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北京晚報:“主流們,你們該懺悔了”一文的震憾
讀了昨天北京晚報作者薛涌寫的 “主流們,你們該懺悔了”一文后,使我一個草民十分震憾。改開30年取得很大成績,不知不同人收入差距如此之大,算不算一個成績?文中說“一個頂尖巨富,占有的財富相當于一百二十萬窮人的家當”“2008年中國身價超過10億美元的富翁人數從101名增至130名,這個人數名列全球第二,僅次于美國”。我記不得過去看的中國封建社會文人寫的一部小說那個人說的一句話:一家富有,百家窮。我不理解,封建社會在1949年已被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推翻了,解放60年了,為什么所謂的主流經濟學家這樣的分配理論,能夠能被領導中國改革開放的執政黨采納?誰解?
附全文
主流們,你們該懺悔了!
薛涌
最近,我出版了兩本書:《怎樣做大國》和《仇富》,直接批評的是在我們社會中風行的劫貧濟富的經濟發展模式,以及為這種模式辯護的主流知識分子們;同時也希望探索什么是正當的、正義的發展模式,什么樣的模式能使中國成為真正的“大國”。
根據國家發改委2009年重點課題《促進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機制》的報告,中國的貧富分化在急劇加速。從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從7。3倍上升到23倍。特別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已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在城鎮居民內部差距、農村居民內部差距、城鄉居民之間差距中,城鄉差距最大。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對居民總體收入差距的貢獻率在2007年達到64.45%。另據不久前公布的胡潤百富榜,2008年中國身價超過10億美元的富翁人數從101名增至130名,這個人數名列全球第二,僅次于美國。而前1000名最富裕人士的財富總和從4390億美元增至5710億美元。中國的貧困人口估計接近3億。據人均每日1.25美元的貧困線推算,這3億人一年全部的財富不足1370億,還不到前1000名最富裕的中國人一年5710億美元財富總額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說,一個頂尖巨富,占有的財富相當于一百二十萬窮人的家當。更令人憂慮的是,這樣驚人的貧富分化還在愈演愈烈地發展。
再看看近幾年一些“主流知識分子”的雷人語言。從茅于軾的“保護富人”、“工人農民都不算數”的理論,到厲以寧的“將基尼系數農村城市分開計算,這樣中國貧富分化就不嚴重了”的“經濟學”游戲;從張維迎的官員是改革中相對受損最大的利益集團、應該補償,到吳敬璉的不給拆遷戶市場價值補償、以及江平的以政府權力代替市場機制幫助開發商推倒民房創造就業機會的叫囂。我們大致能理解這些年中國的貧富分化是從哪里來的。這些“主流”的邏輯很清楚:你如果是普通老百姓,那么你的房子被迫拆遷時就不應該得到市場價值的補償,因為房子升值是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是企業家們的功勞,你作為普通人則屬于“不算數”的階層,這一切跟你沒有關系。與此相對,官員腐敗則是因為他們屬于“改革中相對受損最大的利益集團”,腐敗是補償他們的正當方式,可以“調動官員的積極性”。這就是“主流”們為中國的市場經濟定下的游戲規則。
這些人,幾乎無一例外地以市場經濟相標榜,反對動用政府權力對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但是,看看以上言論就知道,他們在關鍵時刻并不尊重市場。他們自己率先繞開市場,在那里決定什么人應該補償,什么人不應該。三十年的改革,中國并沒有出現蓋茨,并沒有出現豐田這樣的世界級品牌。中國的經濟奇跡,主要依靠的是低端的、勞動力密集型的制造業,是勞工們憑力氣干出來的。在這么一個缺乏創新附加值的社會,一個人的財富積累超過一百二十萬人的家當,這難道是市場競爭的結果?人們難道沒有理由對這樣的結果仇恨?
我對這些“主流”的批判已經持續了幾年。這些批判大部分匯集在這兩本書中。遺憾的是,至今這些人沒有一個出來對這種批判作出正面回應。我所受到的,是許多站在他們一方的媒體的封殺。其實,是否回答我的批評還在其次,社會需要向這些“主流”討個說法,要個公道:當一個人積累了一百二十萬人的財富時,我們的社會還應該優先保護這個富人嗎?在現行的游戲規則中,那一百二十萬窮人是否真能照著這位富人的榜樣同樣地致富呢?當一位擁有一百二十萬人財富的開發商要推倒民房“創造就業”時,是否應該不對那些貧困的拆遷戶按市場價值進行補償、而非利潤全交給這個能“創造就業”“創造財富”的開發商?
市場是人類迄今為止最有效率的經濟模式。但是,市場經濟的基礎是人之平等,而不是人與人之間的掠奪。那些為掠奪辯護、唱贊歌的“主流”們并非全不可原諒。他們可以解釋說“我生活在特權之中,對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缺乏理解力”,或者“我人老了,一糊涂就說錯了話”。但是,他們應該意識到,他們的言論具有嚴重的社會安定后果,他們對在野蠻拆遷中流離失所的老百姓負有責任,他們首先應該自己出來懺悔、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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