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場有關職校實習生“買賣”的飯局。
做東的是吳玉良，北方某市人力資源公司老板。公司里唯一的業務，就是有關職校實習生。在這行，吳玉良做了快六年。酒席上受邀的五個人，是圈子里頗有名望的中介。他五十來歲，腹部隆起，零星的幾縷發絲倔強地堅守著最后的陣地。
“干我們這行，就是買賣人頭。”吳玉良側過頭對我說——他知道我的記者身份，但似乎并不忌諱。吳玉良組局，是想找大家幫忙出出主意，成立一所民辦中職院校。“教學只是一方面，主要是往廠里輸送實習生。這行業那點兒秘密，都是公開的。”
所謂“秘密”，的確算不上秘密。它只是圍繞職校實習生的一筆交易。
按照教育部等8部門2022年印發的《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以下簡稱“職校生管理規定”），“學生在實習單位的崗位實習時間一般為6個月”、“學生實習考核要納入學業評價，考核成績作為畢業的重要依據”。規定中的職校生“是指實施全日制學歷教育的中職學校、高職?？茖W校、高職本科學校學生”。
也就是說，職校生要想順利畢業，必須經過實習。依據規定，實習“對于建在校內或園區的生產性實訓基地、廠中校、校中廠、虛擬仿真實訓基地等”都是可以的。
由于類似基地成本很高，部分學校無法將其建在校園內，因此只能選擇將學生輸送到工廠。吳玉良解釋，這樣一來，學?？梢話耆祟^費。而為了省事且不惹麻煩，一些學校會把向廠里輸送學生的活兒，交給相熟的中介去辦。雙方對外的名頭是“合作”——廠里支付足額薪水，但這些錢往往打給中介，由后者分為三份，學生、學校、中介各一份。被克扣的薪水，一般被稱為“管理費”。
2024年世界職業技術教育發展大會上發布的數據顯示，我國職業學校每年培養畢業生超過1000萬名。這讓吳玉良等中介看到了巨大的商機。
于是他不滿足于只做中介，而試圖直接成立學校，“做甲方，或者甲方乙方都做。”利益線條上的另一端，則是一些職校生無法逃脫的命運。
“歡迎xxx學子”
如果把學生看作商品，吳玉良最不擔心的就是貨源，“這行最絕妙之處在于，職校生必須實習才能畢業，不想干也得干”。因此他從不擔心找不到用人單位，只要手里有人，總有企業主動找他。
看到我有些懷疑，他當即讓助理在社交平臺發了條虛假信息：“中職院校，實習學生300人左右。”一小時后，收到40多條來自不同IP的評論，“急需，請看私信。”李翔是吳玉良的“商品”之一。
2025年春節前，他結束了南方工廠的實習，回到老家。老家在河北省一個還算富裕的村子。和大多數農村孩子一樣，李翔按部就班在村里上完小學，鎮上讀完初中。2022年中考過后，他進了一所民辦中專，學的是計算機網絡技術專業——在此之前，他和計算機唯一打交道的方式是打游戲。
整個教育體系中，職校生一度成為沉默且時常被忽視的群體。盡管2022年5月新《職業教育法》實施，首次以法律形式確定了“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地位同等重要”，但這似乎未能從根本上打破人們對職校生的刻板印象。社會給他們貼上“學習不好”“打架混日子”的標簽。
HOPE學堂的發起人梁自存此前接受采訪時說，自己在職校調研時，常聽學生講的口頭禪是，“我就是個垃圾”。
一些職校生認為，中職生和它附加的標簽早已鎖定了自己的人設“你還指望這幫孩子干嗎？咱把自己當成幼兒園，給家長看好孩子別出事就可以。”在北方某市私立中專做行政的馮妍不止一次聽校長這么說。潛意識里，她也覺得這幫學生就是學渣，“上課睡覺、說話、頂撞老師；下課打架、玩游戲、談戀愛，沒一個讓老師省心的。”
