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砸碎的，我們必將修復

“五四”砸碎的，我們必將修復——未來三十年中國文化展望

　　一個大國在經濟和政治上的崛起，必將伴隨著本民族文化的發(fā)展。不過從古今中外的經驗來看，后者的崛起往往會表現(xiàn)出一定的滯后性。一個簡單的例子，是“哈韓”和“哈日”族在中國的出現(xiàn)，比起韓日的電器、汽車進入中國至少晚了20年，美國在19世紀80年代就已經成為全球第一經濟大國，但直到半個多世紀后的二戰(zhàn)，文化上的“哈美潮”才跟著美國大兵和可口可樂的腳步席卷全球。

 　　隨著中國政治經濟的迅速發(fā)展，在未來三十年，中國的文化發(fā)展也必將出現(xiàn)新格局。我對這三十年變化的預測，可以概括為精神上的“三個擺脫”、文化資源上的回歸，以及國家認同危機的解除。

　　精神上的三個擺脫

　　中國國門被西方人的炮彈打開之后，中國人在精神上逐步形成了幾重枷鎖。三個擺脫是針對三重枷鎖而言的。

　　第一重是國民劣根性的枷鎖。外國殖民者和中國精英不斷告訴國人，我們中國為什么打不過西方，因為我們人種有問題，我們具有精神的、道德的劣勢，西方人具有種族的、精神的、道德的優(yōu)勢。總之，我們普遍具有國民劣根性。

　　未來的三十年，隨著中國與國際社會交往的日益深化、互相了解和尊重不斷增加，利益的糾纏和博弈也在不斷增加。中國人將會親眼看見西方國家不是一個道德的存在，而是一個利益實體。那種烏托邦式的崇拜將會不攻自破。

　　第二重枷鎖是“西方文化崇拜”。鴉片戰(zhàn)爭失敗以來，我們的精英群體認為西方文化具有優(yōu)勢，中華文化則是腐朽的、沒落的，必須徹底根除，只有學習西方文化才有出路。于是“五四”一代送給我們一個秘方：全盤西化。“五四”以后，中國的道路大致上就是按照這個秘方走的，越走越出現(xiàn)強烈的“西方文化崇拜”。

　　英國學者湯因比在跟日本學者池田大作聊天時說過，迄今為止所有人的經濟優(yōu)勢，無論是國家內部某個階級的經濟優(yōu)勢，還是國際社會某些國家的經濟優(yōu)勢，都是通過掠奪和剝削他人而實現(xiàn)的。在全球化的過程之中，中國人正越來越明白這個道理，日后將不會像“五四一代”那樣，將西方社會的富強理解為文化優(yōu)勢所致。

　　第三重枷鎖是“西方國家崇拜”。后毛澤東時代，為了鼓勵中國擺脫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和思想，中國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共同編造了西方國家的烏托邦神話。于是，國人對于西方社會由“五四”時期的“文化崇拜”發(fā)展為上世紀80、90年代的“國家崇拜”。這種“西方國家崇拜”觀念在今天依然統(tǒng)治著許多人的大腦。

　　這重枷鎖是西方殖民者為了奴役東方殖民地人民而特意打造的，有的殖民地人民從來不曾認領之（比如中東社會和拉丁美洲社會），可是中國人從梁啟超開始就有點相信我們確實具有某些國民劣根性，“五四一代”更是從殖民者手里接過這道枷鎖，十分虔誠地戴在自己的脖子上，而且主動地越勒越緊。

　　魯迅一輩子最主要的文化工作，就是讓國人相信，我們中國人在精神上、道德上、教養(yǎng)上確實不如西方種族，確實具有國民劣根性。我們的語文教師，結合魯迅的作品，這樣給青少年一代灌輸國民劣根性學說和逆向種族主義思想，已經灌輸了大半個世紀。

　　至今為止，深受“五四”文化熏染的咱們這幾代人，對這樣的謬論依然深信不疑。但是，在中國崛起過程中成長起來的80后、90后們，將不會認領這種枷鎖，他們必然起而將這樣荒唐的精神枷鎖砸碎。

