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里夫自述

林里夫自述　　

前言　　

自從人類步入階級社會，每當社會制度變革的歷史時期，必然經歷復辟與反復辟的長期而殘酷的斗爭。在階級社會中，階級矛盾與階級斗爭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　　

共產黨與國民黨是兩個代表各自不同階級利益的敵對的黨。盡管在幾個不同的歷史階段，兩黨曾為共同利益有過數次“合作”，但它們之間是有著本質的區別的。經過數次國共合作，及為了各自的不同利益，國共兩黨內部出現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狀態。貌似復雜的情況，其實非常簡單。只要能夠去偽存真，真相就會透過假象顯露出來。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就明確指出：“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廣大人民群眾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斗爭的繼續。”簡單幾句，精辟地道出了問題的本質。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宋慶齡，既是孫中　山的　夫人，又與國民黨后續領袖蔣介　石的　夫人宋美齡是親姐妹；但她卻是一位堅定的無產階級戰士。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她仍然堅持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 的政策，處處與蔣介石賣國集團為敵，九一八后，直接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反蔣抗日工作。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她的這段歷史，因為暗藏在中共內部的敵特分子的關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那些敵特分子中的許多人，已經當上了共產黨的高官。這些高官的領袖是康生。上世紀30年代曾在上海與宋慶齡共同領導反蔣抗日工作的林里夫，從那以后，飽受康生一伙的迫害數十年。　　

在宋慶齡100周年誕辰之際，林里夫曾奮筆疾書，寫下了“宋慶齡和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原載《上海黨史研究》1993年第1期，出版時已被部分刪節）一文。那以后，宋慶齡紀念館（故居）內，她的年表上才添上了相關的一句話。　　

由于康生一伙在黨內繁殖多年，力量強大，且長期占據黨內高位，許多歷史真相，在短期內很難為世人所知。林里夫生前曾委托筆者，在他百年之后，將他生前不能面世的歷史真相公之于世。　　

林里夫，一生追求真理，為中國革命的最終勝利，為宣傳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矢志不渝。正因如此，那些暗藏黨內的階級敵人，以及形形色色的修正主義分子對他的迫害也一直持續了數十年。幾十年來，對立面更換面孔無數次，根子卻只有一個，那就是：康生一伙和他們的爪牙。實際上，在我們黨內，受如此長期迫害的人的數量又何止千千萬萬，許多人遠不如林里夫那樣幸運，沒等到新中國的成立，就被黨內、外的階級敵人奪去了生命。　　

200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文選《林里夫集》出版了。這是他百年之內被允許公開出版的唯一文集，文集出版時，他已經去世6年多了。　　

明年的　11月26日　，是林里夫同志誕辰100周年。下面錄入的，是他多年前親筆手書的，已經收入《林里夫集》中的部分內容，是珍貴的史料。　　

                                 林熊熊    20081030　　

我是怎樣走上革命道路的　　

林里夫　　

一、尋求真理　　

我（林里夫），遼寧省西豐縣人，　1909年11月26日　生于一個思想進步的小資產階級家庭。父親林樹棻（字梅閣），從事教育業，在西豐縣立女子中學校做教員。我在小學時受過愛國主義教育，“不自由不如死”的思想，養成了我的為真理和正義不怕死的性格。1923年，我離開家鄉到沈陽，考入日本人創辦的南滿中學堂；隨著感性知識的增長，愈益痛恨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人實行的民族壓迫。1925年，在我16歲時，毅然決然參加了由中國共產黨間接領導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罷課斗爭，接著就辦了退學手續，轉入國人自己辦的學校。　　

1926年，在北伐戰爭期間，我受到共產黨員的影響，在我以后的入黨介紹人崔仲遠的影響下，接受了李大釗的《唯物史觀》，開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探索,從此走上了自覺的學習馬克思理論的道路。　　

二、考入北京大學，接受進步思想　　

我是1927年考進北京大學的。北大是中國近代新思想的發源地，從五四運動起，這里就成了革命的搖籃，很多青年人受陳獨秀、李大釗的思想影響，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7年，李大釗被軍閥殺害，同年蔣介石發動了“　4.12”　政變，血腥屠殺共產黨人，白色恐怖同樣籠罩著北大，“寧可錯殺一千也不放過一個”，只要稍有共產黨嫌疑或進步思想的人都有可能被殺頭、坐牢，讀馬克思的書也要殺頭，革命正處在低潮。當時，對我影響最大的是鄭侃，他是我同學鄭依平（鄭佩）的哥哥，年級比我高，是共產黨員。我和鄭依平住同一宿舍，鄭侃經常來我宿舍，我們經常交流進步書籍。在鄭侃的影響下，我學習了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學說》和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宿舍變成了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場所，后來他還給我介紹共產黨的情況，找一些共產黨領袖寫的文章給我看，甚至給我宣讀黨的文件。　　

