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2025年4月9日《崔哥天天侃》說，近日一位法國記者在入境美國時，機場的移民官員搜查了他的手機，發現其中包含批評特朗普政府政策的聊天信息，認為這些信息顯示出對特朗普的仇視，因此拒絕了他入境。
崔哥感嘆，這還是那個號稱世界言論最自由的美國嗎？
事實上，言論自由在美國早已淪為一種“政治武器”，準確地說，在當前已經淪為維護美國總統特朗普獨裁統治的工具。
不僅對外國人是這樣，對美國人自己也是這樣。最近，美聯社記者被禁止進入白宮事件在美國鬧得沸沸揚揚，就因沒有執行特朗普總統的指示——把“墨西哥灣”改稱“美國灣”。
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無視國際法簽署行政令，單方面將“墨西哥灣”更名為“美國灣”。美聯社在報道中堅持沿用國際通用的“墨西哥灣”名稱，并發布編輯指南稱將“承認新名稱，但繼續使用原稱”。
此舉引發白宮不滿，白宮新聞秘書卡羅琳·萊維特稱，禁止記者進入是為了“防止媒體撒謊”，并強調白宮有權決定活動參與者。
美聯社執行主編朱莉·佩斯發表聲明抗議，認為此舉“違反憲法第一修正案”，損害公眾知情權。白宮記者協會也批評禁令“不可接受”。
此次封殺被視為特朗普政府打壓媒體獨立性、踐踏言論自由權利的延續。此前，CNN記者吉姆·阿科斯塔也因提問遭吊銷采訪資格，后經訴訟恢復。
一、往事只能回味
言論自由被寫進了憲法。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明確指出：“國會不得制定關于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國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剝奪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和向政府請愿申冤的權利。”該修正案于1791年12月15日獲得通過。
罵總統和焚燒國旗被視為言論自由的標志性事件。反映了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對言論自由的寬泛保護，體現了美國將言論自由視為民主基石的理念。
1964年《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確立了“實際惡意”原則，即公職人員在指控媒體誹謗時需證明對方存在“明知虛假或罔顧真相”的惡意，這極大保護了公眾對政府的批評權。
政治批評被視為民主社會監督權力的核心機制，即使言辭激烈或帶有冒犯性，只要不涉及煽動暴力或威脅（如明確死亡威脅），通常受憲法保護。
1989年得克薩斯州訴約翰遜案：聯邦最高法院以5:4裁定焚燒國旗屬于“象征性言論”，受第一修正案保護。大法官布倫南指出，政府不能因社會認為某種思想“冒犯”而禁止其表達。隨后國會曾試圖通過《國旗保護法》，但被最高法院在1990年美國訴艾奇曼案再次否決，重申焚燒國旗合法。
許多民眾認為焚燒國旗侮辱國家，但法律上“冒犯性”不足以成為限制言論的理由。保守派多次推動憲法修正案禁止焚燒國旗，但均未成功，凸顯美國對言論自由原則的堅守。
法國作家托克維爾200多年前在美國親歷言論自由。在他的《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對美國的言論自由和政治文化進行了深刻觀察，其對公共輿論、新聞自由和政治參與的洞察，揭示了美國早期民主社會中言論自由的獨特運作邏輯。
托克維爾發現，美國地方自治（鄉鎮精神）讓言論自由扎根于日常生活：
公民通過地方議會、陪審團和宗教集會頻繁辯論公共事務，形成“自我治理的習慣”；
聯邦制下權力分散，壓制言論的中央權威較弱，地方社區成為言論自由的天然屏障。
托克維爾形容美國報紙“數量龐大、質量參差”，但認為這種混亂恰恰是自由的體現，“報紙的影響力來自它們反映多數人共同訴求的能力，而非單一權威的灌輸”。他對比歐洲的精英化媒體，指出美國報紙更貼近大眾，甚至“煽動性語言”也是民主活力的表現。
托克維爾在書中收錄了這樣一則小故事：一次，德國科學家巴倫·亞歷山大·馮·洪堡爾特拜訪杰斐遜，在總統書房看到一張報紙，上面滿是對總統的辱罵攻擊之詞，巴倫憤怒地說：“為什么讓這些謠言泛濫？為什么不取消這家報紙？至少也該重罰編輯，把這家伙投進監獄。”杰斐遜笑著說：“把報紙裝到你的口袋里，巴倫。如果有人對我們自由的現實和新聞自由有懷疑，你可以拿出這張報紙，并告訴他們你是在哪里見到的。”
