噸。本文統計表中所列的數字是二億五千五百萬噸。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四年兩年的氣候屬于正常或稍差一些。繼續改進水利所產生的效果以及普遍增加農業投資是農業產量長期增長的主要因素。按農業長期發展大約每年上升百分之二的曲線看，一九七四年的收成，和一九七三年一樣，是稍差一些。

　　

　　有些地區從控制洪水和改進灌溉設備中使農業產量不斷得到大量增長，因為很多水利工程只完成一部分，一些大河流和大支流仍需治理。除了在現有的土地面積上增加產量以外，還正在從山坡、沙漠甚至圍海開墾新的土地面積。另一方面，農田也正被工廠、城市住房和軍事設施所占用。我們沒有統計數字來確定被占用的耕地面積有多少抵銷了新開墾的土地。但無論如何，總耕地面積每年的凈變化是小的。至于種子，中國正在逐漸抓住時機把改良種子同改進施肥和治水方法結合起來。

　　

　　充足的季節性勞動力是農業的另一個積極因素。當然，數量是沒有問題的，但如果中國有一個更有利的勞力對土地的比率，平均產量將會顯著增加。主要的問題是技術水平、農村勞力的分配和積極性：

　　

　　農業正從普及教育和訓練中得到好處。勞動大軍增加了使用化肥和機器的經驗。自一九六八年以來有近一千萬城市中學畢業生下放農村。

　　

　　領導人對農村勞力的分配正在采取適當的方式，使生產大隊和生產隊有適應本地情況的余地。根據上面規定的方針，小工廠和小礦不應搞得太多，不應抽調任何一個縣的百分之五以上的勞動力。

　　

　　積極性的發揮要靠農村生活水平的提高，這包括改善住房、保健和教育設施。另外重要的是，政府對自留地和私人小買賣采取了現實的態度。嚴重不滿顯然限于青年人，特別是從城市下放到農村去從事農業勞動的青年人。

　　

　　六、工業：進一步支援農業

　　

　　過去五年工業發展的進程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縮小產量和現有生產能力之間的差距；更強調支援農業，國防工業生產的急增，但跟著又來了個大幅度的下降。一九六九年當文化革命接近尾聲時，中國的工業生產能力比實際的工業產量大得多。生產能力和產量之間的差距是由于：(一)文化革命期間，工業計劃和經營管理的失調、原料供應中斷和工廠中出現派性所造成的生產下降；(二)在這些混亂的歲月里，生產能力仍然大量增加。盡管文化革命減緩了建筑材料的生產，并有時推遲了建設項目的工程，事實仍然是，大規模的基本建設投資只受到局部的影響。

　　

　　一九六九年當生產從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的溝底回升時，多余的生產能力即開始得到利用。第二年即一九七〇年生產又有較大的增長，以后四年的增長速度有所回降，達到一個不太突出、但是仍然相當過得去的增長率，即百分之八到百分之九。以下是估計的工業生產的每年比上一年的增長率：

　　

　　

　　過去兩年經濟政策的轉變——在這期間為農業長期過關打下了基礎——對工業發展的進程具有重要意義。同西方簽訂工廠成套設備合同的劇增(一九七三年簽訂了價值為十二億美元的合同，一九七四年又簽訂了價值為八億五千萬美元的合同，而一九七二年僅為六千萬美元)，絕大部分并不是為了增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機器制造工業或者采礦工業的生產能力，而是使生產化肥和合成纖維的能力成倍增長。一九七四年煤和電力的供應緊張，是由于近年來在開采大型新煤礦方面沒有取得成功。企圖用強化勞動的辦法來提高現有煤礦的勞動生產率，反而導致產量不斷遞減。之所以要壓縮對新建廠礦的投資，這是與優先對直接支援農業的工業部門投資密切相關的。

　　

　　一九七四年，生產和購買的軍事武器數額仍然維持在一九七二——一九七三年的水平，即比一九七〇——一九七一年這個最高年度減少約百分之二十五。盡管對削減軍事生產的解釋還不太清楚，但總的說來，它可能是由于：優先考慮“農業第一”的政策，在準備制造新型武器的同時，削減某種類型的軍艦和陳舊的飛機的生產。

　　

　　一九七五年初，工業上一個明顯的特征是又重新強調了在過去好幾年強調的發展“小工廠”的規劃。根據中國對這項規劃的討論，所謂“小工廠”的特點是：(一)技術簡便；(二)設在農村；(三)生產直接或間接支援農業；(四)依靠當地的勞力和原料；(五)屬地方(往往是省以下)管理。表3說明這項規劃正在擴大一些重要工業部門的基礎。與收益相比，所費資源的成本是小的。這項規劃可以充分利用當地的勞力、原料和運輸力量，而這些用于其他方面，一般來說，所得到的價值要小得多。

　　

　　以往在建立小工廠方面所碰到的困難，主要是在政治動亂期間過分熱情地執行了這項規劃。而批孔運動并沒有導致急速地擴大這項規劃。

　　

　　由于工業受到燃料和原料供應的限制，小工廠的規劃現在正在緩慢地進行。而且由于一九七四年下半年政治上激進勢力的壓力減少，使得這個規劃保持穩步發展的可能性增加了。

　　

　　表3  中國的小工廠對工業生產的貢獻

　　

　　

　　

　　工業上另一個顯著特征是，從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開始少量生產的石油產量急劇增長。生產發展情況如下：

　　

 

　　

　　在鋼鐵工業中，鋼材的生產落后于國內需求的增加。一九七四年粗鋼的生產由于原料缺乏和可能是工人動亂，估計又從一九七三年的二千六百萬噸降至二千四百萬噸。一九七四年鋼材進口上升到四百萬噸；鐵砂、生鐵和廢鋼的進口繼續增加。經過幾年艱苦的談判后，中國同日本和西德的財團簽訂了在武漢建立價值四億三千萬美元的軋鋼廠。這個新廠在一九七七年投產以后，每年鋼材生產將增加三百多萬噸，但仍不能滿足中國的需要。

　　

　　七、對外貿易：出格的增長

　　

　　一九七一年以前，中國的對外貿易額從未超過一九五九年的最高水平。然后，因為中國對外國貨重新發生興趣，又因為世界貨幣幣值的改變和世界性的通貨膨脹，美元數字的貿易額開始陡直上升——一九七四年達一百二十六億美元。一九七三年增長的百分之六十七的貿易額中，大半以上歸于貨幣因素，小半是貿易量的上升。一九七四年，貿易額增長百分之二十八，幾乎都是由于貨幣因素。下表說明貿易額急劇上升的趨勢。

　　