李翔很早就接受了自己是“學渣”的現實。他發現，初中同學很快分成了兩個陣營——高中生和中職生。上高中的同學看不起中職生。同學群里，高中生們正聊得起勁，只要有中職的同學一加入，高中生們就自覺閉麥。父母的朋友來家里做客，問起李翔在哪兒上學，父母只說“在市里”，絕口不提學校的名字。
“我上的中專，還是民辦的。”李翔覺得，中職生和它附加的標簽早已鎖定了自己的人設。但他很快又釋然了，“我們本身就在最底層了，再低還能低到哪兒？”職校里教的網頁制作和JAVA編程基礎，他根本聽不進去，“就是換個地方睡覺”。
剛入學時，老師就告訴他們，“職三（三年級）上學期，都要進廠實習，否則不發畢業證，這是上面的規定。”
李翔期待實習，那意味著可以盡早畢業掙錢。他因此羨慕那些學長——他們如同候鳥遷徙一般，每年6月，被一輛輛大巴拉走實習，6個月后，再被大巴送回。他向一位學長問起過實習的經歷，后者臉上透著疲憊，
“累，和牛馬差不多。那些崗位不用上學，直接去干就可以。”“那能不實習嗎？”李翔問。
學長說，不可以，“除非你不想要中專畢業證了。”
中專證對李翔來說，并沒有多大吸引力。一次放假回家，他對父母說，不想讀書了。父親馬上反對，“不上學，就得跟著村里的人去建筑工地；上個學，好歹能進廠，以后相親，工人（的身份）也不丟人。”
終于熬到了實習期。
2023年5月，二年級快結束的一個上午，班主任說，大家準備一下，去南方實習六個月。有人問老師，可以自己安排實習嗎？老師明確表示，不可以。末了，她勸大家，進廠實習好，既能掙錢，還能早點兒適應社會。
李翔們有些興奮。即將到來的體力勞動帶有一種處于學校范疇外的、只屬于真實成人世界的光環，這至少意味著他們不用再守著書本上晦澀的文字和符號昏昏欲睡。
出發前，學生們簽署了一份《職業學校學生崗位實習三方協議》，協議內容的三方，包括學校、實習單位和學生本人。
李翔這份協議中的實習項目是在南方某印刷廠，實習崗位為“智能操控”，報酬每小時23元，工作時間每天8小時。李翔點開手機上的計算器App，每月能掙5500多元。實習半年，就是3萬多元——這是他從未見過的金額。
合同上更多內容，他沒細看，只記得其中提到，實習單位免費提供食宿、工裝，學校和企業給學生投了責任保險之類的。
帶著城里孩子“去春游”般的憧憬，李翔上了那輛白色大巴車。他們這屆學生分為4個班，共200人。除李翔所在的班是“計算機網絡技術”專業，其他三個班分別為金融服務、酒店管理、汽車營銷與服務專業。30多個女生，全部集中在酒店管理專業。
發車前，校長拿著話筒，說學校會派兩名駐廠老師共同前往，全程陪同實習，學生有任何事情，都要通過駐廠老師解決。1800公里的路，車子足足開了33個小時。
李翔發現，大巴車上除駐廠老師外，還有一張陌生的中年面孔——事后他才知道，那是吳玉良公司里的一個中介。廠里舉辦了簡單的歡迎儀式——有人專門等待他們；大門口掛著條幅“歡迎XXXX職業學校學子前來我廠實習”。
“學子”二字讓李翔意外，“社會上都叫我們中專生或者技校生，突然被叫學子，挺不習慣。”他偷偷拍了張條幅照片發到家庭群。親戚們紛紛跟發點贊、鮮花，一個表弟發了個壞笑表情，附文說，“祝我哥實習快樂，早掙大錢，早日光宗耀祖。”
成人的世界
李翔所在那輛大巴車上的同學，全被分到了印刷廠。工作是打包和搬運圖書，即在成品書出來后，用白色塑料捆綁繩將書捆成一摞，每摞20本，提到指定地方，再由搬運工推著手動叉車運輸到倉儲車間。用主管的話說，印刷廠里的絕大部分工作，需要一定的技術含量。
