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關稅政策讓其盟友和敵對者的市場都陷入了動蕩。【1】這種混亂無序反映了一個事實：他的主要目標其實并非關稅政策本身，而僅僅是通過用關稅取代所得稅作為政府主要收入來源來削減富人的所得稅。勒索其他國家在經濟方面讓步，是為這種稅收轉移辯護的部分說辭，他聲稱這些讓步能為美國帶來國家利益。
他的幌子，或許也是他自己的信念，是關稅本身就能復興美國工業。但他并沒有計劃去解決那些首先導致美國去工業化的問題。他完全沒有認識到是什么讓美國當初的工業計劃以及大多數其他國家的工業計劃如此成功。那些成功的工業計劃是建立在良好公共基礎設施、在關稅保護下不斷增長的私人工業投資和工資，以及強有力的政府監管之上的。特朗普的“大刀闊斧裁員”政策恰恰與此相反——縮減政府規模、削弱公共監管、并出售公共基礎設施，以此來為他的“政治捐款階層”減免所得稅買單。
這不過是新自由主義計劃換了個馬甲。特朗普將其歪曲為支持工業，而非工業的對立面。他的舉措根本不是什么工業計劃，而是權術游戲，目的是在削減富人所得稅的同時，向其他國家勒索經濟讓步。其直接后果將是大范圍的裁員、企業倒閉和消費品價格上漲。
導言
從美國內戰結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美國經歷了工業騰飛舉世矚目，這一直讓自由市場經濟學家感到尷尬。因為美國賴以成功的政策，與當今正統經濟學所倡導的政策恰恰相反。兩者的對比不僅體現在保護性關稅與自由貿易之間。美國建立了一個公私混合經濟體，其中公共基礎設施投資被發展為“第四生產要素”，其目的不是作為盈利性企業來運營，而是以最低價格提供基本服務，從而補貼私營部門的生活成本和經營成本。
這些政策背后的邏輯在19世紀20年代亨利·克萊（Henry Clay）的“美國體系”（American System）中早已闡明，它包括保護性關稅、內部改進（對交通和其他基建的公共投資）以及旨在為工業發展融資的國家銀行業。“美國政治經濟學派”應運而生，以“高工資經濟”（Economy of High Wages）原則為指導，通過提高生活水平、公共補貼和支持計劃來促進勞動生產率，從而引導國家工業化。
這些都不是今天共和黨和民主黨所提倡的政策。如果在19世紀末，指導美國經濟政策的是里根經濟學、撒切爾主義和芝加哥自由市場學派，美國就不會取得其工業主導地位。因此，指導美國工業化的保護主義和公共投資邏輯從粉飾過的美國歷史中被抹去，也就不足為奇了。它在特朗普用來推銷其廢除累進所得稅、縮減政府規模和私有化出售公共資產的虛假敘事中，毫無立足之地。
在美國19世紀工業政策中，特朗普挑出來特別推崇的是當時沒有累進所得稅，以及政府的財政收入主要來自關稅。他于是萌生一個想法：用只落在消費者（即勞工）身上的關稅，來取代針對他自己的“政治捐款階層”——即在1913年所得稅法案頒布前不繳納任何所得稅的“1%富裕階層”——的累進所得稅。這的確是新的“鍍金時代”！
稅收占GDP % 聯邦稅收種類 黃色：關稅 紅色：所得稅 灰色：工資稅
Source:https://en.wikipedia.org/wiki/File:Federal_taxes_by_type.pdf
特朗普贊賞他的偶像威廉·麥金萊（William McKinley，1896年和1900年當選總統）的那個時代沒有累進所得稅，實際上是在贊賞“鍍金時代”的經濟過剩和不平等。這種不平等扭曲了經濟效率和社會進步已受到廣泛的批評。為了制衡造成這種扭曲的腐蝕性和使人側目的財富追逐，國會于1890年通過了《謝爾曼反托拉斯法》，西奧多·羅斯福（Teddy Roosevelt）隨后采取行動打擊壟斷，并且通過了一項高累進率所得稅，幾乎把食利者的金融和房地產收入以及壟斷租金全數征收掉。
