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本文為嗶站up“偶然偏斜的羅德島”巴以專題其中的四篇，發布時間分別為2024年的8月、7月、8月和10月，有些觀點可能具有時效性。
1
國家作為種族隔離的工具
某種意義上現代國家本身就是一種無惡意的種族隔離。當然，它也可以被有惡意地使用。如果你審視白人南非的歷史，就會看到其以扶植黑人自治體獨立建國的方式，褫奪黑人的公民權，并向他們提供不同質量的公共服務。也就是為了維持種族不平等，為了隔離而建立國家，這正好是對通常的因為國家邊界存在而導致人們的境遇不平等的顛倒。而前者恰恰是后者的實質——世界這么大，國家沒能力也沒義務為外國人負責，要建立共同體責任，就需要有一個有邊界的共同體，國家的權力和責任是只與本國公民有關的。
班圖斯坦（Bantustan，亦稱黑人家園），是南非政府為黑人居民劃出的一塊領土，作為其種族隔離政策的一部分。這一政策曾讓黑人失去公民身份以及投票權，并使得白人可以繼續控制南非。
因此正在巴勒斯坦發生著的事情甚至比“一個以色列”的一國方案還要糟糕。盡管曾經是，現在幾乎也是，以色列實際上控制著整個巴勒斯坦地區，它也幾乎不承認其他的實體有獨立于和平行于它的治權，所以道義上講，種族隔離就是種族隔離，對此，以色列是責無旁貸的，但在被無限延宕的兩國方案進程的掩護下，被合理化的還是公然的軍事占領、區別對待、二等公民和有權無責的占領區政治等等。比起一個類似六十年代前的美國的種族隔離社會，更糟的情況是以色列并非在自己的社會中勉強實行一個脆弱的，道德上沒有根基的暴政，而是能夠宣稱，自己在為了反恐和消滅世界禍患，對一個邪惡敵對組織的領地發動治安戰。
以色列認為自己無所謂保障那里的人民某種公民權的義務，就像二戰時的盟軍對于柏林沒有什么義務一樣（而同時他們也不承認那里存在一個巴勒斯坦國有主張和保護這些人公民權的權力），（任何當代國家如果公然地建議為了大家都舒服的理由，把本國社會中的一個人群盡可能地系統遷移到其他國家去，留地不留人，像巴爾干戰爭中出現的那樣，毫無疑問就會被認為是種族清洗或滅絕，希特勒再世，但是以色列）可以公然地建議為了“人道主義目的”把那里的阿拉伯裔居民全都疏散到埃及之類的地方去，因為那里是被野蠻敵人荼毒的苦土，以色列為了消滅野蠻的敵人，正對那里發起一場“可能波及可憐的平民的”戰爭。
雖然盟軍士兵在德國期間被要求遵守當地法律，但德國法院不能起訴士兵對德國公民犯下的罪行，除非占領當局授權。當一名士兵被指控有犯罪行為時，占領當局總是傾向于在軍事司法系統內處理此事。
內塔尼亞胡叫囂著最終要從根本上否認西岸和加沙所有阿拉伯人政權的存在法統，但他知道，如果立刻這樣做，將來在同一個以色列國中，無論是猶太民族國家法還是司法治安中的種族歧視（比如以防恐為名搞種族主義的生物識別），都只能是權宜之計——倘若統一的以色列還是作為所謂中東唯一的皿煮國家，即便只是像現在這樣對本土（比如在偽都耶路撒冷）阿拉伯裔居民也實行著某種程度上的系統性隔離和迫害的“皿煮國家”，那就必須面對種族平權的大勢所趨，從而難以堅持其猶太性（不但是技術上存在這樣的難度，多數普通猶太人民本身也不會愿意接納這樣多的政治異質性人口涌入，即便是作為被隔離的二等公民?，F在又不是搞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黑奴時代，對共同體政治純潔性的期望超過了對國家人口增長的期望的權重，最多接受一小部分經過嚴格篩選的，確定沒有顛覆性的阿拉伯裔廉價勞工進來就足夠了）。所以他現在必須在反恐戰爭和戰略反攻的名義下制造一個真正的種族“（政治上的）最終解決方案”（無論如何，又一個納粹概念?。?，來盡可能地讓以后的事情變得容易些。
