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地震預測預報必然與可能的問題

再談地震預測預報必然與可能的問題

——《南方周末》一讀者

震驚世界的汶川5.12大地震，即將半年了，人們似乎開始“淡忘”了當時激烈爭辯的地震“可不可以預測”問題。名聲不小的《南方周末》借人大常委討論《防震減災法（修訂草案）》之機，重新炒作該問題，于10月30日拋出長達4個版面的所謂〈地震預報的中國“江湖“〉專欄采訪和評議文章。該專欄借部分地震主管部門專家之口談”預測預報“問題，再次散布悲觀的“不可知論”，傲慢地嘲笑那些堅持地震可以預測、必須預測的有志之士，也巧妙地譏笑了周恩來總理主持下堅持地震預測預報攻關與“群測群防”的思想與那個時代。專欄文背后的理由是：自稱自己預報了這次地震的人，沒有誰拿出了可以說服人的證據，而且這次地震和唐山地震一樣，的確沒有發現前兆。

很可惜的是，專欄記者朋友們這次除了采訪了了解“非主流派”的陳一文，沒有能夠采訪到堅持預測的人（據說是他們“拒絕”采訪，實際上是“南方記者”至今沒有采訪到他們，或者早就不想了解、認識這個群體），所以，該文章沒有拿出任何一條有前兆、可預測的事例（哪怕是可以作為批評的材料），理性地思考這個問題，來為人大和讀者、特別是未來地震預測提供借鑒，因為地震發生是必然的。
這不能不是新聞工作者的悲哀。

事實是，除了半年以來在網上傳播的一些確實的信息外，還有好多確認前兆、正確預測和緊急呼吁，沒有浮出水面。比如說什邡市防震減災局的確以該市3月下旬一些水井水發黑，專門發文認為該宏觀異常是地震前兆（什市震[2008] 6號）。4月，聯合國地震災害項目預測組研究員宋期向該組織負責人Genderen發送預測：4月25日或5月4日前后在四川康定地區將會發生6級或更大的地震。5月10日，中國地震預測咨詢委員錢、趙二位先生，發現HRT波發生突出異常，11日晚已經初步認定此異常反映一次7.8到8.0級的地震即將發生，震中距冕寧觀測臺600公里。3月，四川地震局李有才向中央、四川省、國家地震局寫信，認為汶川與都江堰之間的紫坪鋪水庫地區已形成4級地震圍空，表明可能發生7級以上的大震趨于明顯，形勢已十分緊急。4月，在四川省部分地方地震局的趨勢討論會上，涼山州局代科長提出：近期南北地震帶中段小震圍空異常，有7級地震的形勢在增加。之前，在2007年10月，省局龍德雄預測：2008年川滇地區將進入大于七級強震的活躍期，2008年11月前在四川北部有發生7級以上地震的可能性……。

好了，類似的實例還有更多。只是在抗震救災、災后重建與奧運會召開之時，那些善良的人們確實為了“以大局為重”，暫時沒有在網上公開這些。讀者希望“周末”的記者，能夠耐心地收集與證實這些實例，再認真地想一想：為什么這么多的前兆和預測，不能促使國家地震局形成正確的判斷和預報？而只能是該專欄文章里羅列的言不由衷的某些專業人士的尷尬？而且不僅僅是尷尬，令人汗顏的是領軍地震預報工作的專業人士卻至今耿耿于因“漏報”唐山地震沒當上院士，地震預報工作怎么開展？

“周末”的本讀者以為，該專欄的用心和客觀效果，無疑的是對于當今學習“科學發展觀”和“實踐科學發展觀”的絕大諷刺。恰恰是在汶川地震6月23日的兩院院士大會上，胡錦濤總書記強調，必須把自然災害預測預報、防災減災工作作為關系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一項重大工作進一步抓緊抓好，從長遠來看，要加強自然災害監測和預警能力建設等六方面工作。一個宏大的防災減災安全保障體系，是由行政、經濟、工程、科技、法規、教育多個子系統組成的。讀了這個專欄，也不能不對于一向來鼓吹所謂的“憲政”和“法治”的“南方周末”產生異樣感覺，何必為了炒作這個人命關天的問題而誤導讀者和立法呢？！如果連預測預報這個涉及防震工作的思想、技術路線的問題也弄不清，人大辛辛苦苦討論修改多遍的“防震減災法”，能夠以立法的形式保障我們不再重演2008年的汶川悲劇嗎？