因此，關于是什么讓美國19世紀的工業化政策如此成功，特朗普正在宣揚一種簡單化且完全錯誤的敘事。對他來說，偉大的是“鍍金時代”中“鍍金”的部分，而不是國家主導的工業和社會民主的騰飛。他的靈丹妙藥是用關稅取代所得稅，同時將政府剩余的職能私有化。這樣一來，新一批“強盜大亨”（robber barons）就可以自由地大展拳腳，通過削減政府對他們的稅收和監管來進一步自肥，與此同時政府還通過出售剩余的公共領域（從國家公園土地到郵局和研究實驗室）來減少預算赤字。
美國成功實現工業騰飛的關鍵政策
僅僅依靠關稅本身，并不足以創造美國的工業起飛，德國和其他尋求取代并超越英國工業和金融壟斷的國家也是如此。關鍵在于利用關稅收入來補貼公共投資，并結合監管權力，尤其是稅收政策，在多個方面重塑經濟結構，并塑造勞動力和資本的組織方式。
主要目標是提高勞動生產率。這需要技能日益提升的勞動力隊伍，而這又要求改善生活水平、教育、工作條件、消費者權益保護和安全的食品監管。“高工資經濟”原則認識到，受過良好教育、健康且溫飽的勞動力能夠比“貧民勞動力”（pauper labor） [指非常廉價的低質勞動力]更具成本優勢（undersell）。
問題在于，雇主總是試圖反對勞工提高工資來增加利潤。美國的工業騰飛解決了這個問題，因為它認識到勞工的生活水平不僅取決于工資水平，還取決于生活成本。只要由關稅收入資助的公共投資能夠支付提供基本需求的成本，生活水平和勞動生產率就可以提高，工業家的利潤卻不會下降。
主要的基本需求包括免費教育、公共衛生和相關的社會服務。對交通（運河和鐵路）、通訊和其他屬于自然壟斷的基本服務進行公共投資，也是為了防止它們變成以犧牲整體經濟為代價尋求壟斷租金的私人領地。美國第一所商學院（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的第一位經濟學教授西蒙·帕滕（Simon Patten）將公共基礎設施投資稱為“第四生產要素”。【2】與私營部門的資本不同，公共投資的目的不是為了盈利，更不是為了將價格最大化到市場所能承受的程度。其目的是以成本價、補貼價甚至免費提供公共服務。
與歐洲傳統不同，美國的許多基本公用事業保持私營性質，但它們受到監管，以防止私營者榨取壟斷租金。商界領袖支持這種公私混合經濟，認為這樣經濟體可以獲得補貼而保持低成本，從而提高了它（以及他們自己）在國際經濟中的競爭優勢。
最重要的公共事業，也是最難引入的，是貨幣和金融體系，國家工業增長需要它們提供足夠的信貸來融資。要創造私營和/或公共的紙幣信貸需要取代對黃金作為貨幣的狹隘性依賴。長期以來，黃金一直是向財政部支付關稅的基礎，這會從整體經濟中抽走黃金，限制了其用于工業融資的可獲得性。工業家們主張通過建立國家銀行體系來擺脫對黃金的過度依賴，以提供不斷增長的紙幣信貸上層建筑，為工業增長提供資金。【3】古典政治經濟學將稅收政策視為引導資源和信貸流向工業的最重要杠桿。其主要政策目標是通過使市場擺脫以地租、壟斷租金、利息和金融費用形式存在的食利收入（rentier income），最小化經濟租金（市場價格超過內在成本價值的部分）。從亞當·斯密到大衛·李嘉圖、約翰·斯圖爾特·密爾，再到馬克思和其他社會主義者，古典價值理論將這種經濟租金定義為不勞而獲收入（unearned income），是在沒有對生產做出貢獻的情況下榨取而得的，因此是對經濟成本和價格結構的不必要征費。對工業利潤和勞工工資征稅會增加生產成本，因此應避免；而地租、壟斷租金和金融收益則應以課稅的形式被征收掉，或者土地、壟斷企業和信貸可以干脆被國有化納入公共領域，以降低獲得房地產和壟斷服務的成本，并減少金融費用。
正是這些基于區分內在成本-價值和市場價格的古典政策，使工業資本主義如此具有革命性。通過對經濟租金征稅來使經濟擺脫食利者收入，旨在最小化生活成本和經營成本，同時也最小化金融和地主權力精英的政治主導地位。當美國在1913年實施其最初的累進所得稅時，只有2%的美國人收入高到需要提交納稅申報單。1913年的絕大部分稅收落在了金融和房地產利益集團的食利收入，以及由銀行系統組織的托拉斯所榨取的壟斷租金上。