打包和搬運，則基本靠體力。這時李翔才反應過來，合同里寫的“智能操作”只是個幌子，完全就是人工操作。
“真實成人世界”的光環消退，生活無比枯燥——早上七點多起床，換上藍色工作服；八點開工，將一本本裝訂好的書摞起、打包、搬走，像是無情的機器。這個工種，除職校實習生外，還有些附近村里的中老年人，他們每天騎電動車上下班。車間里布滿攝像頭，偷懶或說話，會被批評并扣薪水。
按照主管的要求，工人們從早上8點干到12點，午飯過后，再從1點工作到5點。算下來是8個小時，但實際上，所有人都得至少加班兩小時。加班每小時多付7塊錢。
這樣的日子李翔不到半個月就受不了了。住在白色雙層集裝箱搭建的移動房里，他總會做夢，第二天醒來恍惚中以為自己回到了學校。
他給家人打電話，說不想干了，父親罵他不能吃苦；他給駐廠老師發微信吐槽，老師讓他堅持下，不要影響畢業。
李翔實習時，住的就是類似這種宿舍如果說體力上的疲憊尚能堅持，腦力上的勞動則更成了他的負擔——每天加班兩小時后，職校實習生們會被要求手寫一篇不低于300字的實習日志，駐廠老師每周來收一次。
老師叮囑他們，不能寫當包裝工、搬運工，要上價值，寫模糊的工作心得。
于是每天加完班，李翔都會老老實實地坐在馬扎上寫日志。他只想寫“累”，但這過不了關。他開始編造那些假大空的話，偶爾還會從網上抄些自以為的金句，“我在實習崗位很開心……實習能讓我把理論知識轉化為實踐”“今天工作最大的感悟，就是細節很重要，細節是成功的基石”“我發現，工作要用大局觀”。
這些萬能句子，放在什么地方都不違和。狀態好的時候，他一天可以寫完7天的日志，“扎扎實實走形式，能畢業就可以。”
“走形式”是李翔在成人世界學到的重要一課。他因此覺得自己該把這個形式完成得漂亮點兒，“老師滿意，學校滿意，工廠滿意，這才是最好的結局。”
被克扣薪水
幻滅出現在拿到工資的那一刻。李翔算了下工作時長，判斷自己可以拿到5000多元工資，可最終到手的只有3000多元，同工種的老員工，則拿到了六七千元月薪。
按照“職校生管理規定”，實習單位發放的薪水“原則上應不低于本單位相同崗位工資標準的80%或最低檔工資標準”。
李翔一打聽，發現所有同學的工資都被扣掉了一兩千元。
駐廠老師先是語焉不詳，被問煩了，才說是“學?？鄣墓芾碣M”。至于“管理費”去向，老師解釋說，一部分給學校，一部分給人力資源公司，即中介。
直到這時，職校實習生們才知道中介這個角色的存在。至于扣錢的理由，除了管理費，還有違紀。比如上班偷懶、去廁所時間過長、未經允許打電話等。而廠里那些經常聚在一起偷懶、抽煙、打牌的老員工們，倒是沒被扣錢。
“當時很不理解，活兒都是我們干的，錢卻被分走了。”職校生們為此去找廠里主管。
主管說，他不和學生直接對話，有事找駐廠老師。直到有人打了當地市長熱線，廠里終于出面解釋，說是“已經把足額的錢打到了人力公司，那些違紀罰款也和廠里無關，建議還是找學校協商。”
也就是說，職校實習生們每月拿到的薪水，其實是通過中介打過來的。
依據“職校生管理規定”，實習生的薪水要“足額、直接支付給學生”“不得經過第三方轉發”。于是有人提出報警，但又擔心影響畢業，最終忍了下來。
“一個學生就算每月扣1000元，300個學生每月是30萬，半年總共180萬。”李翔算了筆賬，“這筆錢如果學校和中介平分，意味著他們啥也不干，半年就能掙90萬。”
和老員工們慢慢熟悉起來后，有人私下向學生們透露，像他們這些職校實習生，送走一批，再來一批，都是被克扣過來的，“克扣薪水的事，廠里都知道。只是他們不想得罪中介和學校，怕招不到相對便宜的學生工，因此都裝不知道。”
