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之前寫了一篇《從其對毛主席的評價，看張愛萍到底是什么樣的人？》，有一位讀者留言說：“政治不是我們這些普通人去談論的”。筆者回復了一句“這大概就是奴隸思想吧”。沒想到，竟然被這位讀者直接判定為“境外敵對勢力”。
“境外敵對勢力”這個詞，近幾年的曝光率很高，在很多自媒體平臺，動輒就會砸出“境外敵對勢力”、“境外勢力”等詞匯，這已經成為了貶義詞，差不多相當于“過街老鼠”的代名詞了。那么，到底應該如何看待呢？
很多人尤其是小粉紅都是以所謂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立場去看待的——但凡“境外敵對勢力”都是壞的。他們甚至將“境外敵對勢力”與“境外勢力”畫上等號——只要是“境外勢力”就都是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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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文章中，筆者論述了“民族主義”、“愛國主義”、“階級立場”、“無產階級立場”。這些論述有助于理解什么是真正的“愛國主義”，什么是革命的“民族主義”，什么是狹隘的“民族主義”也就是邪惡的“民族主義”。
最核心的一點是要理解：國家是誰的？
腐朽的大清國到底是誰的？應不應該去愛它？蔣介石統治下的舊中國是誰的？應不應該去愛她？
顯而易見，國家不是全民的。如果有人說國家是全民的，那一定是騙人的。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所以，國家一定是統治階級的，而絕不可能是全民的，絕不可能是被統治階級的：奴隸社會的國家只能是奴隸主階級的，不可能是奴隸與平民的；封建社會的國家只能是大地主階級的，不可能是貧苦農民的；資本主義國家只能是大資產階級的，不可能是無產階級的，不可能是人民的；修正主義國家只能是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大地主階級）的，不可能是人民的。
有了這樣的觀念，請讀者朋友們想一想：面對腐朽的大清國，是愛它對呢？還是不愛它甚至去打倒它對呢？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舊中國，到底是愛它對呢？還是不愛它甚至去打倒它對呢？
中國革命已經給出了答案：只要是剝削、壓迫人民的國，這個國就不能愛，就要反抗剝削壓迫，就要革命，就要去打倒它。辛亥革命就打倒了腐朽的、壓迫人民的大清國；中國共產黨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帶領中國人民打倒了腐朽的、殘暴的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舊中國，推翻了壓在勞苦大眾頭上的三座大山。
歸根結底，“愛國主義”要看你愛的是哪個國，愛的是誰的國。慈禧為代表的王公貴族、大地主階級肯定是愛大清國的，以孫中山、黃興為代表的革命黨人在慈禧為代表的王公貴族、大地主階級的眼里肯定是不愛國的；蔣介石為代表的官僚資產階級、大地主階級、大買辦階級和他們的爪牙胡漢三、南霸天們肯定是愛舊中國的，在他們的眼里，中國共產黨人肯定是“不愛國”的。在慈禧、國民黨反動派、胡漢三、南霸天眼里，共產國際、俄共（布）一定是“境外敵對勢力”。
毛主席說過：“我愛進步的中國，不愛落后的中國”（《毛澤東年譜》，1953年2月19日談話）。毛主席更不愛反動的舊中國。
實際上，這就是階級立場。直觀地體現了國家的階級性，國家是統治階級的，而不是被統治階級的。統治階級會很愛很愛自己的國家。
只有當人民真正的當家做主，是這個國家的主人也就是統治階級時，這個“愛國主義”才是革命的。
如果這個國家是剝削壓迫勞苦大眾的反動派的，比如國民黨反動派的三座大山，勞苦大眾還去“愛國”，那就是糊涂的，甚至是反動的。
通過上述分析，不難得出，“愛國主義”有兩種：革命的“愛國主義”與反革命的“愛國主義”。
革命的“愛國主義”本質是愛人民，反抗一切反動派對人民的剝削壓迫；反革命的“愛國主義”本質是剝削、壓迫人民，維護反動統治階級的利益，當然，他們還要打著為人民的旗號，即使是特朗普、拜登、希特勒、赫魯曉夫之流也是要打著為人民的旗號。
正確地認識了“愛國主義”，就能正確地認識“境外敵對勢力”、“境外勢力”。
一般來講，“境外敵對勢力”、“境外勢力”都是相對于國家來說的。
根據上述國家、愛國主義的論述，我們應該不難明白，認識“境外敵對勢力”、“境外勢力”，必須要確定國家的性質——是人民的國家？還是剝削階級的國家？
如果是人民的國家，那這個“境外敵對勢力”就是人民的敵人。比如在毛主席領導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建立了新中國，“境外敵對勢力”就是以美帝、蘇修社帝為首的帝國主義集團，也就是大資產階級集團以及他們的走狗爪牙。
