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高學歷社會病”的思考
一、當今社會存在“高學歷病”
“高學歷社會病”，有人叫“高等教育過度化”。確切含義，可歸結為兩點，一是高等教育規模過分擴張而質量下降；二是相當多的人接受了沒有必要的高等教育而付出了高額的學費，還難找工作。
有資料說，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大都出現了高等教育過度化的毛病，尤其發展中國家為甚。法國1992年2月公布，283萬失業者中，大學生約占30％；英國《獨立報》報道，1989～1993年，英國最大的大學——倫敦大學的畢業生失業率連續4年上升，逐漸接近80年代初的12.5％。50年代初，印度的大學畢業生失業總數為2萬人左右，占全部失業人數的12％；70年代達到120萬人，占失業人數的20％左右；80年代達150多萬人。韓國1970年大學畢業生就業率為57～58％，1985年下降為41％。泰國的大學畢業生失業率在80年代初，因專業不同，分別達24～70％。
美國學者馬爾科姆-吉利斯，在其《發展經濟學》（經濟科學出版社1989年12月出版）一書中，對發展中國家的高等教育過度化有這樣一段精彩描述：
在印度和菲律賓這兩個擴大高等教育的先鋒國家，出現了大批尋找工作的畢業生，他們無法找到合適的職業。長期實行免費教育的斯里蘭卡，到了70年代發現，新畢業的大學生，有一半成了失業者。韓國這個曾在50年代后期，有著許多垂頭喪氣、無工作可做的大學生的國家，到了70年代，倒出現了受過教育的工人短缺現象，導至經濟多年近乎停頓。加爾各答的職業介紹所里，每天都擠滿了文學士和理學士，有學數學的，有學英語的，有學物理的。而有些雇主主要是在該介紹所尋找擅長空調、絹網印花或管道方面的人才，這些雇主失望地離去了。在這樣的環境里，大學畢業生最后不得不接受與教育風馬牛不相及的工作。據說在馬尼拉，與美國有些城市一樣，文學士當出租汽車司機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德國《大學》月刊2004年調查，德國應屆大學畢業生只有60%找到工作，其中還有許多是效益差、學生并不滿意的工作。有報道說，許多高學歷者徒有虛名，勝任不了工作，很多用人機構不愿意化大錢去雇傭一個并不頂用的高學歷者，碩士、博士就業很是困難，當出租汽車司機的大有人在。很多獲得碩士、博士學位的青年人自貶身價，冒充低學位，尋找低工資工作。在12萬碩士、博士畢業生中，至少有一萬人對自己的文憑“做了手腳”。現在就業的現實是，研究生比不過大學生，大學生比不過中專、技校生。
目前中國的情況，好像就是2004年報道的德國情況。高學歷的畢業生就業難，不是中國的特殊國情，而是知識爆炸條件下的各國通病。
二、中國有回歸“輕學歷重能力”的用人趨勢
也是在2004年，《南方周末》曾經刊登過《誠聘雜志英才》的廣告，在對于記者、編輯的條件中寫著：“不拘于學歷、資歷、既往職業，只要有才華，對新聞有濃厚興趣者即可”。更早一些，2003年，《北京晨報》曾經報道，北京的用人單位，相當普遍地把畢業生的能力放在了第一位，不再像過去那樣，把學歷作為第一條件。類似報道已經越來越多。
三、對國內教育的思考
1. 關于舉薦上大學
古人說，“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此句古文的意思是，選出來的秀才，卻不知書識字，選出來的孝廉(就是孝敬老人的榜樣)，卻讓自己的老父親一個人在別的地方居住，與自己“分居”。這批評的是東漢的察舉用人制度，諷刺漢朝的選舉官員的權利是被士族所壟斷的，說這種靠鄉和縣的官員來舉薦人才的辦法，在當時，不具有公平性和科學性。
后來這種舉薦制度被科舉制所代替了，今天我們還在沿用科舉制！
高考，就目前國情、國人的思想水平，一律“分數面前人人平等”，是比較最公平的；現在，幾乎所有招生改革，都可能帶來更大腐敗。
2. 教育問題的根源在社會
社會用人“唯學歷”，特別是提拔干部。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如果想想毛澤東對這個問題的評論，看看毛澤東舉出的那么多“低學歷，高水平”的杰出人物，再看看我們這些年社會用人的“高學歷病”，導致教育、培訓相應的“胡作非為”，導致許多有能力的人得不到重用，或者許多人把精力浪費在“買文憑”上，難道不值得我們徹底“反思”嗎？
大學著名教授、大數學家華羅庚，只有初中學歷，我們現在這樣搞，能出華羅庚嗎？
社會“唯學歷”，一是思想認識偏差，二是為了錢，帶動教育與培訓“產業化”，讓一部分人富起來，大多數家庭窮下去！
教育改革，先從主要矛盾——社會用人的“高學歷病”著手，才能見到成效。否則，越改越糟糕！
人們不必為當官發財而上大學“買文憑”了，大學真正輕松自由搞學術了，大學才能出杰出人才。那個時候上大學，推薦就推薦吧；現在這樣的國情，推薦不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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