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某人故居之文化意義

再談某人故居之文化意義（外一篇）　　

◎ 陳福康　　

（這篇文章我寫好已久，一直沒有發表。最近，聽說該“故居”的門口又有了新的“創意”和布置，又添掛上了某“文化大師”的語錄牌云。該大師，拙文中也是寫到的，還引了他的一段有關的文字。不知道語錄牌上載的，是不是就是拙文中引的那段？我也懶得再去“實地考察”了。然而我想，大師的語錄也是不足以為某人遮羞的。拙文中對那種“自作多情”的做法已經作了評說。好像很多網民，包括一些“張迷”，對該大師的這種“自作多情”也是非常不認可的。該“故居”的門口的這塊語錄牌的效果，也許是適得其反。不過，這次新的掛牌，“相關部門”的“有關負責人”好像吸取了教訓，沒有在大量媒體上大肆宣揚。——作者）　　

前一陣子，上海和國內其他地方的一些報紙和網站又沸沸揚揚、興高采烈地刊登報道：“張愛玲故居回歸七十年前模樣，修繕基本完成”云云。還有這樣充滿“濃濃的文化情結”的生動描寫：“一個張愛玲故居掛牌的消息就引來近億點擊率，可見其在粉絲心目中的地位。不少張迷懷著濃濃的文化情結流連這位精致女人曾經踏足的地方，卻無法窺得一斑。在昨天召開的靜安區文化協會工作推進會上，有關負責人披露了張愛玲故居周邊商家的動靜：有商家瞄準張愛玲的高人氣，欲打造‘愛玲書房’、張愛玲主題書吧。據悉，這項計劃得到了靜安區相關部門的全力支持。”（文新傳媒網2008年11月7日據《青年報》）　　

由此我們知道了，較先“瞄準”“張愛玲故居”的，大概還是“周邊商家”（但請注意，所謂“引來近億點擊率”的“故居掛牌”一事，則發生在“商家瞄準”之前，是“靜安區相關部門”所為，而且他們還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掛了兩次，此功不可忘也）；然而堅定地站在“周邊商家”后面“全力支持”的，則是堂堂地方政府的“相關部門”。而且，正式向媒體“披露”這個“周邊商家的動靜”信息的，也是“相關部門”的“有關負責人”；而且，還是在正兒八經的政府的“文化協會工作推進會”的臺面上。　　

又據報道，“在此次修繕復原工程中，除了外墻的顏色，樓內的陳設也極力恢復成老樣子。塑鋼的拉窗重新換成了鋼窗，陽臺的燈罩也恢復到了七十年前的樣子。同時，消防龍頭、門把手、地板也都保留了原來的樣子。”（東方網2008年10月26日據《東方早報》）可見完全是一派修復重要文物、人文古跡的派頭。　　

報道稱，“據不完全統計，光上海就有十萬張迷”。那么全國呢？全世界呢？我們簡直不敢想象了。而“張愛玲故居”在億萬（？）“張迷” “粉絲”的“心目中的地位”之崇高，我們是可以想象的。“由于看好張愛玲帶來的商業價值”，“張愛玲故居”在某些“商家”眼中的誘惑力之強大，我們也是可以想象的。然而，“相關部門”的“有關負責人”一定還要將這些東西抬到“文化”的高度，再要對這一“高人氣”更加強力地加以“推進”，則仍然出乎我們想象之外。　　

而且，幾乎所有刊登這些報道的媒體，也都是反復著重強調那些“粉絲”“張迷”們是如何“懷著濃濃的文化情結”的。我在中國網上看到一篇原發表于《新周刊》雜志上的妙文《可以吃的張愛玲》，這樣說：“在時下的中國，如果你還想摻和一下所謂的‘文化生活’，‘張愛玲’就絕對是一個怎么也繞不過去的關鍵詞兒，且不說諸多的小資、中產無不在潛意識里以拿捏準了‘張愛玲式’的通透作派為榮；就是在‘知道分子’和學院派那里，關乎張愛玲的一切也都是津津樂道、經久不衰的話題。”好像真是這么回事呢。因此，幾乎所有談到“張愛玲故居”的媒體，也都是翻來復去說這個“故居”是如何如何“具有文化氣味”、“散發著濃濃的二三十年代氣息”的，是一個如何如何重要的“文化資源”，是“上海標志性的文化景點”，是“上海新的文化地標”，是“為重繪文學上海地圖畫上的濃重的一筆”，等等。　　