媒體在美國曾經被稱為“第四權力”（Fourth Estate）。意指其作為獨立于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的監督力量，通過揭露真相、批評權力來制衡政府。這一概念的實踐與爭議深刻塑造了美國傳統政治的民主進程，美國建國者如杰斐遜認為“自由的報刊是民主的基石”，將媒體視為防止政府腐敗的關鍵機制。
杰斐遜說：“如果讓我來決定，我們是應該有一個政府而沒有報紙，還是應該有報紙而沒有政府時，我會一刻也不猶豫地選擇后者。因為，我們的安全以及正確的判斷，都來自于傾聽各種信息，包括真實的，也包括不那么正確的。”
在美國，任何機構和個人都可以自由辦報或其他媒體，唯獨政府不可以，因為美國憲法不允許。美國允許各種奇談怪論，允許各種看似荒誕的思想橫行，容忍各種反對的聲音，但美國不允許權力控制輿論，不允許權力主導思想，不允許少數人左右整個社會的思想。
美國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第四權力”是20世紀初掀起的“扒糞運動”，通過對廣泛關注的社會問題和政治腐敗的深入調查和報道，揭露了大量令人震驚的社會和政治丑聞，有力推動了美國社會諸如食品安全、勞工權益保護、反壟斷等諸多變革和進步，彰顯了媒體作為社會公器的力量和責任，在美國新聞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還有一些重大的新聞事件，將媒體“第四權力”推向了神壇。如1972-1974年的“水門事件”，
《華盛頓郵報》記者伍德沃德與伯恩斯坦通過匿名線人“深喉”揭露尼克松政府竊聽與掩蓋行為，直接導致總統辭職；2003年后的“洗衣粉事件”，《紐約時報》等媒體揭露小布什政府夸大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威脅，迫使政府承認情報失誤，重塑公眾對戰爭的認知。
二、早已時過境遷
托克維爾在他的《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曾預言美國言論自由未來可能的三種變異趨勢：
第一，多數暴政的現代形式。托克維爾警告的“輿論專制”在社交媒體時代加劇，網絡暴力和“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迫使個人屈從主流敘事，與其“社會性死亡”預言驚人契合。現如今推特、臉書、油管等社交媒體的顛覆性沖擊，使得虛假信息傳播速度遠超事實核查。
第二，地方自治的衰落與言論中央化。托克維爾擔憂聯邦權力擴大會侵蝕地方自治，今日美國政治極化導致言論日益“國家化”，地方議題被全國性媒體議程淹沒，草根辯論空間萎縮。特朗普雖然自己曾經遭受過被禁言的痛苦經歷，但是他自己在總統任期內也專橫跋扈，對反對意見實行野蠻打壓，他經常在公開場合攻擊批評他的媒體為“假新聞”，并通過社交媒體煽動支持者抵制特定媒體機構。他還通過行政權力、司法施壓及輿論引導等方式系統性削弱反對聲音，其核心邏輯在于強化個人權威并鞏固政治基本盤的支持。
第三，新聞自由的資本化困境。托克維爾筆下的“平民化媒體”已演變為寡頭控制的媒體集團，他精準預見了資本對言論的侵蝕：“當新聞成為一門工業，自由可能淪為財富的附庸。”當今美國6大傳媒集團控制90%美國媒體，導致報道傾向服務于資本利益，例如2008年金融危機中，主流媒體對華爾街的批判因廣告利益而弱化。據推特公司公布的一份內部文件顯示，美國生物技術創新組織代表輝瑞、莫德納、阿斯利康等制藥公司致信美國政府和推特公司，要求審查在推特上呼吁提供低價疫苗和分享知識產權和專利的用戶，以維護其在新冠疫苗領域的壟斷地位。
托克維爾的結論至今發人深省：“自由的真正堡壘，不在憲法條文，而在每個公民的心靈習性之中。”美國言論自由的韌性，本質上源于其社會對“不完美的自由”的集體容忍——這種文化，遠比法律更難復制。
從當今的現實情況看，言論自由更多地成為“政治武器”。一是用于黨爭。福克斯新聞（保守派）與微軟全國廣播公司MSNBC（自由派）塑造對立敘事，媒體從“真相監督者”淪為“意識形態傳聲筒”，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顯示，2020年美國兩黨支持者對同一事件的信任媒體重合率不足15%；2022年3月，《紐約時報》發表社論《美國存在言論自由問題》指出，美國社會正陷入左派和右派相互攻擊的循環怪圈，美國的言論自由已是明日黃花。
