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戒》流毒必須清除--《鄭蘋如妹妹的述說》讀后感

楊瑩做了一件好事—〈鄭蘋如妹妹的述說〉讀后感

特約撰稿  莊壽倉

原載《香港傳真》

一個偶然的機會﹐讀到了一篇很解氣的采訪報導。從采訪人和被采訪者的行為﹑目的﹑談話的語言和社會背景﹐我完全不懷疑這篇報導的真實性。由此聯想和引申﹐使我悟出了一些道理﹐就是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文壇和醉心于文字創作的男女青年﹐對上世紀40年代﹐曾經紅極一時的女作家張愛玲的崇拜與追捧﹐和幾年前風靡一時的電影《色戒》﹐掀起的軒然大波而贏得了罕有的票房收益。二者都要歸功于傳媒的炒作。

先說張愛玲﹐她是上世紀40年代頗具才華又多產的女作家。還是12歲的女童﹐已經幻想地寫出了男女情愛的小說。她的祖父張佩倫是晚清清流派的主將之一﹐能言會道﹐筆下也來得﹐深得李鴻章欣賞﹐招他為婿。所謂的清流派就是在政壇高談闊論﹐狂妄自大﹐目中無人﹐又最擅紙上談兵的大忽悠。一旦真刀真槍﹐立馬丟盔卸甲﹐逃之夭夭。左宗棠﹑沈葆楨辛苦經營的馬尾船廠就毀在他手上。幸虧有老岳李中堂的庇佑﹐保住了性命﹐就他一任外放搜刮來的民脂民膏﹑金銀財寶已經足夠他享用下半輩子。張愛玲的父親是個吸食鴉片的浪蕩公子﹐母親是那個時代的新潮女性﹐與夫不睦﹐遠赴巴黎。張愛玲自幼是跟著父親﹑后母和姑母生活長大的。應該是個畸形家庭出身﹐不無影響她的心態﹐但畢竟是讀書人家﹐給她帶來了文學創作的基因。30年代末﹐她曾一度就讀香港大學﹐大概是珍珠港事件后返回上海﹐住在公寓里閉門創作﹐浮想翩躚﹐一時文思泉涌﹐寫下不少中﹑長﹑短篇散文和小說﹐大都刊載在《萬象》和《大眾》雜志上。她的文章構思奇巧﹑語言清新﹑詞藻凄艷又俏皮﹐甚至有些賣弄﹐以描繪淪陷區上海敵偽官場社會﹑家庭﹑人物著稱。在她筆下﹐一群在國難深重年月彷徨無主﹐醉生夢死﹐卑鄙萎瑣﹐過一天算一天的人物﹐被刻畫得活靈活現﹐入木三分。她熟悉這個圈子﹐她本人就是這圈子里的一份子﹐算是寫實吧﹐但不是批判現實﹐而是追憶﹐惋惜與留戀。