這就是為什么對于巴勒斯坦來說，值得不計代價換取這樣一種進程：擺脫非正?；模瓮[的，名為民族權力機構的這樣的有限自治政權形態，建立被承認具有對等地位的巴勒斯坦國。因為某種程度上，如今西岸的有限政權形態和加沙那種法理上懸而未決的政治存在，都反而正扮演著以色列種族隔離有意無意的默許和合作者。當然我不是說它們從根本上講不好。有的人說現在的西岸是偽政權，這是不對的，因為西岸依然堅持了與以色列對立的抵抗意識形態，而且法理上不需要以色列的許可——所以（即便被認為是）技術上的偽政權也隨時可能轉變為完全的真政權。
而且在九十年代以前的被絕對占領時期，也就是抵抗運動全然局限于海外流亡和游擊戰的時期，種族壓制和隔離以及對抵抗活動空間的壓縮，要更加慘烈。不得不承認，如今需要將兩種巴勒斯坦自治政權的存在被用作實行種族差別對待和公然的種族清洗滅絕的借口的情形，本身已經是以色列在當代條件下的妥協。
2
被逾越的底線共識
近來，利庫德集團領導的以色列持續地逾越既往的一些底線共識，最初是（突破了奧斯陸協議、撤出加沙、巴勒斯坦內戰以來的默契）在加沙戰爭中宣稱要通過徹底的（即便可能是暫時的）武裝占領以清除哈馬斯和其影響，然后是沒收部分西岸土地，現在又是議會投票通過“反對在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國”。
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裝團體從加沙地帶對以色列鄰近地區發動的大規模攻擊，這次襲擊被命名為阿克薩洪水行動。
眾所周知，以色列民眾和政界對兩國方案的政治解決進程持消極態度由來已久，有可能是因為他們希望堅持過度的領土主張，或應對持續的安全威脅，也可能是因為以色列需要通過不和解來保持其本身的復國主義斗爭性質……而阿克薩洪水以來，以色列得到一個抓手，使它能夠前所未有地逾越政治可行性的邊界，來讓事態空前惡化。我們并不清楚最近的這些進程究竟是作為一種對當前孤立事件的懲戒式或恫嚇式的反應，亦或真的是建立了一個原則性和長期性的歷史態度。但毫無疑問，拋開堵不如疏，圍敵必闕的戰略技巧不談，以色列人多多少少錯誤估計了一個根本前提，那就是僅通過它單方面和全面的控制和主導，終結巴勒斯坦民族抵抗，或者僅僅是其極端化溢出的部分，是不可能的。
以色列的同情者常說，以色列本可以占領整個巴勒斯坦地區并嚴格地鎮壓所有在地的不安分因素，正如1967年之后的一段時期中那樣，但他們現在已經不這樣做了（因而和在其最極端的主張中公然明確地反對以色列猶太人在被阿拉伯人主權所認可和接納的前提之外，有任何自然的生存權，只是在戰爭技術上不足以驅逐和消滅以色列人的這種“擅自存在”的，那些拒絕承認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激進派別比起來，以色列被認為已經做出了足夠的，與實力不相稱的讓步和妥協）。
但這忽略了一個基本的事實，就是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白人在羅德西亞和南非以及其它很多地方，都曾經擁有這樣的絕對地位，而且包括曾經的以色列在內，當時主觀上都無意放棄這些優勢，但他們在今天也都不再這樣做了。對于以色列來說，這種轉變發生在黎巴嫩戰爭之后，更多是由于國際壓力，而如今他們也因部分歐盟國家加速承認巴勒斯坦國而（盡管顯然過于溫和和受限）受到這種壓力。盡管以色列因為和美國的特殊關系可能在技術上受到更多的支持，從而在技術上有潛力能夠維持領土強占和治安戰的優勢，但對于來自抵抗者的，不可能根除的安全威脅，以色列人的脆弱性并不比法國人更加遲鈍，甚至要更加敏感。即便以色列實際上受國際猶太資本和團體的支持，但也的確是以色列猶太人唯一的民族國家本土，有意把狹小的本土核心置于危險之中無疑比有意把殖民地置于混亂之中更加不明智。