　　一九七四年中國對外貿易的特點是：

　　

　　糧食、食糖、棉花、植物油及其他農產品的進口增加了大約四分之一，從一九七三年創紀錄的十三億美元升至一九七四年的十六億美元，其中百分之四十來自美國。

　　

　　(單位：十億美元)

　　

 

　　

　　注：①初步統計數

　　

　　一九七四年向非共產黨國家訂購成套工廠設備仍然很多，價值達八億五千萬美元。訂購的其他機械和設備從一九七三年創紀錄的水平大量下降，降至三億美元左右。

　　

　　從一九七四年的貿易數字中反映出北京放寬了對債務的保守態度，中國同非共產黨國家的貿易逆差達十三億美元，而一九七三年為三億七千萬美元。

　　

　　日本仍然是主要的貿易伙伴，雙邊貿易超過了三十億美元(一九七三年為二十億美元)。一九七三年中國對日本的出口彌補進口后只差一億六千五百萬美元，而一九七四年中國的貿易逆差幾乎達七億美元。

　　

　　同美國的貿易額共計十一億美元左右(一九七三年為八億七千五百萬美元)①，中國同美國的貿易逆差超過八億五千萬美元。這個逆差將在一九七五年劇降，可能降到一九七四年的三分之一。

　　

　　一九七四年同香港經濟來往所賺取的硬幣十六億美元的凈收入，是中國抵銷同發達的西方國家貿易逆差的主要來源。

　　

　　石油出口，由于數量增加和自一九七三年年中以來世界石油價格上漲至四倍，已經彌補了受到世界性經濟衰退損害的中國傳統出口商品的損失：一九七三年中國的石油收入為三千五百萬美元，一九七四年躍至四億四千萬美元，估計一九七五年將達八億美元。

　　

　　同其他共產黨國家的貿易主要包括：(一)以中國的食品、紡織品和其他消費品交換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工業設備；(二)中國對北越、阿爾巴尼亞和北朝鮮的援助交貨。

　　

　　對外經援和軍援占中國國民生產總值不到百分之一。主要經濟援助項目除了向北越供應的食品以外，仍然是坦贊鐵路工程，約有一萬三千名中國工人修建這條鐵路。軍事援助主要是對北越供應的小武器和對巴基斯坦供應的坦克、飛機和其它武器。

　　

　　①這些數字說明中國的進口額是按抵岸價格計算的，因而要比美國商務部計算的數字大。

　　

　　八、運輸：貨運的增加

　　

　　一九七五年初，中國現代經濟的主要運輸系統仍然是鐵路線，大宗商品由水運作為補充。石油產量的增加正在把人們的注意力轉向建設油管和港口設備以及在新的產油地區修建鐵路支線和公路。一九七五年一月，北京宣稱完成了從中國最大的油田——大慶油田到渤海灣秦皇島口岸長達一千一百五十二公里的油管。農村繼續使用古老的水路和陸路運輸’然而，有些地方正在通過把鐵路延長到至今還是與世隔絕的地區來改變面貌。

　　

　　過去四年，中國的鐵路線增加了百分之十，長達四萬四千多公里，比共產黨執政前的鐵路線增加了一倍。最近的進展包括：(一)在人口眾多的東部的重要鐵路，分段修建了雙軌；(二)完成了好幾條干線；(三)向內地逐步延長新的鐵路線；  (四)增加鐵路線的電氣化，主要是在四川和陜西的山區；(五)建立工業用的鐵路專用線、擴大鐵路調車場和傳動設施以及建造新的維修站。

　　

　　一九七三——一九七四年，貨運量的增長超過了火車運輸能力的增長。鐵路當局現在正在與普遍存在的、但還不致于使運輸停頓的車皮短缺，特別是油罐車短缺作斗爭。

　　

　　一九七四年公路建設包括：(一)建造九條主要公路，主要在人口稀少、依靠公路進行長距離貨運的邊遠地區；(二)建造連接農村縣和公社的長達一萬公里的短距離公路；  (三)鋪設一萬三千多公里的瀝青公路和油渣公路。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寫本文時為止，中國的港口一般地說能夠處理從自由世界國家不斷增加的貨運。偶而，很多船只必須在中國的港口等候泊位，有些船只要等候很久。同時，中國人通過挖泥，建造新的設備，購買更多的裝卸設備以及采取改革的裝卸貨物手續，在繼續改進他們的口岸和港口。

　　

　　九、消費：逐步提高

　　

　　過去五年中，生活水平一直較低的普通消費者從逐漸的多次小改善中得到了一些好處。

　　

　　糧食的質量、品種和供應數量繼續長期緩慢地提高。糧食仍然根據年齡和工種配給。在正常情況下，供應是充裕的。豬肉、家禽和魚類似乎較經常地出現在飯桌上，像鮮果和蔬菜那樣。

　　

　　盡管棉布繼續配給，服裝的標準總的來說是提高了。合成纖維的供應越來越廣泛，例如，成人的服裝正在逐漸脫離單調的藍色或灰色。

　　

　　住房也有些好轉，特別在農村。富裕的公社社員大批地搬到用本地材料和自己勞動蓋的磚房和石房去居住。在城市，單元樓房正在新建工廠附近建立起來。現有的老房子看來通過私人和集體的努力仍在令人滿意地保留著。

　　

　　最令人注意的進步可能是在擁有耐用消費品方面，特別是自行車以及手表、半導體收音機、照相機和縫紉機等。中國每年制造五百萬輛自行車，而現在正在使用的自行車總數可能達四千萬輛左右。

　　

　　起碼的保健工作正在通過三至六個月訓練的年輕醫療人員，即赤腳醫生，擴大到落后地區。普及小學教育的目標正在逐步實現，五年制的小學校正在建立，即使最偏僻的鄉村也設立了小學校。

　　

　　有限的自由選擇正在逐漸擴大。然而，消費的基本情況仍然受政府和半政府很多機構的嚴密管制。最后，據最近訪問中國的人們所描繪的消費情景，一般是反映條件較好的工業工人和富裕的公社社員的情況；這并不能確切反映手工業、地方工業和運輸業以及在落后公社的很多工人和他們家屬的情況。

　　

　　十、人口：還在增加

　　

　　關于中國人口和目前控制人口計劃的材料，仍然很不完整，因而不可能得出正確的估計數字。本文所引用一九七四年年中九億二千萬人口的數字是按一九五七年以來平均年增長率百分之二點二計算的①。

　　

　　周在一九七五年一月的報告中間接提到了：(一)人口“接近八億”和(二)“解放以來”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以這個政權一九四九年的人口為五億四千九百萬的數字來計算，即達八億七千八百萬②。