學習了馬、恩的兩部著作，我認為自己初步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對共產主義的信念逐步堅定起來，決定為共產主義奮斗終生，跟著共產黨走，把自己的一生交給黨，盡管革命處于低潮，很多意志不堅定的人紛紛脫黨，我卻提出要加入共產黨，組織上認為我年齡小，應該在斗爭中經受考驗。　　

三、參加革命　　

北京大學在清朝叫京師大學堂，后來改為北京大學。那時的北大，充滿了民主的氣氛，　任課　老師由學生會聘請，聘到的老師都是學術水平高、思想進步的。“4.12”政變后，蔣介石為加強統治，瘋狂地屠殺共產黨人，制造了多起慘案。已公開身份的共產黨人大部分都被殺害，黨的活動不得不由公開轉入地下。　　

1928年，蔣介石趕走了奉系軍閥，占領了北京。國民黨醞釀要取消北大，將包括北大在內的9所大學合并，改名京師大學校，目的是要禁止進步思想在北大的傳播。老北大校長蔡元培被趕出北大校門，一些有進步思想的老師被迫離開北大。在國民黨政府的專制統治下，出臺了并校方案，把北京大學改為北平大學院。并校的主要目的是扼殺學生的進步思想，禁止傳播馬列主義。當時，看馬、列的書被認為和共產黨有關，是要冒生命危險的，但學校里充滿了要民主要自由的呼聲，北大師生反對國民黨血腥屠殺共產黨的情緒日益高漲。在這種情況下，黨組織決定開展復校運動，反對國民黨政府的并校政策，反對國民黨的獨裁統治。　　

鄭侃是我黨的早期黨員，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領路人。在這次復校運動中，鄭侃是我的直接領導。在他的領導下，我貼過標語，散過傳單，經歷了生死的考驗。在當時的白色恐怖下，如果被國民黨抓住，就會被當作“赤色分子”殺頭；如果被國民黨懷疑貼標語、散傳單，同樣有掉腦袋的危險。在復校斗爭中，我出生入死，完成了組織交給的任務，從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我從1928年起，接受黨的領導，遵守黨的紀律，為完成黨組織交給的任務置生死于度外。在當時極端惡劣的環境下，我開始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進行系統的學習，并把共產主義作為自己的人生觀，把自己的命運與共產主義事業結合起來，用共產主義的理論指導實踐，成為立場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　　

四、東渡日本　　

1928年，在極度的白色恐怖之下，學習馬克思主義是非常危險的。為了能夠系統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我毅然離開北京大學，去了日本。因為當時的日本，是出版馬克思主義著作最多，馬克思主義學說流傳最廣的國家。　　

在日本東京，我參加了中共留日學生特別支部領導的社會科學研究會，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結識了很多共產黨員。經過組織審查和批準，于　1929年9月1日　舉行了入黨儀式，我成為中共中國留日學生特別支部（簡稱“中國特支”）的一員，同時在它的領導下擔任小組長和《赤花》報的編印工作。　　

    　1929年9月4日　，中共中國留日學生特別支部和日本共產黨中央共同決定為紀念國際青年節舉行游行示威，我在游行中被捕，在日本的監獄里住了一年三個月，1931年1月出獄，3月回到北平。　　

我參加科學研究活動的簡歷　　

林里夫　　

1929年,我在日本東京參加社會科學研究會，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同時在黨的領導下，擔任小組長和《赤花》報的編印工作。　　

1932年上半年，我在上海擔任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簡稱“社聯”）常委研究部長。直接負責勞動大學和中國公學等“社聯”小組的社會科學研究活動的組織和領導。參加社聯代表大會，在“一·二八”后的國際和國內政治形勢的總結報告會上，向代表王明路線的觀點進行了斗爭。指出了報告人離開了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決議的觀點，只看到了帝國主義和蘇聯社會主義之間的矛盾，忽視了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矛盾的尖銳化、帝國主義進攻中國革命的一致性、帝國主義國內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階級矛盾、帝國主義和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壓迫民族間的矛盾，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民族的矛盾的發展。在這一期間，翻譯過拉皮都斯、奧斯特洛維疆諾夫政治經濟學工資一章。　　