2006 年黎巴嫩戰爭是黎巴嫩真主黨與以色列之間持續 34 天的武裝沖突，這是自 1978 年以來以色列第三次入侵黎巴嫩。
對于巴勒斯坦一方來說，政治解決進程的被阻礙也是極其令人沮喪的。這不會因巴勒斯坦的政治團體在多大程度上在意或輕蔑以色列的態度而有所改變。哈馬斯當然會利用因政治解決的延宕產生的對武裝斗爭的需要，合理化它的軍事專制手段，法塔赫也以耶路撒冷和加沙尚處淪陷為由，擱置其政治體制的選舉和正常發展運作，這都是正在和已經發生了很長時間的事情。以色列的破壞性始終以巴勒斯坦政治為中介壓抑、撕裂和摧毀巴勒斯坦社會本身，這個過程的災難性影響已經持續得太久了，以至于雖然在過去為等待形勢變化或對方開出更好的領土、政治條件，拖延和平和建國進程曾有其必要和吸引力，但在今天也越來越失去其理由了。毫無疑問，巴勒斯坦人民需要立刻得到并接受（非常重要）一個空前根本和徹底的喘息、緩和與發展的空間，在那之后，才或許可以像阿爾都塞似地發出感慨：
即便我們至今仍在蒙受屈辱和不公，主權也不完整，很難說爭取人民解放的斗爭目標正變得越來越近，但我們從未感到如此富于希望——畢竟，來日方長。
3
什么是巴以問題？
為什么我們應該關注巴以問題？
早在10月7日的時候，所有腳踏實地的觀察者都會預料到，形勢的平衡最終有較小概率回到那天之前的位置上去，更大的概率是以色列取得了更多的優勢，巴勒斯坦將取得前所未有的自由的概率，顯然非常之低。
那么洪水的意義在于什么呢？無論如何用反抗斗士的辭章妝點它，它顯然是個技術上并不劃算的軍事冒險，甚至因為充斥了對不健康的復仇主義和恐怖主義暴力的官方鼓勵，它對有建設性的抵抗政治也沒什么貢獻。
洪水傳遞出的是忍無可忍的人群不再忍耐的信號，是被壓抑和漠視的憤怒浪潮涌起，沖決了世界帝國的高墻的消息。它的意義僅僅在于讓這樣一個早不新鮮的信號撕裂和平和文明的世界嬌嫩的耳膜。因為這個世界的確是建立在共同的，相連的基礎上的，特別是以最鄰近的以色列社會為最利害相關者，卻在之前絕大多數稀松平常，按照（虛偽的）和平的節律平順流動的日子里，未能，或無法，對巴勒斯坦人民的處境予以更多的關注和促進，無意盡最大努力，或即便盡了也不可能成功促進一個令人滿意的政治解決（恰恰因為在這時浮現出來的哈馬斯本身也并不是一個在這方面負責任的行動主體，所以在技術上而非道義上，更加使得我們知道現實在控訴一個有為的世界的缺位——“人若不能自救，那么更沒有天救之”）。
著名的《民族抵抗》，攝影：Mustafa Hassona，2019
某種意義上，所有人都為此負有責任。盡管這不是通常意義上的那種強相關關系中，契約上明文約定的責任；盡管我們若承認這種冷漠，并做出熱情的關切作為回應，就可能會間接激勵類似的抵抗者們為了懲罰這種冷漠，吸引建設性關切，采用并不明智的，不計后果的軍事冒險甚至恐怖手段（他們可能知道，也可能不會知道，為了懲罰冷漠或者吸引關切，進行癔癥式的掙扎也已經不能帶來更多的東西）；我們也不應該逃避收聽那種刺耳的警告了，這是一點也不能等的。至于我們在注意到這個問題之后，怎么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從在冷漠地旁觀和介入卻無力的一體兩面之間震蕩的境地解脫出來，開創新的基礎，那才是真正應該探求的東西。