　　

　　目前有利于提高中國人口出生率的重要因素是：營養的改善；公共衛生的繼續改進，現在有大批赤腳醫生③來幫助和做宣傳；出現大批的和不斷增加的生育年齡的婦女，這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嬰兒大繁殖的結果，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的社會安定；喜愛大家庭的根深蒂固的觀念，由于現代中國兒童體質的大大改善，這種觀念在某些方面有所增強。

　　

　　①本文所引用的一系列有關人口的數字是數年前商務部外國人口統計分析處為美國政府本身使用而編制的。其他方面的估計數字是近年來的年平均增長率低到百分之一點七。

　　

　　②一九四九年年底人口五億四千八百七十七萬的數字是在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偉大的十年》一書中第8頁上公布的。

　　

　　③中國過去聲稱公共衛生的基本問題已在全國得到解決，但與此相反，仍然存在著很多的落后地區。在這些地區，赤腳醫生的工作將首先是提高人口的增長率，例如，通過鼓勵培養較好的衛生習慣來提高人口增長率。

　　

　　目前的人口控制計劃比一九五六——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二——一九六六年兩次運動堅決得多，這個計劃是文化革命后才生效和開始深入到農村的。作者懷疑這個計劃在控制人口增長方面是否已收到預計的效果，或者確切地說，作者懷疑它能否抵銷上述強有力的鼓勵提高人口出生率的潮流。由于沒有統計資料，因此對下面的兩種估計數字很難作出判斷：一種意見認為人口在繼續以百分之二點二五的速度增長，另一種意見，像利奧·奧林斯①認為，近年來的人口增長率是百分之一點七五。

　　

　　現在，中國政府看來決心要在今后幾年內使人口增長率降到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一以下。中國正在開始掌握甾族化學和有關節育的其他方面的技術。這種技術在以前兩次的節育運動時幾乎沒有掌握。德杰拉西②曾談到人民共和國在發展和分配口服避孕劑方面的驚人進展。在這方面，他的記述是一個“必讀”的材料。

　　

　　然而，中國控制人口的力量，其主要之點不是政策制訂者的堅強決心，也不是在政府宣傳的影響下社會觀念的改變，或者是得到了新的節育技術，而是在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生活的嚴密組織。目前的節育運動已經在社會的基層單位開始實行“嬰兒配額制”③。根據這個制度，在一個村莊或一條城市街道確定婦女生育數字的指標。分配是要進行討論的，大概是根據這種一般原則，即“民主集中制”。有了兩、三個孩子的婦女在正常情況下是不會再被批準生更多的孩子；有一個孩子的可以再生；沒有孩子的，據說，如果要孩子，可提供醫療幫助。這種制度建立后，各級行政單位已經開始設立節育委員會、定指標、召開會議和擴大分配節育用品。

　　

　　①利奧·奧林斯觀點的摘要和在這個問題上的其他參考材料，見一九七四年九月華盛頓國會圖書館國會研究處為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所編寫的《中國在人口控制方面的經驗：難以理解的模式》一書。在這本書的前言中提到利奧·奧林斯是該書的作者。

　　

　　②卡爾·德杰拉西：“對當前中國控制人口出生率的幾點看法”，載《中國季刊》(1974年1—3月)，第57期，第41—62頁。

　　

　　③關于嬰兒配額制的敘述，見韓素音為全國工業會議理事會和斯坦福研究所在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七日到二十一日在加利福尼亞州舊金山聯合舉辦的國際工業會議所編寫的論文“中國的人口增長和生育控制”。

　　

　　實行“嬰兒配額制”說明了黨的組織力量、領導人講究實際的態度以及中國同諸如蘇聯和印度等其他社會的不同。如果中國在今后十年內把急劇降低人口出生率放在最優先地位，她已經有了適當的組織和技術，以及正在改變的社會觀念來支持這個行動。文化革命后，節育計劃已不是通過粗暴的方式來推行。不過，各級領導還有很多其他的規劃，可能要分散他們的一些注意力。

　　

　　十一、教育：轉向實踐

　　

　　承擔普及教育的義務，一直是中國四分之一世紀革命政權的最美好的方面之一。但是教育是為了什么？由誰來辦教育？要達到什么水平？五十年代當教育作為全盤接受蘇聯體制的一部分時，中國的新政權搞了一個范圍很廣的教育制度，企圖使中國的群眾得到文化并且訓練幾十萬為迅速實行工業化和最終能制造先進武器所需要的科學家、工程師和技術員。結果是，增加了大量的學生、教員和各級的行政人員，并且很快培養出各種技術專業的畢業生。

　　

　　大躍進期間，教育制度被縮短學制的走捷徑方法打亂了。大躍進被放棄后，教育制度與經濟一起得到了恢復。毛主席正確地認為恢復起來的舊教育制度顯然地對他的革命目標起了破壞作用。教育制度特別是高等教育：(一)依賴于過去的外國學者的權威著作，(二)使學生習慣于使用中國還沒有能力供應的最新的實驗室設備和醫院設備，(三)削弱思想意識的熱情，把技術專長推到首要地位，(四)使青年特權階級習慣于脫離生產勞動的生活，使他們往往一直到近三十歲還保持學生的身份。毛發動了文化革命，大舉沖擊教育和文化方面的官僚機構，高等學府從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〇年關閉了四個學年，這并不是偶然的。

　　

　　文化革命是毛最后為達到下述目標的大嘗試的一部分：(一)把他的權威重行凌駕于經濟技術管理日益增強的和獨立的官僚機構之上；(二)以毫無疑問的忠誠、自我犧牲、樸素生活和平等主義的固有精神，再度強化革命運動。在這樣的范圍內，毛贏得了他的若干戰役，但不是戰爭，因為他不能或不愿把這個社會解體，達到足以摧毀日益深化的技術管理基礎。

　　

　　然而，在教育方面，毛達到了很多目的。正如表4所說明的，過去五年的教育制度與舊制度比較，特別是在高等教育方面，有顯著的差別。這個制度反映了毛的方案：縮短學制、學生具有工作經驗、革命的教師隊伍、實踐的課程和繼續不斷的政治教育。

　　

　　表4  中國教育制度的變化

　　

　　

　　這種毛主義的教育標準在一九七〇年秋季大學和專科學校開始恢復教學時不能充分被采納。開始時，上班的教職員工和學生只占一小部分，課程處于混亂狀態。在批孔運動開始時，對用考試挑選學生的方法進行了攻擊。下鄉青年把時間花在喂豬和參加政治會議受到了表揚，而那些花時間學習準備考試的下鄉青年則受到了批評。