美國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如何逆轉了昔日的工業態勢
自20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時期興起以來，美國勞工的可支配收入一直受到高成本的基本需求擠壓，生活成本也同時使美國勞工在世界市場上失去了價格競爭力。這與高工資經濟不可同日而語。工資被各種形式的經濟租金（這些租金已泛濫并摧毀了美國過去具有競爭力的成本結構）克扣掉。如今一個四口之家平均17.5萬美元的收入，主要不是用于購買工薪階層生產的產品或服務，而是大部分被位于經濟金字塔頂端的金融、保險和房地產（FIRE）部門以及壟斷企業所吸走。
私營部門的債務負擔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今天的工資不再用于提高勞工生活水平，企業利潤也不再用于工業企業的新有形資本投資及研發。雇主支付給員工的工資不足以讓后者在扣除金融、保險和房地產負擔后能還能維持生活水平，這導致美國勞工越發落后。
在銀行信貸和不斷上升的債務/收入比率的推動下，美國購房者的住房指導成本已升至其收入的43%，遠高于過去標準的25%。聯邦住房管理局（FHA）為遵循該指導方針的銀行提供抵押貸款保險，以保證它們不會虧損，即使拖欠和違約率正達到歷史新高。住房擁有率從2005年的超過69%下降到奧巴馬時期2008年垃圾房貸危機后止贖浪潮中的不足63%。租金和房價持續飆升（尤其是在美聯儲故意保持低利率以抬高資產價格來支撐金融部門，以及私人資本收購工薪階層負擔不起的房屋期間），因此住房成為迄今為止工資收入的最大負擔。
為了獲得更高薪工作而承擔的學生債務，以及在許多情況下為了能夠開車上班而必需的車貸，兩者的拖欠額也在呈爆炸式增長。這還不算僅僅為了維持收支平衡而累積的信用卡債務。災難性的私有化醫療保險現在吞噬了美國GDP的18%，然而醫療債務已成為個人破產的主要原因。所有這一切都與當初為美國工業制定的“高工資經濟”政策的意圖完全相反。
這種新自由主義金融化——食利者費用泛濫、住房和醫療成本膨脹、以及人們需要依賴信貸而非僅僅依靠收入來生活——產生了兩個影響。最明顯的是，自2008年以來，大多數美國家庭未能增加儲蓄，靠著薪水勉強度日。第二個影響是，由于雇主必須支付給勞動力足夠的工資來承擔這些食利者成本，美國勞工的生活工資（living wage）已經遠遠高于其他所有國家經濟體，以至于美國工業根本無法與外國競爭。
美國經濟的私有化和放松管制迫使雇主和勞工承擔了食利者成本，包括更高的住房價格和不斷增加的債務負擔，這些都是當今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組成部分。由此導致的工業競爭力喪失是美國再工業化的主要障礙。畢竟，正是這些食利者費用首先導致了經濟的去工業化，使美國工業在世界市場上競爭力下降，而且食利費用推高了基本需求成本和經營成本從而驅使產業外移。人們要支付這些費用也使國內市場萎縮，因為它降低了勞工購買本國所生產產品的能力。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對解決這些問題毫無作用，反而會使價格通脹加速而加劇這些問題。
這種情況短期內不太可能改變，因為當今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受益者——即那些給美國經濟帶來負擔的食利費用的收取者——已經成為了億萬富翁組成的政治“捐款階層”。為了增加他們的食利收入和資本利得并使這個趨勢不可逆轉，這個再次冒起的寡頭集團正在力推進一步私有化和出售公共部門，而不是讓后者提供補貼服務以最低成本滿足經濟的基本需求。被私有化的最大公用事業是自然壟斷企業——這也就是為什么它們最初被置于公共領域的原因（即為了避免有人榨取壟斷租金）。
