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工廠，那記憶

那工廠，那記憶

小時候，我家住在廠區的邊上，盡管不是工廠的職工宿舍，但與工廠的接觸也算得上零距離。　　

還是媽媽懷里的小嬰孩時，我就進了工廠的托兒所，后來上的也是工廠的幼兒園。托兒所和幼兒園共處一座二層小樓，樓南面有個操場，是小朋友搞體育活動的地方，樓北面的小院子有滑梯、秋千等游樂設施，是我們做游戲的地方。每天早上，迎著工廠廣播站的上班曲，我們和爸爸、媽媽一起上班；晚上，踩著下班曲，爸爸、媽媽們把我們接回家。只是，那個時候爸爸、媽媽們總是加班，每每聽到廣播喇叭里響起的下班曲，我們這群小家伙就扒著窗子盯著通往工廠的大路，盼著能第一時間看見爸爸、媽媽的身影。　　

七十年代中、后期，正開始大力倡導學前教育，我們在幼兒園學識字、學畫畫、學唱歌、學跳舞。幼兒園經常組織小朋友參加市、區的各種文藝匯演和體育活動。文藝匯演的時候，我們穿上漂亮的花裙子、扎上鮮艷的蝴蝶結、抹著紅臉蛋，在臺上又唱又跳，甭提多美了。那個時候，大家的日常生活做不到大魚大肉頓頓有，但幼兒園的伙食還可以，偶爾能吃上蛋花湯、小花卷、肉末粥……為了加強園所管理，園里定期征求家長對園所各方面工作的意見，廠長伯伯多次到園里，看我們唱歌、跳舞、做游戲，還特別看我們吃的怎么樣。　　

幼兒園的隔壁是工廠的職工俱樂部，若按現在的說法，俱樂部算得上文化娛樂中心了。俱樂部的電影院能容納千余人，可開大會、放電影、搞演出；撤掉影院前半部的活動座椅，就可辦舞會；俱樂部的小禮堂可開小型會議，還可辦展覽，在我的記憶中曾參觀過小禮堂里舉辦的若干展覽——職工書畫展、職工業績展、廠史展等；俱樂部里還有個圖書館，本廠職工可憑工作證進館閱讀，也可把書借走，媽媽曾在圖書館借文學名著來讀，我也曾借光讀媽媽借來的書；俱樂部門前有個燈光籃球場，工余時球場總是聚集了很多叔叔、阿姨，生龍活虎的場面感染著在場的每一個人。　　

俱樂部是廠區里最具吸引力的地方，特別是對我們這些孩子。每到放電影、有演出、搞球賽時，我們就會三五成群向俱樂部匯集。那時候每年出產的新電影并不多，但俱樂部幾乎每周都放電影，有新片也有老片。作為工廠的俱樂部，新片子的放映要比社會上的盈利性影院稍早一些，票價也便宜，身高不足　1米　1的兒童跟家長一起，可免票入場。利用這免費的機會，小孩子們看了好些電影，也跟俱樂部收票的叔叔、阿姨混得很熟，以致后來當我們身高越過了“警戒線”，也能在影院不滿員的情況下享受孩童的優惠。俱樂部還是每年過年時，全廠職工大聚會的地方。過年時，俱樂部要搞電影招待會，幾乎每名職工都有票，電影從初一演到初三，而屬大年初一的俱樂部最熱鬧。大年初一是廠子團拜的日子，住在廠子附近的干部、職工都一大早到廠里，互相道一聲祝福，而俱樂部則搞各種游戲活動：猜謎語、套圈、貼鼻子等，游藝活動后放電影。在我童年的記憶里，初一等著團拜回來的媽媽領我看電影差不多是我們家的春節習俗。　　

幼兒園、俱樂部都在廠區的生活區里，除此之外，生活區里還有合社（這是那個年代的名詞，現在提起，有種莫名的親切）、浴池、理發店、自行車修理點等等與生活密切相關的服務性部門，當然所有這些部門統統冠以“##廠”的字樣，“##廠合社”、“##廠浴池”。總之，走在廠區的每個角落，你都能感受到這個廠子的氣息，覺得自己是其中的一分子，就連我們這些小孩子也不例外。　　

