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jixuie）題記：犯錯誤是人的共性，是人就不可避免會犯錯誤，不犯錯誤的人是不存在的。從絕對意義上講，因為世界觀不同，導致人們的是非觀念會有所不同，這樣同樣的一件事情，如果是馬克思主義世界觀認為是對的，那么非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就可能會認為是錯誤的。從相對意義上講，即使是同樣持有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人，由于認識水平不同，對事物認識程度也會有差異，因此當一個新事物出現時，有人的人認為是對的，有的人認為是錯的。這樣看來，那種因為某人犯過錯誤，或者某人的一個觀點被某些人認為是“錯誤”的，就否定某人，甚至因為某人的某一個觀點錯誤而將其徹底否定掉，那樣的做法倒是真正錯誤的——這是典型的以偏概全，是形而上學的做法，形而上學方法論的典型表現就是孤立地片面地靜止地看待事物。
毛主席也是人，也是我們當中的一員，毛主席也會犯錯誤，這是理所當然的，沒有什么奇怪。只不過在談論毛主席的“錯誤”時，除了要把“錯誤”根據上面絕對意義和相對意義進行定性以外，還需要注意兩個問題：
第一，毛主席犯的那個錯誤，究竟是怎么犯的，也就是毛主席犯錯的動機究竟是什么？是出于公心，還是出于私心？這是不能不搞清楚的。
第二，毛主席犯了那個錯誤之后，究竟是怎么發現是錯誤的？是誰發現的？是毛主席本人發現的，那他為什么能發現自己的錯誤呢？如果是別人發現的，那毛主席又是怎樣對待那個發現他錯誤的人的呢？
第三，如果過去認為毛主席是錯的，經過幾十年的時間后發現實踐證明毛主席并沒有錯，這是不是否定之否定規律呢？
01
對好心辦壞事的人，不能當做敵我矛盾來對待
好心辦壞事，可能后果很嚴重，但對于這樣犯了錯誤的人，我們是一棍子打死，還是批評教育呢？
一棍子打死，那就是敵我矛盾的處理方式，顯然是中央蘇區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殘酷斗爭，無情打擊”那一套。
糾正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這是毛主席在延安時期從理論與實踐，在道器層面領導全黨經過延安整風在政治上加以完成的，但文化上要清除看來任重道遠，時至今日依然是個挑戰性的問題存在著。
在延安時期，毛主席對犯了錯誤的同志，甚至對有“敵特”的人，始終都是用比較寬容的態度來處理的。
當時處理的做法有這樣的特點：
批評批判從重，組織措施從輕，以批評教育為主。
在延安批判張國燾錯誤時，張國燾本人在場，包括賀龍在內的批判語言十分嚴厲，但作組織處理的時候，還是稱“張國燾同志”，沒有當做敵我矛盾對待。一直到張國燾投靠蔣介石，性質發生了變化，才開除他的黨籍。
1949年以后，有個典型例子，就是梁漱溟的錯誤觀點公開以后，對他的批判也是十分嚴厲，周總理講了梁漱溟在歷史上的表現，毛主席也作了批判，言辭犀利，但一直沒有給梁漱溟定為“右派”。
這都體現出毛主席看問題講究全面性，喜歡用發展的眼光看人，著力于給人以出路，不一棍子把人打死的想法說法做法，事實上那三法是三通的——想法想得通，說法說得通，做法行得通——道器變通。
即使對于問題比較嚴重的人，也采取“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方針。
毛主席在世的時候，有些人是不是總要搞點左傾機會主義的那一套，由于毛主席在，一點發現就能很快得以糾正。
毛主席逝世后，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
02
否定之否定規律
難免犯錯誤，這是人的共性，誰也不例外。即使偉人犯過錯誤，也沒有什么大驚小怪的。我們堅定地相信，毛主席絕對不會出于私心來決策什么大事。倒是在某個階段，搞得似乎只有某個人犯過錯，而其他人則一貫正確，那確實是說不通的。從常識上講，人做的事越多，出錯的的可能性和機會就越大越多。如果對一個歷史人物的評價，從來就不談其錯誤，那言外之意是否在說此人沒干什么事呢？這對那些“沒有錯的人”倒是有失公允的！
為何不用對待毛主席的辦法，對待所有人呢？不那么做那才叫不公道，是不是？
評價歷史，評價歷史人物，唯有公道，才想得通，說得通，行得通，才能道器變通！
哲學上有個否定之否定規律，這類似于數學上的負負得正法則。如果經過實踐檢驗發現，幾十年前認定毛主席的想法說法做法有錯誤的地方，其實是對的——毛主席是對的，那該怎么辦呢？是不是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呢？這對于未來中國都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情。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里有這樣的說法，“否定的否定究竟是什么呢？它是一個極其普遍的，因而極其廣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自然、歷史和思維的發展規律；這一規律，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在動物界和植物界中，在地質學、數學、歷史和哲學中起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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