他們的借口是追求利潤的私有制會激勵提高效率。但現實卻是，以前屬于公共服務的交通、通訊和其他被私有化的部門將會提高價格直到市場所能承受的極限。國會正在試圖私有化美國郵政局，人們急切地看它的命運走向。
今天，出售政府資產的目的既不是為了增加生產，也不是降低成本。當某個企業擁有能夠榨取壟斷租金的私有化壟斷部門時，這樣的前景驅動金融經營者不惜借錢收購這些企業，并且在它們的成本結構中增加債務支付成本。然后，他們開始出售企業的房地產以獲取快錢作為特別股息支付給股東，接著再租回運營所需的物業。結果就是一個成本高昂、負債累累、利潤暴跌的壟斷企業。這就是新自由主義模式，從典型的英國泰晤士水務（Thames Water）私有化到通用電氣（General Electric）和波音（Boeing）等金融化的前私營工業公司，都是如此。
與19世紀工業資本主義騰飛形成對比的是，在當今后工業時代的食利金融資本主義（rentier finance capitalism）時期，私有化者的目標是在那些已被私有化、金融化和放松管制的原公共企業的股票上獲取“資本”收益。私營領域也追求著類似的金融目標，金融部門的商業計劃已經從追求企業利潤轉向在股票、債券和房地產上獲取資本收益。
絕大多數股票和債券由最富有的10%的人擁有，底層90%的人無緣置喙。當前者的金融財富飆升時，大多數人的可支配個人收入（支付食利費用后）卻在縮水。在當今的食利金融資本主義下，經濟正同時朝兩個方向發展——工業品生產部門持續向下，而對該部門勞動力和資本的金融及其他食利者的收益所有權卻蒸蒸日上。
昔日通過最小化生活和經營成本來建立美國工業的公私混合經濟，已被特朗普最有影響力的支持者（當然，也是民主黨的支持者）——最富有的1%——所扭轉。他們繼續打著自由主義的旗幟，追隨撒切爾主義、里根經濟學和芝加哥學派反政府（意即反勞工）的意識型態理論家。他們指責累進所得稅和財富稅、公共基礎設施投資以及政府作為監管者防止掠奪性經濟行為和兩極分化的角色，是對“自由市場”的干涉。
當然，問題是，“對誰而言的自由”？他們的意思是一個讓富人可以自由榨取經濟租金的市場。他們既忽視了為實現工業競爭力而需要對經濟租金征稅或以其他方式最小化經濟租金的必要性，也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削減富人的所得稅——然后堅持政府應該像家庭一樣平衡預算以避免陷入更深的債務——會使經濟缺乏公共部門注入的購買力。沒有凈公共支出，經濟體就不得不轉向銀行融資，而銀行的有息貸款呈指數級增長，并擠占了人們對商品和實際服務的支出。這加劇了上文所述的工資擠壓和去工業化的態勢。
所有這些變化的致命影響是，資本主義并非像19世紀所預期的那樣使銀行和金融體系工業化，反而是工業被金融化了。金融部門并沒有為新的生產資料融資分配信貸，而是提供信貸以便收購已經存在的資產——主要是房地產和現存的企業。在這個過程中，資本收益上漲，卻讓資產背上沉重的債務，因為金融部門為收購者提供信貸以便他們競價來抬高這些資產的價格。
這增加金融化財富的過程不僅以債務形式增加了經濟的開銷，而且以房地產、工業及其他公司更高的（被銀行信貸抬高的）購買價格形式增加了經濟成本。并且，金融部門一直尋求對此類收益免稅，這與其獲取資本收益的商業計劃一致。它還帶頭敦促削減房地產稅，以便業主將住房和辦公樓不斷上漲的地段價值——它們的位置租金（rent-of-location）——更多地留給銀行作為抵押品，而不是像古典經濟學家在整個19世紀所敦促的那樣，作為地方和國家財政體系的主要稅基。