　　

　　在當前的這個學年里，情況仍然不穩定。從工廠、公社和部隊招收學生的制度正在進行。

　　

　　在小學，普及五年教育的目標有了新的推動力。小學校正在偏遠的農村建立，由下鄉的中學畢業生管理。過去幾年，成百萬的青少年受到了工業技術、農業技術和醫務護理方面的訓練。人民解放軍每年約招一百萬十八歲的青年，循環訓練出一百萬具有各種技術的人員。總之，教育事業在基層和中層是在擴大，在上層則正在收縮。教育和訓練的區別模糊不清了。

　　

　　當然，不是所有的這些教育規劃都是像官方報刊所描繪的那樣美好。不過，教育中確實存在著動力，而高等教育正在與文化革命前截然不同的軌道上前進。有些變化是適應這個國家經濟上(至少是短期)的需求的：

　　

　　文盲問題比以前更廣泛地得到解決：在這個國家的經濟生活中，農民必須閱讀化肥口袋上的說明，工人必須閱讀機器上的標記。

　　

　　這個經濟可以從“對人的投資”中取得很大的好處。在這方面有代表性的是設置一些實際課程，如種植棉花、養豬、操作車床和開動油井井架、公社會計和農村防病的草藥等。

　　

　　這個經濟可以通過每年把農村中最聰明的青年男女招收到國立或省立大學的辦法，從而得到好處。舊的制度，正如毛所說的，是一個把人分成高低的制度。

　　

　　強調有實際工作經驗作為入學的條件、新課程和新課本的實踐傾向性，以及教育和生產需要相結合，都是為了更好地適應這個經濟。

　　

　　即使縮減大學生和研究生的課程，縮小高等教育的范圍，對經濟也會有好處，正如毛所指責的，以往的課堂時間僅僅拖長了脫離工作實踐的時間。

　　

　　從長期來看，這個革新的制度看來不能為現在已經上了年紀的曾在美國、西德、英國和科學發達的其他國家留過學的幾百個高級科學家提供足夠數量的接班人。如果政府要應付今后更困難的技術挑戰，那么，它會發現恢復舊制度中某些精華方面的壓力會越來越大。同時，中國仍然保持有許多“處于落后地位的好處”，即有機會從其他國家獲得尖端技術方法和產品的好處，而這些都是其他國家在創造過程中所付出的代價。

　　

　　十二、前景：未來實行專家管理

　　

　　周對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于今后經濟前景的講話，最引人注目的一段如下①：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曾經提出，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設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時間，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

　　

　　①美國外國廣播新聞處：《中華人民共和國每日報道》，1975年第13號，第D23頁(1975年1月20日)。

　　

　　人民共和國在四分之一世紀內的經濟發展是一個能感覺到的勝利、部分失敗和任務還未完成的混合體。這個經濟有能力解決龐大人口的吃飯問題、擴大工業生產能力和產量、同時維持一個強大的軍事國防的力量，這一點是勿庸置疑的。但是由于政治的大變動，經濟發展是有很大的反復的。

　　

　　近期的經濟前景是，對新的第五個五年計劃期間(一九七六——一九八〇年)的經濟是比較容易估價的。我們了解目前存在的農業和主要工廠的情況。我們也知道為擴大生產能力而制訂的計劃的總的方向。工業對農業供應的加強，特別是當新的外國化肥廠在接近這個五年計劃結束時開始投產，將使農業的產量增加。由于繼續大搞水利，主要決定年產量的氣候因素將要減少一些影響。隨著農業技術的提高，各種生產因素互相配合的重要性將要增加，例如，對各種新的種子提供適當的土壤和水分。

　　

　　在工業方面，擴大鋼材、石油化工產品和其他重要產品的產量將大大取決于正在建設的新廠。工業生產增長率將會被基本工業的生產能力繼續不足而拉下來。文化革命以后的年份追趕上來的高增長率在一九七六——一九八〇年將不會再次出現。

　　

　　至于對外貿易，在開采石油、開發新的油田以及延長油管和擴大港口設施方面取得進展時，石油將維持首位，作為發展最快的主要出口商品。同時，在短期內出售中國傳統出口商品的前景是不好的，因為受到經濟衰退打擊的工業化國家的需求疲弱。同香港的貿易及其他外匯交易每年將繼續得到凈收入十億美元以上的硬幣，如果這個英殖民地的政治地位沒有什么大的變動的話。對增加外國供應者的債務，北京必將采取慎重態度。至于同蘇聯的關系，中國沒有急迫的經濟理由來歡迎同她的前共產黨伙伴恢復友好關系。

　　

　　正如以上所討論的，中國有管理機構、有組織能力以及有科學知識來迅速限制人口增長。然而，這個計劃幾乎可以肯定在今后五年內將不會得到持久的優先地位來取得成果。理由是，很多其他問題將占去領導人的時間。

　　

　　總之，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制度的根子——正如文化革命期間所論證的——已扎得很深，除非有一個政治大變動才能破壞日常經濟生活的制度和習慣①。

　　

　　過渡時期的一個關鍵問題在于保持生產上的積極性和士氣。盡管大部分人民在生活水平逐步好轉中得到好處，實際的生活水平仍然是艱苦樸素的。經常是，最不滿足的人看來并不是最窮的，而是那些比較富裕的人要求更快地改善生活。從長遠看，更重要的是城市中學畢業生的精神面貌，他們被送往農村終生為毛主席服務。另外，對士氣有重要影響的可能是廢除農村的自留地和私人貿易。

　　

　　①對整個過渡時期的問題——政治的、經濟的和軍事的問題——的權威調查，見多克·巴尼特：《不肯定的航程：中國過渡到毛以后的時代》，華盛頓，布魯金斯學會1974年版。

　　

　　一九八〇年以后經濟發展可能會很快。在有些方面，從長遠來看，中國處境特別良好。人民共和國：擁有超級大國的自然資源和欠發達國家的消費水平；制訂了龐大的造林和治水計劃，這些應該減少馬爾薩斯“人口論”的壓力；鼓勵群眾保持歷史悠久的中國習慣：(一)生活樸素，(二)充分利用人和牲畜的糞便，(三)很好使用過時的設備，(四)總之，在有限的資源中擠出最大可能的效果。

　　

　　在其他方面，中國可能碰到困難。人民共和國：

　　

　　將發現當生產多樣化使生產更加復雜和更難選擇對那些產品給以優先地位時，要管理一個蘇聯式的經濟，困難是很多的。今天，中國的經濟不像蘇聯的經濟那樣需要緊密的結合；因此，中國沒有碰到關于制度的根本問題。

　　