1932年下半年，我在擔任中共北平市文委書記期間，負責北平市“社聯”、“左聯”、“教聯”、“劇聯”、“樂聯（左翼音樂家聯盟）”……等的組織和領導工作。我在擔任中共北平市委宣傳部長期間，曾通過左翼文化團體的關系，有計劃地邀請左翼教授侯外廬、王思華、許德衡、馬哲民、魯克明和魯迅等在各大學講演，宣傳馬克思主義，同時成立十月革命研究會，開展革命歷史的研究工作。　　

1933年，我在擔任中共天津市委宣傳部長兼秘書長期間，曾代表中共天津市委動員黨和共青團組織，領導反帝同盟和左翼文化團體，把組織領導抗日運動，支援察哈爾的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作為反對帝國主義運動的中心；為此，繼續和王明路線的盲目堅持者進行斗爭（他們堅持“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的空喊，而拒絕參加支援察哈爾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抗日運動）。翻譯過米高揚的《蘇聯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通貨膨脹經濟學》　　

1934～1936年，我在擔任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的黨團書記兼該會宣傳部長期間，為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原則，為克服來自王明路線的左傾思想的影響而斗爭（王明路線表現為：要參加革命，不要參加抗日，要參加共產黨，不要為完成革命任務而斗爭，或者采取脫離群眾的少數干部的冒險主義）。我反對把共產黨所領導的無產階級的階級組織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立起來，把建立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及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對立起來的理論和實踐；反對把解散黨所領導的一切赤色群眾團體和停止一切階級斗爭，尤其是解散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籌備會，停止為實現“中國人民對日作戰基本綱領”（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救國六大綱領）而斗爭，作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先決條件的理論和實踐；反對一切通過統一戰線和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理論和實踐；主張在蔣介石堅持“抗日必先剿共”、“在剿共期間，不準奢言抗日，奢言抗日者斬”的政策之下，只有堅持“反蔣抗日”，為實現《中國人民對日作戰基本綱領》而斗爭，才能實現逼蔣抗日（及以后的聯蔣抗日）。　　

1937年，我在延安陜北公學擔任政治經濟學教員，對學生進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礎入門教育。　　

1939～1945年，我在遭到康生的政治誣陷與迫害期間，對馬克思的《資本論》和《列寧選集》進行了系統的研究，翻譯過列寧的《政治經濟學教程》。　　

1947～1948年，我在擔任東北行政委員會經濟委員會資料室主任期間，接收日本滿鐵調查部的研究人員，搜集東北解放前的滿鐵調查資料，并對北滿、東滿的國營經濟進行調查研究，參加土改運動的檢查工作，寫了《黑龍江土改運動調查報告》和《黑龍江省土改運動研究報告》，揭露了打擊面過寬，及批評了土改運動中的左傾錯誤，編輯《東北經濟》。　　

1948～1952年，我在擔任東北行政委員會（后改名東北人民政府）財經委員會（后改名人民經濟計劃委員會）調查統計處（后改名統計局）副處長（副局長）期間，接收滿鐵調查資料，組織和領導原滿鐵調查部的研究人員整理和編輯東北解放前的工礦企業統計資料；接收和招聘研究人員和翻譯人員，編輯出版《國際經濟》、《計劃經濟》、《統計工作》；創辦東北計劃統計學院（后改名東北財經大學）培養計劃統計工作干部和經濟建設的干部。在此期間，我為實現統計數字的科學性、全面性和及時性而斗爭，堅持用統計數字代替估計數字；反對高崗用估計數字代替統計數字，甚至在年度計劃執行完畢以后，用修改（降低）計劃數字等方法掩蓋計劃執行中的缺點和錯誤，把沒有完成計劃說成是超額完成計劃，向中央謊報成績等做法。為此，我不但遭到勒令“停職反省”的處分，而且還被扣上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的三頂大帽子。　　