上網檢索后，李翔發現，在利益鏈條裹挾下，職校實習生早已成了中介和學校的搖錢樹。
一家中介的聊天記錄此前有職業打假人在網絡發帖說，“江西新能源科技職業學院的張老師和前妻顏某某都是學校職工，兩人離婚后，張老師于2023年2月無意間發現顏某某有600萬元的巨額存款。張老師同時還發現了一個涉及金額數千萬元的賬本，賬本中記錄了人力資源機構轉賬給學校多名領導的明細和分配比例，其中打到顏某某名下的金額就有600萬元。”
這些錢，就是職校實習生們被克扣的報酬。一個賬本上寫著，總結19.5元（時薪），學生15元/小時，學校4元/小時，本人0.5元/小時——實習薪水按照這個比例被分成了三份。
此事最終經由官方處理，相關人員被懲處。而更多控訴的聲音隱匿在社交平臺上那些難以被發現的角落。
有學生發帖說，“（企業）一小時的工價是22，我們學校呢，給到學生的是8元一小時……而你作為學生，你的身份證在人家手里，你是沒有任何話語權的，你唯一有話語權的時候就是進廠那一刻之前在大巴車上的時間”;“我弟弟現在去實習了，一小時8塊錢，能跑嗎，說是跑了不發畢業證”。
不敢反抗，又無處可逃，成了李翔們的共同處境。“累，無聊。”半年后，回到學校，面對學弟有關實習的問題，李翔給了個最簡短的答案——真實的成人世界并不好玩，他需要重新思考人生。
“你是我見過最垃圾的老師”
克扣薪水的事，總會被反饋到馮妍這里。她是北方某市一私立中專的駐廠老師。
“我們聽說，學?？丝畚覀兊膶嵙曎M，駐廠老師也參與了，你們給出解釋，否則，曝光你們。”六個月的駐廠實習結束后，一個學生在微信群里公開說。
馮妍回復了三個微笑表情，將群設置成免打擾模式。“動不動說要自殺，要跳樓，不想活了。”
當了半年駐廠老師，這些威脅對馮妍來說司空見慣。學生們曠工、遲到、晚上跳墻出去玩都是小事，一個學生因為不想實習，在男廁所里寫大字，說“老板是黑心資本家，和廠里XX有一腿”。
按照校長當時的說法，駐廠工作很簡單，三個老師，每人負責100人的管理，平時就是去廠里看看，查查寢室，以及解決學生的各種問題。
駐廠的半年，月薪比平時多2000元。馮妍腦子一熱，報了名。一個曾經當過駐廠老師的“前輩”告訴她，學生們“肯定不好管，放平心態，別出人身安全事故就可以。其他的事，盡力就好。”
不同于李翔們住的活動板房，馮妍帶的學生全部入住了企業自建的宿舍樓——她負責的100個學生，機械專業的去了電子廠，商務英語專業的去了一家銀行的外包客服中心。
南方氣候濕熱，幾個宿舍有些霉味。于是分宿舍當晚，馮妍接到了學生家長的電話，上來就是一頓炮轟，“你們學校咋這么沒良心，拉著我家孩子去打工，還讓我孩子住狗窩，良心被狗吃了嗎？”
馮妍想解釋，家長聽不進去，丟下一句“要投訴你們”，掛了電話。
接下來的半年，不管深夜還是凌晨，不斷有學生找她吐槽，“不習慣廠里環境”“不喜歡這里的食物”“不喜歡這份工作”“不喜歡主管”“不喜歡上班”“女朋友不喜歡我”……
在所有“不喜歡”后面，學生們都會加一句“老師，怎么辦？”——他們急切地想要從一個真正的成年人這里得到答案。
但馮妍通常找不到答案。她只能反復勸他們，不要想太多。
做駐廠老師后，她的微信總會出現500條未讀信息。有些信息5分鐘內沒來得及回復，學生就開始鬧脾氣，“老師都什么素質”“一切都是你的錯”“你是我見過最垃圾的老師”。
打羽毛球的職校學生駐廠老師最怕的就是自己負責的學生出事。
之前的駐廠老師告訴馮妍，他們有一屆學生進廠實習時，在網絡上認識了些朋友，被騙到國外搞電信詐騙去了。
也是當駐廠老師后，馮妍才學著在中國裁判文書網搜索相關案例。她的目的很簡單——從案情中接受教訓，自己盡量避免。