　　文化資源上的回歸

　　砸碎了上述三重精神枷鎖，中國人將會明白，文化權利是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組成部分。中國要想成為世界大國，必須仰仗自己的文化屹立于世界。所以，往后的三十年，必是中國社會向古老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回歸的三十年。“五四一代”所砸碎的，我們必將修復。

　　中國的人文文化和道德文明，以周代為起源的話，一直到康有為、梁啟超時代，指導中國人的生活長達三千余年。戊戌變法時期，康梁在主張學習西方社會的器物和制度的同時，堅定地捍衛(wèi)中國的精神文化。

　　在戊戌變法失敗之后的歲月中，雖然梁啟超于1902年寫過《新民論》，一定程度地接受了西方殖民者對于中國國民性的若干誣陷性描述，但是他很快就覺悟過來，不再從文化優(yōu)勢方面解讀西方勢力的擴張。尤其是他考察過一戰(zhàn)剛剛結束的西方社會以后，更是對西方文化完全失望，轉而一頭扎進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之中，企圖從中國文化中尋找挽救世界的良方。

　　康有為更是從不間斷地從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尋找資源，以拯救中國的覆亡。他甚至參照西方以基督教為國教的經驗，積極主張將儒學宗教化，要求政府以儒教為國教，以此拯救中國、造福世界。他成立孔教會，主持祭孔儀式，號召讀經，都是為了借助中國的文化認同，維系中國的凝聚力，與一切正在掠奪或窺伺中國大地的虎狼國家博弈。

　　當代“文化民族主義”思潮的代表性學者康曉光的一段話，可以用來贊頌康梁師生二人。康曉光說：“一百多年后，重溫他（康有為）的那些文章，我們不但能夠感到一種高瞻遠矚的偉大智慧，還能夠體驗一種不可戰(zhàn)勝的自信、博大恢宏的氣度、死而后已的責任感、對理想的無限忠誠、挑戰(zhàn)社會潮流的無畏勇氣和對歷史使命的自覺承擔。”

　　“五四一代”逆康有為思想而行之，實際上是精神崩潰后慌不擇路所致。如果說他們當時那種驚世駭俗的選擇還有若干現(xiàn)實的理由，今天，我們如果還要沉溺在“西方崇拜”之中，實在找不到一絲借口。文化上我們唯一的正道就是回歸中國文化的正統(tǒng)，在某種意義上回歸康梁之道。這將是往后三十年間文化運動的主旋律。

　　至于“融合中西”、“貫通古今”之類的格言，當然也不可不提及。因為簡單的復古之路，世界上從來不曾出現(xiàn)過。

　　國家認同危機的解除

　　在解決文化回歸的同時，往后三十年將會化解目前的政治認同危機，出現(xiàn)較好的政治認同和國家認同。

　　當下各類觀念和思想之紛亂，恐不亞于戰(zhàn)國和“五四”時代。這種紛亂不但造成了政治認同的危機，甚至造成了民族和國家認同的危機。

　　“五四一代”的思想遺產，給幾代中國人造成了巨大的離心力，許多學富五車的精英人物，他們的知識結構、人生哲學、思維方式、討論問題的立場，都是西方的，他們的言論往往自覺或不自覺地代表西方利益。中國的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因此隱藏著深刻的危機。

　　三十年之后，當中國崛起為世界大國甚至主導性國家之后，中國的政治凝聚力將會大大提高，中國的民族認同危機將會大大緩解。

　　當這一切問題得到解決的時候，正是今天的“80后”、“90后”、“2000后”成為中國社會主體人群的時候。那時候，正好是鴉片戰(zhàn)爭發(fā)生兩百年紀念日。兩百年的苦難和屈辱毀滅了幾代人的幸福，但是沒有毀滅這個偉大的民族和國家。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經過兩百年的生死煎熬和拼搏，將會把猖獗一時的西方文明約束為一種地方文明。當“80后”、“90后”、“2000后”也像我們這一代一樣退居社會邊緣的時候，也就是再過30年，他們的后代將會使中華文明成為地球上的主導性文明。

　　（文章代表個人觀點）

【作者： 摩羅 來源：環(huán)球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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