　　在沒有毛的一元化領導時，也許不能把革命的犧牲精神維持下去，或者缺乏其他辦法能使農村生活適應新教育出來的一代人的興趣。

　　

　　即使人民共和國能成功地、而且她幾乎肯定會成功地在二〇〇〇年時進一步超過大多數欠發達的大國，但她也很難消除同先進國家之間的巨大差距。這些國家，象日本和西方大國，在十八個月以前，人們原來預計能從各自的先進地位再迅速前進。現在這些國家正遭受經濟衰退、通貨膨脹和龐大的石油開支三大問題的折磨，而中國領導人則沒有這些頭痛的事。然而，盡管沒有其他國家的困難，北京卻需要更多的時間來取得工業均勢。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人民中國的經濟發展在頭二十五年里受到兩次持久的政治動亂的干擾。觀察家因而不應期待在今后二十五年內經濟發展將以穩定的直線形式上升。

　　

　　表5  計算1949—1974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主要項目①

 

 

　　

　　說明載于本文作者以前所寫的論文(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的估計》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小數點后兩位數以后的數字算到小數點后兩位數為止，以便于一般的計算。我們假定，在所有的年份中，糧食占食品產值的數字……（原文缺）

　　

　　附錄  甲

　　

　　最新修訂的國民生產總值簡表

　　

　　本文提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四年以美元估計的國民生產總值，是按作者早些時候所寫論文①所使用的一套同樣簡化的方法計算的。簡言之，這套方法包括：(一)將農業生產指數加上菲爾德的工業生產指數②合并編成一個產量總指數；(二)按中國一九五五年的國民生產總值估計為四百八十一億九千萬美元計算，把這一指數序列變換為美元序列。在《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的估計》一書中的指數序列是按一九七〇年匯價的美元計算的；目前的序列是按一九七三年匯價的美元計算的；一九七三年國民生產總值價格指數對一九五五年國民生產總值價格指數之比是一點六九八三③。

　　

　　1．新舊計算的比較

　　

　　表5所列主要項目的逐步算法在我以前寫的一篇文章中已有詳細說明。在以前的計算中，對糧食采取兩個估計數，第1項估計有好幾年都有一個從最低到最高的幅度，第2項估計則是取其中點；而現在的計算，對所有年份的糧食估計都采用一個數字；因此，第一項和第二項的估計是相同的。同樣地，按以前的計算，有幾年的工業生產指數原來是作為第11項列出的，有一個從最低到最高的幅度，而將其中點作為第12項列出；按現在的計算，所有年份的工業指數估計都采用一個數字，因此，第11項和第12項的估計量是相同的。

 

　　①關于這套簡化方法的全部說明，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的估計》一書第41—47頁阿什布魯克寫的文章。

　　

　　②關于這個工業指數的最新統計，見本書羅伯特·邁克爾．菲爾德的文章。

　　

　　③ 《總統的經濟報告》，華盛頓1975年2月版，第252頁，表C一3。本文表5中一九五五年的國民生產總值為八百一十八億四千萬美元，是以四百八十一億九千萬美元乘一點六九八三得出的。

　　

　　按照新的計算，除增加了三個新的年份以外，其余的變化是：(一)一九五七年以后國民生產總值的曲線斜率提高了，因為對一九六二年開始的糧食產量的估計和一九五八年開始的工業生產的估計提高了；(二)由于把計算貨幣由按一九七〇年匯價的美元改為按一九七三年匯價的美元，國民生產總值的貨幣價值要增加百分之十四，(三)但是，曲線的輪廓基本上不受影響。舊的計算(《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估計》一書中的計算)與新的計算(本書中的計算)中國民生產總值及其兩個組成部分的平均增長率如下；

　　

 

　　一九五〇——一九五七年(以一九四九年為基期)的新的增長率與舊的相比，幾乎沒有什么變化，一九五八——一九七一年

　　

(以一九五七年為基期)的新的增長率比舊的增長率高。在本文中，我們采用的人口增長率是百分之二點一至二點二，這對一個較高的農業增長率是比較合理的；因此在以前的那篇文章中采用一個較高的人口增長率和一個較低的農業增長率，是不合理的。工業生產估計數的上升，主要是由于菲爾德指數中包括了好幾項新的、發展得快的機械項目。新的計算還提出了一個為期十七年(即從一九五八至一九七四年)的平均年增長率(以一九五七年為基期)：

 

 

 

　　2. 計算表明的意義

 

　　從長遠的趨勢來看，這些最新的計算，一般是符合北京對生產安排的先后順序的，并且在性質上得到中國問題觀察家們①的確認。首先，農業產量一直在增長，大致符合人口的增長率。糧食消費的改善是長期的和逐步的。中國在計算糧食生產方面，不是按人口平均，而是以改進質量、增加品種和得到糧食以外的食品的形式計算的。這些小的改進，很多是靠自留地和私養牲畜。私人的農業活動并不包括在目前的農業指數中。農業數字是與北京所關心的在八十年代使農業達到一個新的水平，以便在收成不好的年頭不再大量進口糧食的想法一致的。

 

　　①關于對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另一種估計，見津川頻著《中國經濟展望：趨勢和周期》，太平洋株式會社1973年1月版，第4卷，第2部，第250—264頁。

　　

　　其次，工業生產的長期增長率是接近于過去十七年的百分之九的增長率，而不是如頭十年那樣在小的基數上計算出來的較高的百分比。百分之九的增長率是很可觀的，可使每八年產量增加一倍。從一九七四年面臨的問題來判斷，當國家領導人開始面臨需要對基礎工業進行一輪新的大投資時，這個增長率會下降一些；

　　

　　第三，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按人口平均為百分之三，反映了這個經濟存在著相當潛在的增長率，如果對按人口平均的消費增長率給予有效限制的話。本文提供的一九七四年國民生產總值按人口平均的絕對數字為二百四十美元，比前一篇論文中提出的一九七一年的數字一百五十美元高百分之六十。這是由于美元的貶值，以及在計算國民生產總值時把農業和工業產量的估計數提高了；同時也是由于過去三年中執行了溫和的經濟政策和出現了扎扎實實的經濟增長的結果。目前的二百四十美元還可以和五十年代初期(見表5)的數字對比一下，當時只約一百美元。當然，中國仍然是一個大的窮國，但是中國對其在基本建設和掌握現代武器方面的成就有理由自豪。中國有其獨特的一面，它決不是一個普通的較不發達的國家，但是也還不是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國家。

 

　　3．對國民生產總值計算方法的評論

　　

　　對采用上述計算國民生產總值的方法的程序和結果主要有以下三點保留意見①：

　　

