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辰山：金融危機源于美國的不道德文化

田辰山：探討化解危機的文化之道 期待第二次啟蒙
危機源于美國的不道德文化

人民網記者 陳葉軍

2009年11月17日 來源：人民網-理論頻道

按：對于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國內外專家多從現象、經濟或技術層面探討。如何從深層的思想文化層面追究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探討化解危機的文化之道？11月6-8日在北京舉辦的北京論壇上，北京外國語大學東西方關系中心主任田辰山表示，金融危機的文化原因，可直接追溯到啟蒙運動的自由主義核心價值。然而，當今啟蒙文明已被偷換概念，甚至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美國主流文化是繼承并把啟蒙文化推向極端的文化，是一種不道德文化。中國文化的中庸就是道德，“通變”才能實事求是、與時俱進。人類需要第二次文藝復興或啟蒙，東西方同舟共濟，東方萬物互系性之上的人文精神補正西方二元主義的人文精神，才能在思想文化層面有所突破。

　　●金融危機的文化原因，可直接追溯到啟蒙運動的自由主義核心價值

　　●啟蒙文明已被偷換概念，甚至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美國意識形態文化是繼承并把啟蒙文化推向極端的文化，是一種不道德文化

　　●新自由主義文化是啟蒙運動古典自由主義文化在八十年代的具體表現模式

　　●中庸就是道德，“通變”才能實事求是、與時俱進

　　●東西方同舟共濟，東方萬物互系性之上的人文精神補正西方二元主義的人文精神

　　作者簡介：

　　夏威夷大學政治學博士、北京外國語大學文教專家。多年在美國夏威夷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從事美中交流和研究工作。曾從師美國比較哲學家安樂哲和新儒家成中英，獲政治學碩士、哲學碩士、政治學博士。在美國、中國一流學術刊物發表諸多論文；出版英文哲學專著《中國辯證法：從易經到馬克思主義》；數次負責主持大型國際學術會議組織工作；曾到美國和中國多所大學教授政治學和哲學思想比較課程。

　　田辰山為中西方比較哲學思想專家，其主要研究領域為中西方思想文化的比較和以此比較角度的政治學與文化課題研究。代表性文章為：《中國的互系性思維：“通變”》、《在解讀辯證唯物主義之中的中國通變思想》、《關于儒家思想與現代科技問題》、《中國文化的自覺自信交流》等。他創立了中國“通變”式思維與西方二元對立式思維的比較理論。最新提出的理論是“儒學與后現代思潮對話：以文化互信排解文化沖突”。

　　金融危機背后的文化——

　　金融危機的文化原因，可直接追溯到啟蒙運動的自由主義核心價值

　　記者：對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從現象和技術上看都有其原因。您主要研究中西方思想文化的比較和以此比較角度探討政治學與文化領域，請從您的研究角度談談金融危機的文化原因。

　　田辰山：我的理解，為什么會發生金融危機？金融危機發生的原因，技術層次講得不少。到底應找到什么文化原因上去？是什么文化因素構成金融危機發生的文化土壤？追究起來其實不難。但為什么不去追究？一方面它不是難回答的問題。因為不難，所以人們不去做。溫家寶先生在劍橋大學提出，它是道德問題。但是文章需要進一步做下去。

　　另外一方面是故意不去做這種聯系。要把金融危機僅局限于技術問題認識，局限于經濟學操作層面認識，這是一種故意做法。為什么？金融危機一經與文化聯系起來，就成了文化危機。文化危機是信心危機。金融危機就是對金融的信心發生問題。從技術層次講，對美元信任問題是金融危機克服的條件。經濟學精英是通過呼吁對美元的信任來處理危機的。怎么能許可跟文化掛鉤呢？跟文化掛鉤，精神就崩潰了，還哪來信心。

　　所以講金融危機最好不要講文化。但是講文化已經成了講道德問題。就是說，講金融危機源于文化因素，不管出于道理可能太簡單不值得講，還是出于有目的故意不愿意去講，如果從良知出發，都應該講。因為用西方話語來說，廣大公眾有個知情權問題。或者說，對人民群眾，應該講實話，而不應該忽悠他們。所以，我要借這個機會，從比較中西方文化講金融危機的文化原因。金融危機發生的表面上和技術上的原因，已談成陳詞濫調的說法，最基本的是兩個，一是金融衍生產品成為有毒產品，二是政府監管不嚴。技術上的概念讓人聽起來好輕松。有毒也畢竟是產品；監管不嚴，今后監管嚴格就行了。但從文化上看，出現這種金融危機，其實完全符合啟蒙運動的基本思想文化邏輯，是不奇怪的，是可以預測的。很多預測金融危機的經濟學家，正是從文化看問題的，所以也早做了準確的預測。