應該感謝《南方周末》，為大家重新提起了這個絕不該忘記的話題，全國全民性的反思還沒有真正地從科學民主地角度開始，防震減災法正在討論修訂中。

地震修法

21世紀網

地震修法
本報記者 吳飛 劉中元 張佳 北京報道 2008-5-27

汶川地震發生十天之后的5月22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舉行第四次委員長會議，聽取國務院關于四川汶川大地震抗震搶險及救災工作情況的匯報。在會議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指出，要“研究修改突發事件應對法、防震減災法等相關法律法規，增強針對性和可操作性”。
救災進入新階段之后，制度建設走上前臺，本報采訪了一些地震專家，聽取了他們對于地震立法修改的意見。
關于地震預報權
5月12日，汶川發生地震當晚，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就趕到災區。而在1966年3月9日，河北邢臺地震后第二天，周恩來總理也到震區隆堯縣慰問。
在兩次視察邢臺地震災區現場期間，周總理親自制定了“以預防為主”的地震工作方針。對于地震立法的修改，很多地震專家最為關心的就是周總理當年提出的這個地震工作方針。
陳一文，中國地球物理學會天災預測專業委員會顧問，中國災害防御協會災害史研究專業委員會顧問。長期關注科學創新的陳自1990年以來連續跟蹤調查中國地震預測工作者，也就是所謂的非主流地震學家在自主創新工作以及遭遇的困難與阻力，對我國的地震研究非常熟悉。
他認為，雖然我國現行的《防震減災法》第三條也明確提出，防震減災工作，實行預防為主、防御與救助相結合的方針，但在實際工作中，由于地震不可預測論的影響，在我國的地震工作中，已經偏離了預防為主的方針。
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防震減災法》立法起草小組成員莫紀宏表示，這是一個地震預報權的問題。從《防震減災法》來看，目前的地震預報體制剛性太強，不利于充分發揮民間的科研力量。現在預報發布必須由省級人民政府來進行。但是，由于地震預報本身目前在科學上并沒有過關，所以，過分剛性的地震預報制度反而增加了社會公眾對地震預報不切實際的期待。
莫紀宏表示，對于民間人士提出的預報意見，一般政府部門不采取相應措施，由社會公眾自行選擇防范措施。
因為成功預測青龍奇跡，曾到紐約聯合國總部介紹經驗的中國地震局研究員汪成民也表示，修法，最重要的就是放寬預報權。
加強國際救援的法律準備
對于我國《防震減災法》的修改，國家減災專家委員會常務副秘書長陳建英提出了四條建議，首先要做的是，國家抗震救災機構的常設化。第二，要加快編制巨災應急預案，制定專門的地震巨災專項預案。第三，要考慮國家上的援助，并在相應的法律上做出明確的安排。第四，加強地震預報，特別是要加強大地震的預報。
陳建英表示，現在依據《突發事件應對法》我國已經在中國地震局設立國務院抗震救災辦公室，但不是常設機構。但實際情況是，需要成為一個常設的機構，以便在地震災害發生的時候迅速將平時狀態轉化成緊急狀態。
陳建英說，應該在地震一級響應的基礎上增加巨災預案，而現實是，我國雖然已經對災害進行分級管理，但是現在地震災害的一級預案只需300人就可以啟動，顯然是不夠的。
同時，陳建英還提出要考慮國家層面的援助，并在相應的法律上做出明確的安排。要一路開綠燈使這些外國的救援力量能夠迅速的投入救援之中。但這些做法需要在法律上加以確認。
據了解，早在2004年，中國地震局地質研究所研究員高建國就和中國國際救援隊前領隊徐德詩聯合提出過加強接受國際援助法律建議。但據了解，我國尚無相關法規條例適應這項工作的具體操作程序。
《緊急狀態立法》思路
對于《緊急狀態立法》和《防震減災法》的修改，曾經參與這兩個法立法起草的莫紀宏認為，最為關鍵的是要在更高層面上推進《緊急狀態法》的出臺。同時進一步制定有關應急管理方面的法律，建立和完善我國應急管理的法律體系。
結合我國現行法律制度的特點，應急法律體系可以分為一般危機管理法和緊急狀態法兩個立法領域。
莫紀宏表示，一般危機管理法應當以發揮各級人民政府在日常應急管理中的組織、協調作用為主，尤其是應當以《突發事件應對法》為基礎，結合各種單行的突發事件應急的法律、法規，制定和實施應對各種災害和事故的應急預案，堅持“預防為主”的方針。
而緊急狀態法主要是基于憲法所確立的緊急法治原則，對在緊急狀態時期國家機關享有的緊急權力進行合理配置，同時，根據人權保障的原則，妥善處理在緊急狀態時期公民權利的保護問題。在南方雪災和四川大地震之后制定一部獨立而完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緊急狀態法》是建立和完善緊急狀態立法制度的重要任務。