文新傳媒網等據《青年報》報道稱，那里先是出現了一家“不起眼的書吧”，后來，著名的“張愛玲研究專家淳子在里面開設了一個專題講座，引起張迷的廣泛興趣”。于是，“相關人士向書吧負責人提出了”一個具有重大“文化”創意的“建議”：“何不將這個書吧變身為張愛玲主題特色書吧，讓不能進入故居探訪，失望而歸的張迷們找到新的亮點？”于是，“雙方一拍即合”。又“據知情人士（陳按，即“有關負責人”）透露”，“靜安區圖書館將免費提供有關張愛玲的一批書目，并提供張愛玲群書；而該區文史館將為書吧提供裝飾方案”。這真正是無微不至的“全力支持”啊。　　

另外，又“據這位知情人士透露”，“張愛玲故居”旁邊位于愚園路上的一家新建的五星級酒店，“也打算整合”這個難得的“文化資源”，要在五星級酒店里“開辟還原張愛玲生前居所的‘愛玲書房’（暫名）”。據“這位知情人士表示”，只要在“張愛玲主題書吧”或“愛玲書房”里坐一坐，“品著香濃的咖啡，看著張愛玲的書”，就能“浸染在那個時代獨有的氣息中”，就能如何如何。又“據介紹，酒店方面將考慮騰出一個套房，將布置改頭換面，房間內將充滿了張愛玲元素。一旦‘愛玲書房’開辟，則有望迎客，供人參觀。但如果有客人指明要入住該套房，則要付比普通套房高的價格”云云。一位如此有名的“精致女人”的“元素”，再加上“迎客”和“供人參觀”，那當然要定出高價格了。這真是“文化”與商業的精明無比的結合啊。　　

但新華網、中國網等據《東方早報》另一篇報道，則稱“張愛玲故居常德公寓的底樓在張愛玲居住期間曾是一家咖啡館，那里也曾是張愛玲寫作的地方。作為常德公寓改造的一部分，日前一家名為‘千彩書坊’的書店在咖啡館原址開張營業，這是一家兼具經營圖書和咖啡餐飲的書店。”這里說的“千彩書坊”，應該就是上面那個“張愛玲主題特色書吧”吧？原來，它的“原址開張營業”原本就是“作為常德公寓改造的一部分”來設計的。也就是說，在“靜安區相關部門”的原先計劃中就是有的。那么，前面那篇報道為什么還要故弄玄虛地說什么“建議”啊、“何不……變身”啊、“雙方一拍即合”啊等等呢？那不等于是貶低了高瞻遠矚、成竹在胸的“靜安區相關部門”的執政能力，說他們使的是“馬后炮”嗎？　　

據《東方早報》報道，“‘千彩書坊’試營業才一個月，就已經吸引了眾多海內外眾多游客駐足（陳按，這里竟用了兩個“眾多”，可見實在是眾多得數不過來了），也讓前來朝圣的‘張迷’感到欣喜。”但是，又好像書坊老板和“張迷”們在“欣喜”之余仍很有不滿足的意思，那就是報道中說的：“書店目前能出售的圖書品種還有限，在一個書架上排列著幾十種和張愛玲有關的圖書。‘千彩書坊’負責人張燁向早報記者表示……張愛玲相關圖書當然也是重點推薦。由于版權原因，該店尚未出售和張愛玲有關的其他衍生品，‘我們也希望不久后能得到相關授權。’　張　先生說。”　　

