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到歷史的大背景下看新時期的文學，其主流不過是資產階級顛覆社會主義呼喚并建構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工具罷了。階級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是要先造成輿論,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正是萬年不刊之論也。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崩塌，無不是從文藝的“解凍”開始的。中國后毛時代的“轉型”，文藝的作用發揮得一點也不遜色。從《傷痕》《班主任》《鄉場上》到“往事隨想”“牛棚雜憶”，從張賢亮到莫言再到木子美、艾未未，包括發掘出來的胡適、梁實秋、張愛玲、胡蘭成、“曾文正公”和“李中堂”，他們或破、破中有立，或以立為主、立中有破，在顛覆轉型的大舞臺上，揮舞著“思想解放”“反專制”的大纛有聲有色地演出的，無非是這一主題。張藝謀式的“走向世界”，“專售國人之陋以取悅洋人”，標示的更是買辦文藝的方向。生活在前進，人們的認識也難免“與時俱進”，文藝雖不能同步，但也會趔趄跟進，早些年談歌新寫實還不脫“溫柔敦厚”，到《那兒》，就已經“屬于另一世界”了。
路遙，也必須放到這一大背景中定位。
路遙，大背景下脫穎而出，自然是個中一員，但屬于另類，不過也不是反叛。
路遙之為路遙，在于他雖然在新時期文壇脫穎而出，不脫時代局限，但他并不與時推移嘩眾取寵。他固守著自己，又不停地的觀察著思考著，并通過創作予以表現。如果上天再給路遙20年生命，路遙可能進入左翼行列。
路遙忠于生活，屬于再現。但路遙更突出理想，強調表現。高家林，特別是孫少平式的人物的遭際和精神，才是打動千千萬萬與他們有著共同命運與追求的普通讀者的魅力之所在。在一定程度上，他們有著“共名”也即典型的意義。出身下層處境艱苦有著執著追求并堅持高尚情操的青年人，會把孫少平和高家林當作自己的知己，從他們那里得到情感的共鳴。
“現實主義的意思是，除細節的真實外，還要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從這一角度看平凡人生展現的時代環境和塑造的人物性格，問題就不這么簡單了。
小說讀過多年，我未將電視劇與之進行細致比對。電視劇迎合政治需要，夸大強化了原著的消極面是肯定的，但大體并未走樣。
平凡人生表現孫少平弟兄的大的歷史背景，貫穿著鮮明而強烈的“路線斗爭”意識。它百般丑化否定毛澤東時代，肯定美化改開時代。大鍋飯、平均主義鐵飯碗、貧窮落后愚昧、極左、農業學大寨、“斗爭哲學”等等，都是著力漫畫化的。比20年前拍的版本，人物的穿著吃喝與生存環境，明顯丑化強化了。使人物命運發生改變的是改開，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承包責任制和市場經濟，是對“左”的清算，電視劇連“小政府”的人為造富運動，也不加批判的予以美化。撇開人物性格的可讀一面，說電視劇不過是一部圖解改開先富路線的過時的政治教科書，并不為過。
只要將《平凡的世界》與表現小崗村的《永遠的忠誠》稍加對比，你比就會發現前者美化那個年代的虛偽和淺薄。雖然，路遙如果再活二十年，他很可能寫出“與時俱進”的新作，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回避他那個年代的認識局限。
電視劇中的孫少安，不過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先富”與“先富幫后富”典型。30年后統治中國的富得流油、窮奢極欲的煤礦和房地產大亨，才是孫少安的續篇，是他的真實和靈魂。80年代的先富迷信，不過是幼稚的童話，是一個天大的糊弄!
電視劇概念化歷史，否定丑化農業學大寨，似乎“吃大鍋飯”就是黃土高原人吃黑饃的根源。至于分田到戶后他們怎么吃了“白饃”，則言之未詳。大隊書記種地依然是用?頭刨黃土。其后濃墨重彩渲染的孫少安倡導的炸山建垻壯舉，顯得十分好笑——那不是“農業學大寨”“大轟大嗡”的典型行為嗎?只有集體經濟年代才能搞成這樣轟轟烈烈的農田基本建設，實現這樣的集體經濟原始積累。將其放到分田單干年代，是強暴歷史顛倒黑白了。
干部，作為改開中堅的田福軍，是虛偽的、不真實的。徐才厚、谷俊山和令計劃們，以及劇中“高老”為原型的改開大佬，比如劇中歌頌的某地包產到戶典型的創造者，如今連孫女外孫女都富得流油且把靈魂“開放”到國外賣給洋鬼子了。他們所開創的干部“先富”的生物鏈，正是不斷滋生令計劃和徐才厚們的肥沃土壤，是千萬真實“田福軍”飛黃騰達的廣闊天地。田福軍式的干部是有，從典型的意義上，他只能產生在毛澤東時代，將他硬是移植到改開年代，是一廂情愿的，不真實的，是違背現實主義文學基本創作原則的。路遙若在，他也會承認這點。
網上一篇談令計劃家族成長墮落過程的文章很值一讀。令狐老爺子是共產黨陶冶出來的原則性很強的干部，他對子女的要求也很嚴，令氏兄弟參加工作起步時多是普通工人，令計劃就在印刷廠接受過人生洗禮。周揚評白毛女有句名言：“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我對反水的周揚不以為然，獨對他這句話十分欣賞，不愧經典之論!正是“頂層設計”打造的社會大環境，將成千上萬的令計劃“變成了鬼”!