　　符合啟蒙運動的什么基本思想邏輯呢？是兩個信條：一、追求個人幸福、無限制積累私有財富，把這作為絕對原則和自由，對自由的破解則是不擇手段，這些是“人權”；二、政府對這種個人行為的放任（西語是laissez-faire）乃至保護。啟蒙運動的自由主義核心思想就是這么兩條，約翰?洛克和亞當?斯密是最典型代表。這就是我們今天聽得非常熟悉的說法：個人主義、人權、自由、追求個人幸福、無限追求私有財產是天經地義的。用西語說法，是上帝賦予個人不可剝奪的“人權”。在這里，金融危機就在文化上跟啟蒙文化聯系起來了。也即：金融危機的文化原因，可直接追溯到啟蒙運動的自由主義核心價值那里去。
　　啟蒙文明的深層危機——

　　啟蒙文明已被偷換概念，甚至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記者：由以上您的介紹，我們知道，金融危機的文化原因，可直接追溯到啟蒙運動的自由主義核心價值。那么，請您為我們分析一下這種啟蒙文明的深層危機。

　　田辰山：可以說，金融危機反映的是英美一翼西方啟蒙文化深層危機。

　　第一、英國古典自由主義成了啟蒙運動的唯一符號。一講啟蒙運動，似乎除了自由主義就沒有別的東西。這是對啟蒙運動的劫持或者偷換概念。啟蒙運動是個復雜、豐富的思想歷史運動，它包括英國自由主義，但絕不局限于此。盧梭、休謨等許多都是杰出的啟蒙運動思想家，但都不是人們今天作為啟蒙唯一符號理解的自由主義。

　　第二、啟蒙運動經過了一個法蘭克福學派阿多諾所分析的辯證過程，實際已走向自己的反面。它沒有使人達到擺脫教會和上帝，達到思想自由的目的，而只是經歷了一個上帝角色的轉換，從一個對人審判、懲罰地位的上帝變換到一個給人“自由”、“權利”對人類放任、對歷來被認為不軌行為進行辯護地位的上帝。結果是，無論是“上帝”，還是作為替代上帝概念的“科學”，最后都變成服務于個人追求幸福、無限積累私有財富的手段，繼續保持或構成一個新的迷信，成為一種絕對原則和普世價值。

　　第三、尤其是啟蒙運動最后成為一種鼓勵人類與自然沖突的思潮或曰現代主義。它使科學走到科學主義，只作為手段，給人類帶來各種與生存問題相關的危機和嚴峻局面。再也不能讓科學作為一頭脫韁亂闖的野獸，科學必須作為世界觀，必須有人的駕馭，必須為人類共同福祉而非為一己私利服務的工具。

　　美國主導文化對人類社會的影響——

　　美國意識形態文化是繼承并把啟蒙文化推向極端的文化，是一種不道德文化

　　記者：對啟蒙文明的傳承和推廣，美國做得如何？您如何看待美國文化及其推廣？

　　田辰山：美國文化是繼承并把啟蒙文化推向極端的文化。古典自由主義的理想被寫入憲法成為社會主導意識形態和被捍衛的價值。古典自由主義被作為啟蒙運動的唯一符號，成為它向全球推行的普世價值。自由主義作為啟蒙運動的代號，不是它本身具有人類經驗性的邏輯合理性，而是因為富有者與權力者手中有借助上帝概念的政治力量，是他們要建立由他們代言的美國為主的全球秩序。為此，他們需要推行由他們主宰秩序的合法性的意識形態。這就是李瑞智先生提到的“思想隔離”（Intellectual Apartheid）。美國文化是精心在歐洲中心主義歷史觀和價值觀基礎上建立的文化。這種文化被當作軟實力，在意識形態上支撐著經營了200多年，經過1945年轉折的盎格魯-美利堅全球秩序。但是今天的金融危機反映的卻是中國陰陽式的通變（或曰辯證法）之道——從成功到失敗的返復；任何事情走極端都將會適得其反。這種極端，就是非道德性。
　　反思新自由主義文化——

　　新自由主義文化是啟蒙運動古典自由主義文化在八十年代的具體表現模式

　　記者：請問您是怎么看待新自由主義的？它與古典自由主義有什么樣的關系？導致金融危機的衍生信貸產品和所謂的“政府監管不嚴”與新自由主義有關聯嗎？

　　田辰山：新自由主義文化是啟蒙運動古典自由主義文化在八十年代的具體表現模式。看看新自由主義，更容易使人們意識到金融危機是在文化的哪里出的問題。新自由主義是對資本主義危機解救理論凱恩斯主義的“修正”主義。它的核心原則是回復古典自由主義，也即追求一己之私的個人幸福、無限積累私有財產和政府放任論，實行在社會擴張私有領域和由市場機制占領社會。此外，舉債消費也符合新自由主義邏輯。應該說，導致金融危機的衍生信貸產品和所謂的“政府監管不嚴”是因為新自由主義文化的絕好導引。

　　尋找中華文明——

　　中庸就是道德，“通變”才能實事求是、與時俱進

　　記者：當前社會的主流文化是什么？具有哪些內容？中華文化與此主流文化之間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我們如何尋找中華文明？

