楓橋經驗，是指20世紀60年代初，浙江省諸暨縣（現諸暨市）楓橋鎮干部群眾創造的“發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實現捕人少，治安好”的經驗，為此，1963年毛主席就曾親筆批示“要各地仿效，經過試點，推廣去做”。
一．歷史背景：
楓橋經驗，起源于20世紀六十年代改造“四類分子”（地、富、反、壞分子）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雖然毛主席中央決定“一個不殺，大部不捉”的方針，但許多地方在具體推行過程中，依然是定指標、“關一批”、“判一批”、“殺一批”的做法。
二．發展歷程：
20世紀60年代初，浙江省紹興市諸暨縣楓橋鎮干部群眾創造了“發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實現捕人少，治安好”的“楓橋經驗”。
1963年2月，中共中央決定在全國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共浙江省委選擇諸暨、蕭山、上虞等縣作為“社教”試點。楓橋干部群眾經集體討論，決定采取發動群眾、依靠群眾的方式對“四類分子”進行改造，取得了良好效果。同年10月，公安部領導到浙江視察，發現了楓橋區沒有捕人的經驗，就立即向正在杭州視察的毛主席作了匯報。毛主席肯定地說，“這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并指示要好好進行總結。 [1]
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公安部調查組趕赴楓橋，在調查核實后，主持起草了《諸暨縣楓橋區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開展對敵斗爭的經驗》，即“楓橋經驗”。其主要精神是捕人少，矛盾
不上交，依靠群眾，以說理斗爭的形式把絕大多數“四類分子”就地改造成新人。 [1]
11月20日，毛主席在公安部遞呈的全國人大二屆四次會議書面發言稿上批示：“要各地仿效，經過試點，推廣去做。”22日，他在與有關負責同志口頭談話時指出,“楓橋經驗”回答了兩個問題：一是群眾為什么懂得要這樣做；二是證明依靠群眾辦事是個好辦法。從諸暨的經驗看，群眾起來之后，做得并不比你們差，并不比你們弱，你們不要忘記動員群眾，群眾工作做好了，還可以減少反革命案件，減少刑事案件。 [1]
1964年1月，毛主席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中央關于依靠群眾力量，加強人民民主專政，把絕大多數四類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指示》，同時轉發《諸暨縣楓橋區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開展對敵斗爭的經驗》。同年2月，第13次全國公安會議提出在全國推廣“楓橋經驗”。
1971年，第15次全國公安會議上，周恩來總理到會講話。會議以紀要的形式由中共中央轉發，再次肯定“楓橋經驗”是依靠群眾專政的好典型。
1973年，公安部派人到楓橋蹲點半年，形成《“楓橋經驗”在前進》調查報告，以及《對一般流竄犯就地改造比矛盾上交好》等8個典型材料。
1977年10月6日，公安部組成聯合調查組，在楓橋蹲點調查長達14個月，調查總結出普及楓橋經驗的6條標準：教育改造有違法犯罪行為的人，成效顯著；發案少，治安好，鞏固了集體經濟，促進了生產等。
楓橋區干部群眾在全國率先給改造好的“四類分子”全部摘帽，為全國開展摘帽工作提供了范例，得到當時的公安部部長首肯。1979年2月5日，《人民日報》就此發表《摘掉一頂帽，調動幾代人》長篇通訊，全面介紹楓橋區給“四類分子”摘帽的經驗。
20世紀80年代，楓橋區率先提出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口號，并在實踐中逐步探索形成“打、防、教、管”融于一體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新經驗。1990年9月，中央政法委員會向全國推廣“楓橋經驗”。
1991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關于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決定》，提出“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方針，是解決我國社會治安問題的根本出路。”1991年3月21日，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成立。
三．經驗形成： 經驗淵源
經驗
詳情
“楓橋經驗”之一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
20世紀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楓橋經驗主要是改造“四類分子”的經驗；
為此，楓橋在各居委會、村，甚至在一些重點企業都建立了相應的調解組織。近年，楓橋鎮共成功調處民間糾紛1000多起，調處成功率達97.2%，其中80%的糾紛在村一級就得到了解決。此外，楓橋鎮在健全普法工作網絡的基礎上，每年投入20多萬元用于法制宣傳教育，并對曾經有過違法行為的人員，堅持“不推一把拉一把，不幫一時幫一世”的原則。
“楓橋經驗”之二
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楓橋經驗主要是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經驗 。
楓橋干部群眾總結出的工作原則是“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
幫扶刑滿釋放人員：