她對兩個案子印象深刻。其中一個是，重慶一所中職學校旅游專業的學生，被安排到重慶渝北區某產業園實習一年，就在馬上要結束實習的2024年2月10日凌晨，這名學生在宿舍內休息時死亡。公安機關認定其死亡原因為∶縊死。還有個案例是，2021年12月24日，河北邯鄲一所職業學校的學生通過中介，被安排到上海工廠做包裝工后，一名姓郗的學生于2022年1月5日下午從實習單位宿舍離開，卻在2022年1月16日在廠外被發現溺死。
馮妍因此對學生的安全問題格外敏感。一次，廠里主管打來電話，說有3個男同學早上沒上班。馮妍立刻撥通了他們的電話，卻無人接聽。
她騎著共享單車在工廠周邊找了大半天，依然不見蹤影。馮妍報了警，同時通知了校方和家長。
找了一整天后，到了晚上，那幾個學生開開心心回了廠，說是上班太累，出去玩了。“都說不實習或實習不合格會影響畢業，可人家不在乎啊。”
實在氣急了，馮妍會拿“不發畢業證”嚇唬學生。“誰會在乎那個中專證呢”——她總會得到這樣的回復。
駐廠結束后不久，馮妍辭職了。她覺得在職校沒前途，打算繼續考公或考個教師編。兩者相比，她更傾向后者，“我不想以后教出來的學生，都在工廠打工。”
隱秘的交易
“只要實習仍是畢業的必要條件，這行就是朝陽行業。”把職校當成生意的吳玉良確信自己選對了賽道。在這場隱秘的交易中，他似乎不擔心招不到學生，“中職不行，還有高職呢，怕什么？”
2025年春節前，吳玉良一直忙著到處送禮，禮物是標準套裝——兩盒茶葉、四條中華煙、一箱高檔白酒，以及一盒高檔護膚品。送禮的對象幾乎都是職校校長。
做職校實習生生意前，吳玉良做的是向工地輸送農民工。他的原始積累也來源于此。漸漸的，建筑行業的錢不好賺了，有人建議他拿職校實習生當貨源。
“現在很多大型工廠最缺的就是人力。用學生工的話，企業負擔的工資成本比正式職工至少低20%，還不用承擔五險一金。”吳玉良告訴我，這行門檻不高，最關鍵的環節無非是打通職業院校的關系，“也不用多，校長和就業辦主任就可以。”
市面上專門做職校實習生的中介很多，學校和學生資源相對固定。校方和誰合作，取決于誰的公關手段更高。
初入這行時，吳玉良看中了一個老牌職教中心。他通過一些社會關系找到校長，后者一直拒絕見面。之后在中間人的介紹下，他終于得以和校長坐到飯桌上。
吳玉良記得，那次飯局，自己喝了兩瓶茅臺。那之后的半年，他像保姆一樣服務校長，大到外出開會，小到陪校長的老婆買菜。
最終，校長答應給吳玉良200人的資源，讓他試一下——學校彼時另有600多名實習生。
這些實習生，被校長分給了不同中介。有了生源，吳玉良很快聯系到南方一家電子廠，將這些實習生全部送了進去。
廠里給每個學生的時薪是24元，吳玉良從中扣掉了每人每小時10元管理費。以此計算，他每天克扣一個學生80元，一個月下來是2400元，200個學生就是48萬元，半年下來，就是288萬元。去除一些成本，這單生意，他和校方各賺了100多萬。從學校層面說，這100多萬僅僅是這200個學生帶來的，剩下600多人的回扣還沒算進去。
這筆生意讓吳玉良看到了商機。他愈發覺得，只要有生源，就會掙錢。他也認識了更多校長，結識了不少招生辦主任，慢慢摸清了門道。
吳玉良透露，業內利潤模式有兩種，一種是克扣學生時薪，另一種是“打包人頭費”。所謂“打包人頭費”，就是讓企業以每個學生300元-500元提成，一次性給中介，中介再去和校長分配。
由于企業先付了這筆人頭費，后期給到學生的時薪自然會降低。至于中介給學校的分成，有的校長不敢私自使用，便把錢存到學校的“小金庫”，用于日常一些不便進賬的花銷。