這樣一來，結果是從累進稅制轉向了累退稅制。食利收入和債務融資的資本收益獲得免稅，稅收負擔轉移到了勞工和工業身上。正是這種稅收轉移鼓勵了企業財務經理們用獲取資本收益以取代追求企業利潤，如上所述。
曾經承諾的人們通過負債、看著房屋和其他房地產、股票和債券價格上漲就得以增加財富實現所有階級利益和諧共榮的局面，已經演變成了階級戰爭。這遠不止是19世紀常見的工業資本與勞工之間的階級戰爭。后現代形式的階級戰爭是金融資本同時與勞工和工業對立。雇主仍然通過支付低于其產品售價的工資來剝削勞工追求利潤。但勞工越來越多地受到債務的剝削——房貸（“更容易得到”的信貸助長了債務驅動的住房成本通脹）、學生債務、車貸以及僅僅為了維持生活成本收支平衡的信用卡債務。
人們不得不支付的這些債務費用增加了工業雇主的勞動力成本，限制了他們獲取利潤的能力。而且（如上所述）正是金融資本和其他食利者對工業（實際上是整個經濟）的這種剝削，刺激了產業外移以及美國和其他遵循相同政策路徑的西方經濟體的去工業化。【4】
與西方去工業化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的成功工業騰飛。如今，中國大部分人口的生活水平與美國大致相當。這是中國政府政策的結果，即通過補貼基本需求（如教育和醫療）以及公共高速鐵路、地方地鐵和其他交通、更好的高科技通訊和其他消費品，連同其支付系統，來為工業雇主提供公共支持。
最重要的是，中國將銀行和信貸創造作為公共事業保留在公共領域。這是使其能夠避免導致美國和其他西方經濟體去工業化的金融化的關鍵政策。
極具諷刺意味的是，中國的工業政策與美國19世紀工業起飛的政策驚人地相似。正如剛才提到的，中國政府資助了基礎設施并將其保留在公共領域，以低價提供服務，從而盡可能地維持經濟的成本結構在低水平。而中國不斷上漲的工資和生活水平確實與其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相對應。
中國有億萬富翁，但他們不被視為名人英雄和整個經濟應如何發展的榜樣。使人側目的巨額財富積累構成了西方的特征，并且創造了政治“捐款階層”。但是在中國它們受到了政治和道德的制約，無法利用個人財富來控制公共經濟政策。
在美國的言辭中，中國政府的積極干預被譴責為“專制”，但它卻成功做到了西方民主國家未能做到的事情：阻止了金融化食利寡頭集團的出現。在西方，這種寡頭利用其財富控制了政府，通過私有化政府職能來接管經濟，并通過讓經濟其他部分對自身負債、同時瓦解公共監管政策來促進自身利益。
特朗普希望復活的“鍍金時代”究竟是什么？
特朗普和共和黨人將一個政治目標凌駕于所有其他目標之上：減稅，尤其是主要落在最高收入和個人財富上的累進稅。似乎在某個時候，特朗普一定問過某個經濟學家，政府是否有其他方式來為自己融資。一定有人告訴他，從美國獨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迄今為止最主要的政府收入形式是關稅帶來的海關收入。
我們不難想象特朗普腦中燈泡亮起的情景。關稅不會落在他那由房地產、金融和壟斷部門億萬富翁組成的食利階層身上，而主要落在勞工身上（對于進口必要原材料和零部件，也落在工業身上）。
在4月3日推出其規模空前、數額巨大的關稅稅率時，特朗普承諾僅靠關稅本身就能讓美國再工業化，既通過建立保護性壁壘，又能讓國會大幅削減最富有的美國人的稅收，他似乎相信這將激勵他們“重建”美國工業。這仿佛是把更多財富交給那些已經讓美國經濟去工業化的金融經理們，就能以某種方式重現19世紀90年代在威廉·麥金萊治下達到頂峰的工業騰飛。
特朗普這套敘事忽略了的是，關稅僅僅是在一個公私混合經濟中政府培育工業的先決條件。在這個經濟體中，政府塑造市場的方式旨在最小化生活和經營成本。正是這種公共培育賦予了19世紀美國國際競爭優勢。但鑒于他的指導性經濟目標是為自己和他最有影響力的政治支持者減稅，吸引特朗普的僅僅是當時政府還沒有所得稅這個事實。