　　①這個討論在很大程度上系依據蘭德公司經濟研究部葉公嘉(譯音)對計算方法所作的極為有益的批評。但本文作者對葉博士的某些寶貴建議并未采納，在很多情況下，必須等到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關于某些情況的更具體的分析資料，才能加以改進。

　　

　　(一)計算中包括的商品品種太少了，在農業部分，僅有糧食和棉花，而在糧食中，也不區分各種不同的谷物，因為每噸不同谷物的經濟價值可能有很大的差別。更重要的是，如大豆、豬肉、家禽、食糖、亞麻和大麻等商品都沒有包括在指數之內。在工業部分，菲爾德指數包括的主要項目已從十一種增至二十七種，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機器制造。如果工業方面包括的范圍擴大，而農業方面包括的范圍很小，就成為很嚴重的問題了。另外，統計資料只集中于幾個基礎農業項目和基礎工業項目，而忽略了發展較快的非基礎項目，這也可能影響對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的估計偏低。

　　

　　(二)計算中把所有部門的經濟活動僅歸入有關農業活動和有關工業活動的兩大類中。由于中國經濟中的產品龐雜多樣，技術先進產品的比重在不斷增加，運輸、交通、財政、貿易、衛生、教育和公共服務對物質生產部門的關系也在改變；同時由于中國經濟具有某些獨特的性質，例如沒有從農村流往城市的大量移民，因此，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各個不同部門的發展趨勢可能會出現一些令人驚奇的情況，即使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并不在走向一個富裕的社會，但是把不同部門硬捏在一起，只歸入農業和工業兩類，可能對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估計過低。

　　

　　(三)在計算中，對農產品是按最后的產量計算，而不是按每一項的增值計算。由于工業產品用在農業方面的數量急劇上升，如果不按增值計算，那就會使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估計過高。在這方面，菲爾德在編制工業指數時使用了工資加權作為增值的近似值。

 

　　4．總結

　　

　　這套簡化的統計方法只是將前一篇文章中對國民生產總值的估計修正到目前為止，但使用的方法本身并沒有任何改變。新的估計數有了改進，因為吸收了比較一致的有關糧食的估計，并且擴大了工業部分的范圍(菲爾德指數)。得到的結果雖然仍然是初步的，但看來是合理的。特別是，國民生產總值在一個長時期內的變動情況、各種增長率之間的關系(例如人口對農業生產)以及國民生產總值按人口平均的絕對水平等等，看來與從各方面取得的點點滴滴的經濟情報是一致的。如果中國政府重新恢復其原來的統計制度，并按這制度發表現有的經濟統計，這種簡化的方法就不再適用了。

　　

　　附錄  乙

　　

　　關于中國經濟情報的來源

　　

　　本文作者在一九七二年寫的論文中提出，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情報“在六十年代……一度斷絕后，在今后幾年將會大量增加。”①三年后，在一九七五年年初，中國政府對緊緊掌握的全國生產數字稍為放松了一些。一個龐大的統計機構又有了地位，在文化革命中遭到破壞后，這個機構已經恢復正常。然而，周恩來總理一直把關于公布更多經濟統計數字的要求擱置一邊，他說具體數字公布以前，這個制度需要更多的調整。

　　

　　本文作者是根據以下幾方面的資料對過去提供的情況進行補充并提出直到最近的情況的。這些資料仍按以前的五大類順序說明如下：

　　

　　(一)中國的一些貿易伙伴發表的具體程度不同的對外貿易數字。從這個來源得到的情報水平與一九七二年的相同。對中國情況的觀察家，可以從中國進口糧食和化肥、購買機械和設備以及出口制成品和原料等等持續不斷的分析中得出寶貴的結論。例如，中國的石油增加了生產和出口，就是通過這個資料來源很容易觀察到的一種重要趨勢。

　　

　　①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的估計》，第49—51頁阿什布魯克的文章。

　　

　　(二)中國政府公布的經濟情況。五十年代不可缺少的一個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編的《偉大的十年》①，自本文作者前一篇文章于一九七二年發表以來，已經過了三年多了，現在還沒有其他的材料來代替這份資料。一九七〇年年底，周總理曾對已故美國作家斯諾透露過少數的全國生產數字，但這并不表明統計數字封鎖的撤銷。自《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的估計》一書發表以來的三年內，中國的報刊上僅僅報道了一些片斷的經濟資料：(1)糧食、鋼材和石油的零星片斷的年產量數字；(2)原煤、電力、水泥、卡車和其他機械項目的全國產量增長的百分比數字。這些百分比往往是以共產黨執政的一九四九年或文化革命前一年(一九六五年)為基期的，(3)二十九個省和自治區中，大部分省和自治區發表的工業總產值比上一年增長的百分比。把這些增長百分數回過頭來用到五十年代公布的絕對數字上，能較成功地使這些最新數字與中國工業總產值的百分數協調一致③。

　　

　　周總理在一九七五年一月中旬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有一段話是關于一九七四年的經濟成果的。除了早些時候有一些關于農業生產的簡略報道外，這一段話幾乎包括了所公布的關于一九七四年所有的國家統計數字③。

　　

　　①北京，外文出版社1960年版。

　　

　　②見羅伯特·邁克爾·菲爾德、尼古拉斯·拉迪，約翰·菲利普．埃默森合著《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各省工業總產值的重新估計》。

　　

　　③美國外國廣播新聞處：《中華人民共和國每日報道》，第75一13號，第D21頁(1975年1月20日)。

　　

　　“我們超額完成了第三個五年計劃，第四個五年計劃一九七五年也將勝利完成。我國農業連續十三年奪得豐收，一九七四年農業總產值預計比一九六四年增長百分之五十一。這充分顯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優越性。全國解放以來，盡管我國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糧食增產一點四倍，棉花增產四點七倍。在我們這樣一個近八億人口的國家，保證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業總產值一九七四年預計比一九六四年增長一點九倍，主要產品的產量都有大幅度增長，鋼增長一點二倍，原煤增長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長六點五倍，發電量增長兩倍，化肥增長三點三倍，拖拉機增長五點二倍，棉紗增長百分之八十五，化學纖維增長三點三倍。在這十年中，我們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個大中型項目，成功地進行了氫彈試驗，發射了人造地球衛星。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動蕩、通貨膨脹的情況相反，我國財政收支平衡，既無外債，又無內債，物價穩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會主義建設欣欣向榮，蒸蒸日上。國內外反動派曾經斷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定會破壞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現在事實已經給了他們有力的回答。”

　　