這個沒落貴族后代的張愛玲性情孤僻﹐穿著怪異﹐在當時的文壇也就紅了兩三年光景。有資料載當時有些滯留在滬的正直愛國文人很憐惜這樣的文才﹐作家柯靈就曾勸喻過她﹐希望她能收斂鋒芒﹐免致墮落。但是出人意料﹐這個望之高不可攀﹐性情孤傲﹐無人敢于向她示好求愛的單身女人﹐卻成了漢奸文人胡蘭成的獵物﹐始而登門拜訪﹐繼則登堂入室﹐再便就是肌膚之親﹐終于結親成婚。這個胡蘭成小有文才﹐能寫能說﹐是汪偽政府的宣傳部副部長﹐更主編兩份漢奸報紙宣傳“大東亞共榮”。胡比張大十多歲﹐他的漢奸身份﹐家有妻室﹐身邊情婦不斷﹐張愛玲完全知曉﹐并不在意﹐說明她視個人情欲重于操守和家國命運。她在《雙聲》一文中就說過﹕“……以西洋同中國現代的文明比起來﹐我還是情愿日本的文明好”。而她的所謂的“日本文明”正是在她身處的這塊國土上殺人放火﹑奸淫擄掠的法西斯暴行。張愛玲的漢奸心態﹑情結在此昭然若揭。2009年她的遺物托管人的兒子發表了她的《小團圓》一書﹐在書中她稱胡為無賴人。這一稱謂倒也恰當﹐即使胡蘭成不做漢奸﹐就人品而言也是個無賴。他們的好景不長﹐到了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漢奸胡蘭成成了躲避搜捕的喪家之犬﹐在浙江一帶小城小鎮到處逃竄。按照一般人處世﹐此時正是張愛玲脫身之時﹐畢竟她只是漢奸之妻﹐并無漢奸罪行。但張愛玲又是特意孤行﹐明知逃竄中窮困潦倒的胡蘭成身邊情婦不斷﹐還幾次三番去看望胡﹐周濟他。這一難以想象的事﹐直到讀到她1950年寫成﹐并經多次修改﹐直至1978年才出版的《色戒》﹐才略約體會到她30年來仍然留戀這段她自以為是愛的情欲。這一情欲在《色戒》中是隱約的﹐在《小團圓》里卻十分的露骨?？陀^評價《小團圓》這一中篇是張愛玲多部著作中最次的一篇﹐情節混亂﹐語言陳腐﹐已不復當年的犀利清新。書中毫無顧忌地表露了她既企望這個無賴人的到來﹐更渴望他給予她情欲的滿足。作為人生的一段情欲﹐她不吐不快﹐明知不是件體面的事﹐她躊躇再三﹐雖然生活拮據﹐需要稿費維持﹐在她生前始終沒有勇氣發表。當今娛樂八卦書刊上常有這么一句話叫做“男人不壞﹐女人不愛”﹐是對女性的侮辱﹐只有同壞男人一樣心態情欲的女人才會愛上壞男人﹐這叫臭味相投﹐物以類聚。

張愛玲寫《色戒》這段陳年舊事是在1950年﹐距故事的發生時隔十余年﹐中國已經經歷了兩次的歷史大變革﹐一是抗日戰爭的勝利﹐二是新中國的成立。她又用了30年功夫多次修改這個短篇﹐同另外兩個故事集成《惘然記》﹐直到1978年才出版。在卷首語她寫下了這樣的話“這個小故事曾經讓我震動﹐因而甘心一遍遍修改多年﹐在改寫的過程中﹐絲毫沒有意識到30年過去了﹐愛就是不問值不值得”?？梢姰斈晁秊榍橛尒o委身為漢奸之妻﹐自以為是她終身放不下的情愛﹐是值得的?！渡洹分幸磺腥宋锖桶l生的事和心理描述都出于她自身的感受﹐對于她來說是刻骨銘心的﹐乃至于終生不忘。張愛玲有一自以為得意的金句﹕“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虱子。”她至死沒有從身上脫去這襲爬滿虱子的袍。幾位抗日志士的英勇而魯莽的行為以及慘遭殺害﹐她都是清楚的﹐也許她曾經為之震動﹐雖然她不屑為﹐也不敢為﹐但作為一個中國人﹐她多少應存有崇敬之心﹐所以她在《色戒》里借女主角王佳芝的抗日情懷掩蓋自己情欲的丑惡。曾經參與批判電影《色戒》的王小東說得好﹕“當張愛玲糟蹋鄭蘋如時﹐她的心理是很陰暗的﹐這里面既有漢奸婆對先烈的那種心理﹐也有丑女對美女的陰暗心理?！弊掷镄虚g﹐全篇中的敘述在關鍵地方又都是含糊的﹐畢竟張愛玲還不是個黃色小說家﹐她是讓讀者去領會﹐為自己漢奸心態﹑情欲之丑披上了一層虛幻的薄紗。惟其如此也就迷惑讀者而贏得對她才情的欣賞。在她的作品《我的文章》中有一段不打自招的話語﹕“一般所說﹐‘時代的紀念碑’那樣的作品﹐我是寫不出來的﹐也不打算嘗試……我的作品里沒有戰爭﹐也沒有革命。我認為人在戀愛的時候﹐是比在戰爭或革命的時候更素樸﹐也更放恣的”。真的沒有戰爭﹖那是徹底的謊言﹐《色戒》一書和她多部著作的背景都是戰爭﹐是中國有史以來歷時最久地域最廣﹑殺戮最殘酷的戰爭。書中的反面人物便是投靠日寇的大漢奸特務﹐為要刺殺這個漢奸﹐女主角費盡心思接近他﹐而在關鍵時刻﹐一位抗日勇士居然會被一只鉆戒所感動﹐放走即將捕獲的獵物﹐動機與行為的矛盾有這樣的可能嗎﹖這就是張愛玲表述的所謂素樸﹐而放恣而為情欲所驅使。