同樣吸引特朗普的是“強盜大享”階層的極度富裕，他欣然想象自己是其中一員，仿佛置身于歷史小說中。但這種自我放縱的階級意識卻有一個盲點：它無法看到自身追求掠奪性收入和財富如何摧毀包圍著它的經濟，卻幻想強盜大享是通過成為偉大的工業組織者和推動者而發家致富的。他沒有意識到，“鍍金時代”的出現并非美國工業成功戰略的一部分，而是因為當時尚未監管壟斷企業和對食利收入征稅。巨額財富之所以成為可能，是由于早期政府未能監管壟斷和對經濟租金征稅。古斯塔夫斯·邁爾斯（Gustavus Myers）的《美國巨富史》（History of the Great American Fortunes）講述了鐵路和房地產壟斷部門是如何以犧牲整體經濟為代價而從中裂殖出來的故事。
美國的反托拉斯立法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而最初的1913年所得稅僅適用于最富有的2%人口。它（如上所述）主要落在金融和房地產財富以及壟斷企業身上——金融利息、地租和壟斷租金——而不是落在勞工或大多數企業身上。相比之下，特朗普的計劃是用主要由美國消費者支付的關稅來取代針對最富有的食利階層的稅收。要認同他的信念，即可以通過對其捐款階層的稅收優惠（對他們的食利收入免稅）來實現國家繁榮，就必須阻止人們意識到這種財政政策將阻礙他聲稱想要的美國再工業化。
不擺脫食利者收入，美國經濟無法再工業化
特朗普關稅政策最直接的影響將是貿易中斷導致的失業（這還不算他的DOGE削減政府雇員導致的失業）以及消費價格上漲，而勞動力已經被金融、保險和房地產費用（工資收入需要優先繳付這些費用）壓得喘不過氣。房貸、車貸和信用卡貸款的拖欠額已經處于歷史高位，超過一半的美國人根本沒有凈儲蓄——并且告訴民調機構一旦需要籌集400美元支付緊急開銷，他們將無法應付。
在這種情況下，可支配個人收入不可能上升。而且，美國的工業生產也無法避免因特朗普威脅要設置的巨大關稅壁壘而造成貿易中斷和裁員而陷入停頓——至少在他完成與各國逐一談判，以恢復更正常的美國市場準入來換取經濟讓步之前是如此。雖然特朗普宣布了90天暫停期，在此期間對表示愿意談判的國家的關稅將降至10%，但他已將對中國進口商品的關稅提高到145%。【5】中國和其他外國公司已經停止出口美國工業所需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對許多公司來說，在圍繞這些政治談判的不確定性塵埃落定之前恢復貿易風險太大。預計一些國家會利用這個過渡期尋找替代美國市場的方案（包括為本國人口生產）。
至于特朗普希望說服外國公司將其工廠遷往美國的希望，這些公司也將面臨著他懸于外國投資者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的風險。他可能在某個適當時候干脆堅持要求他們將美國子公司出售給美國國內投資者，就像他要求中國對TikTok所做的那樣。
當然，最根本的問題是，美國經濟不斷上升的債務負擔、醫療保險和住房成本已經使美國勞動力及其制造的產品在世界市場上失去了價格競爭力。特朗普的關稅政策無法解決這個問題。事實上，他的關稅將推高消費價格，進一步增加生活成本，繼而又再推高美國勞動力的價格，加劇這個問題。
特朗普的關稅和其他財政政策的效果將不是支持美國工業的重新增長，而是保護和補貼過時落后以及金融化的去工業化。如果不重組食利金融化的經濟，使它回歸工業資本主義最初的商業計劃——即市場擺脫食利收入，正如古典經濟學家及他們區分價值與價格、從而區分租金與工業利潤所倡導的那樣——特朗普的計劃將無法使美國再工業化。事實上，它有可能將美國經濟推向蕭條——當然，對90%的人口而言。