五年來，楓橋200多名刑滿釋放人員中，絕大部分人已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改好率達99.15%。
“楓橋經驗”之三
跨世紀前后，外來務工人員管理新模式。
隨著經濟發展，楓橋鎮還針對外來務工人員推出新的管理模式，統一為外來員工解決住房和子女入學等問題，每年還評比“十佳外來優秀青年”，授予中高級人才“榮譽鎮民”稱號。
四．經驗解讀：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楓橋經驗主要是改造“四類分子”的經驗；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楓橋經驗主要是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經驗。
1.經驗精髓：
發動和依靠群眾是“楓橋經驗”的精髓所在、靈魂所在。諸暨充分發揮群眾主體作用和首創精神，全面推廣“三上三下”民主議決事制度，打造以“紅楓義警”“老楊工作室”為代表的品牌社會組織。 [1]
2.精神內核：
“‘楓橋經驗’走的就是群眾路線，靠的是人民，為的是百姓。”時任諸暨市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潘超英說，“隨著時代的發展，‘楓橋經驗’經久不衰，其強大生命力的根源就在于能夠傳承原初的精神內核，與時俱進、守正創新。” [1]
3.工作原則：
楓橋干部群眾總結出的工作原則是“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
4.突出特點：
新時代“楓橋經驗”最突出的特點就是牢牢抓住基層基礎，最大限度把矛盾風險防范化解在基層。
5. 調解體系：
（1）社會組織：
截至2021年3月，共有各類社會組織4767家，其中僅平安、調解類社會組織就達1000余家，平均每4個常住人口中就有1人參加社會組織。諸暨還建立了包括13個專業調解機構、742家調解組織、3536名人民調解員的大調解體系；形成了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相銜接的“多層次、社會化、全覆蓋”大調解格局，調解成功率達到97.7%。 [1]
（2）取得成效：
截至2021年3月，諸暨已連續15年被命名為“平安縣市”，人民群眾安全感滿意度始終保持在96%以上。 [1]
五．經驗推廣：
時任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孟建柱主持會議。時任浙江省委書記趙洪祝、紹興市委書記張金如在會上就堅持并發展“楓橋經驗”，加強平安建設、促進社會和諧情況發言。
2013年10月11日，紀念毛澤東同志批示“楓橋經驗”50周年大會在浙江杭州召開。2019年以來，“楓橋經驗”陸續被寫入《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為人民謀福利：新中國人權事業發展70年》白皮書，特別是首次以中共中央全會審議通過的形式寫入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代表著“楓橋經驗”已經成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有機組成部分。
2024年12月，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強調，要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做好農村矛盾糾紛排查化解，維護農村穩定安寧。
六．價值意義
1. 五個堅持：
新時代“楓橋經驗”主要內容是在開展社會治理中實行“五個堅持”，即堅持黨建引領，堅持人民主體，堅持“三治融合”，堅持“四防并舉”，堅持共建共享。
人民主體是新時代“楓橋經驗”的核心價值，實現人民的利益是新時代“楓橋經驗”的價值導向。黨建引領是新時代“楓橋經驗”的政治靈魂，反映了新時代“楓橋經驗”的本質特征。路徑創新是新時代“楓橋經驗”的實踐特質。堅持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是新時代“楓橋經驗”的主要路徑。人防、物防、技防、心防“四防并舉”是新時代“楓橋經驗”的重要手段。共建共享是新時代“楓橋經驗”的工作格局。
2.普遍意義：
“楓橋經驗”雖然誕生在農村，但其強化基層基礎、就地解決問題的基本精神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不僅適用于農村，而且適用于城市。當前，城鎮已經成為我國基層社會治理的重要場域。堅持好、發展好新時代“楓橋經驗”，必須自覺適應基層治理情境變遷，逐步從鄉村治理走向城鄉治理、從社會治理走向多域治理、從線下治理走向線上線下協同治理，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創造安全穩定的社會環境。
3.時代意義：
從歷史傳承看，新時代“楓橋經驗”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凝聚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和智慧，與“德主刑輔、明德慎罰”的治國理念、“未雨綢繆、預防在前”的治理理念、“以和為貴、息訴止訟”、“依法治村”的司法理念、“重義輕利、義在利前”的文化基因等相契合，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是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必然要求。
參考資料
[1] “楓橋經驗”：基層社會治理的中國方案．光明網 [引用日期2024-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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