招生辦主任則一般不參與分成，“每次確定要往廠里送學生時，單獨給招生辦主任送錢。人數不同，送的也不同，幾萬到十幾萬不等。”
一些職業院校因此愿意找中介合作，“有我們在中間，學校就可以放心掙錢呀。”吳玉良說，其實學校不通過中介也可以，但這樣一來，克扣學生實習費就比較難辦，有中介這關，大家都相對安全。
而中介與學校一般會打著“合作”的名義——中介給學校交幾十萬元保證金，由學校與其簽訂聯合辦學協議。其中，校方負責組織生源，將符合實習條件的學生輸送給中介，中介去尋求企業安排學生實習。甚至一些駐廠老師，也是由中介公司招募的人，或者中介承擔駐廠老師的額外補助。
實際上，“職校生管理規定”早有明確，不得“通過中介機構或有償代理組織、安排和管理學生實習工作”，但在利益鏈條的裹挾下，違規行為層出不窮。
很多中介在做中職實習生的生意吳玉良也擔心出事，尤其擔心校長出事，“他一出事，把我們一招，指定都得進去。”在中國裁判文書網搜索關鍵詞，能搜到多個此類案件，學校相關人員涉及的罪名，多是受賄。比如四川省宜賓市南亞電子職業學校原校長、法定代表人劉某，自2016年以來，與東莞一家人力中介合作，由中介操作，派遣該校學生到東莞兩家工廠實習，劉某則從中介那里收了90.4萬元“管理費”，用于自己購房、個人消費等支出。
河南周口某女子職專原法定代表人楊某靈，2014年至2020年，安排學校一個副主任與中介，和東莞一家電子廠簽訂學生實習合作協議，企業總共付了2131萬元實習薪資等，但學校只支付給學生1383.3萬元，剩余700多萬被侵吞了。
學生的安全問題也是潛在隱患。由于實習生進廠無法簽訂正式勞動合同，也無法購買各種社保，一旦發生傷亡事故，就很棘手。
“比如去上班的路上發生交通事故，在廠里受傷了，壓力太大自殺了。”吳玉良認識不少同行，每年都因此被起訴。每到這時，學校就把壓力給到中介，讓他們無論花多大代價，都得把事情擺平。
“你擺平過這類事情嗎？”
“有，但不能說。”吳玉良頓了頓，“沒有涉及人命的，但受傷的處理了好幾次。”
雖說不擔心“貨源”，但吳玉良也承認，能夠“進行買賣”的職校生只是一小部分，且主要集中在民辦職校，“公立學校還是好很多。”
所以，眼下他正忙著籌辦一所民辦職校——他知道公立學校不可能參與——要想把生源牢牢攥在手里，就得成立學校。
“到時候，不管是中介還是工廠，都得聽我的。”他端起100毫升的白酒分酒器，語氣里帶著幾分志在必得，“辦學校是件好事，總得給那些成績不好的孩子一條出路。”
酒桌上的人點頭附和：“對對對，咱們當校長、做校董，不當老板了。”
一側的餐邊柜上，一箱53度的飛天茅臺和4條硬盒中華煙見證著這場生意的謀劃和布局。
即將完成這次采訪時，李翔告訴我，他原本想報對口高考（專門針對中等職業學校畢業生進行對口升學的一種考試形式，以“專業技能+文化考試”成績為錄取依據，和普通高考一樣，須參加高考報名），但錯過了報名時間。于是他放棄了這個選項，“就算考過了，大概還是上個高職，最后還得進廠實習。但凡上的學和‘職業’倆字沾邊，基本逃不過進廠的命運。”
今年6月畢業后，他大概率還是會去找個南方的工廠打工。畢竟在溫暖潮濕的南方，他第一次被稱作“學子”。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所涉采訪對象姓名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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