　　田辰山：如果說為一己之私，追求以幸福為標榜的個人私利，在此之下的無限積累一己之私財富，并為此在自由和權利口號之下的不擇手段、政府放任和與此成為一套意識形態的自由、民主、人權、個人主義絕對原則和普世價值，等等這一切作為盎格魯-美利堅政治秩序的合法意識形態是社會主流文化，成為上帝神圣化的不可剝奪的權利的東西，那么在中華文明之中，這些東西恰恰是會傷天害理的。

　　中華文化、文明作為天經地義的東西是任何境況下追求的“適當關系性”，也即“仁”、“天人合一”、天道、人道、得道等等一系列的觀念。為什么中國是這種文化？她來源于對世界宇宙的一種“一多不分”認識。“不分”就是天地人的渾然而一，渾然而一就是萬物的不割斷的聯系性。而所謂“一”就是萬物之間不斷裂的延續。“一”就是“道”，“道”就是延續過程。中國思想始終圍繞的就是一個“道”字，“道”就是中庸，中庸就是追求天事人事中的恰當關系；恰當了，就是得道了，就是道德的。

　　是基于這樣一種天經地義，這樣一種對世界宇宙的“一多不分”，中華文化不追求絕對真理，因為一多不分的宇宙不存在絕對真理與原則，正所謂道可道，非常道。中國如何做事？通變！追求世界上、現實中萬變的不離其“宗”。“宗”是什么？宗還是延續，還是關系。也就是說，中國思維中的變不是割斷，不是無本無緣意義之“新”，而是延續的新。變承載著延續，延續在變化之中。應該說，沒有延續就沒有變，沒有變也不會有延續。中國人做的就是研究、把握變化之中的延續——《易經》的所謂通變。

　　中華文明正是秉持這種認識，注重實際運作中的“變通”，也稱“應變”，也稱“與時俱進”，也是所說“實事求是”，“知行合一”。中國人不按照絕對原則辦事（反對任何教條），而按照實際發生的變化辦事。這是大智慧。不是南轅北轍那種實用主義。而是目的與手段的統一論。這是改革開放事業取得偉大成功的根本文化原因。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走上了中國特色的成功發展道路。

　　第二次文藝復興或啟蒙？——

　　東西方同舟共濟，東方萬物互系性之上的人文精神補正西方二元主義的人文精神

　　記者：歐洲人文主義和中國人文精神的本質思維特征是什么？如何孕育克服金融危機的新的文化土壤？

　　田辰山：歐洲人文主義是從上帝轉向個人，轉向欲望。中華文明的人文精神始終在關注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恰當關系。這也是“仁”，“仁”不僅是人的，也是天地自然的。我提出“第二次文藝復興抑或啟蒙”的思想，就是基于中西兩種不同的人文理念。西方人文主義是建立在二元主義之上的，上帝和人是一對沖突。中國有的是沒有上帝超絕性的、建立在萬物互系性之上的人文精神，是對西方二元主義思維缺陷的補正。

　　人類需要第二次文藝復興或啟蒙理由，還在于，雖然文藝復興與啟蒙存在很大差別，但在打倒上帝、獲得思想自由方面，都是夭折的。上帝沒有被打到，反而被加上很多絕對原則。使得一切現代原則，都成為上帝的、變成神圣、絕對和極端的。命運是上帝連同它的替代概念——科學和真理，都遭到劫持、成為追求一己之私幸福和財富的手段。人的自由只被限定是個人的和物質的，這是上帝的悲劇，也是人的悲劇；是在這個意義上，文藝復興和啟蒙都走到自己的反面。兩個偉大運動的目標，由于上帝被轉換角色和被賦予新的使命而夭折了。

　　從現在起，人類需要新文化復興、新啟蒙。新復興或新啟蒙，應當是具有如下特點的：

　　一、它不再是世界一隅（歐洲）的，不再是歐洲（或西方）中心的；它是人類的、全球的。

　　二、在新復興和新啟蒙中，東西方都需要向傳統發掘文化的比現代性更有益于人類生存與共同福祉的因素。西方需重新開發郝大維和安樂哲說的第一問題思維（特點為聯系性思維），克服現代過于極端的第二問題思維（特點為單線單向思維）。

　　三、新文化復興和新啟蒙標志西方思想一統天下的完結。東西方在精神層次相互發現(在世界觀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思維意識結構上對話)、理解和尊重。這是一種雙向互動局面，它還未曾真正在歷史上出現過。這個偉大時代不再是西方單一價值系統一統天下。

　　四、新文化復興和新啟蒙是從現在開始以后的一個歷史階段；它包括西方后現代意識（也即包括對西方現代性批判及對傳統的覺醒）、東方文明與思想文化的覺醒。全球化是客觀條件，它給人類帶來種種不可回避的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又遠遠超出現代性思維的能力；現代性及科學主義迷信的局限帶來今天的危機。這種情況決定著必須有一種思想意識突圍——第二次文藝復興與啟蒙；它是多極的、多元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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