如果不是人民的國家而是少數精英的剝削階級的國家，比如在北洋軍閥、叛變革命后的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下的舊中國的眼里，共產國際、俄共（聯共（布））就是舊中國反動政府的“境外敵對勢力”了。而這個“境外敵對勢力”恰恰是人民的朋友。
也就是說，要分清“敵對”的主體是什么？
進步的無產階級革命力量一定是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及其政府（國家）的“境外敵對勢力”；
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的外國競爭對手——同樣也是大資產階級，一定是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及其政府（國家）的“境外敵對勢力”，比如歐美日的大資產階級是俄羅斯大資產階級的“境外敵對勢力”（當然，二者有時會媾和并聯合起來，比如在對付共產主義運動時，他們一定會媾和并聯合起來）；
國外反動的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一定是無產階級的“境外敵對勢力”。
分清主體，就是說要知道矛盾的雙方，或者說要知道自己的階級，也就是說到底誰與誰敵對？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一定是大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的“境外敵對勢力”，但她卻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如果作為舊中國無產階級的一員，跟著北洋軍閥、國民黨反動派搖旗吶喊，以愛國的名義將列寧、斯大林為代表的共產國際、俄國共產黨當做“境外敵對勢力”，那不是大糊涂蟲嗎？
再比如，毛主席領導下的新中國對于蘇修社會主義帝國來說，是“境外敵對勢力”；而對蘇聯人民來說，毛主席領導下的新中國雖然是“境外勢力”，雖然是蘇修的“境外敵對勢力”，但卻是蘇聯人民的朋友。
更簡單的一句話：任何一個國家無產階級的“境外敵對勢力”只能是大資產階級（比如美帝）、修正主義集團（比如蘇修社帝）；而包括美帝、蘇修社帝在內的這些帝國主義國家，它們的人民雖然是“境外勢力”，但卻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朋友。
當然，會有一些人民被資產階級的所謂愛國主義所蒙蔽，這些人民尚未覺悟，可能會成為大資產階級、修正主義集團的幫兇——比如有些尚未覺悟的日本人民就在日本軍國主義的蒙蔽下成為了日本法西斯的幫兇。這就需要用馬列毛主義去灌輸他們，教育他們，使他們盡快覺悟，成為全世界無產階級力量的一部分。
當然，有時候無產階級也會聯合一些資產階級去對付更主要的敵人，比如在毛主席領導下的新中國就團結第三世界國家（不乏有一些資產階級國家）組成國際統一戰線去反抗最反動的美帝國主義。
至于“境外勢力”，是以境內境外劃分，就更沒有階級立場了。
東方直心老師所著《毛澤東大傳》引用了《紅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憶錄》（李敦白，1921年出生于美國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曾先后就讀于波特軍事學校、普林斯頓大學和北卡羅來納大學，曾加入美國共產黨，1942年參軍，被派往斯坦福美軍語言學校學習中文；1945年來到中國，1946年前往延安，加入中國共產黨，長期居住在中國）：
【“1963年8月，毛主席在接見一些非洲游擊隊的領導人時，一個來自南羅得西亞的使者站了起來，他是個肩寬膀闊、身材魁梧的二十幾歲年輕人。
‘我有個問題想請教毛主席，’他開口說，‘每天晚上，當我躺在叢林里，我很擔心。您知道我在擔憂什么嗎？我并不擔心那些白人殖民者，不擔心獅子和犀牛，我擔心的是，以前我們總是可以看到克里姆林宮上那顆閃閃的紅星，以前蘇聯總是會資助我們。但是現在，夜空中再也看不到那顆紅星，蘇聯不再資助我們。相反的，他們將武器賣給我們的壓迫者。現在我心里擔憂的是：中國天安門廣場上那顆紅星，是不是也會消失？您會不會將武器賣給我們的壓迫者，遺棄我們？如果真的這樣，我們就真的要孤軍奮戰了。’
毛澤東吸了幾口煙，說：
‘我了解你的問題。蘇聯現在已經變成修正主義分子，背叛了革命。我能不能向你保證中國不會背叛革命呢？現在我無法給你這樣的承諾。不過我們現在正在努力設法，讓中國遠離貪污、官僚和修正主義。’
‘我們已經采取了一些措施，’他繼續說，‘我們試著教導干部，仔細聆聽廣大群眾的聲音。我們運用許多體制，比如要求每個軍官至少要當兵一個月，要求辦公室的干部每年至少要下鄉一個月，使他們不至于脫離廣大群眾，讓他們知道勞動人民的生活。我們也提倡讓工人參與工廠管理，讓干部參加體力勞動。但是這些方法是不是就足以保證我們不成為修正主義者呢？不，我們還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也感到非常困擾，’毛澤東繼續說，‘當我們和兒孫談話，卻發現他們不了解革命的痛苦艱難，不了解要付出什么樣的犧牲才能換來今天的成就。我們也擔憂，他們缺乏將革命繼續下去的動力。我們也害怕，中國會不再是一個革命國家，而是變成修正主義國家。如果這種情況在社會主義國家發生，后果要比在資本主義國家更糟糕。共產黨就會變成法西斯。我們已經看到這種情況在蘇聯發生了。我們了解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但是還不知道要如何應付。’
