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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陪尼克松訪華以后，被教員的書房深深震撼，他后來回憶說：
“這是一間中等大小的房間，四周墻邊的書架上擺滿了文稿，地上桌上也堆著書，這房間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學者的隱居地，而不像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的全能領導人的會客室。”
毫無疑問，教員是愛書的人。
早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教員就希望把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出版的書收集起來，給他配置一座私人圖書館。但因為兩家公司出版過的書實在太多，收集難度太大，教員的心愿便沒有實現。
后來經過田家英等人的整理，到六十年代的時候，終于給教員搭建了一座小型圖書館，擁有數萬冊藏書。
除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魯迅的全集以外，這座圖書館里還有二十四史、資治通鑒、老子、莊子、墨子等中國文史哲書籍，甚至還有部分《永樂大典》影印本，可謂是包羅萬象。
再過十余年，教員的圖書館進一步擴大，藏書達到1萬余種、10萬余冊。
就這，教員仍不滿足，經常讓工作人員到北京圖書館借書。
為滿足教員的讀書需求，工作人員便在北京圖書館換新證的時候，專門給他辦了一張借書證，編號為第一號。
這么多書，教員讀的完么？
教員的工作很忙，但讀書這件事，他還是要抽時間去做，盡量保證自己在工作之余，能補充更多的知識。
埃德加·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里寫道：
“我有一陣子每天晚上都去見他，向他采訪共產黨的黨史。有一次客人帶了幾本哲學新書給他，于是他就要求我改期再談。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專心讀這幾本書，在這期間，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
這份專注力，讓人嘆為觀止。
1958年的幾件事，同樣可以證明教員的讀書熱情。
3月，教員到成都考察，剛安頓下來，他就向四川的同志要來《四川省志》、《蜀本紀》、《華陽國志》、《都江堰水利述要》等書籍資料，然后在這些書上批劃圈點，了解四川的風土人情。
7月，教員參觀了某部的機床展覽，非常高興，回去就讓工作人員給他找來《無線電臺是怎樣工作的》、《1616型高速普通車床》，用兩晚的時間讀完。
9月，張治中陪教員外出考察，路上見他在讀一本冶金工業的書，便問道：“你也鉆研科技的書嗎”，教員微微一笑：“文白啊，人的知識面要寬一些。”
11月，蘇聯發射火箭成功，教員立即要來幾本和火箭、人造衛星、宇宙相關的書籍資料，苦心鉆研。
除了日常用書以外，教員甚至讀佛教的《六祖壇經》、基督教的《圣經》，并要求相關學者用馬克思主義來解析伊斯蘭教經典。因為他認為，中國有很多信教的人民群眾，想真正做好群眾工作，便要對宗教有所研究。
教員讀書不僅廣博，還很深入。
他曾親口對人說過，《紅樓夢》讀過五遍，《共產黨宣言》讀過一百多遍，每當遇到問題就翻出來讀，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中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
可以說，教員讀書，正應了“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豁然貫通，終知天理”的儒家理學方法論。他能用淵博的智慧做出前無古人的功業，與此有很大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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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教員博覽群書，但從他的閱讀習慣來看，大部分書都是為工作服務的工具書，讀完就放鮮有留戀，唯有讀史是保持終生的愛好。
早在湖南一師的時候，教員就讀過乾隆皇帝親自批閱過的《御批通鑒輯覽》，后來他得到司馬光編撰的《資治通鑒》，又用半生時間反反復復的讀了十七遍。
人到中年時，教員收藏了一套清乾隆武英殿版《二十四史》，整整讀了24年，并在空白處做了數千處批劃，內容包括歷史人物評價、治國政策優劣、戰略戰術解析以及歷史和現實的關聯等等。
很多人為讀史書不能要領而苦惱，那教員又是怎樣讀史書的呢？
其實，教員讀史書也是有方法的。
教員讀史書有一條根本原則，那就是不一味否定、也不盲目相信，而是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來分析歷史上的各種事件。
他曾和北京大學中文系講師蘆荻談過這個問題：
“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謂實錄之類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為大半是假的就不讀了，那就是形而上學。不讀，靠什么來了解歷史呢？反過來，一切信以為真，書上的每句話都被當做信條，那就是歷史唯心論了。正確的態度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顛倒的歷史顛倒過來。”
綱舉而目張，有了趁手的工具就能少走很多彎路，讀史書就不至于和普羅大眾一樣，漫無目的亂讀一頓，或者以擦邊小故事和陰謀論為樂趣。
接下來，便是分析不同的歷史事件，吸取不同的歷史智慧了。
《資治通鑒》以周威烈王承認趙、魏、韓三家為諸侯開篇，司馬光認為這是周朝天下崩壞的關鍵性轉折點，在“臣光曰”中評論道：“臣聞天下之職莫大于禮，禮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謂禮？綱紀是也。何為分？君臣是也。何為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司馬光的觀點，教員非常認可，并順著司馬光的思路提出自己的觀點：
