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鋼的琴》---工人階級的寓言與荒誕

《鋼的琴》：工人階級的寓言與荒誕

★郭松民

電影《鋼的琴》被譽為“2011年口碑第一強片”，看來并非溢美之詞，筆者最近出差比較多，遇到的朋友左中右都有，但凡看過的，都說是好片子，這就不簡單。

影片一開始，就是一個頗具黑色幽默的場景：下崗工人陳桂林，組織了一個小樂隊，唱著前蘇聯歌曲《三套車》，為一次葬禮助興。靈棚就搭在一個發電廠的圍墻外面，背景是兩座巨大的冒著水蒸氣的涼水塔，一望而知是建于“一五”期間的大型國有企業，靈棚的橫幅上寫著“沉痛悼念母親”。

導演安排這樣一個畫面是意味深長的，因為曾經有不少下崗工人把國企深情地稱為“國企媽媽”——陳桂林們參加的葬禮，其實正是“國企媽媽”的葬禮，國企死了，陳桂林們也就成了孤兒。但他們似乎卻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悲劇，沒有意識到和國企一起被埋葬的，還有自己的政治和經濟地位，反而按照吩咐把曲調從沉痛舒緩的《三套車》，換成了歡快熱烈的《步步高》，這的確是夠荒誕的，但也頗為真實地反映了90年代國企改制高峰時，相當一部分工人的精神狀態，他們被忽悠了，還真的以為國企改革符合他們的“長遠利益”呢。

作為“共和國長子”的國企死了，陳桂林和他的工廠同事們也就只能作鳥獸散，各奔東西，自謀生路，從頭再來。在他們當中，好一點的賣唱、殺豬，次一點就變成了黑社會、小偷和賭徒，曾經是統一的、自豪的，占據社會舞臺中心的“工人階級”消失了，取而代之是一群掙扎在社會邊緣的流氓無產者，小手工業者等，他們的命運，更大的可能是向下墜落，只有極個別人，才會由于某種偶然的機緣或特殊的條件，上升為“中產階級”。

但舞臺中心的空白還是要有人來填補的，什么人呢？“賣假藥的”。近三十年來中國社會轉型的本質，就是“賣假藥的”取代工人階級成為“領導階級”，陳桂林風姿綽約的妻子就是跟“賣假藥的”走了，然后她又帶著被金錢支撐起來的自豪感回來了。這次回來，她不僅把“她們車間所有的女工都請去吃飯”，還要帶走她和陳桂林的女兒，理由居然是“讓她受到更好的教育”。

影片是在用一種趙本山式的調侃來講述這個故事的，但筆者卻體會到了一種“含淚的微笑”——曾經支撐起共和國脊梁的產業工人淪落了，靠坑蒙拐騙發家致富的“賣假藥的”隆重登場了。“賣假藥的”雖然在影片中從來沒有真正露面，但他卻給陳桂林制造了一種無法承受的壓力，透過陳桂林的壓抑與無奈，觀眾能夠清晰地感受“賣假藥的”驕橫與貪婪，他儼然代表了“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他不僅奪去了陳桂林的愛情，甚至還要壟斷藝術，奪去陳桂林未來的希望——他的女兒。

初看這部影片時，我一直有一點不解：陳桂林除了會拉手風琴，似乎并沒有什么特別過人的地方，何以能夠有如此巨大的號召力，把淑嫻、王抗美、大劉、胖頭、季哥、快手、二姐夫，包括當年留學蘇聯，曾經為女工偶像的“汪工”等都動員出來，參與他近乎荒誕的制造鋼琴的行動呢？看到后來我就明白了，真正把他們動員出來，正是那個“賣假藥的”，他要奪去陳桂林們最后的希望，最后的尊嚴，這迫使他們不得不“發出最后的吼聲”，用制造“鋼的琴”的來進行反抗。

但陳桂林們的悲劇在于，他們沒有意識到，時代已經變了。不經意間，他們已經置身于一個市場-金錢的時代。在這樣時代，陳桂林們所擁有并長期為之自豪的技術、友誼、愛情……甚至團結等，都變得一錢不值，真正能夠君臨天下的只有金錢。制造“鋼的琴”行動，根本改變不了這一格局，所以他們的反抗，與其說是一種“反抗”，不如說是一種毫無希望的“掙扎”。已經和“賣假藥的”鬼混在一起的陳桂林的妻子清楚地知道這一點，所以她對整個事件都采取了冷眼旁觀，好整以暇的態度，靜待陳桂林們的失敗。

“鋼的琴”果真造出來了，陳桂林們不愧為為世界上最優秀的工人；但陳桂林們也果真失敗了，“鋼的琴”的竣工儀式，也是他們的失敗儀式——最后，當他們開動吊車，在靜穆的氣氛中，把這架沉重、冰冷、寒傖的“鋼的琴”緩緩吊運到空曠的廠房中央時，“鋼的琴”預設的主人——女兒，已經和妻子一起整裝待發，準備投奔能夠給她“更好教育”的“賣假藥的”去了。

在整個影片中，陳桂林們始終都是處于一種“自發”的而非“自為”的狀態，他們始終沒有從宏觀上去思考自己的命運，而只是試圖依靠親情、友情、技能和勤勞等來改變自己的命運，但故事悲涼的結局又似乎在提醒觀眾，如果陳桂林們眼睛里只有自己的妻子與女兒，而不考慮通過某種整體性的方案來改變自己的命運，則他們不僅會失去妻子，還會失去女兒。故事講到這里，馬克思的名言“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也就呼之欲出了。

當然，這個道理可能并非是編導主觀上想告訴我們的，但卻是人物命運的邏輯和生活的邏輯所決定的，編導只要不故意違反、扭曲這個邏輯，則這樣的結論一定會自然浮現出來。試想，除非重建公有制，否則的話，陳桂林們作為一個整體，又如何能夠戰勝“賣假藥的”，回到舞臺的中央呢？

有趣的是，從激進批判的角度看，這部以下崗工人為主角的影片所訴求的對象，卻恰恰是以“賣假藥的”為代表的市場成功人士，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城市的中產階級，目的是要喚起他們的同情，贏得他們的淚水，讓他們做出某些善行來撫慰自己的良心。影片講述了下崗工人的苦難，但卻用喜劇手法做了柔化處理，小心翼翼地避免刺激任何人，這是這部電影能夠贏得幾乎各階層人士“口碑”的一個主要原因，不過，這也微妙地反映了中國底層電影的某種困局，并為其未來發展預留了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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