大環境如此，考校人物就不能簡單化了。
出身下層不甘碌碌、有著遠大抱負且執著于個人追求并固守信仰和道德，是孫少平性格的基本特點，也是他能夠打動千千萬萬年輕讀者心的魅力所在。但他的追求也不過是個人的發展，與孫少平與梁生寶的追求，邢燕子和郭玉蓮們的追求，不能同日而語，說到底也不過是個人奮斗。他從讀書中深受于連?索菲爾、牛虻和保爾?柯察金的影響，他的堅忍雖像保爾，但從追求的歷史品位，更接近牛虻和于連以及約翰?克里斯多夫之類。
上世紀50年代年青一代無不熟悉的保爾柯察金有個耳熟能詳的座右銘：“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回憶往事的時候，他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羞愧;在臨死的時候，他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經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斗爭。”“告別革命”年代，孫少平的追求也必然帶著新的時代特色。雖然不愿虛度年華和碌碌無為，但他的發展觀，與“最壯麗的事業”已經無關。他堅守挖煤式的自我實現方式，很快就要接受時代的嘲弄。不要太久，就要面對著包、股、賣、混改的變革考驗，他的自我實現的虛幻性，就面臨著赤裸裸血淋漓的現實的殘酷考驗，暴露無遺了。如果不安心于做煤黑子和打工仔，要么做礦老板的鷹犬，要么回歸保爾挑戰現實，變成“維穩”的絆腳石。
路遙的心靈深處有個苦難情結和英雄美人情結，或者說紅顏知己情結。“你與別人不同”，路遙與他的主人公，都是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人。出身低微貧賤，他們都“平凡”;但追求與品格，又都“不平凡”。咀嚼苦難，執著堅守，不平凡的人物必然會得到不平凡的認同，特別是女性，也即紅顏知己的認同。既是自信，也是期望。馬建強與吳亞玲，高家林與黃亞平，孫少安與田潤葉，孫少平與田曉霞，無不如此。在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下層眾生中，路遙和孫少平，有眾多之音。按文學大家的標準要求，這無疑是路遙的一個局限。比如，孫少平讀書期間挨餓“撿飯票”的故事，情節與《在困難的日子里》幾乎完全一樣。路遙的遭際太刻骨銘心了，也就變成了局限。在嚴酷的現實面前，路遙的這一情結未免顯得蒼白。他的主要人物，無不遭遇出身懸殊的紅顏知己，馬建強和高家林，還不過是縣級女兒，孫氏兄弟遭遇的，都是省市級的千金，甚至連孫蘭香的對象，也是“高富帥”。高富帥對白富美，這才門當戶對，“寧當小三，不加窮漢”，這才是時代精神。土豪時代，暴發戶領著時代風騷，美不能過于廉價。不是說文學家都學木子美、艾未未，但美與理想要植根于深厚的現實土壤之中。咀嚼苦難，路遙是厚重的;表現理想，路遙顯得有點輕飄了。
《平凡的世界》是當代的《紅與黑》。時代轉換是需要諸如于連、少年維特和保爾一類人物的啟蒙與激勵的。呼喚革命與告別革命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年代。不光于連與保爾不能相同日而語，就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而言，《平凡的世界》與《紅與黑》也不能相提并論。司湯達通過于連的故事，真實地再現了拿破侖失敗后法國波旁王朝復辟時代的歷史，在這一典型環境中塑造了于連這樣一個個人奮斗的小資產階級青年的典型形象，真實地刻畫了他的復雜性格，于連既有仇恨和反抗的一面，又有賣身投靠的一面。當上層社會壓制他，不給他發大財、當將軍的機會時，他就反抗;而當統治階級一定程度地滿足他的個人欲望時，他就欣然投靠。他的悲劇結局，正是那個時代與他自身的階級性鑄就的。而孫少安和孫少平，他們的道德固守與共富實現，因缺乏社會根基依托的現實性只能流為虛幻。他們對自己一往直前的叢林社會毫無半點自覺，將“叢林世界”當做“平凡世界”，他們的追求與奮斗，就不是于連?索菲爾，而更像唐?吉訶德了。
唐僧西天取經，人妖不分經常將魔窟當做圣地膜拜;復辟時代，于連還能偷偷地崇拜拿破侖;中學時期經歷過文革洗禮的“孫少平”，有幸逃脫“三種人”的華蓋厄運，似乎未見他偷偷地崇拜毛澤東——孫少平與于連的歷史落差，原因就在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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