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編者按】大學改革早不是什么新鮮話題，我們也不難看到，近些年來，教育歐美化的現象越發明顯。“英文水平”已經成為評價一個學生的重要標準，大量的中國學生也流向了歐美高校。“如果說冷戰時期的美國大學及學術生產受制于國家意識形態，那么90年代以后，支配的力量則逐漸由全球競爭的市場導向所取代。”在教育市場化的潮流中，人文社會學科的競爭力顯然遠不如能夠創造直接經濟效益的自然學科，而為了迎合全球化學術生產邏輯，人文社會學科勢必喪失其批判性和反思性。作者陳光興在本文中將從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角度嘗試理解學術生產的邏輯，那么，我們應該如何從這個邏輯當中理解教育市場化代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并試圖處理這些問題?
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全球性冷戰體制快速形成。在東亞地區，為了圍堵社會主義陣營(北韓、中國大陸、北越)勢力的擴張，美國延伸了資本主義世界的反共防線，與各地軍事威權體制合作，將日本、南韓、琉球、臺灣等地納入其區域性軍事部署當中。以臺灣的經驗來看，長期的冷戰秩序，并非只是在軍事及國際政治的層次運作，反共親美的力道深入人心，對我們的政治、社會、文化造成深遠的效應，長期流動在我們的思想、身體與欲望當中，至今并未全然散去。在文化上，臺灣地區與東亞諸國不同，戰前與美國并沒有太多關系，但是戰后的冷戰結構與國共內戰的延續，加上國民黨政權的親美反日情結，及韓戰后南北韓分裂的確立，使得美國快速地成為臺灣唯一主導性的對外關系。根據臺灣教育部公布的統計數字，在1990年以前，80-90%以上的留學生是留美的，曾經構成在美國最大的外籍學生群體。如今這個情勢起了變化，但是出國學生還有五成留美。所以，戰后的菁英大部分有過在美國讀書生活的經驗，在政治上美國式民主成為臺灣主要的想象;除了大眾流行文化的市場被好萊塢所籠罩之外，就連另類的反對文化，都本能地以美國馬首是瞻。總之，戰后臺灣(跟南韓一樣)的美國化，或是說對于美國的依賴，是總體而全面的;臺灣的學術生產，是在這樣的格局中納入了美國的系統。然而戰后的美國大學的學術生產，深受冷戰格局所形塑，服務于國家的意識形態[1]，一旦我們處處師法美國，典章、制度乃至于學科分界便都以美國為典范，連教科書的引進，乃至于翻譯，都是來自于美國(精準的說，是冷戰體制下的美國學院)。由于留美學人在知識上深受冷戰體制的洗禮，反共親美成為學院知識生產的基本結構，也就不足為奇。
諷刺的是，1970年代末期開始，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后所浮現的狀況是，學界崇美的傾向比臺灣、南韓、日本的親美有過之而無不及。從外在來看，美國學院已經快速成為中國學界最為主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對口。美國早已是大陸知識分子欲望之所在。這個基礎也就提供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后來得以快速席卷中國大陸學院的歷史土壤。
1980年代末期，蘇聯解體，東歐社會主義政權也相繼瓦解，持續將近半個世紀的世界冷戰體系，在歐美地區率先宣告結束，然而在東亞至今仍然延續著冷戰結構的局面。以美國為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動力，快速成為主導性力量，以資本為前導，以自由市場為手段，打通冷戰時期無法進入的疆域。簡單的說，在掃除與其對立的社會主義阻力后，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契機終于出現。從這個面向來思考，全球化意味著冷戰的松動，冷戰時期相互隔絕的地區開始發生關系。也正是在這樣大環境的變化中，學術生產方式開始發生巨變。如果說冷戰時期的美國大學及學術生產受制于國家意識形態，那么90年代以后，支配的力量則逐漸由全球競爭的市場導向所取代。美國加州大學資深講座教授三好將夫在2000年的一篇重要論文中指出，“全球財團化的效應最為清晰的巨變，表現在學術生產力的外觀及政策上。課程注冊人數的多少、學位的授予量、博士找到工作的比率，均受到高度的控管與監視，就像把這些數字當成是工業統計來看待。學術是用出版量及引文數來丈量計算。更重要的是，處理研究經費及捐款的研發部門，成為大學中最為主要的部分之一”[2]。也就是說，90年代以后的美國大學，開始出現前所未有的專業化現象，背后的基本邏輯，其實就是快速走向私有化及市場化。