同時，對于現行的《突發事件應對法》，莫紀宏認為，突發事件的預警機制相互之間不太銜接，中央和地方預警機制啟動程序需要在立法上進一步予以明確。
莫紀宏向記者表示，此次汶川地震應急主要是依靠人民解放軍的力量進行的，但是現在的《防震減災法》對人民解放軍在地震應急中的法律地位和作用規定不夠，特別是軍隊指揮人員在地震應急中的指揮權規定不夠。還有，對于重災區的地方政權機構組成人員殘缺不全的，應當規定一個法律上的臨時處置原則，或者規定由上級政府或機構臨時直接行使相關職權，或者規定特別程序保證地震災區國家政權機構能夠有效地開展抗震救災的活動。
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SARS得到有效遏制之時，國務院辦公廳便受命考評我國目前的危機應急制度，隨后《緊急狀態法》被列入2004年立法計劃中，但是至今沒有出臺。
《綜合減災法》思路
“國家更應抓住時機，反思和建立對所有災難有普遍意義的《綜合減災法》。”中國災害防御協會副秘書長金磊表示，四川地震再一次考驗了政府的應急反應能力，考驗了國家相關的法律法規的完整性。
金磊分析說，《綜合減災法》是一個國家減災基本法的概念。無論是日本還是美國，減災基本法是減災領域第一層次的大法，它不僅僅對于規范社會各階層人士的防災行為有效，更從一定意義上限定了該國可能的災害性質及頻發狀態，喚醒公眾防災救災意識。從建立防災減災法律體系上看，即使所有單一災種的部門全部完成，也不能替代國家防災減災基本法的作用。
金磊表示，鑒于我國在綜合減災管理和法律建設方面的不足，應及早開展綜合減災立法研究并制定出國家的《綜合減災法》。
目前，我國防災減災方面的法律有《防震減災法》《傳染病防治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保險法》《防洪法》《消防法》《人民防空法》《礦山安全法》《安全生產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這些是全國人大針對個案而制定的法律，雖然它們在減災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縱觀每次災害形成的時候，必有次生災害發生，如地震可能引發火災、水災和瘟疫；火災可能引發房屋倒塌、管道爆裂、交通堵塞等。針對這種情況，急需一部綜合減災法來應對各類突發性災害事件的發生。
金磊說，我國是自然災害與人為災害頻發的國家，開展綜合減災立法研究并制定綜合減災法，在法律保障和法律監督的前提下建立災害救援體系，實施有效的綜合減災管理模式已十分必要。適宜的立法程序是先出臺《重大災害救援應急條例》，待成熟后再上升為《救災法》。
“應特別提及的是，《綜合減災法》不是《緊急狀態法》，它主要用來解決《緊急狀態法》中提及的災害事件。”金磊表示。
立法專家透露修法集中點
本次地震也加快了《防震減災法》修改的進程。中國地震臺網中心首席預報員孫研究員告訴本報記者，《防震減災法》已經通過國務院法制辦審閱，目前正在中國地震局審定過程中。
孫研究員向記者介紹說，本次修訂的集中點之一是防震減災工作的主管單位由原來的國務院下屬的中國地震局、建設部、民政部等四個部門并列的部門，改成了由中國地震局牽頭，會同建設部等部門，突出中國地震局的牽頭作用。孫表示，四部門并列實際上削弱了主管單位的概念，這次修改有望得以改善。修訂后的《防震減災法》將把“群測群防”放進去。
關于大家關心的地震預報，修訂中的《防震減災法》也考慮進去了，但目前還在討論之中。“而預警比預報更緊迫一些。這在概念上有些分歧。”
據了解，1998年發布《防震減災法》的時候，地震工作主要有四個環節：監測預報、震害預防、應急救援和恢復重建等。而現在四個環節改為了三大體系，即監測預報體系、地震災害預防體系，把原來的應急預案和恢復重建合攏為應急救援一塊。
孫研究員認為，這次汶川地震對《防震減災法》在幾個方面進行了一個系統檢驗：哪些條款起了促進作用？哪些條款對援助促進不多，哪些條款制定的不合理。“為什么修訂會推遲，我想和這個也有關系。”
此外，原《防震減災法》起草小組負責人鄒其嘉向本報記者介紹說，本次修稿將把防震減災關于規劃單獨拿出來作為一章，要注重防震減災規劃。該內容原來也有，但只是一個條目。
同時，對于防震減災公眾意識，原來放在《防震減災法》第二章里面，修訂后將會發放到總則里面加以強調。而在地震應急方面，修訂后將加上關于救援的內容，并要求市級政府部門都要建立緊急救援隊。“我們要培訓一大批專業的緊急救援人員，還有包括一些設備和設施的研究開發。”
 