因此，我們正在面對兩種對立的經濟哲學。一方面是美國和大多數其他成功國家所遵循的最初的工業計劃。它是基于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和強有力的政府監管的古典計劃；關稅保護不斷上漲的工資并提供了公共收入；經濟中充滿利潤機會來創建工廠和雇傭勞動力。
特朗普沒有計劃重新創建這樣的經濟體。相反，他倡導的是對立的經濟哲學：縮減政府規模、削弱公共監管、私有化公共基礎設施，并廢除累進所得稅。這正是新自由主義計劃，它增加了工業的成本結構，并加劇了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的財富和收入兩極分化。特朗普將這個計劃歪曲為支持工業，而不是工業的對立面。
在繼續推行新自由主義計劃的同時征收關稅，只會令經濟繼續暮氣沉沉：工業生產背負著高昂的勞動力成本，這是由于國內房價上漲，加上勞工需要從已經私有化的公用事業那里購買醫療保險、教育等服務，而這些公用事業過去以補貼價格來提供通訊、交通和其他基本需求，而非榨取金融化壟斷租金。這將是一個失去光澤的鍍金時代。
雖然特朗普可能真心希望讓美國再工業化，但他更專注的目標是為他的捐款階層減稅，并幻想關稅收入可以為此買單。可是許多貿易已經停止。等到更正常的貿易恢復并從中產生關稅收入時，大范圍的裁員已經發生，受影響的勞工將進一步陷入債務拖欠的困境。美國經濟并不會因此而處于更有利于再工業化的位置。
地緣政治維度
特朗普與各國逐一談判，以恢復其美國市場準入來換取經濟讓步，這無疑將導致一些國家屈服于其脅迫策略。事實上，特朗普宣布超過75個國家已聯系美國政府進行談判。但某些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已經在尋求替代方案，以擺脫美國將貿易依賴武器化來勒索讓步的做法。各國正在討論聯合起來創建規則不那么混亂無序的共同貿易市場的選項。
他們這樣做的結果將是，特朗普的政策使美國在冷戰征途上又邁出一步，把自己孤立于世界其他地區（可能包括其一些歐洲衛星國）的貿易和投資關系之外。美國面臨著這樣的風險，它被拋回到其長期以來被認為是其最強的經濟優勢上：即在糧食、原材料和勞動力方面實現自給自足的能力。但它已經自我去工業化了，除了承諾如果其他國家同意讓美國成為其經濟增長的主要受益者就不傷害它們、不擾亂它們的貿易、不對它們實施制裁之外，美國幾乎沒有什么可以提供給其他國家。
試圖擴張帝國的國家領導人的傲慢狂妄古已有之——他們的報應也是如此，而報應通常就是他們自己。在第二次就職典禮上，特朗普承諾了一個新的黃金時代。希羅多德（Herodotus，《歷史》，卷一，53）講述了克洛伊索斯（Croesus）的故事，他是呂底亞（Lydia，約公元前585-546年，位于現今土耳其西部和愛奧尼亞地中海沿岸）的國王。克洛伊索斯征服了以弗所（Ephesus）、米利都（Miletus）及鄰近的希臘語地區，獲得了貢品和戰利品。他成為當時最富有的統治者之一，尤其以其金幣聞名。但這些勝利和財富導致了傲慢和狂妄。克洛伊索斯將目光投向東方，渴望征服居魯士大帝統治下的波斯。
當時的德爾斐神廟香火鼎盛，來自該地區不同國家的人云集。克洛伊索斯捐贈了數量可觀的金銀后，祈求神諭詢問他計劃的征服是否會成功。皮提亞（Pythia）女祭司回答說：“如果你對波斯開戰，你將毀滅一個偉大的帝國。”
克洛伊索斯大喜過望，于公元前547年左右出發攻打波斯。他向東進軍，攻擊了波斯的附庸國弗里吉亞（Phrygia）。居魯士發動了一場“特別軍事行動”擊退了克洛伊索斯，擊敗了他的軍隊，俘虜了他，并趁機奪取了呂底亞的黃金來發行波斯金幣。所以，克洛伊索斯確實毀滅了一個偉大的帝國——但是他自己的帝國。