1952～1954年，我在擔任中共中央東北局黨校政治經濟學教研室主任期間，按照馬克思的《資本論》的觀點進行政治經濟學的講授，得到領導同志的支持，曾以中共中央東北局黨校政治經濟學教研室的名義印發了《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同時也以教研室的名義印發了《關于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講義初稿》。在同一期間，曾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東北軍區學習會上講述過《關于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法則》和《現代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法則》，由東北軍區政治部宣傳部印發了報告記錄。　　

1954～1957年，在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擔任政治經濟學組組長兼《經濟研究》常務編委期間，曾在北京大學經濟系講授過《資本論》第二卷，曾應邀到天津市委干部學習班作政治經濟學的專題報告，也為北京軍區某些單位講過課。　　

1955年，發表《論決定我國過渡時期的各種生產底社會形態的基本經濟法則》，引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著作，特別是恩格斯、列寧關于農業合作社的論述，列寧、斯大林關于國家資本主義的論述，說明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理論依據，論述了價值法則依然是決定我國商品生產的基本經濟法則，剩余價值依然是決定我國資本家的生產目的的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法則。　　

1956～1957年，我參加了民委組織的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工作，收集黎族、傣族、彝族、藏族、維吾爾族、蒙古族的社會歷史資料，準備從少數民族的經濟史入手，研究中國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及封建社會的經濟史。1958年以后，我從二十四史及其它歷史書籍摘錄經濟史資料，做了大量的卡片，準備以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特別是根據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觀點，寫一部《中國古代經濟史》。　　

從1956年起，我為貫徹黨的向世界科學技術先進水平進軍的路線，反對把全國青年引向“為副博士學位而斗爭”的道路。在1957年毛主席、周總理批評了為副博士學位而斗爭的口號以后，根據組織的要求，我寫了《引導青年向科學進軍的兩條不同的道路》一文，經中宣部批準，發表在光明日報。　　

1958年，我參加了副島種典著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合譯工作。同年，根據《論決定我國過渡時期的各種生產底社會形態的基本經濟法則》和《引導青年向科學進軍的兩條不同的道路》兩篇文章，我被打成“右派分子”，長達二十一年之久，被剝奪了一切權利，不能公開發表文章。　　

1966年以后，我以冤案申訴為中心寫了一些親身經歷過的革命史料的片段；并準備完成一部《革命斗爭回憶錄》。　　

長期以來，準備完成《中國古代經濟史》的編寫工作；還準備寫一部《資本論的辯證法》，把馬克思的辯證法從他的《資本論》中抽出來，既幫助讀者學習《資本論》，又幫助讀者學習辯證法，由于平反后一直沒得到應有的工作條件，這些研究和寫作計劃不能順利進行。　　

關于陜北公學的幾點回憶　　

林里夫　　

　1983年7月23日　　　

陜北公學是在抗日戰爭爆發之后，中共中央決定作為抗日軍政大學的兄弟學校成立的培養抗戰建國的干部的學校。1937年9月初開學，它所接收的第一批學員主要是北平、天津等地各大專院校的流亡學生，及全國各大城市受過黨的政治影響的思想進步的青年。修業期原定兩年，課程設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治經濟學、統一戰線、游擊戰術等，但是隨著戰爭形勢的發展，為了適應工作的需要，黨中央決定在第一期（9～11月）的教學計劃完成以后，把修業期間縮短為兩個月。這樣，陜北公學就變成了具有干部短期訓練班性質的學校，課程和教學人員的配備也就發生了改變。　　

陜北公學剛成立時的負責人是：　　

校長：              成仿吾　　

教育處長：          邵式平　　

科長：              陳璧如　　

政治處長：          周純全　　

生活指導委員會主任：鄧潔　　

馬列主義教員：      陳伯達　　

政治經濟學教員：    林里夫、王思華　　

統一戰線教員：      周揚、吳化之　　

游擊戰術教員：      戴戟英　　

（成仿吾也常作關于學習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體會的報告）　　

陜北公學的教學方法是：白天講課，晚間分組討論，教員輪流到各小組去解答討論會上的問題。　　

從第二期起，陜北公學正式變成了短期訓練班，但從1938年下半年起，又增加了高級班，選留了一部分畢業生，進行系統的理論教育。　　

陜北公學是一所值得稱贊的新型的革命學校：因為它用最少的教職員工教育了盡可能多的學員，并且不斷地用最短的時間培養出抗戰建國的有用人才。　　

陜北公學完成了黨所交給它的歷史任務：因為它的畢業生的絕大多數，除了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已為革命英勇犧牲的烈士以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都已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作出了，并且繼續作出著自己應有的貢獻。　　