二是用于攻擊政敵。在舉行大選期間最為突出，比如在2016年總統競選期間，特朗普頻繁使用“假新聞”（Fake News）一詞攻擊媒體和政敵，例如指控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涉及“電郵門”和“叛國”，稱主流媒體如CNN為“人民公敵”；2020年大選期間，極右翼團體QAnon散布關于民主黨人士的陰謀論，例如指控希拉里·克林頓等人參與“兒童販賣團伙”（“披薩門”事件），宣稱2020年大選存在“大規模舞弊”（被多州法院駁回），等等。
三是用于掩蓋真相。最典型的案例是美國政府對TikTok的打壓——“不賣就禁”，因為TikTok向美國人民展示了一個真實的中國，有超過1.5億TikTok美國用戶在該平臺上。
四是用于獨裁統治。容不得不同意見，“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文章開頭那種案例比比皆是。美國新聞自由追蹤系統顯示，2022年全美發生128起違背新聞自由的事件，其中攻擊新聞記者40起，逮捕或起訴15起。2023年，美國至少12名記者被捕或面臨指控，多名記者因正常新聞報道遭刑事定罪。
2022年，由《紐約時報》和錫耶納學院聯合展開的全美民意調查顯示，66%的被調查者表示不相信美國人享有言論自由，其中的8%還認為美國人沒有任何言論自由。近年來，由于政治極化和政治暴力，民眾擔心被攻擊和報復，在談論政治話題時更加謹慎甚至緘默不語。46%的受訪者表示，與十年前相比，美國社會談論政治的自由度大幅下降，許多民眾盡量少談政治甚至不問政治。
三、敢問路在何方
如何確保言論自由的實現，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法律、制度、社會文化和技術的綜合保障。同時，言論自由并非絕對，但對其限制必須遵循法律、民主程序和必要性原則。實現這一目標需要持續的社會監督、公民參與以及制度韌性，以抵御權力擴張和技術濫用的風險。最終，一個允許自由表達、理性辯論的社會，才能更有效地推動進步與正義。
按理說，言論自由在美國應該得到最大程度的保護和尊重，因為他們自稱為“民主燈塔”、法治國家，言論自由寫入了憲法，可是居然還存在嚴重問題，筆者以為很大程度取決于政府行政權力的包容性，取決于政府領導人的胸懷和素養。
筆者不由得想起了美國建國先驅杰斐遜的一段名言：“一個政府，只要本身正直清廉，是不怕受報紙攻擊的，更不會由于受到惡意攻擊而倒臺。事實上，如果政府清正廉潔，你又何必害怕媒體呢？因為媒體挑不出毛病，只能為你歌功頌德；如果政府確實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你又何必害怕媒體呢？因為媒體給你指出問題，有利于糾正錯誤，純潔隊伍，確保長治久安。”
聯系到美國現任總統特朗普對言論自由的肆意打壓，除了他個人缺乏教養甚至原本就是流氓地痞之類的惡棍外，很大程度是由于三權分立制衡機制失衡所致。筆者于2024年11月20日發表一篇文章《美國即將開啟特朗普“獨裁專制統治”時代》（昆侖策網原創首發）指出，特朗普當選后，美國政體結構發生了“一黨獨大、三權獨攬”的根本性變化：立法權，共和黨在參眾兩院均占多數，獲得控制權，兩院領導人均為共和黨人；行政權，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贏得大選；司法權，由于特朗普在上一任期內一口氣塞進美國聯邦最高法院3名保守派大法官，使得9名大法官中支持共和黨的保守派以6:3對支持民主黨的自由派。
這一局面，使得三權分立的權力均勢被徹底打破，制衡作用被嚴重削弱甚至失控，為特朗普的“獨裁專制統治”鋪平了道路。所以，特朗普才如此狂妄任性，為所欲為。
筆者在文章中指出，隨著共和黨以絕對優勢贏得2024年大選，美國政治格局將發生裂變，特朗普的回歸將進一步加劇美國政治的兩極分化，建制派和反建制派的對抗將更加激烈。特朗普政府可能會重新恢復其上一任總統任期內的相關政策，加之特朗普一貫我行我素、獨來獨往的作風，未來2.0版的特朗普總統用權將會更加任性，更加為所欲為，這就為美國和世界的未來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
（原創，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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