“下面做的不合法，上面還承認，看來這個周天子沒有原則，沒有是非。無是無非，當然非亂不可，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
革命年代，教員屢次受到留蘇派的打擊，但他沒有反抗，始終在維護中央的權威。成為偉大領袖以后，教員又屢次告誡黨員干部，要服從中央安排，不要向中央伸手要官。
這兩條政治智慧，可能就是教員由此得出來的。
《資治通鑒》記載的大多是政治軍事內容，經濟、文化、風俗鮮有涉獵，對于這樣的體裁排版，教員是這樣反思的：
“中國的軍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數是軍事家。在中國，尤其是改朝換代的時代，不懂得軍事，你那個政治怎么個搞法？政治，特別是關鍵時刻的政治，往往靠軍事實力來說話。沒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
你們說，教員在革命低谷期提出“槍桿子里出政權”，抗戰時期堅持保留獨立武裝、反對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新中國成立以后又不惜一切代價搞原子彈，和這樣的觀點有多少聯系？
《史記·陳涉世家》里記載，陳勝年輕時和同伴們說“茍富貴勿相忘”，等陳勝起義稱王時，當年的同伴都來投奔他，卻因為他們大談陳勝的不堪往事，陳勝就把他們都殺了，導致從此再沒有人親近陳勝。
教員在空白處寫下兩字：“一誤。”
后來，陳勝任命朱房掌管人事、胡武負責紀律，這兩人依仗陳勝的信任，不僅在國內作威作福，還隨意懲處文臣武將，惹得天怒人怨。但陳勝不懲處朱房和胡武，反而更加信任他們。
教員在空白處又寫下兩字：“二誤。”
這兩個“誤”，說明教員通過陳勝的故事意識到兩個問題——
照顧舊相識是拉攏新戰友的必要手段，無論政治斗爭還是黨派建立統一戰線，都是如此。
不能因少數人而得罪大多數，必要時候，極個別違反政治紀律的親信也是可以犧牲的。
《北齊書》的作者李百藥，曾給唐太宗李世民寫過一篇《封建論》，里面歸納了李世民的治國理政模式——
每四夷款附，萬里歸仁，必退思進省。凝神動慮，恐妄勞中國，以事遠方（外交工作以中國為主）。
心切憂勞，跡絕游幸，每旦視朝，聽受無倦（減少娛樂活動專心工作）。
罷朝之后，引進名臣，討論是非，備盡肝膈，唯及政事，更無異辭（召開研討會，兼聽則明）。
才及日昃，命才學之士，賜以清閑，高談典籍，雜以文詠，間以玄言（文章詩詞信手拈來，既能修身養性，又能引領文化風尚）。
這套治國理政的模式，教員稱為“李世民的四條工作方法”，讀了又讀、批了又批，反反復復無數遍。從教員的年譜和傳記來看，他的日常工作風格，其實也差不多是這樣的。
《新唐書·姚崇傳》里，記載了唐朝宰相姚崇給李隆基提出的十條政策，教員讀完以后，給出“如此簡單明了的十條政治綱領，古今少見”的評語——
政先仁恕（為人民服務）
不倖邊功（獎勵軍功但不隨意開戰）
法行自近（約束親戚）
宦豎不與政（身邊服務人員不參與政事）
租賦外一絕之（不私下收受禮物）
戚屬不任臺省（親戚不擔任高級職務）
待大臣以禮（營造團結合作的同志關系）
群臣皆可批逆鱗（允許下級批評上級）
絕道佛營造（不搞宗教奇觀）
嚴防外戚（禁止夫人及其親族干政）
除了在晚年無人可用的情況下，將夫人和身邊服務人員推上前臺以外，其他時期，教員基本能堅持這十條政策的精神。
《南史·韋睿傳》里說：“歷官所得祿賜，皆散之親故，家無余財”、“俘獲萬余，所獲軍實，無所私焉”、“將兵仁愛，士卒營幕未立，終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
教員數次閱讀這篇傳記，欣然提筆寫下一條批注：“我黨干部應學韋睿作風。”
他在七屆二中全會提出“兩個務必”，要求同志們務必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繼續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這兩個務必，和“韋睿作風”是遙相呼應的。
歷代史家都說曹操是奸雄、小人、言不由衷，但教員卻在《浪淘沙·北戴河》里說：“往事越千年，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并評價曹操是法家、改革派，然后要求史學界給曹操翻案。
他是想借給曹操翻案的機會，為新中國的改革做鋪墊。
教員讀史書，甚至能從中悟出養生法。
例如唐初名臣馬周去世時年僅48歲，教員在《新唐書·馬周傳》里讀到“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的記載時，提筆寫了一句：
“飲酒過量，使不永年。”
當然，教員讀史不全是吸取智慧，也有一些快意恩仇的時刻，例如《宋史·太宗本紀》說宋太宗趙匡義“沉謀英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教員就評了三個字：“但無能。”
對于百姓感念趙匡義的恩德、請求趙匡義即皇帝位的說法，教員毫不客氣的說：“不擇手段，急于登臺。”
總之，教員對趙匡義這種沒有功勞卻要粉飾太平的人，不僅沒有一句好話，還要下筆批評，發泄心中的不滿。
3
從教員選擇書目和讀史批注能看出來，不論讀書還是讀史，教員都是帶有目的的。雖說有一定的功利性，但也正是因為這種功利性，他才能在讀書時抓住主要矛盾，一點一點的長智慧。
有人認為，研究歷史就是研究政治陰謀，教員讀史書肯定目的不純。
對于這樣的說法，教員是知道的，他送給這些人一句話——
“搞政治離不開歷史知識，但用搗鬼、搞陰謀成大事者，古來無有。”
而對于宏觀的歷史，教員也有自己的理解。
1938年的六屆六中全會上，他專門抽出時間，和參會代表談了這個問題：
“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于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隔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繼承這一份珍貴的遺產。”
他這么說，其實是想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梳理舊的中國歷史，開創新的中國歷史。
你能看見多遠的歷史，就能照見多遠的未來。
教員的讀史習慣，以及教員的歷史觀，都和這個觀點呼應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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