　　(三)難民和移民以及訪問中國的記者、企業家、技術人員及其他人士目睹情況的報道。這一類資料是在過去三年增加對中國情況了解的主要途徑。美國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聯系開放之后，已有二千多名美國人訪問了中國。在這些訪問者中有幾位著名的經濟學家(包括密執安大學的亞歷山大·埃克斯坦，哈佛大學的肯尼思·加爾布雷思和沃西利·利昂蒂夫以及耶魯大學的詹姆士·托賓)。這些“沉悶的科學”(政治經濟學)的教授們在作報告時吸引了很多的聽眾。他們集體的意見有助于外國對中國經濟的評價并且向經濟界提供了具體情況。但是，就作者目前所能作的判斷來說，他們的發現并未能改變對中國經濟的實質成就或全面情況一般所持的任何看法。這是并不奇怪的。幾年前，一個訪華的學者大概這樣說過，“如果你對在中國所看到的情況感到很驚訝的話，那你根本沒有復習好家里的功課。”他的意思可能是說，現在美國國內已具有第一流的書籍、電影和早些時候訪華人士的新聞報道，足夠對中國情況形成一個良好的印象。因此，在衡量訪華人士的報道時，必須記住：(1)訪問人士往往是中國政府從那些至少對該政府有些同情的人們中挑選出來的；(2)他們一般地僅參觀開放的城市、工廠和人民公社，并且僅同小心挑選出來的人們密切接觸。

　　

　　(四)與蘇聯的類比推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具有蘇聯經濟的骨架結構，因為在五十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新政府采納了蘇聯的制度。這兩個制度在結構方面的近似性有助于外界把中國片片斷斷的經濟情況拼湊起來。然而，與蘇聯類比推理，只能用到一九七二年。在其后各年，中國人在一些實際的具體問題上一直是有意識地擺脫蘇聯的模型。因此，以這個方法作為了解中國經濟情況的資料來源，現在是不能再用了。

　　

　　(五)學術方面的評價。過去三年，在中國更多地向外界開放以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擴大經濟和政治力量的推動下，出版了很多關于中國問題的學術方面的書籍和新聞文章。

　　

　　摘要：對中國經濟問題的研究者，特別是美國的研究者，在過去三年取得資料方面最重要的收獲之一，是從包括美國主要經濟學家在內的西方國家訪華人士中得到他們的現場觀察意見。盡管取消統計資料封鎖的希望還未實現，一九七五年一月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總的和緩氣氛，使人們產生了新的樂觀情緒。同時，在把對中國經濟問題的情況拼湊起來了解某些經濟部門情況方面也使我們加強了信心。我們對中國的對外貿易交流有一個較好的了解，對中國經濟優先發展的項目以及工農業的一般情況也有一個相當明確的認識，只是對軍事部門的情況以及五年計劃和年度計劃的具體情況還是模糊的。特別是，我們對發展經濟的動力還是猜測的。

　　

　　附錄丙

　　

　　蘇聯經濟模式的中國變型

　　

　　中國的經濟是蘇聯式“管理經濟”的變型，它把傳統的中國社會和共產主義革命兩者的重要特征結合在一起。

　　

　　1．蘇聯式的管理經濟

　　

　　五十年代中，中蘇合作達到了高潮，中國人迅速向蘇聯的工程師和科學家學習。中國大規模地采用了蘇聯的經濟制度，包括以下的主要特征：

　　

　　(1)重要的工業、運輸和金融事業歸國家所有；

　　

　　(2)農業集體化；

　　

　　(3)中央對投資、國防和消費之間的資源分配以及對主要商品方面的分配，進行了嚴格的控制；

　　

　　(4)采取一種強制性的工業化發展計劃。根據這個計劃，投資處于優先地位，而在投資方面，首先是發展重工業；

　　

　　(5)在年度經濟計劃和五年經濟計劃中制訂發展指標；

　　

　　(6)建立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制訂計劃的細節和管理日常的經濟活動；

　　

　　(7)各級黨組織監督經濟機構和每個企業的業務；

　　

　　(8)成立群眾組織——工會、農民協會、青年組織、婦女聯合會和行業組織——使基層的黨組織來控制經濟I

　　

　　（9)利用對外貿易來取得國內沒有的機械和技術，最終目的是為了經濟上的自給自足。

　　

　　蘇聯在五十年代派往中國一萬二千名工程師和技術員，中國派出幾千名高級技術員到蘇聯去學習，中國廣泛采納蘇聯的技術操作和行政規章，中國學校普遍學習俄語等等，都加深了蘇聯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此外，中國同蘇聯的技術標準和蘇聯制造的設備也結合在一起了。五十年代中國基礎工業成就的核心主要是約一百五十項蘇聯裝備的工程，如軋鋼廠、機械廠、電廠等①。

　　

　　表格

　　

　　①中國同蘇聯曾同意在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七年為期十五年內建立三百座工廠。一九六〇年，當蘇聯技術人員返蘇時，約有一半工程已經建成。

　　

　　現在，中國同蘇聯的經濟接觸主要限于從蘇聯進口少量零配件和進行地方產品的邊境貿易。在教育制度中，英語又重新取得了主要地位。盡管這樣，中國經濟的骨架結構仍然帶有與蘇聯經濟結構相似的一種明顯的家族肖像。在基本工業和國防部門，很多重工業設備仍然帶有俄文字母的圖樣。上面的圖2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決策機構的圖解一覽表。

　　

　　2．中國傳統的特征

　　

　　中國社會有些傳統的特征，繼續在強有力地影響著當前的經濟活動。很重要的是，農村的細胞組織——開始于小村莊，其中大部分居民看來都是有親屬關系的；一群小村莊在經濟上與一個較大的市鎮有聯系；依次，好幾個市鎮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附屬于一個更大的行政區鎮。北京很早就放棄了大躍進時代難以操縱的公社。這種公社把平均二萬五千個農民搞在一個大型的、包羅萬象的超級集體組織中。現在，政府為了達到其目的，正在有效地利用農村傳統的組織機構：

　　

　　以一百至二百人為代表的村莊是基本的農業生產單位，稱之為生產隊。

　　

　　較大的市鎮作為生產大隊的總部，包括約十個生產隊。

　　

　　老的行政區鎮是公社的總部，使用大躍進時的名稱，但規模小得多。公社可能由六個生產大隊組成，平均包括八千至九千居民。

　　

　　城市同樣也是以分級管理的形式組成。例如．擁有五百七十萬人口的上海市共分成十個區，每個區的平均人口為五十萬，而這十個區再分成共計有一百一十個的街道組織，每一個街道組織的平均人口為五萬。街道組織再分成小型的里弄組織。同農村組織的情況一樣，這種分級管理形式的組織(人們在每一個單位集體負責承擔這個單位的義務，并且在每一個單位摻雜著黨員)與傳統的社會控制的形式有很多共同之處。