這段話讀起來有點夾纏，這位記者還得好好向張愛玲學學文字功夫，但其關鍵詞是“版權原因”和“相關授權”，意思還是清楚的。據說，一談到這些事，我們那些骨灰級“張迷”和“張學”權威泰斗們是很傷心的。因為，　張　女士的全部作品的“版權”，在她生前早已經作了“相關授權”。大陸多少出版社因此犯了“侵權”之罪，官司也打敗了，還要賠出巨款。斷了多少商家、出版社和編書者的財路，真是令人無比地同情。誰都知道，在我們中國大陸，從億萬（？）“張迷”到“相關部門有關負責人”，對這位　張愛玲　女士之熱愛是沒得說的，好得不能再好了。老實不客氣地說，對“張學”貢獻最大的，就是我們。全世界出張書最多的是哪里？我們大陸。全世界寫“看張”文章專著最多的是哪里？也是我們大陸。可是怎奈“這位精致女人”卻偏偏不領情，以致有多少熱面孔貼在了冷屁股上，真是“荃不察余之中情兮”。　　

當然，好像能做到不亢不卑的人還是有的。如寫了名文《遙寄張愛玲》的一位老作家，在美國有那么多親朋好友，要打聽　張　女士的住處，要托他們帶一本書去送給她，那還不是小菜一碟，但他的一本親筆題署“愛玲女士老友正之”的書，卻到死也沒有“遙寄”出去（最后捐給了大陸某地圖書館）。然而，有位“文化大師”則在　張　女士死訊公布時寫道：“我并不了解她，但敢于斷定，這些天她的靈魂漂浮太空的時候，第一站必定是上海”，還號召“上海人應該抬起頭來，迎送她……”據我看，大師的這段文字中只有“我并不了解她”一句才是真實的，其余“敢于斷定”的話頭全不過是一廂情愿，自作多情罷了。　張　女士生前并非沒有人熱情地請她回國回上海，她在上海還有親戚，但她的態度如何？在去世前兩年她的一封信中說：“我是真的一點都不想去，就連我姑姑在世的時候也都從來沒考慮過。”（載上海《書城》2007年第7期）真是斬釘截鐵。這不禁令人想起，即使后半輩子最堅決反共的女作家蘇雪林，其晚年對故國故鄉的態度也比　張　女士要人性一點。因此，大師所謂的她死后靈魂漂浮的“第一站”云云，是連鬼都不會相信的。也因此，那位書坊張老板啊，我看“版權”之類的事你就死了這條心吧。　　

當然，這對于“文化”推進工作來說，可真是莫大的損失啊！　　

那么，“張愛玲故居”的“文化”，到底在“理論”上應該屬于一種什么“文化”呢？我非大師，但如果要草民實話實說，不考慮會不會讓一些人掃興甚至憤怒的話，那么，我看也許只有也算是“文化”之一種的“偽文化”這張一張標簽，貼在它身上最最合適。且聽我說來。　　

“偽文化”的第一個“意義”，就是假的偽造的文化。　　

那位“有關負責人”，那些記者的報道，那些網上報上書上的無數的文章，在談到這個“張愛玲故居”時，都口口聲聲嘖嘖津津地樂道什么“二三十年代”、“七十年前”。可是他們也不想一想，張愛玲是什么年代住在那里的呢？據有關材料，　張　女士除了在1939年曾短暫地與她姑姑住過這座樓房的某室以外，主要就是1942年從香港回上海后住進了該樓的另一室，并在這室內住了多年，也就是那個令億萬（？）“張迷”無比向往的“張愛玲故居”了。那么，照道理這只能說“四十年代”才對啊，為什么都要提前一二十年呢？據了解，這座現在名叫常德公寓（原名愛林登公寓）的樓房，建成是在1936年。那么，那所謂的“濃濃的二十年代的氣息”怎樣才能讓它“散發著”呢？光天化日之下說這樣不著邊際的瞎話，眾多媒體也這樣不知檢點地到處公然傳播，這樣子吹出來的“文化”意義，就好像說發現了“唐鈔《四書五經》”、“宋版《康熙字典》”、“元刻《二十四史》”一樣，高雅是很高雅的，有趣是很有趣的，好聽也是很好聽的，但不是偽文化又是什么呢？　　

這里要說的“偽文化”的第二個的“意義”就更敏感了，那就是敵偽文化。　　

四十年代，無論是哪個文化大師，都不敢說那是一個值得反復回味的文化昌盛的時代吧？尤其在上海，1942年到1945年，是什么年代？是日本侵略軍殘暴占領的時代，是敵偽政權血腥統治的年代。再想想，張愛玲在這個“故居”里又做了些什么有名氣的值得后人記住的事呢？無非是她在這里與大漢奸、大流氓胡蘭成姘居，她在這里寫了一些主要發表在敵偽報刊上的作品。其他還有什么可說的呢？　　