在這樣的情勢下，貌似客觀的量化評量表開始出爐，用以丈量學術表現。大學的形象與在社會中的定位也開始快速的變化。比如說，過去的大學校長的選擇，是基于他在學術、眼界與社會清望等方面的成就，現在卻已經為大公司CEO的形象所取代。他不僅得有能力向企業募款，更需要有經營能力，把大學轉化成生財機制。一旦私有化與市場化的邏輯推到極致，在未來全球暢通無阻的狀況下，教育機構極可能只剩下有名的品牌大學能夠存活。如哈佛大學很可能像麥當勞一樣遍布全球，以長期建立起來的品牌到處攻城掠地;或是如我們已經看到的現象，各地大學為求生存，與名校進行所謂策略聯盟、相互拉抬，如新加坡國立大學與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遠距合作計劃即為一例。
以美國為核心的新自由主義市場化的走向，不但牽動也成為后進國家不斷模仿、跟進的標準。像臺灣、新加坡、南韓乃至于香港及中國大陸等地，也在彼此競爭的壓力下，開始把學術生產做成可以量化的指標，歸結到國家總體競爭力來計算，以量化得分多少來實施獎懲，每個學校可以分到多少預算資源，甚至于是否必須退出「市場」競爭，都與此相關。為了在國際上競爭，又提出各種各樣的卓越計劃競標，想要在國際大學的評比中占一席之地;或是以經費為誘因，將幾個大學聯合起來，加大學校的體積，在國際評量表中取得更多分數。下降到個別研究教學人員，應運而生極為簡化的量化記帳方式，SSCI、A&HCI、T/SSCI等都是這樣的產物，以一條鞭的量化方式丈量所有的人文社會學科。這些由上往下的操作，通常是由最高教育及研究主管機構，正式行文大學，要教師向上呈報出版成效，特別得標示出研究是否發表在SSCI;各個大學為了爭取經費，只得盲目跟進，快速設立獎勵SSCI出版條例[3]。
社會人文等領域，雖然近年正受到所謂后殖民學術典范移轉，以及內在于歷史社會的本土化運動的沖擊，但是華文學界適得其反，并沒有展開批判性的討論，反思華文的知識生產與美國的關系。這個情況之下，一旦學術國際化當令，「美國化」很方便的與「國際化」幾乎劃上等號，也就不難理解。
討論至此，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波學術生產的變動，主要的動力來自外部，特別是美國學院的變化。不容諱言，90年代以后，中國大陸投入大量的資源建立重點研究大學，對港臺等地帶來的競爭壓力等，也有推波助瀾的效應。所以必要的進一步提問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運作邏輯，會如何重新定位學術生產，特別是與人文社會學科相關的部分?
如果一切以市場、生產力、利潤、國際排名為依歸，那么結果會是：以前公立大學的經費來自于人民納稅的錢，研究及教學還有相對的自主性，不必以市場為判準，但在私有化過程中，哪些課程選的學生多，哪些學科及哪些個人可以將經費帶入大學，就將成為學術發展的主導性力量。為了爭取企業界的捐助，學術生產被重新定位的一種方式，是成為產業界的研發部門，即R&D。在此條件下，人文社會學科所能扮演的角色則是公私智庫、研考部門，乃至于包裝(packaging)、對于市場潛力的社會文化分析與利用、甚至被迫從屬于商業管理學院的知識典范，或是改頭換面以文化創意產業的外殼來重新自我包裝[4]。原先人文社會學科作為反思性社會進步動力的角色，也就相對地遭到掩沒。類似這樣的走向，是否會成為未來的趨勢，很難妄下定論;將本應具有人文反思精神的大學主體，這樣轉化成為配合、附屬于政府及產業的研發客體，學界會如何反省和看待，我們也無法猜測。目前我們看到的是，能夠配合大勢的學科(或是學科內部的某一支流)，已經欣然配合;不能立即接軌的學科，正在努力地找尋銜接點。反思──尤其是反思知識國家化、知識產業化──的意見，幾乎沒有空間以及正當性發出聲音。于是，政府與少數的學術領導階層，在缺乏深刻分析的情況下，正在透過特定經費的分配方向，替學術工作者調整研究教學方向、越俎代庖地決定整個學術社群的性格以及未來。
這也就牽扯到同樣重要的一連串相互關連的問題：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趨勢下的學術生產中，做為統合社會資源的國家(the state)，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在上面描述的情勢之下，國家如何透過客觀情勢的分析，形成總體的基本政策?如何對知識生產重新定位?政策的內容為何?它對學術工作者進行了什么樣的宣示?這些政策形成的過程，是否有廣大學術社群共同辯論，而后達成共識?這些問題，我們都沒有答案，也還沒有看到具有前瞻性的分析。我們看到的只是眼花撩亂的條文不斷出籠，大方向何在則沒有人說得清楚。