　　

　　至于家庭，共產黨譴責的老式家庭，與其說是反對家庭的組織，毋寧說是更反對老式家庭的內向性及其結構價值。大躍進的過火行動試圖取消家庭，強迫人們進入公社的房屋，男女分居，遭到了失敗。這個計劃從未得到實行，因為它的目的不切實際，而且也沒有資源來建立新的房屋。在大躍進的初期，就被放棄了。

　　

　　有人可以辯解說，在共產黨統治的四分之一世紀內，家庭在許多重要方面是更加強了。例如，這個政權初步清洗了它的敵人以后，由于經濟秩序的恢復，水災、饑荒、疾病、戰爭和犯罪對家庭的破壞大大減少了。此外，對所有公民的遷移實行有效的控制和承認家庭作為一個基層單位，加強了穩定形勢。在今天中國的社會里，除了傳統的組織上的特征以外，一些舊式的個人美德和社會行為的準則，仍然是重要的。對中國的共產黨新主人來說，有價值的古老而受人尊敬的個人美德是：儉樸、勤勞和堅忍。在社會行為方面有價值的準則是：適應集體事業、服從領導和漢族的優越感。

　　

　　執行任何蘇聯式的控制經濟的人，很快能認識到用行政力量的辦法是不夠的。新掌權者不管多么急切和愿意自己獻身，他們不能有效地改變和趕上中國經濟生活的每一方面。因而，即使采用極權的蘇聯模式也不得不接受很多不會或不能立即改變的舊中國的東西。很多日常的習慣和做法，必須幾乎沒有什么改變地轉移到新的國家結構。因此，研究中國的老手可以指出，很多中國方式幾乎沒有什么變化，如飲食上的喜好、大量的家用設備和陳設、農村的面貌、艱苦的體力勞動條件，還有無數的小店鋪和貨攤以及風俗習慣。

　　

　　但是同樣地，研究共產主義革命的年輕學者也能夠列出一系列的毛主義的特點，正是這些特點使經濟事務的管理產生了很大的變化。

　　

　　3．新的共產主義特征

　　

　　蘇聯模式的中國版，其最顯著的共產主義特點主要不在于物質方面，而在于意志、態度、爭分奪秒精神和動力的源泉。

　　

　　共產黨在否定種族主義的同時，很精明地利用了中國人的種族優越感。毛主席說的中國人已經站立起來了使毛政權的敵人和海外華僑都分享到了榮譽。人們指出，中國人民一百年來受到了外國人的侮辱，他們不是自己土地上的主人。上述的榮譽感在很大程度上是革命本身的動力；這種榮譽感有助于解釋，為什么中國人在五十年代后期愿意刺激蘇聯的領導人撤退專家和收回他們的圖紙。它也有助于解釋，為什么西方的專家只有在受到嚴格限制的情況下，才被準許進入中國，為什么中國人要譴責蘇聯懇求日本援助蘇聯發展西伯利亞資源。

　　

　　強調自給自足和自力更生，也擴大到國內的經濟活動。中國的發言人不倦地贊揚山西省大寨農業生產大隊帶頭把瘠地變為良田和在水災毀壞農作物后不向國家伸手要錢。在工業方面，大慶油田的全體工作人員在艱苦的環境中的模范工作、創造鉆井和泵油的新方法、使鉆頭耐用和以革命熱情來提高產量，受到嘉獎。

　　

　　新的主人正在設法改變把個人和家庭放在首位的老觀念。在很多方面，他們已成功地鼓起人們對國家和集體目標的熱情，特別是在涉及中國優越性方面的榮譽時。人民文化水平的大大提高、報紙和廣播的推廣、國家軍隊的建立以及黨的組織能力，使中國群眾的面貌有了很大的變化。無論如何，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對共產黨統治前的情況都不記得了。異端的影響依然存在，一個原因是因為不可能把所有被禁止的影響立即根除掉？另一個原因是對政治和技術之間，那個比較重要，內部的看法是動搖不定的。

　　

　　在共產黨的統治下，經濟上一個新的重大特征是平等主義。在經濟階梯的底層，新政權成功地建立了一個生存的最低水平。生活在這個水平以下的人，即使有的話，也是很少的。在最上層，從黨早期繼承下來的傳統的儉樸生活保留了相當大的活力。很少國家，當然不是第三世界的國家，曾試圖達到這樣的經濟平等。

　　

　　同時，心理上的不平等仍然存在。盡管毛取消了等級、頭銜和肩章，中國人對等級制度仍然保持有尖銳的敏感性。為了讓坐辦公室的官員嘗試艱苦的農活而成立的五·七干校，是毛繼續與這種傳統習慣作斗爭的主要范例。

　　

　　經濟的另一個革命的特征是消滅了大量的偷竊、行賄、敲詐和娼妓。很多人都說，今天的中國是真正具有道德的國家。絕大多數人民的正直和謹嚴的行為無疑地是由于以下五方面的結果：(一)繼續不斷的監督，不僅難以做壞事，做了也難以分享成果，(二)大量的思想灌輸；(三)沒有饑餓促使犯罪，(四)穩定的家庭(如上所述)，(五)自豪感。

　　

　　最普通的不道德的事情是利用其影響取得短缺的東西、較高的收入和輕快的工作。朋友和親戚有什么用，如果他們不能幫你的忙？把親戚放在高的職位上是這個制度從上至下都發生的事。在上層，婦女群眾團體的行政領導幾乎都是高級官員的妻子。在中層，一個內地城市水泥廠的經理通過一個國營公司的后門就可得到特殊配給短缺的物資，或者打一個電話給省技術學院的黨委就把兒子送到了省技術學院去。在底層，一個生產隊記工分的會計給他的親戚多記上幾分。這個制度也確立了一些防止的辦法，例如，對高級干部不斷施加壓力讓他們自愿地把他們的兒女送到農村去服務一輩子。

　　

　　4．對制度的扼要估價

　　

　　在加強服從和因而縮小選擇余地的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在共產黨統治下的四分之一世紀里，對經濟提供了活力和速度。在兩件重大的事件上，經濟受到了政治動亂的影響，主要經濟項目受到了破壞。對整個時期來說，前進的意識和具體成就代替了以往的失敗、挫折和命運主義。這個政權成功地采用了不同于蘇聯的經濟模式。它精明地舍去蘇聯式控制經濟的外殼而留用其精粹部分，并在其中加上傳統的中國成份和毛分子的革命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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