　張　女士本人，似乎還不好稱她是漢奸；但她的大部分“作品”，只能歸于敵偽文學。這有什么疑問嗎？打比方來說，1930年代，某位作家本人算不上無產階級，但他主要在左聯刊物上發表作品，那么這些作品當然屬于革命文學；又如，文革時期，某人不能算江青、張春橋集團的人，但他多次發表于《朝霞》《學習與批判》上的作品或評論，也只能算是四人幫幫派文學或評論。大家不是都這樣認為的嗎？你們不是也這樣認為的嗎？難道可以有雙重標準？而且，更應該強調指出的是，內戰時期、內亂時期，同對外抗戰時期，畢竟還是不好隨便等同的。當國家遭侵略、同胞遭屠戮的時候，　張　女士居然在敵偽的刊物上不知羞恥地大發“作品”，這是非常需要常人所無的“膽略”的啊！　　

很多網站上載有一篇流傳甚廣的文章《張愛玲故居》，有關于這個“故居”的這樣幾段眉飛色舞的描寫：　　

“如果輕輕推開虛掩的大門,就能看見昏暗門廳里坐著的電梯管理員,張愛玲經常提起的老式的奧斯汀電梯內,卻漆上了刺眼的綠油漆。（陳按，現在大概已經不“刺眼”了，因為報道中說了，“樓內的陳設”已“極力恢復成老樣子”。）　　

　　“電梯上到六樓,便是當年胡蘭成求見張愛玲的地方。因為敲門不應,胡從門縫下塞進了一張紙條,一場孽緣就此蔓延開來。 　　

　　“對于張愛玲來說,愛情只要歡娛靜好即可,甚至不顧胡蘭成正為日本人做事。當胡離開上海時,張對她說：你可化名張牽,亦可叫張招,天涯海角,總有我在牽你招你。而胡蘭成似乎無意廝守終身。1946年11月,胡蘭成悄悄回上海張愛玲寓所，住了一個晚上。第二天清晨便去和張愛玲告別。（陳按，這里一個“去”字令人摸不著頭腦，明明說胡蘭成在這個“故居”中與張愛玲“住了一個晚上”，廝守在一起的胡某怎么第二天清晨又“去”和張告別呢？看來這篇文章的作者也還得好好向張愛玲學學文字功夫。）　　

“在胡蘭成離去之后,張愛玲坐擁舊公寓里的老時光而不能自拔,正像她曾說過的，在這里,‘我將只是萎謝了。’”　　

應該說，這篇文章就像是導游的解說詞，把這個“文化景點”可以夸耀的“精華”所在都說出來了。它還是比較準確、比較傳神地說明了“張愛玲故居”的特殊的“文化意義”的。可見，如果參觀這個“故居”，只能使參觀者引起這類“孽緣”的聯想。最近，我在《萬象》雜志上讀到一篇文章，其中談到當年同在上海，曾經擔任汪偽政府專員，“發明”過“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女文人蘇青，為了惡心和刺激張愛玲，特地在其小說中將自己（蘇青）與胡蘭成淫亂的情節“生動”地描寫出來。（可是，后來又有人為　張　女士辯護，說這篇文章寫的不對，但近日“新出土”的　張　女士的《小團圓》，其中就寫到蘇青與胡蘭成淫亂的事，胡、蘇二人在床上還互相質問“你有性病沒有”呢。）凡是了解這樣一些“歷史掌故”的人，如果來到這個“張愛玲故居”，必然就會想起這些臭事。這對某些人來說，也許還可以起到類似“意淫”的效果。這，就是它的一種“文化意義”吧。　　