如何談論巴以？
以色列的辯護者總是從道義上去談論以色列的動機，論證它如何必須采取某些手段來保護自己的公民，以及它作為別人發起的戰爭的勝利者，取得種種的優勢或權力是合理的。總之，按他們的說法，以色列有許多的道德理由必須去侵犯巴勒斯坦，至少不比巴勒斯坦反對和抵抗這種侵犯的理由少。
然而，這很容易在不得不承認侵犯的性質成立的同時，導向另一個推論，就是當雙方都對同一件事有自己的道德理由的時候，在事件本身之外同時意味著更有價值的社會、更有理/合法性的權威，或更有意義的意識形態的那一方，它的道德理由應該得到更多的同情和認可，它受到的道德譴責應該被更多地赦免——記得一個視頻嗎？里面講述了一個親加沙的在以色列境內的阿拉伯女性，在得知以色列要把她遣送去加沙的時候急得哭起來，暴露了葉公好龍的性質。
這名女子在社交媒體上慶祝哈馬斯襲擊，以色列警察找上了她，并相關法律，取消她的居留權，將其驅逐出境，遣返至加沙。
看啊！連她都知道加沙是一個更糟糕的社會，即便對她這個族裔而言。當然，人們這時候已經可以說，她因為支持恐怖分子所以遭到報應，而且嘴上呼喚著哈里發統治卻實際上留戀以色列這樣的現代法治社會本身已證明了她的虛偽可笑，就像人們笑話為朝鮮辯護的艾躍進那樣。但是，等一等，這種敘事不是通過一種無關痛癢的細節上的道德關注，從根本上遮蔽了事件本身么？如果以色列社會威脅要把其公民中的異族異見分子驅逐到另外的政治實體的領土去，而不是在本政權的框架下依法審判，合理處置，那么它本身就是一個種族隔離和政治迫害的機器，任何對受害者的指摘或者政治運行技術上的辯護。
盡管可能會令我們相信這的確是為了保護某種秩序的運行不得已而為之，但都不會改變事實的性質（就像我們應該相信在二戰后的確發生著對光復區的軸心國人口的強制遷移這一事實，以及這令很多人的生活受到了撕裂，發生了（盡管是有限的）人道主義危機的事實，即便我們認為通過破壞他們那種建筑在不正當基礎上的生活，才能恢復戰爭前被侵略國家人民的生活，而且這種恢復是道德和現實效率上有必要的（值得一提的是，同樣的考慮在其他的情境中可能不適用，比如對前現代征戰和屠殺造成的人口地理分布的長期和代際的改變，就往往沒有必須糾正之的現實理由。而同樣巴以問題的糾正顯然也要考慮全面的現實理由）。而在那些“有價值的原則”和“更進步的社會”中都會設置一些底線，來判斷什么樣的個別事實是不能夠因豐富的道德理由而被接受的。
以色列軍方發布新的撤離命令后，流離失所的巴勒斯坦人離開加沙中部的布雷吉難民營。
顯然在阿克薩洪水中極端和蓄意的暴力被認為不可接受的同時，以色列種族隔離、政治清洗和有意用于恐嚇民眾的軍事暴力也應該屬于此類，否則我們就會看到秩序本身被以保護秩序的理由所踐踏、撕裂——當然，這種情況不一定必須被避免，這可能是像用殺人的刑罰捍衛用以保護生命的法律的關系那樣，是一種內在不一致性的必然要求和顯現，但對于以色列來說恐怕并非如此，后面會細說。
而一個阿拉伯人之所以支持加沙或哈馬斯，的確可能是因為她是個愛慕前現代價值觀的壞分子，但也可能其本身的動機正是捍衛以色列社會的文明，（為此必須）反對它擴張和種族隔離機器的罪行。那么這件事就變得一點也不反諷，就像一個呼吁釋放冤犯的律師終于自己被抓進去了，一個反對本國對外侵略的運動家終于被扔到侵略軍的車輪前面了，難道她應該笑嗎？一個慷慨、憤激的以色列籍的加沙同情者實際上呼喚的是在以色列社會中捍衛和加強（如果不是從零開始實現）平權和正義，這本應不難理解，就像1960年代在美國、法國和日本，顯然沒有幾個年輕人考慮過移民到越南北方去一樣。