就像臺灣的教育改革工程一樣，由于學界并沒有機會進行廣泛的討論，結果基層教師不知所措，但是負擔和責任又由他們來承受。更重要的是，這些政策形成之后，透過諸多的行政命令，到底造成了什么樣多層次的效果?如果學官們真有視野，有能力進行具有說服力的分析也好，不然怎么能領導學界呢?但是他們提不出論述，跟著國外(通常指美國)大勢走，結果沒法連結到本土真實狀況，弄得朝令夕改，怨聲四起，而他們又不是政治人物，不必負起失敗的政治責任。比較立即的效果倒是昭然若揭：以國家經濟發展為名，在產官學可以相互為用的領域當中投入大量的資源，由政府透過諸多獎勵機制主導特定的研究方向，結果在國家的架構當中，統合并主導了大學以及研究機構知識生產的方向，至于不具有產官學所定義的“生產力”的知識領域，則被排除到邊緣的地位。這就是本文一開始所指向的危機所在。
然而，知識生產的民族國家化，也就是政府以“產業競爭力”為名來主導學術生產，在不同面向上又與國家積極推動的大學市場化/國際化呈現了曖昧的競爭關系，凸顯出政策并沒有顧及長期的、整套搭配的思考。這個效應，體現在研究及教學兩個不同的層面上。在教學方面，為了國際上的競爭，大學的教學開始指向如何吸引、招收國際學生，以及如何加強學生的英文能力。人文社會學科因而必須調整教學內容，符合外來學生的需求，特別是強調得以英語授課。但是這正好與民族國家重視自身語言文字的基本精神相違背。以臺灣當代的顯學臺灣文學及臺灣史為例，這些相關的課程如果用英文來上課，會是什么樣的場景?有多少教材已經有英文翻譯?有多少師資能夠以英語授課?(有關語言問題，我們下面會進一步討論。)在研究的層面上，問題在于，政府一方面要求研究直接服務于產官學復合體制中臺灣特定的立即需求，但是同時在學術國際化的情勢中，學者提出的問題又必須在既有的國際學術場域中操作，而歐美地區主導的社會及人文學科，所面臨的問題卻與臺灣社會并不一致。為了能夠在國際上出版，許多學者所用的分析架構與問題意識，都必須符合歐美地區所期待的問題緊密結合，反而與產官學界所面對在地的問題大不相同。同時，國際化的另一個操作方式，就是國際研究團隊的形成，將不同國家的研究人員能夠組織在一個同一的問題架構當中;可是這類研究團隊得以形成，前提在于具有共同的問題，在社會科學的場域中，這種問題通常會以比較研究的方式來出現，想要以自身社會所面臨的問題為本，來主導研究團隊，那么就必須投入大量的資源給外籍學者加入研究團隊;但是這些外國學者其實無法全然配合當地對于問題的理解，也往往就就溢出了民族國家內部所設定問題的架構，也因此這樣表面化的研究團隊并無法被收編到產官學體制所想要主導的政策問題當中。
產官學復合體的快速形成，對于人文社會科學的長遠影響，很清楚的是將“研發”及“政策”拱成主導的學術生產方向。這個方向會不會擴大、阻絕人文社會學科自主性的發展，乃至于剝奪整個學術生產的主體性，我們還不能遽做斷言。但是這中間的重重隱憂，又有誰敢否認?難道所謂全球化的學術生產，注定要截斷人文、社會學科所自許的批判性與反思性這兩個重要面向?沒有這些機制，就社會像少了鏡子一樣，在全面理性管理的情境中，整個社會將根本無法掌握自身的問題所在，會失去改革的動力。
[1] 參見Noam Chomsky et al.,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versity: Towards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Postwar Years (New York: New Press, 1997).
[2] Masao Miyoshi, “Ivory Tower in Escrow”, Boundary 227(1): 19.
[3] 本來以為中國大陸的學界可以免于這場SSCI的災難，但是后來發現情況可能比臺灣更為嚴重。如果在google打入「SSCI獎勵」，就會跳出7800條，SSCI至少在華文世界已經成為體制推動的學術運動。
[4] 文化創意產業近年在華文地區異軍突起，企圖以包山包海的方式重新整編一切日常生活，食、衣、住、行、育、樂，教育，無所不包。這個起自英國的幻想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邏輯共構，正在推廣到世界各地，其中各級政府扮演起組織規劃的核心角色，收編一切文化生活。相對應，如澳洲，也就出現了文化創意產業的學院。
(原文題為《全球化與華文知識生產：臺灣T/SSCI學術體評鑒體系的檢討》發表于大學的人文教育學術研討會，北京，2005年6月18-20日，經作者授權發表。本文承接《全球化與華文知識生產》一文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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