林里夫生前親自校核過的生平年表　　

林里夫，曾用名：林云青、林立甫、老白。　　

　1909年11月26日　出生于遼寧省西豐縣。　　

1927年考入北京大學。　　

1928年參加革命。　　

1929年1月赴日本留學，　9月 1　日在日本東京參加中國共產黨。　　

1931年3月回到北平，5月任中共北平市西城區委書記。　　

1931年“　9.18”　事變后，由中共河北省委決定轉往上海工作；同年12月，在南京任“北平各大學學生南下示威團”臨時黨團書記。　　

1932年在上海“　1.28”　戰爭中任“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外兵工作委員會”日兵科長，后兼任該會主席（進行瓦解日軍工作，幫助19路軍抗戰），戰后任“中國左翼社會科學家聯盟”常委研究部長。　　

1932年6月任中共北平市文委書記、“9.18周年紀念籌備委員會”黨團書記，后任中共北平市委宣傳部長。　　

1933年任中共天津市委宣傳部長兼中共天津市委秘書長。　　

1934年4月～1936年在上海任中共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籌備會黨團書記兼宣傳部長（簡稱“武衛會”總會，宋慶齡任主席），為反對蔣介石發動的國內戰爭，實現“中國人民對日作戰基本綱領”及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既反對關門主義，又反對投降主義——對黨內外的階級的和民族的敵人進行了殊死的斗爭。　　

1937年在延安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內務部秘書、兼陜甘寧特區民主政府選舉委員會秘書、陜北公學政治經濟學教員。　　

1938年任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席團秘書。　　

1939年11月～1946年因被康生誣陷為內奸，被開除黨籍，關進陜甘寧邊區保安處，遭到酷刑、迫害達七年之久。　　

1945年中共“七大”專案組“審查結論”證實：不但所謂內奸罪狀全無事實根據，相反肯定了林里夫領導“武衛會”在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斗爭中是有成績的。　　

1946年陜甘寧邊區保安處做出林里夫無政治問題的歷史審查結論，由安子文以中央組織部名義恢復林里夫黨籍。但康生又把新的栽贓誣陷作為“林里夫歷史上的暫時保留問題”寫進恢復黨籍的決定中。　　

1947年秋在哈爾濱任東北行政委員會經濟委員會資料室主任。　　

1948年～1949年任東北財經委員會（后改名為東北計劃委員會）調查統計處副處長。　　

1950年～1952年任東北人民政府統計局副局長，后兼任東北計劃統計學院副院長（現東北財經大學）。　　

1952年～1954年10月任中共東北局黨校政治經濟學教員及教研室主任。　　

1954年10月調任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1955年2月與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狄超白共同創辦黨的經濟理論刊物《經濟研究》雜志，任副主編。1956年兼研究生導師、北京大學經濟系《資本論》教授。　　

1955年因撰文論述我國過渡時期的基本經濟法則，于1957年被錯誤地作為政治問題遭到批判。　　

1958年3月被劃為右派，開除黨籍。同年5月又被誣為“反黨集團的組織者、領導者”，后改稱為“狄超白、林里夫反黨集團”，取消工資、級別和干部待遇，監督勞動21年。　　

1978年12月中共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黨支部做出“改正林里夫同志被錯劃右派分子的決定”。　　

1983年任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　　

　1984年5月25日　，中共中央組織部下發“關于林里夫同志歷史保留問題的復查平反結論” 的通知，撤消歷史保留問題，推倒康生所強加的一切誣陷不實之詞，為林里夫同志徹底平反，恢復名譽；對于1958年，中國科學院把狄超白、林里夫定為“反黨集團”，使林里夫同志受到冤屈，予以平反。　　

1985年4月中共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分黨組做出決定，重申“狄林反黨集團”是冤假錯案，予以徹底平反。　　