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就不難體會到整體的辯證法的真正趣味——盡管加沙在現實中的確是作為一個抵抗堡壘而存在的，但在批評以色列的談論中，加沙只是一個被殖民化了的，作為對象的觀念，只有以色列是存在著的，真正被我們談論的正是以色列應該如何做。在這時候我們需要做的不是穿透對他者的東方主義濾鏡，和巴勒斯坦進行一種后祛魅的真實對話，（盡管很不情愿，但我們也應該承認，文化多元主義的倡議對于真正改變這個帝國主義世界幾乎沒什么卵用。）反而恰恰是毫不避諱地，直接，而且只是面對以色列/西方世界的癥結，和其解決本身。
談論巴以是為了什么？
說到這里，我們已經明確了值得被談論的對象是以色列在它的背景下的存在，以及這種背景本身。我們必須試圖理解并解決這些東西在巴以問題上呈現出來的問題。很多人將以色列視作世界資本-帝國主義必然產生并集中暴露的一個馬腳，我認為這在事實上是不盡然準確的。
當然，以色列為美國扮演著重要的地緣政治和軍事角色，并和限制石油價格或對抗泛伊斯蘭政治的壯大有關，但當涉及具體的，以色列逾越邊界的那些極右翼意識形態，以及赤裸裸的不義的時候，我們會看見完全前現代和非資本主義的，種族-國家主義、宗教極端主義和軍事社會主義的東西。這些東西無助于讓資本主義或者美元石油霸權平穩地，高效地運行，甚至也無助于以色列自身的安全和外部環境——想象一下吧，如果以色列只是擊退敵國的軍隊并零星打擊所謂恐怖行為，而完全不去對約旦河西岸（或者任何1967甚至1948的巴勒斯坦領土）開展領土蠶食轉化的工作（盡管它在軍事上有很強的優勢可以支持這樣做），它仍然必須面對許多分治前產生的難民和被驅逐者的憤怒，以及整個阿拉伯世界從共同的被殖民歷史中被賦予的義憤，但比起現在的處境完全有可能好很多。
以色列安全內閣批準了一項計劃，將占領的約旦河西岸的13個定居點分離并合法化。
資本帝國主義的經濟倫理并沒有必要和可能性，在任何情況下支持非法定居點以宗教理由對私有土地的暴力侵占（即便美國歷來出于外交和地緣政治原因在各種方面支持和聲援以色列，它都幾乎一直在批評定居點的事情），更遑論國家和司法機器在這種時候不去反對侵占，保護土地產權和交易秩序，而是出于種族主義理由支持猶太定居者。很顯然，這種極丑惡的情況完全處在普世的共識之外，它不是涵蓋八十億人口的作為世界史環節的資本主義的必然產物。
但巴以問題當然不僅僅是關于一些殘忍無理的人和偶發的無底線的爭斗的問題。在我們思考巴以問題的解決時，會發現一般性框架的貧乏無力，有時我們會發現自己似乎已經走到了一些嶄新東西的開端上去。（因此，巴以問題并不只是巴以問題本身，將其從整個歷史的存在者的背景性框架里割裂出來談論的做法不必作為一種義務。）
4
向欲望放開臂膀，生命必不停息
千禧普世主義的隕落或許很早就完成了，盡管自它開始荒廢以來，從它的符號學地位之火種上取來的炬火還被一個東方大國繼承并高擎著。
但是比起被稱作歐美右翼民粹浪潮元年的2016年，在兩場區域性熱戰同步發生的今天，我們更加真切地意識到奈格里意義上的“帝國”之失序。即便不是唯一和絕對的霸權者，也總歸是拱衛著虛指和空無的世界資本主義御座的圣騎士，那個長期致力于建立和維護與世界帝國的穩定權威相稱的，整全的，封閉的意識形態框架的美國，也已經全然墮落，失去其爪牙的寒光。這還是在民粹孤立主義暫時沒有掌握主要權力的情況下。
在這種時刻，以色列利庫德集團堅定地拾起了沙龍乃至更早時期的國族哲學，但這一次沒有奧斯陸框架的羈縻。不得不說，錫安的遺民們踐行了馬基雅維利、尼采和薩特的勇氣——如果可以，也算上艾躍進的胡謅——總之，他們無保留地信任自己的正義，特別地，能夠以自己的武力開創命運。