當然，有人會說，張愛玲在這個“故居”中還創作了大量的優秀作品呢！且慢，請問這個“大量”你扳指頭數過沒有？（實際也就是十來篇短篇小說和幾篇短文而已。相比起許多作家來，絕不能算多。）再說，其作品之“優秀”，那也只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在非“情人”的眼里就未必是那樣美得閉花羞月、沉魚落雁了，甚至也許感到有的正是垃圾。例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唐德剛　教授1995年為文云：“一個社會，縱在異族　和暴　君統治之下，也不能無文藝，因此在敵人豢養之下的漢奸報刊崛起之后，另一種作家藝人也就應運而生。這種作家藝人的作品，一定要有個大前提——那就是他們作品的內容和風格，一定要為兇殘的異族統治者和無恥的本族漢奸所接受。換言之，這是一種‘順民文學’、‘皇民文學’，寫得好的，也頗能承繼戰前‘性靈文學’的技巧；寫起男情女愛來，也頗能惹出讀者一掬眼淚，一聲嘆息，一絲微笑……這種作品兜來轉去，只在個人情感小圈圈內，裝模作樣，惹人憐惜；山雞野狐，終非上品——這就是張愛玲了。”上海三四十年代文壇非左派作家、后來長期生活在香港的陳蝶衣，晚年也寫道：“張愛玲的一系列作品，無論中篇或長篇，概括言之，若不是營造‘男歡女愛’，便等于做足‘吹影鏤塵’的功夫，求其與‘共赴國難’的大時代掛得上鉤的，簡直是百不得一，絕無僅有。”（《不幸的亂世女作家張愛玲———國難當頭時的卿卿我我一族》）　　

最近，我在《粵海風》雜志上讀到一篇文章，談到張愛玲在這個“故居”中寫的幾篇“美文”，也正好拿來說明問題。例如，1944年5月5日，敵偽《新中國報》以大塊文章歡呼日軍在我國河南“大獲全勝”，“沿黃河南岸西進，占領汜水滎陽等，并急襲山岳地帶渝軍……”而就在這一天，張愛玲為該報撰寫的第一篇散文亮相了，題為《夜營的喇叭》。第一段話是：“晚上十點鐘，我在燈下看書，離家不遠的軍營里的喇叭吹起了熟悉的調子。幾個簡單的音階，緩慢的上去又下來，在這鼎沸的大城市里難得有這樣簡單的心。”最后一段話是：“……外面有人響亮地吹起口哨，信手拾起了喇叭的調子。我突然站起身，充滿喜悅與同情，奔到窗口去……”你瞧，她在這個“故居”里一聽到皇軍的喇叭的調子，竟然那樣地“喜悅與同情”，幾乎想從窗口飛出去呢!這種特殊的感情，同當時普通的中國百姓是完全不同的。（我的父母親就在淪陷期上海生活過，他們曾向我講述過當年聽到日軍軍號的感受，真是刻骨銘心。）　　

《粵海風》文章還談到，在這篇“美文”之前，　張　女士已經對日本大兵的喇叭聲唱過一次贊歌了。那贊歌夾在散文《道路以目》之中，于1944年1月發表于敵偽的《天地》月刊上。張愛玲寫道：“附近有個軍營，朝朝暮暮努力地學吹喇叭，迄今很少進步。照說那是一種苦惱的，磨人的聲音，可是我倒不嫌它討厭。偉大的音樂是遺世獨立的，一切完美的事物皆屬于超人的境界，惟有在完美的技藝里，那終日紛擾的，疲乏的‘人的成份’能夠獲得片刻的休息。……我喜歡它，便是因為‘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粵海風》文章感慨道：“張愛玲實屬不凡，由日本軍營里嘶啦嘶啦的喇叭聲竟能聯想到‘偉大的音樂’，并提高到了‘完美事物’的‘超人’的至高境界。她的這些文字，不知是‘天才作家’的‘不同凡響’呢，還是急于求功，拍馬屁拍得太肉麻了。”　　

據了解，《夜營的喇叭》和《道路以目》，都被收進了最近幾年在中國大陸出版的好幾種版本的張愛玲文集之中，還有評論者贊嘆張愛玲的這類精短散文美不可言呢。然而我想起　唐德剛　教授的話：“在我民族存亡絕續的年代而能無動于衷，吾終不信作家之無靈魂者而能有文學也。”香港已故作家張文達認為這句話“嚴于斧鉞之論”。大陸著名理論家吳江認為：“喜愛不喜愛張愛玲作品，自應允許有各人的自由，甚至也應有喜愛到‘如醉如癡’程度的自由，但　從張　先生（陳按，即張文達）的文章看，即使在香港也有要求那些‘喜愛或不喜愛張愛玲作品的文人雅士’們應當從知人論世的角度剖析張愛玲……我看，這樣的要求是合理的，這也是對讀者負責的態度。”　　