毛澤東又回答了幾個問題，接著他轉身面向我，我大吃一驚。他說：
‘這里有個我們的好朋友李敦白。李敦白同志，請你站起來好嗎？’
我站了起來。
‘現在請大家看著他，’毛澤東說，‘他是個美國人，白人，你們會不會怕他呢？’
聽到這句話，大廳里的非洲人都發出笑聲。毛澤東也仰頭大笑，就和我記憶中他在延安時一樣。
‘沒有必要怕他，他雖是個美國人，卻是我們的朋友。他了解我們，我們也了解他，他是個優秀的共產主義國際斗士。’
我繼續站著，毛澤東繼續說道：
‘了解這一點，對你們是非常重要的。你們知道蔣介石吧？他是個中國人，他也跟我一樣是黃皮膚，但是黃皮膚的蔣介石是我們的敵人，而白皮膚的美國人李敦白，卻是我們的朋友。所以，并不是所有的白人就是我們的敵人，要盡可能地聯合更多的朋友，這很重要。我們中國有句成語，化敵為友，意思就是說，要將敵人的圈子盡可能縮到最小，將朋友的圈子盡可能擴到最大。’”】
毛主席的談話，主要有三點：
1、敵人（敵對勢力）不分境內境外，只分階級：到底是“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面”還是站在人民的對立面。比如蔣介石，雖然是境內，但他是人民的公敵；李敦白雖然是美國人，是“境外勢力”，但他是中國人民的朋友，是優秀的共產主義戰士。
2、敵人（敵對勢力）是會轉變的，曾經的革命者可能會變質，變質后會成為人民的“敵對勢力”。比如曾經革命的蔣介石、汪精衛；比如以赫魯曉夫為總代表的全世界修正主義集團。
3、“蘇聯現在已經變成修正主義分子，背叛了革命。我能不能向你保證中國不會背叛革命呢？現在我無法給你這樣的承諾”，“我們也害怕，中國會不再是一個革命國家，而是變成修正主義國家。如果這種情況在社會主義國家發生，后果要比在資本主義國家更糟糕。共產黨就會變成法西斯。我們已經看到這種情況在蘇聯發生了。”
有時候，“境外敵對勢力”甚至在某些時候是人民的朋友。比如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在打倒腐朽的反動的清王朝革命過程中得到了日本反動政府的暗中支持。此時，對于中國人民來說，在對付共同的最主要的敵人——反動的清王朝時，日本的反動政府也可以成為中國人民聯合的對象。再比如，面對日本侵略者，勞苦大眾的代表中國共產黨就與大資產階級、大地主階級的代表國民黨甚至美帝聯合起來對付共同的、最主要的敵人。
毛主席曾經多次指出過。
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報》以編輯部的名義，發表了由毛主席組織起草、并親自主持反復修改、八易其稿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毛主席在文章的引言中第一次比較完整地論述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其中有一句話：
【有時為了對付主要的共同的敵人，利害根本沖突的階級也可以聯合起來。】
根據東方直心老師的《毛澤東大傳》記載，1962年1月3日，毛主席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來華訪問的日本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理事長安井郁，并同安井郁一行人進行了談話。他說：
【英國和法國是帝國主義，但是，是大帝國主義美國想吃掉的中等帝國主義國家，它們也很難混，可以作為人民的間接同盟軍，因為它們同美國也有矛盾。日本的松村謙三、石橋湛三、高崎達之助等人，他們不大高興美國，同池田有區別，可以作為人民的間接同盟者。”】
總之，對于人民來說，所有的“敵對勢力”與朋友只有一個劃分標準，那就是1947年10月18日，毛主席為陜西省佳縣縣委的題詞：“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面”。
當然，對于反動派來說，他們的劃分標準與人民的標準正好相反。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全世界所有反動派都會利用“民族主義”來掩蓋他們對無產階級的剝削、壓迫，他們會打著愛國主義的旗號極力宣揚熱愛祖國來蒙蔽人民。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資本主義國家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德國、日本等法西斯也是如此，二戰后的美帝國主義如此，以蘇修、越修為代表的變質的、修正主義集團更是如此。
劃分“敵對勢力”，如果拋開了階級立場而以“境內”、“境外”來劃分，會有很多人被蒙蔽，甚至會陷入狹隘的民族主義的泥潭從而成為“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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