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歸熟，有些話還是不吐不快的。
我雖然不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但一向對自由主義頗為尊重，當然，我對社會主義者也頗為尊重，我尊重一切能夠自洽的主義——盡管我未必同意。所謂自洽，應該有兩層含義，第一層是邏輯上的自洽，第二層還應包括主體行為與理論的相洽。主義畢竟是一種實踐理性，是要實踐的，而主體也免不了是實踐主體，如果主體自己都不能實踐自己的理論，那么怎么能讓別人去實踐呢？如果主體自己都不能說服自己，向別人傳教又是什么呢？
我一直以為，政治家與律師的角色就是不能相洽的。作為一個政治家，你盡管成為一個反對派，我不認可你們當今的這套制度，我不認可你們現行的法律體系，我根本就不承認你們這套游戲規則，所以，任何以現行體制的名義對我進行的審判都是徒勞的，你可以槍斃我的身體，但不等于你有資格審判我的思想。但律師的角色就不同了，律師是靠這個體制吃飯的人，不但要承認現行法律體制，而且要透徹研究以資利用——盡管他可以對其中一些具體立法提出修改意見，但他不能對整個法律體制的合法性否認顛覆，因為那樣他就把自己的立足地一起否認了，邏各斯地說，就是陷入了悖論。當然，也不否認有的律師，由信仰法律而懷疑法律，進而否認整個體制的合法性（此處之法指的是天理，非人為之法也），這樣他就進入了一個由律師向政治家轉換的過程。轉換是痛苦的，因為反對派政治家從來就沒有什么好果子吃，尤其是那些看不到勝利希望的反對派。不說坐監牢受迫害，起碼升官發財的機會沒有了，除非接受點境外贊助。但律師不同，尤其是能夠上下通吃的大律師，靠著體制資源大發其財呢。發財不是壞事，子曾經曰過“富貴可求，雖執鞭之士我亦為之”，但按照反對派政治家的邏輯，靠自己不承認的法律體制發財顯然是“不可求”的。結論，所謂反對派政治家與律師的角色，你必須放棄一樣，再說白點，就是自由與財富，你必須放棄一樣，你不能一面痛罵這個制度，一面在這個制度上寄生。
可是人心不足啊，魚和熊掌都想兼得，或者，自己也算不清魚和熊掌哪個營養更為豐富。于是，有的人就猶猶豫豫，關鍵時刻就玩起了大變臉，能撈時則以法律名義大撈特撈，一旦敗露馬上搖身一變，徹底否認這個法律制度的合法性，一個華麗轉身，就從律師變成了反對派政治家，從這個制度上寄生的蟲子變成抗議這個制度的英雄。這是一些律師的邏輯和實踐的雙重不能自洽。
賀先生當然不是上面所說的哪種人，但賀先生自己也有不能自洽之處。當年我是賀先生最早的一批粉絲，受賀先生影響，為了思想的自由，我再馬上加入共產黨的時候堅決止步，原因雖然很多，但最根本的就是一條：入黨要宣誓“為...奮斗終身”、“把一切交給黨”之類的，我覺得我做不到，如果我做到了，就是出賣了自由，如果我明知自己做不到還紅口白牙地宣誓，就是不誠實——我最不能容忍的知識分子人格缺陷。到如今，我也沒入黨，自然在衙門里永遠只能作個科員，為了堅守誠實，我放棄了一生前途（仕途）。然而，賀先生至今仍然是個共產黨員，如果說當時賀先生入黨之時是“沒看清中共嘴臉”，有情可原，但賀先生至今仍然停留在這個按他的理論的“非法組織”里面，就不大好理解了，莫非賀先生還在等著“沽之哉，沽之哉”？如果賀先生真的有一天“沽之哉”了，那我這老粉絲多么的傷心啊！不但為賀先生傷心，也為千千萬萬新老粉絲傷心。
所以，賀先生，用退黨來證明你的邏輯和你的實踐是自洽的吧，雖然晚了點，但總歸是自己退黨的，我雖然年齡已長，不會再像當年一樣仰慕你的學問了，但總還會像當年一樣敬重你的人格的，頂多看您學問不合時宜而已，如果您一直呆在那個“非法組織”里不走，怎么讓我們相信你不是“非法組織”一伙兒的呢？怎樣讓我們保持敬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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