我還聽說，曾有境外“張迷”一到上海，就迫不及待地激動地嚷嚷：“我是來尋找張愛玲的上海的！”他 / 她也許并不知道，“張愛玲的上海”，四十年代，日寇占領下的地方，對普通上海人來說，是一個什么樣的世界！現在，如果真的要體驗“張愛玲故居”的“文化氛圍”的話，我倒很想建議某區政府的“相關部門”的“有關負責人”，應該在那附近再重建一個軍營（當然，嫌麻煩的話，采用一些新科技的聲光電子手段也可以），“朝朝暮暮努力地”播放那張愛玲“熟悉的”日軍喇叭調子，因為那是她非常“喜歡”的。這樣身臨其境，就可以達到張愛玲說的“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的神妙效果，才能領會“這位精致女人”的令人“無法窺得一斑”的“文化”精神。那比起原先你們“還計劃在常德公寓門外的小花園內塑造一尊張愛玲銅像，并在周邊建成張愛玲文化休閑一條街以彌補張迷來到故居后沒什么東西可看的缺憾”（中國網2005年9月9日據《新聞晨報》），要強得多呢！　　

最后，我要衷心祝愿這個充滿“文化意義”的“張愛玲故居”的重建，能夠成為某些官員的了不起的政績；我要衷心祝愿“張愛玲故居”的“高人氣”，能夠給有關商家帶來財源滾滾。那是真正的爭取“雙贏”啊！而且還會載入史冊的啊！　　

《書屋》2009第7期

一只想下在上海的蛋　　

近日，我偶然在人民網上看到一則多年前的舊聞《“張愛玲紀念圖書館”在上海動工》(　2002年4月8日　《人民日報》海外版第五版)，全文如下：　　

“本報上海電  近期受到海峽兩岸普遍關注的‘張愛玲紀念圖書館’工程，　4月4日上午　在位于上海市打浦橋地區的‘東泰花苑’住宅小區內正式破土動工。這是臺灣建筑設計師登琨艷先生來祖國大陸十二年之后推出的第一件建筑設計作品。　　

“登琨艷說，三四十年代紅極一時的張愛玲，曾經是那個悲蒼荒涼歲月的獨行客，是她記錄了那個年代的上海。‘張愛玲紀念圖書館’的建筑型塑，就‘像是一張揉掉的稿紙’，‘像是要堆砌一座孕育海派文化的蛋’，以反映張愛玲的那個年代。　　

“未來的‘張愛玲紀念圖書館’內，將存有張愛玲的手稿、其各種文字版本的小說、散文以及由后人改編而來的影視作品，張愛玲本人的平面影像，受張愛玲影響的張派作家的出版物，有關張愛玲的媒體報道與評論資料。預計到今年下半年，紀念圖書館的硬件部分將全部完成。”　　

又看到當年上海市政府部門的“上海與臺灣”網上文章稱：“　張愛玲　女士是上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蜚聲海內外的上海作家”，“登先生認為　張愛玲　女士是知名的海派文化之母，因此，他將圖書館的外型設計成一座孕育海派文化的蛋。”而當年的東方網文章則稱登先生說：“張愛玲就是海派文學之母，是她創造了甜膩戲弄的海派現代文學。”該文又說：“據了解，一位專門研究張愛玲的文史專家——來自華東師范大學的　倪　教授（陳按，華東師大的“張學”專家，請恕我孤陋寡聞，只知道有一位著名的　陳　教授，　倪　教授則還沒有聽說過），已經作為合作伙伴開始了紀念圖書館有關歷史資料的收集工作。”又據當年中國網所載妙文《可以吃的張愛玲》稱，“‘張愛玲紀念圖書館’的造型被登琨艷設計成漢字的‘孕’”，以突出張愛玲就是什么什么之“母”的深刻含義。又據宣傳，開工的那天特地選在我們中國傳統的祭祀祖先的清明節，也是含有深意的。　　