快進到今天。就像克洛伊索斯希望為了他的金幣而去奪取其他國家的財富一樣，特朗普希望他的全球貿易侵略能使美國榨取其他國家的財富，并加強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角色，以此對付其他國家旨在去美元化、創建替代方案來進行國際貿易和持有其他外匯儲備的防御性舉措。但特朗普的侵略姿態進一步削弱了外國對美元的信任，并且對美國工業的供應鏈造成嚴重中斷，導致國內生產停滯和裁員。
在特朗普暫停關稅后，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飆升，投資者曾希望得以恢復常態，但當清楚地看到他仍然對所有國家征收10%的關稅（對中國則是高得離譜的145%）時，指數又回落了。現在越來越明顯的是，他對貿易所造成的激進破壞是不可逆轉的。特朗普于4月3日宣布的關稅，加上隨后他聲稱這只是他的最高要價，將通過雙邊逐國談判來榨取經濟和政治讓步（并可由特朗普酌情進行更多更改）的聲明，已經取代了對所有國家都一致且具有約束力的一套規則的傳統觀念。他要求美國在任何交易中都必須是“贏家”的主張，已經改變了世界其他地區如何看待自身與美國的經濟關系。一個完全不同的地緣政治邏輯正在浮現，它將創建一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
隨著中美貿易被凍結，甚至可能癱瘓，中國以自己的關稅和出口管制做出了回應。中國似乎不太可能取消對美國供應鏈至關重要的許多產品的出口管制。其他國家正在尋找擺脫對美國貿易依賴的替代方案，重新建立全球經濟秩序的談判正在進行中，包括防御性的去美元化政策。特朗普朝著摧毀一個曾經偉大的帝國的方向邁出了一大步。（翻譯：黃鈺書）
【1】本文主要論點參考我的 《美國的保護主義起飛，1815-1914：被忽視的美國政治經濟學派》（ISLET，2010），書中我回顧了指導美國崛起成為工業強國的政治態勢和經濟理論。
【2】三個一般生產要素是勞動、資本和土地。但我們最好從收入接受者階級的角度來考慮這些要素。資本家和工人扮演生產性角色，但地主收取地租卻不提供生產性服務，因為他們的地租是“睡著也能賺到”的不勞而獲收入(unearned income)[譯注：一般譯非勞動收入。但這樣容易讓人誤會是專指工人的工資而排除了資本的經營收入。古典經濟學中資本的經營和勞動通過工作的收入都屬于earned income，與不勞而獲的食租收入對立。
【3】與旨在以犧牲其他經濟部門為代價快速獲利的短期貿易信貸和股票市場的英國體系相比，德國在建立政府、重工業和銀行業的共生關系方面比美國走得更遠。主張這種體系的經濟學家將所依據的邏輯稱為“貨幣的國家理論”（State Theory of Money）。我在《殺死宿主》（Killing the Host，2015，第7章）中有詳細說明。
【4】美國的去工業化也源于美國的政策（始于卡特，在克林頓時期加速）推動將工業生產外移到墨西哥、中國、越南和其他工資水平較低的國家。特朗普的反移民政策利用了本土主義情緒，反映了這項蓄意使美國去工業化的美國政策的“成功”。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移民政策與美國工業起飛時期的政策相反，后者鼓勵接納移民作為勞動力來源——不僅是逃離歐洲壓迫性社會的技術工人，也包括在建筑業（男性）和紡織業（女性）工作的低薪工人。但今天，通過直接遷往過去為美國提供工業勞動力的移民來源國，美國工業已無需將他們帶到美國來。
【5】白宮指出，特朗普對中國新增的125%關稅是附加在現有的20% IEEPA（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關稅之上，使從中國進口商品的關稅達到了高得無法支付的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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