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的書和人，最近要大火。因為陳是文化界標志性名人，所以，文化界自然要出來捧場，以便于場面不那么冷冷清清。
著名青年女作家賈教授說，“陳先生，象一個歸來的王。”
老作家，中國作協副主席賈某先生說，“陳先生的文章，……（此處刪除XXX字）”
著名歷史學家易某說，“陳寅恪先生與我一樣，都是站著把錢掙了的人。”
有人提醒易某，易老師，陳先生的書是近年出的，是賺了一些錢，不過，陳先生已經去世了，是躺著賺錢的。易某就補充說，“陳先生是躺著掙錢，我是站著掙錢。”
著名青年作家蔣女士說，“把陳先生的書，當著眾人的面，‘啪’地一聲，打開75度，絲毫沒有違和感。”
復旦大學著名歷史老師葛某說，“陳寅恪先生，寧可餓死也不愿吃新得天下的周朝的飯。”有人提醒說，新中國1949年成立，陳先生死于1969年，在新中國整整活了20年。要是這20年都不吃新中國的飯，那就是不吃不喝活了20年，他真能挨餓呀。
著名文學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某說，“我有一種偏見,我認為文學作品永遠不是唱贊歌的工具。但是，我要破一下例，我要說，陳先生是獨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讓我敬佩不已。”有人提醒，陳先生在新中國活了20年，而且沒有吃過新中國一粒飯，是不是和你童年時一樣，是靠吃煤塊生活呢？——不過，煤塊也是新中國的。
著名資深媒體人胡大V說，“陳寅恪先生的書，是復雜中國不可或缺的一種顏色。”著名作家、鄂省作協主席方女士很不高興地說，“你以前說我的《日記》是復雜中國不可或缺的一種顏色，現在又說陳先生的書是復雜中國不可或缺的一種顏色，究竟復雜中國得有多少種顏色，你還有沒有新詞了？”胡大V也不甘示弱，反辱相譏，“你做人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而且這個空間越來越大。”
著名作家閻某說，“陳先生的書，撿起了文人掉在地上的臉皮。”又是方女士，不高興了：“以前說我的《日記》是撿起了文人掉在地上的臉皮，現在又說陳先生的書撿起來的。”有人問閻作家，你不是說方《日記》撿起文人掉在地上的臉皮嗎？怎么這才幾天，又說陳先生的書撿起了文人掉在地上的臉。你們文人的臉皮怎么老掉到地上？你們文人有幾張臉皮呀？到底是誰撿起來的？閻作家說，以前是方日記撿起來了文人掉在地上的臉皮，不過，方《日記》沒有拿穩，有人又把文人這張臉皮打落地上，還踩上幾腳，吐上了口水。
臺省著名女作家龍女士說，“我不在乎大國崛起，我只在乎小民尊嚴。陳先生，仍是奉行此一真理的典范。”有人說，的確如此，陳先生在新中國，活得很有尊嚴，似乎，也沒有人罵他。可是，今天，卻有很多人罵他。——你說哪個時代好？龍女士，語塞。
突然，著名國學大師、外語教授季某的弟子某說，“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不容歪曲！”有人說，對，所以，季某當某大學校長、被評為國學大師，政策對他真是太好了。
葛某又說，陳先生拒絕與新朝合作，體現了文人的風骨。有人提醒，會不會是因為社科院的郭院長，看不上陳先生呢？或者，陳先生害怕郭院長，害怕自己的那點學問被郭先生識破，裝不下去了呢？郭先生在《李白和杜甫》一書，一開頭就大批陳先生“武斷”“無知”，至今沒有聽說陳先生的什么學友反駁，看來是無法反駁。怪不得，陳先生不敢與新中國合作。
有人問，葛教授，你那么崇拜陳先生“不食周粟”的骨氣，你怎么不效法他呢？你為什么要食“周粟”呢？你干嗎接受新朝的“教授”頭銜呢？葛教授，亦語塞。
著名最牛歷史老師袁某說，陳寅恪、許倬云、易某，還有我，可以并稱中國現代歷史四大名家。歷史學家沈某說，呸，怎么能是你，應該是我；歷史學家楊某說，呸，怎么能是你，應該是我；國際問題專家閻院長說，呸，怎么能是你們仨，應該是我。最后，易某卻說，呸，沒有我，別算上我。眾人怒之。
有人說，陳寅恪與胡適才能并列，其他人沒有資格。胡適的學生說，放屁，當年蔣公逃跑時，為什么帶著胡而不帶著陳？陳先生連一張飛機票都搞不到，有什么資格與胡先生相提并論。
突然有人提出，要是陳先生效法王忠愨公，于蔣公敗逃臺島、新中國成立之際，隨便自沉于什么湖，豈不是文壇佳話？當然，不能太早，比如，不能與陳布雷、戴季陶之死離得太近，以免嫌疑。
又有人提出，為什么陳布雷、戴季陶沒有人捧場呀？是不是死得不是時候？
更有人提出，陳先生，為什么不是共產黨迫害死的呢？陳先生那么討厭共產黨，為什么共產黨不去迫害他呢？是陳先生根本不重要，還是共產黨尚有幾分仁慈？
當年的北大，為什么要了其他許多國學大師，卻不要陳先生？有人說，那是陳先生恃才傲物，根本看不上新中國的北大，也有人說，是北大看不上陳的學術水平……總之，場面越來越熱鬧。
捧場的事，還在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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