法律還應做些什么?——汶川大地震引出的立法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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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突如其來的大地震讓全國人民的心緊緊地連在了一起。

大災過后，一系列與災區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法律問題逐漸浮出水面。關注災區百姓的實際生活，破解災區百姓的法律困惑，是每一位法律工作者的職責，也是每一個媒體應盡的社會義務。

今天，我們通過采訪部分法學專家，傾聽他們對大災之后與其專業相關的法律和社會問題的看法。如果這些努力能夠為今后人們在災難面前未雨綢繆，為災區的百姓解決實際困難和后顧之憂，那也是我們這些無法親赴一線參與抗震救災的媒體工作者的最大心愿。———編輯手記

當前，全國人民面對這場數萬生命轉瞬即逝，無數房屋財產遭受損失的巨大地震災害面前，紛紛伸出援助之手，希望災區民眾早日戰勝災害，恢復正常生活。

現在，大地震已經過去一個多月，許多法律人和其他人一樣，在為災區人民作出了他們應該做的之后，選擇了坐下來冷靜地思索透過大地震帶給我們的法律問題，并為今后公眾面對自然災害提出完善的法律制度劃策。因為，應對未來災難的侵害，我們的法律體系也需要增強抗“震”的能力。設立“巨災險”險種

一場8級大地震不僅奪去了數萬人寶貴的生命，還讓地震災區的諸多百姓失去了遮風避雨的家和賴以生活的相關財產。當我們的兄弟姐妹從地震的廢墟中站立起來后面臨的首要問題是，他們從何處能得到應有的救濟?

據保監會5月底的初步統計：地震發生后，保險業共接到地震相關保險報案20.2萬件。初步核實，被保險人死亡1.42萬人，傷殘1664人，被保險房屋倒塌3.57萬間，已付賠款1.1億元，其中人身保險已賠付6981.7萬元，財產保險已賠付3999.4萬元。

有專家認為，在這場災害中，相比較巨額的國家行政撥款和民間捐款而言，作為面對災害風險轉移最有效手段的保險，在8.0級大地震面前所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

中央財經大學保險系主任郝演蘇教授提出：“發生自然災難損失后，受災者接受救濟的渠道應分為四種，個人和企業的自身承受是第一道防線;個人和企業無力承擔的損失，應當由保險體系轉承擔乃第二道防線;第三道防線是社會各界的救助;第四道，也就是最后一道防線才是政府。

“在此次汶川地震后，實際上我們有三道防線發揮了主要作用，而本應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第二種手段保險并不令人滿意。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除了民間保險意識薄弱因素外，在財產保險中，地震損失被排除在險種之外是原因之一。絕大多數保險公司在家庭財產保險險種中，均將地震的出現作為保險公司不予賠付的免責條款。究其原因，是因為地震保險風險巨大，商業保險公司不愿輕易涉足。

“綜觀國際經驗，作為一種目前科技手段還很難預報的自然災害、破壞性地震在很多國家都由政策性保險來承保。在地震多發的日本、新加坡等國家，地震保險相當于一種強制性保險，政府要求企業、個人財產必須投保，如同我們國家為勞動者設立的養老、醫療、失業保險，否則對于地震所造成的財產損失，政府將不予賠償。”

郝演蘇教授建議，我國應該設立“巨災險”，而不僅僅是設立一個或幾個具體的災害險種，通過法律制度，防范以后可能出現的其他重大災情對公民財產造成的損失。設立該險種應該由政府做主導，通過政府支持，對個體投保人進行相應補貼的方式，確保“巨災險”能實實在在地為老百姓面對災情提供確實有效的保障。制定“個人破產法”

在大地震發生之前，災區的一些居民在銀行貸款購買了商品房，一些人在生產經營中在銀行有貸款和諸多的民間借貸……災害來了使原本人們認同的還債規則發生了巨大變化，面對這一切，我們將如何面對?

所謂個人破產，也叫自然人破產，是指作為債務人的自然人的全部資產不能清償到期債務時，由法院依法宣告其破產并對其財產進行清算和分配，對其債務進行豁免，并確定其在破產過程中的權利和義務。

中國政法大學李曙光教授認為：“汶川大地震凸顯了個人破產立法的重要性。從法律上看，地震導致一些按揭商品房屋滅失，生產經營中的貸款和民間借貸，因災害導致債務人喪失了繼續還債的物質財產和生產環境，但購房貸款的責任并沒有滅失，生產經營中借貸的償還義務依然存在，商業銀行、債權人有權繼續要求債務人償還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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