1989年12月離休。　　

《林里夫集》目錄　　

我是怎樣走上革命道路的　　

我參加科學研究活動的簡歷　　

邊區各鄉各區民政府選舉運動的總結（《解放周刊》第一卷第二十一期，　1937年10月30日　）　　

論國家企業實行成本核算的必要性（《東北經濟》第五期，　1948年8月15日　）　　

論編制物價指數的新方法——綜合公式（《統計工作》第二卷，第四期，1951年2月）　　

關于統計與計劃、業務的關系問題（《統計工作》第三卷，第一期，1951年3月　1951年4月17日　）　　

我們的社會統計工作的基本特點（上海《新聞日報》，　1951年10月8日　）　　

政治經濟學講義（1953～1954年）　　

論決定我國過渡時期的各種生產底社會形態的基本經濟法則（《經濟研究》1955年第2期）　　

論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經濟研究》1984年第2期）　　

再論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1984年2月，未發表）　　

從五十年代開始的一場關于經濟法則的論爭的回顧與展望（　1985年3月20日　，未發表）　　

哀悼不幸早逝的吳恩裕同志（《紅樓夢學刊》1980年第2期）　　

北平學生南下示威團戰斗在南京（《北京黨史資料通訊》第8期，1983年7月）　　

關于陜北公學的幾點回憶（　1983年7月23日　）　　

我在北平工作的兩年（《北京黨史資料通訊》第11期，1983年10月）　　

對敵斗爭的實踐使我確認：陶凱孫是革命的戰友，康生是革命的敵人（《陶凱孫紀念文集》1987年）　　

鞠躬盡瘁坎坷一生——狄超白傳略（《中國當代經濟學家傳略》（三）遼寧人民出版社1989年）　　

宋慶齡和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上海黨史研究》1993年第1期）　　

王紀華與武裝自衛會（《王紀華紀念集》1995年）　　

作者主要著作目錄　　

作者年表　　

后記　　

林里夫已于　2001年4月16日　去世。他與敵特份子和黨內的修正主義思想斗爭了一輩子，從不報任何私仇。但是他去世后，卻有許多卑鄙小人謠言惑眾。　　

羅銀勝等人在處理林里夫的故友顧準的遺稿時，在書中對林里夫胡說八道；而在上世紀50年代曾參與迫害林里夫的吳敬璉居然也湊上去為顧準的遺作寫序；繼而又有個叫裴毅然的家伙，根據上述的胡說八道，寫出一篇名為“顧準的恕道”的文章，且繼續造謠，死不悔改。三人中，兩人屬跳梁小丑一類，而吳敬璉卻是個“大家伙”。　　

50年前，吳敬璉還是個小人物，不知如何混入的共產黨，當時已是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黨支部的一名成員。　　

眾所周知，共產黨內一直存在著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激烈斗爭。共產黨帶領廣大人民群眾奪取了國家政權后，只有少數高級干部準備逐步建立起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新中國；而大部分人則堅持要重建剝削制度。你死我活的斗爭，至今沒有停止。想當年，中國的真正的無產階級只是一小撮，勢單力孤，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占的是絕大多數。中國革命是在一種極特殊的情況下取得勝利的。那時，真正讀過馬克思的書的人很少，讀過原著的極少，特別是當時《資本論》中文譯本中的錯誤很多，能讀得明白的人就更稀少了。　　

當年經濟研究所的黨支部中，專家型的老革命占絕大多數，但他們研究并講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并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我國過渡時期的經濟政策、經濟理論的研究工作，使吳敬璉等人不滿。　　

從延安到北京，康生幾次三番沒能消滅林里夫，始終是塊心病。那時機會來了。因為康生的心腹們已經把持了中宣部、科學院，再加上吳敬璉一伙的里應外合，沒有多少時間就把一個好端端的經濟研究所的黨支部、團支部連鍋端了。“狄超白、林里夫反黨集團”的成員們，一下子被專政了20多年。　　

流血犧牲、打天下的老革命們都被干掉了，還捎帶上了一些堅決跟著共產黨走的年輕人。吳敬璉一伙剩下了，20年后，成了“精”，把一個朝氣蓬勃的新中國，引入了“繁榮娼盛”的資本主義死胡同。　　

在共產黨內，正派人從不拉幫結派，但心懷叵測者總是結成團伙。這是無數正直的共產黨員不斷地被“各個擊破”，并被清除出黨的原因之一。壞蛋雖少，但形成團伙并掌權后卻十分厲害，能夠起到禍國殃民的作用。好在我國的無產階級隊伍30年來不斷壯大，勞動者的文化水平也在逐漸提高，人們對歪理邪說的分辨能力在不斷增強。照妖鏡下，“精怪”們正在一個個地原形畢露。　　

愿全世界無產者早日聯合起來，戰勝共同的敵人！　　

                           林熊熊    2008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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