十分慚愧的是，盡管我一直生活在上海，還算是研究和講授近代文學史的人，但多年前我還不大上網，也不看那些小報，所以這個有關“張愛玲紀念圖書館”的陳年消息居然還是最近才第一次從網上知道的。我看后的第一感想是，阿拉上海“相關部門”對　于張愛玲　女士的關愛，確實是深得不得了哎！你想想，在這寸土寸金的大都市，稍北的地方，有某區政府重修掛牌的“張愛玲故居”；稍南的另一個區，又有新建的“張愛玲紀念圖書館”。一舊一新，相互輝映。一是“文化遺跡”，一是現代“設計作品”。一供人們緬懷瞻仰憶舊聯想，一供人們紀念讀書看電影查資料。想得何等體貼，何等周到；顯得何等顯赫，何等榮耀！而曾經有那么多作家，包括女作家，在上海生活過，誰還能有這樣高的待遇？即使偉大如魯迅也比不上啊！　　

據當年東方網報道，登先生“在接受海峽之聲電臺、新華日報等媒體記者采訪時激動地說：‘張愛玲紀念圖書館的設計和開工建設，既是我人生的一個意外，又是我一生當中最重要的一個階段的開始。我一直以來夢寐要做公共建筑，但……如果想在臺灣要做這些公共建筑機會不是很大。到上海……因緣有這樣一個機會能夠做真正的公共建筑物，而且是依托著張愛玲這個美名來做公共建筑物，這對我來說，我自己個人把它看得非常重要。……它有可能成為我人生最重要的作品。我常常說，我要蓋一棟建筑，要代表中國，要登上國際舞臺，那張愛玲紀念圖書館的工程，是讓我實現了這一個夢想。’”我猜想，這個“張愛玲紀念圖書館”會不會是登先生私人出資或籌款建造的？但我有點疑惑的是，舉世聞名的“張愛玲熱”，本來就是從臺灣省開始熱起來的，那里也有眾多“張迷”，那里的出版社還曾把她的作品列為“臺灣文學經典”（陳按，張愛玲并不是臺灣人，在臺灣沒生活過幾天，在臺灣也沒發表過幾篇作品，所以，這也是一種偽文化現象），　張　女士的所有著作版權也都歸了臺灣的出版社，但為什么登先生“想在臺灣要做”這個“公共建筑”的“機會”倒“不是很大”，反而要到阿拉上海來做呢？　　

不管是不是臺灣老板私人掏腰包出錢，我想，要在上海造這樣一個“公共建筑”，終歸是必須得到上海“相關部門”的“有關負責人”批準的吧？（我只知道，據東方網報道，開工的第一天是由“上海市盧灣區建設發展總公司”副總經理某女士下令“開鉆”的，那級別似乎太低。）那么，這個“張愛玲紀念圖書館”既然是一個要建立在我們上海的土地上的“公共建筑”，這個消息既然是在我們“官方”最大的報紙和很多重要“官方”網站上公開登載的，那么，我就還有一個更大的疑惑：這樣大的“受到海峽兩岸普遍關注”的建造一個“要代表中國，要登上國際舞臺”的“公共建筑”“紀念館”的權利，是誰給登先生和上海市盧灣區建設發展總公司的呢？那應該是要得到國務院批準的吧？那至少應該是要得到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舉手通過的吧？如果沒有經過這樣的程序就冒然向全世界宣布，算是怎么一回事？我覺得這應該引起全上海百姓和全國百姓的注意。　　

然而，同是一個東方網的同一篇報道，卻在“這是臺灣建筑設計師登琨艷先生來祖國大陸十二年之后推出的第一件建筑設計作品”一句后面，緊接著又說：這個紀念圖書館“也是上海第一個以文化名人冠以名稱，凸現其文化功能的住宅小區‘會所’。”看到這里讀者大概會驚呼起來：這不會是在開玩笑吧？這么“非常重要”的高規格的東西，怎么一會兒又變成了只是區區“住宅小區”的所謂“會所”了呢？這跟同一篇報道中說的“要代表中國，要登上國際舞臺”等等的豪言壯語，是多么地矛盾，多么地不相稱啊！不知道是東方網的報道記錯了呢，還是《人民日報》海外版等媒體不取這種說法，一刀將這一句砍了。總之，《人民日報》的規格最高，老百姓不得不仍然相信這是一個極其宏偉的文化建設工程。　　