失序若是僅因失能所致，則無非有能者代之，亦或群雄并起，還能十八路諸侯討一討董卓。但如今的情況屬于“非不能也，是不為也”，這不僅是說拜登的美國，也發生在那些形式上聲援著人道主義或巴勒斯坦的國家，甚至那些的確熱戰著對抗以色列的國家集團中。
可能是自從烏克蘭問題超過了一個小時二十二分而未以任何方式得到解決以來，處在各種沖突一線的政治軍事集團逐漸達成了這樣的新默契/共識：道德譴責是虛偽的，無力的——因為沒有任何有意義的訴說對象，也就沒法轉化為形塑現實的力量——其唯一的意義在于給詭譎的軍事博弈造勢或做掩護。矛盾積累到了不能用觀念粘補的地步，人們認清了現實的不可調停，并努力在功利主義的層面謀取生存和控制，僅此而已。
2月4日，特朗普在與內塔尼亞胡的聯合記者會上宣布稱美國應該“接管”加沙并“擁有它”。
我們應該慶祝失序，但同時拒絕這種新的為世界大戰做準備的共識。失序并不是曾經可靠秩序的失去，而只是曾經幻象的倒塌，令現實的開放性以“本真”的面目顯露。但當初各安其位的格局得到良好的安排，多邊關系可以被斡旋協調的時候，秩序也只是粉飾性的，纏在世界斷裂的開放傷口上的繃帶罷了。而承認開放性的本來面目意味著我們應當承認這樣一種事實：我們終將必然面對不一樣的可能性和現實運作機制——沒有戴維營和奧斯陸，沒有和平路線圖，也沒有60年代式的民族解放戰爭的簡單復刻，我們不知道一切終會以何種方式解決，就像一個拿破侖時代的紳士也許能夠想象第一次世界大戰，卻無法想象越南戰爭一樣。我們需要這種絕望的冰冷，而不是投入另一種更加絕望的，贏家通吃的，因循守舊并重蹈覆轍的殘酷中去。
即便以色列展現出種種創造和控制局面的雄偉暴力力量，即便我們將看到加沙近于肅清，黎巴嫩一地雞毛，被入侵的陰影吞沒。而另一邊的抵抗之弧僅有著造作、詐欺、虛張聲勢和首鼠兩端，贏面無論如何都難堪期待——暫時沒有死的總是如此，至于已死者為大，我們或許不忍指責他們做的還不夠，但他們畢竟已經死了，遑論贏面。
年輕的巴勒斯坦人赤裸上身，站在狙擊手和殺手面前，只呼喊自由的口號，堅信必勝的信念。
即便如此（即便我一如既往是個弧黑），我們仍應堅信，即便強權得到物質勝利的支持，任何人，無論他們處于怎樣的絕境和失敗之中，仍不必須接受以色列的勝利作為現實答案。這是拒絕投降主義和失敗主義的真正關頭。不妥協的欲望會永不被擊敗，我們畢竟不活在征服者可以借助物質的湮滅來使記憶和理念失傳的前現代。（這可能是我們依然應該信任的一個框架，或者說，我們至少可以選擇堅守的一個框架。）
如今受壓迫者的共同體縱是在軍事征服下，也難以被從物質上真正滅絕，于是在觀念認同上也更不可能滅絕，甚至即便在物質上滅絕，只要擁有某種內在結構共性的共同處境沒有在世界范圍內被消滅，“失敗革命的幽魂”依然會在觀念上存續。所以，無論軍事上的具體抵抗派別如何弱小、無力、動搖、虛偽，只要以色列還在否定原住民族的回歸權，還在尋求對大多數人口抗拒占領秩序的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實行種族稀釋和清洗，還在壟斷定義“他者”的權威，用檢查站和哨卡非法采集身份信息以篩選“合范者”，尋求將阿拉伯原住民族隔離為二等公民，建立猶太性的而非普世性的國家，抵抗就不會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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