如果說生活區是任由我們小孩子馳騁的天地的話，那么生產區之于我們則是神秘的禁地了。按照廠子的規定，生產區不讓小孩子進入，可越是不讓進我們越好奇。上學后，個子一點點長高，有點大人樣子的時候，我們就開始進行各種嘗試企圖混進工廠。那個時候，工廠根本沒有監控設備，要把住大門全憑門衛爺爺的責任心。在我們眼里，門衛爺爺既可怕，又可敬，甚至還有些可愛。可怕的是他們銳利的目光，可敬的是他們兢兢業業的工作態度，可愛的則是他們對我們苦口婆心的勸導。每當我們使出渾身解數，也未能混進廠門時，爺爺就會給我們做思想工作，告訴我們小孩子進工廠很危險，一旦出現事故，他老頭子沒法向我們的父母交待，等等。看著他們喋喋不休的樣子，我們總會撲哧笑出聲來，并覺得這些老頭真可愛。但在有些情況下，我們也能正大光明進入工廠，比如父母在非生產性部門工作，家里有特殊情況孩子必須帶在身邊等。當然，即便在這樣特殊情況下，孩子要進廠也必須辦理一系列復雜手續，進行嚴密的審核，我就有幸走進過工廠。　　

在我的記憶里，工廠很大，很氣派，也很漂亮，以致若干年后，當我走進大學校門時，竟從我們美麗的校園中找到一些當年媽媽工廠的影子。　　

廠門口有好幾個光榮榜，先進生產者、三八紅旗手、優秀黨員的大照片貼在光榮榜上。光榮榜上有我熟悉的叔叔、阿姨，他們都笑得很燦爛，我還從光榮榜上看見過媽媽，媽媽上光榮榜的照片至今還放在我家醒目的位置。整個生產區被幾條交錯的馬路分成若干部分，馬路寬闊，兩旁是花壇和樹叢。“春末夏初，花壇爭奇斗艷，讓人心曠神怡。”上學后，我曾在一篇作文中如此描述媽媽的工廠。為什么對這句話印象如此深刻，皆因為當時步入工廠的感受太強烈了，我覺得那根本不是工廠，倒像花園。每到上班、下班和午休時，馬路上擠滿了人，就好像奔涌的潮水。透過媽媽車間的窗子正好能看到馬路，我特別喜歡看路上人潮涌動的景象，那景象總讓我想到一個成語——欣欣向榮。　　

媽媽的工廠給我的總體印象就是欣欣向榮，這不僅僅來自我的直接感受也來自間接信息。每天下班回家，媽媽都向我和爸爸談起她的工廠：廠子建新區了，引進了亞洲最先進的設備；工廠的產品應用于國家級重大工程項目了；廠子被評為省、市的明星企業了；工廠為女職工謀福利，改建新的浴池、衛生室，并給全體女工進行婦科普查；廠里的代表隊在全局的運動會上獲得團體總分第一名了……每說到這些好消息，媽媽的眼睛都有著別樣的光彩；每聽到這些好消息，我們都分享著媽媽的激動和幸福。這種激動和幸福最美麗的一章應該是廠子的五十年廠慶。　　

創立于上個世紀30年代的工廠，在80年代迎來了她的第一個50年。這50歲生日讓全廠職工和家屬都沉浸在節日的歡樂之中。廠門口掛上了紅燈籠；慶祝標語、海報隨處可見；廠里舉行文藝匯演，各車間、科室都排演節目參加，精品節目匯成一臺晚會，面向職工和家屬演出。我記得那臺晚會連演數場，場場爆滿，節目有歌曲、舞蹈、相聲、快板等，好多節目是職工自編、自演的，講身邊的新人新事、好人好事。每個節目觀眾都報以熱烈的掌聲，特別是那些反映職工生活的節目更是反響熱烈。真沒想到那些平日里開車床、掄大錘的工人師傅還能有如此出色的表演，那時候，我甚至覺得晚會比春晚還好看。媽媽也跟我說，國有大型企業里藏龍臥虎，什么人才都有。　　

