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淡水暖：從汶川地震災區看“瀕臨崩潰的邊緣”

從汶川地震災區看“瀕臨崩潰的邊緣”

云淡水暖

此次汶川8級大地震，其周邊的北川，綿陽、德陽、都江堰等市縣也遭到慘重損失，已經倒塌的建筑，大片滑落的山體，應該說是徹底崩潰了。而似那些倒非倒，局部構架崩潰，獨木難支的樓體；座座危巖高懸，巨石將落的山體，電視畫面上出現的座座危樓，用一句耳熟能詳的話說，就叫做“瀕臨崩潰的邊緣”。語文老師解釋什么叫做“崩潰”，什么叫做“瀕臨崩潰的邊緣”，有現成的、生動的、形象的范例了。

這次地震，還真讓人對四川這個人們傳統意識中的農業大省刮目相看了，不為別的，就為在地震中被新聞媒體反復提起的一些大型的、在國家經濟發展，在國家、地方財稅收入中起到舉足輕重作用的企業。因為這些企業位于震中周邊地區，若果這些企業“崩潰”了，或者“瀕臨崩潰的邊緣”了，中國的制造業、電子業、甚至核工業，造成毀滅性的損失。

據新華社報道，國資委官員說，地震給中央企業造成直接和間接財產損失超過800億元，中央企業近3600人傷亡。東方電氣、中國化工、攀枝花鋼鐵公司等損失也接近百億元。根據媒體報道，這些企業并未“崩潰”，而是正在艱難地重生，相信它們也必將重生。

草民抽取了其中幾個具有代表性的企業，查看了一些資料，覺得頗有些意思，就是這些企業在歷史意義上已經經歷了一次一些人所說的“瀕臨崩潰的邊緣”了，僅舉幾例：

其一，位于德陽的中國第二重型機械集團公司，原名為中國第二重型機器廠，媒體稱其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大的重型機械制造企業和重大技術裝備 國產化基地，是關系國民經濟命脈和國家安全的重要骨干企 業。”，到二重的主頁，看到一個標題“二重集團公司隆重舉行中國二重五十年慶祝大會”，50歲的二重，應該標志著中國重型機械制造業發展的歷程，和中國西部地區工業發展的歷程，“其技術能力和制造能力代表了我國最高水平，產品行銷世界五大洲。”，人們可以看到兩個里程碑：始建于1958年，1971年建成投產。

其二，在央視的新聞中屢屢出鏡的位于德陽綿竹漢旺鎮的東方汽輪機有限公司，也簡稱“東汽”，該公司與哈爾濱汽輪機廠、上海汽輪機廠列為中國三大汽輪機廠，擁有當今世界最先進的汽輪機制造設備，東汽主導產品是電站汽輪機，汽輪機產品在中國汽輪機市場的占有率超過30%。東汽在此次地震中損失極為慘重，據報道其綿竹漢旺鎮的廠區需要搬遷重建。回溯一下，東汽公司的前身是東方汽輪機廠，人們可以看到三個里程碑：1965年籌建，1966年開工建設，1974建成投產。

其三，位于德陽的東方電機廠，在中國的發電機制造行業堪稱巨頭，甚至領頭羊。生產了目前國內單機容量最大的李家峽400MW混流式水輪發電機組，目前世界上轉輪直徑最大的長江葛洲壩170MW軸流轉漿式水輪發電機組，國產水氫氫型300MW、600MW汽輪發電機等。人們可以看到三個里程碑：始建于1958年，1964年投產，1970年生產出第一臺汽輪發電機。

其四，位于綿陽的四川長虹電子集團公司，涉足電視、空調、冰箱、通訊、網絡、數碼、芯片、能源等產業，為國內家電、電子行業的巨頭，《北京青年報》前些年曾經報道，綿陽人常說：“長虹撐起綿陽半邊天”，現今是否還如此認為未知，但長虹的規模擺在那里。長虹的前身是國營長虹機器廠，當時是國內唯一的機載火控雷達生產基地。據說，長虹的廠址是朱德元帥在李井泉陪同下，于1957年3月13日選定的，

其五，位于綿陽的四川九州電器集團公司，被媒體描述為：中國規模最大的有線電視寬帶綜合業務信息網絡產品研發生產基地和數字電視設備研發生產基地，多次被評為中國電子信息百強企業，國內有線電視行業的產業巨頭。是國內高科技產業的代表型企業之一，其產業涉及雷達設備、有線電視設備、數字電視設備、應用電視系統、光纜電纜、光電子器件、LED光源器件、計算機軟件等。九州集團的前身是國營涪江機器廠，還可以追溯到涪江機器廠的前身國營航空無線電儀表廠。人們可以看到三個里程碑：1956年籌建國營航空無線電儀表廠，1958年8月在綿陽更名為國營涪江機器廠，1965年開始為國家提供二次雷達，正式投產。1966年開始軍品出口，軍品工業產值達到1000萬元，外援產值達到343萬元，上世紀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產品大規模裝備部隊。

其六，位于綿陽的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根據該院網絡主頁公開資料介紹，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實際上是我國是的核武器研制、生產基地。"兩彈一星"功勛獎獎章獲得者：于敏、王淦昌、鄧稼先、朱光亞、陳能寬、周光召、郭永懷、程開甲、彭桓武等科學家都曾經擔任過重要領導工作。兩個里程碑： 1958年 10月，創建于北京，隨后主要工程和生產部門遷入青海（現青海海燕）；1970年，主要工程和生產部門遷往四川綿陽，之前的名稱是“二機部九院”、“核工業部九院”。

以上六例，看到的最多的時代標記有這么幾個，一個是1958年，一個是1965、1966年，一個是1970年代。按照有些程式化的說法，那么，這兩個標記，一個代表“大躍進”時代，一個代表“瀕臨崩潰的邊緣”時代，而偏偏德陽、綿陽這些西部工業、科技重鎮的處刑和青少年時代，又在這兩個標記的范圍之內。

最為有意思的是，《北京青年報》曾經報道，“長虹在‘文革’風浪未平的1974年就迎來了這樣一次難得的機遇——軍轉民上彩電項目，在這個轉折時刻，中國彩電業第一條生產線落戶綿陽，長虹從此蹣跚走上電視路，長虹抓住了一條不知命運如何的纜繩。”

從中我們可以得到兩個信息，一是在1974年，這個“瀕臨崩潰的邊緣”的邊緣，還在布局“軍轉民”；二是早在1974年，中國就開始引進彩電生產線了。這就有點費思量了，既然已經“瀕臨崩潰的邊緣”，哪里還有心思，哪里還有能力去布局軍轉民這樣的產業轉型，去生產彩電這樣的當時算是很時髦的電子消費品。

無論如何，當年曾經在荒山野嶺之間，建設起這些今天依然是共和國工業、科研體系脊梁的數十萬勞動者、工程技術人員，是不會忘記那些激情燃燒的歲月的，把今天的成就，與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幾代人的艱苦努力和積累一刀兩斷，更是不高明的。

想必，今年這些在地震中經受了生死考驗的工人、技術人員、管理者、科學家們，將隆重紀念他們的單位的50年、40年華誕，絕不會有人敢于把30年前分開為“瀕臨崩潰的邊緣”加以嘲諷，那樣的話，老工人、老專家、老領導們可能會賞他一個大嘴巴“忘恩負義的王八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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