但我又有一個重大的疑惑：這個令人激動的消息早在2002年就發布了，報道中又言之鑿鑿地說，到該年下半年該館的硬件部分就將全部完成，逾年人們便可以到該館“一睹真正的‘張愛玲’”了；但是，現在問了上海的很多朋友，都說不知道有此事。我在網上反復查，除了多年前的那么多報道外，也查不到此事的一點下文。奇怪，這件轟轟烈烈的大事最后就灰飛煙滅了？登先生的“這一個夢想”最終竟然沒有讓他實現，又成了他“人生的一個意外”了？或者，是原先說好出資的老板反悔了，不樂意給錢了？或者，是被比上海“相關部門”的“有關負責人”更高一級或幾級的“相關部門”及“有關負責人”所阻止了？這些皆不得而知。但我又想，當初那么多媒體那么熱烈地炒作此一新聞，為什么這么多年來就沒有一家再站出來再加以說明呢？對于這個據稱是“受到海峽兩岸普遍關注”的大事情，你們就能這樣不負責任嗎？至少，那多年前的連篇累牘的報道到現在還沒有從網上刪去呢！　　

這個曾經令某些人生發無限想象的既“像是一張揉掉的稿紙”、又“像是要堆砌一座孕育海派文化的蛋”的不可思議的東西，在上海和全國（海峽兩岸）喧鬧一陣之后，竟然就這樣不知所終了？作為一個上海人，我真不知道應該感到虛擾一場后的慶幸呢，還是應該感到被人胡弄后的悲憤。也許有朋友會說，既然此事過去甚久，人們也早就忘記了，那個“蛋”似乎又沒有產在上海，你還多說些什么，吃飽了撐的？但我想，一，這“蛋”到底有沒有產成，為什么沒產成，我們還不知道；二，現在沒產成，不等于以后就不想產了。因此，有些意見還是應該說一說的。因為那些報道，　那位登　先生的話中，反復最強調的都是所謂“文化名人”、“文化功能”，那么，我們就來談談有關“文化”方面的問題吧。　　

我認為，　那位登　先生敢于激情澎湃地稱張愛玲是“三四十年代紅極一時”的“文化名人”，那些眾多媒體居然一致認可和傳播這句話，那就等于是羞辱了所有的讀者。因為這是完全違反歷史文化常識的。鐵一般的歷史事實是：一，在整個三十年代，　張愛玲　小姐還根本就沒有在文壇上露臉；二，即使是四十年代，她也只有短短幾年曇花一現，也只能在淪陷區上海的一部分讀者中發“紅”，中國內地千千萬萬的作者、讀者是連她的名字也沒有聽說過的；三，在她所謂“紅極一時”時，也不過只發表了十幾篇小說；四，所謂“三、四十年代蜚聲海外”更完全是一種夢囈，。　　

　那位登　先生又尊奉張愛玲是“海派文化之母”，或是“海派文學之母”，就更是令人笑掉大牙的癡人說夢了，同時也是對“海派文化”或“海派文學”的莫大羞辱。難道源遠流長的“海派文化”或“海派文學”，是遲至1940年代以后，才由張愛玲這個“母”所“孕”出來的嗎？至　于登　先生把豐富多彩的“海派現代文學”稱之為僅僅就是張愛玲所“創造”的那種“甜膩戲弄”的東西，我想，海派現代文學作家多矣，他們會同意這樣的說法嗎？特別是，他們也會像你一樣認張愛玲是他們的“甜膩”的“母”嗎？你可以愿意讓　張　女士的東西“戲弄”，別人也都像你一樣愿意嗎？（“戲弄”是什么意思？如果查辭典，無非一是玩耍、嬉戲，二是調戲、玩弄。我也實在想不出來還有其他什么意思，很想　向登　先生請教。）　　

然而，以上還不是最主要的問題，我覺得最為嚴重的是，這種癡人說夢般的偽文化宣傳，怎么居然就可以公然登載在我們“官方”最大的報紙和眾多“官方”級網站上呢？這真是不可思議的奇事一樁！　　

以上如果有說錯了的地方，請批評、討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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