工廠50歲時，媽媽30多歲，正值盛年的媽媽對她的工廠飽含深情，更充滿希望，她無數次跟我描繪過她心目中未來的工廠，甚至把我也納入了她的憧憬，她希望我長大了也能成為廠子的一員，兩代人一起為工廠做貢獻。然而，工廠的未來卻與媽媽的期待大相徑庭。　　

記不得從什么時候起，媽媽帶回來的關于工廠的好消息越來越少了，相反，壞消息接踵而至：面對鄉鎮企業的價格優勢及靈活多樣的促銷手段，質量過硬但價格偏高，且沒有回扣的工廠產品銷售每況愈下，最后終于滑到了虧損的邊緣；由于陷入三角債的泥潭，工廠流動資金嚴重匱乏；工人工資開始出現拖欠情況……后來連這些壞消息也很難從媽媽嘴中聽到了，每天下班回來，媽媽的眼神也失去了往昔的神采。而這些對于正頻于應付各科考試、一門心思過高考獨木橋的我來說，似乎是微不足道的。　　

九十年代初期，當我的大學生活蓬蓬勃勃展開時，媽媽的工廠卻徹底陷入了舉步維艱的境地，其標志性事件就是工廠開始“減員增效”。最初削減的是生產輔助部門的、年齡偏大的工人，后來一些主要生產崗位的中青年工人也成為被削減的對象。媽媽盡管還沒被削減，但已經不能全額開工資，而且每天都感到岌岌可危，好像隨時隨地等著通知——明天不用來上班了。　　

那時正在大學政治系就讀的我，整天被各種新鮮的理念沖擊的顛三倒四，當然也不忘向媽媽販賣這些理念。記得放假回家，談到“減員增效”時，我告訴媽媽，我們的老師說了，改革過程中是要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的，沒有這部分人的犧牲，就不會有整體的發展。媽媽聽我的話似乎非常不解，她問我，難道她和同事們的利益犧牲了，就能讓我們——他們的孩子們過上好日子？媽媽的問題，我根本回答不出來，因為老師課堂上可沒告訴我們一部分人犧牲的同時誰會獲益。但我向媽媽推銷的“犧牲論”似乎讓媽媽心里多了些安慰，因為她覺得自己是在為孩子們犧牲。　　

讓我更直觀地感受到這種“犧牲”是在一個夏日的午后。那天，和媽媽一起去理發店理發，理發店的老板正是媽媽以前的同事，被減員后租用了這間臨時建筑開了理發店，理發店算上她有兩個大工，一個小工。她一邊給媽媽理發一邊和媽媽聊天。她們聊的多半是當年在工廠的事情：一起加班加點提高產量向國慶獻禮；一起美化職工休息室，讓休息室成為大家在車間里又一個溫馨的家；工余時間一起排演節目參加全廠的匯演……她們談得特別起勁，談著談著，我看到媽媽眼里又有了久違的光彩，但轉瞬那光彩就暗淡了，因為她們從對往昔的懷戀中回到了現實。媽媽跟那位阿姨說，你現在多好啊，當了老板，掙的錢比我們在崗的多多了。可那位阿姨嘆了口氣，說，錢是多了，但生活好像沒了奔頭，以前在廠里時多好啊，早上上班有奔頭，晚上回家心里踏實。說這話時，阿姨眼里有晶瑩的東西閃動，那晶瑩地閃動深深刻在我心里，至今無法忘懷。　　

在我大學畢業開始讀研究生的時候，不到50歲的媽媽也被“減”回了家。這“減”似乎比較曖昧，既不是待崗、也不是下崗，既沒有工齡買斷，也沒有失業救濟，什么說法都沒有，就是回家了，沒有工資、沒有任何其他福利，說是等到真正的退休年齡就可到保險公司拿退休金。對此，媽媽似乎早有準備，并沒見如何沮喪，倒是一個勁跟我說，好在我提前上學，讀大學沒趕上自費，讀研究生也不用花錢，讓她和爸爸從容很多。在我看來，媽媽這種似乎有點“阿Q”的自我安慰心態對她是大大有益的，否則我真擔心一向要強的媽媽無法承受失業的打擊。　　

媽媽失業后，我們全家只靠爸爸的收入維持生活，而爸爸的工廠也似乎搖搖欲墜，不知哪天開不出工資，好在讀研究生的我已通過課余打工完成了自給自足。失業在家的媽媽，度過了一段痛苦的適應期，她總時不時提到她的工廠，她總看著自己先進生產者的大照片發呆。但生性堅強的媽媽很快就振作起來，她要努力再去社會上實現自己的價值。可是，對于一個年近50，沒有任何技術特長的女同志來說，這談何容易啊！那段日子媽媽似乎做過很多工作：給私立寄宿制學校的學生當生活輔導員；給個體老板站柜臺……媽媽很少跟我談這些工作，但是在我剛剛步入社會，小嘗謀生的艱辛，和她哭鼻子時，媽媽卻跟我講起了她的“打工生活”，講起她如何面對老板的苛刻，如何面對顧客的刁難。媽媽說這些時很從容，可在我眼里媽媽的形象瞬時高大起來。　　

又過了幾年，媽媽終于熬到了退休的年齡，拿到第一筆退休金時媽媽給在外市工作的我打了電話。聽得出，對于那幾百元退休金媽媽很滿足。媽媽的這種滿足讓我心酸，也讓我欣慰，因為我能從這滿足中看到美好。在她的同學中有人拿到幾倍于她的退休金，對此媽媽沒有抱怨，只是平和地接受，甚至在我說出一些氣話的時候，她反釋然地說，看看廠里那些年紀更大的工人，看看那些拿不到工資的農民工，她應該知足。　　

如今的媽媽知足地過著她的日子，會為退休金長了50塊錢而向我報喜，會為買了件打折的襯衫而高興一陣子，會為一部感人的電視劇而垂淚，會為奧運會中國金牌第一興奮不已。為了不給我這個獨生女增添負擔，為了替我節省她和爸爸的養老費用，他倆每天積極鍛煉身體，并總結了好多鍛煉心得，不厭其煩地向我推銷。當然，她也會偶爾向我講起她的工廠，比如今天。在媽媽三言兩語的輕描淡寫中，我大致了解了工廠后來的發展脈絡。

工人大批被削減后，經過若干番討價還價，工廠賣給了一個南方的企業家，至于這企業家究竟花多少錢買了廠子，工人們說不清，有說幾千萬，有說幾十萬，也有說壓根一分錢沒花。討價還價期間，工廠生產全面停止，據說成品、半成品，甚至原材料被大批大批運出工廠，不知去向（想來當年管著我們這群小孩子，不讓擅自入內的門衛爺爺早就退休了）。新老板接手工廠后，老廠區所有工人全部下崗，為此工人們曾集合起來與老板理論，但后來參與理論的人無不遭到來路不明的人的恐嚇。新老板實質要買的只是新廠區，而老廠區的一切只是搭售而已，于是老廠區成了文章開始描述的樣子。以新廠區為依托成立了新的公司，招來的新員工月薪都是幾千元，而叫原來名字的那家工廠目前正緊鑼密鼓準備破產。一個好端端的企業為何成了今天的樣子，媽媽和她的工人同事們都說不清，他們最多問的就是為什么？

附圖片：

Eve Arnold(伊芙-阿諾德)

1913年生於美國/1957年加盟[瑪格南]

1979年游歷中國并拍下如下這些照片

這批照片1980年在美國展出時引起轟動

伊芙的片子給我感覺拍得非常之老實

老實到簡直能讓你誤以為是某個普通百姓拍出來的

少兒表演


某工廠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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