真正全面﹑徹底體會﹑領悟張愛玲陰暗心理的是二戰后出生的編劇﹑導演李安。他用現代電影的手法和科技手段把張愛玲心底深處的情欲淋漓盡致的作為鮮花奉獻給電影觀眾。李安曾經在境外回答記者對《色戒》電影質詢時說過這樣的話﹐這樣的電影只有他來拍才可以通過。李安的這句話道出了他自己的心聲﹐語帶雙關﹐在政治上他是臺灣眷村出生長大﹐在美國接受電影藝術教育﹐他沒有民族國家概念﹐他的作品既不受中國意識形態主管部門的審查﹐也不受香港﹑東南亞地區對黃色三級片的約束﹐一句話可以盡情發揮他對張愛玲《色戒》的潛臺詞﹐隱晦﹑情欲的理解﹐再加以充份的展示。

果如其言﹐電影《色戒》在香港上演時很受觀眾青睞﹐一是張愛玲原著﹐二是李安導演﹐三是院線宣傳﹐傳媒炒作。初初幾日幾乎一票難求﹐座無虛席﹐一周以后﹐場上觀眾已經寥寥可數。

電影故事的背景是抗日戰爭的淪陷區﹐香港年輕的一代己不大知道這段歷史﹐自然不會去聯想故事的藍本﹐更不會去追索影片主人公的真人真相和原型。作為成人電影來看﹐床上鏡頭似乎又還嫌不夠過癮。所以一陣風過后也就沒有多少人去探討研究。這部電影的真正市場還是在神州大陸和故事發生地的上海。上演之際似乎又掀起了一陣張愛玲熱﹐加上李安的知名度又獲得國際獎項﹐在國內確實火紅了一陣。于是引起了當局的重視﹐不得已下令刪節了多處情欲鏡頭。與此同時有不少人看出了影片的癥結不僅在于黃色鏡頭﹐紛紛座談撰文批評這部電影對抗日仁人志士的污蔑﹐也都義憤地指出《色戒》作者﹑導演所虛構的王佳芝其實是抗日烈士鄭蘋如。也還有些人則把焦點放在情欲情節上﹐越是當局下令刪去的鏡頭情節﹐越是使人要追求原版。于是香港影像商店以“一刀不剪”來招徠顧客﹐推銷影碟。

文學﹑藝術創作﹑一篇文章﹑一首詩詞﹑一幅畫﹑一張字﹑一件雕塑﹑一段唱腔或道白﹐無一不潛藏﹑滲透著作者扮演者本人的個性﹑喜好﹑情緒﹐也就是說作者本人的內心世界必然會反映在其作品上﹐從而形成流派和風格。作品的讀者﹑欣賞者也因自己的性格﹑喜愛而傾心于比較接近自己的作者的作品。如果沒有電影《色戒》﹐光讀張愛玲的短篇《色戒》﹐或許只把它當成一段故事來讀﹐而在李安﹐他就完全理解《色戒》想講而講不出的隱秘﹐于是用電影的手法把它一一鋪陳出來﹐而且用自己的體會盡情地來表達原著的意向﹑情節﹑潛臺詞。李安電影里虛構的情節完全符合張愛玲原著精神。張愛玲原著是一只鉆戒引發了女主角所謂恣放的愛而改變初衷﹐放走了漢奸。李安則是用丑陋惡心的床上戲來轉變一個抗日志士的民族氣節﹐買鉆戒只是一個刺殺漢奸的情節安排。一個上世紀20年代出生的人與50年代出生的人是心有靈犀。

李安既用電影的藝術處理來引誘小部份人的好奇﹐又刻意把自己的內心世界幻想的東西鋪陳給觀眾。這令人聯想到李安的成名電影《喜宴》﹑《斷背山》等﹐都是描述性取向不正常的男女之間的故事﹐而且刻畫得是那樣的深刻到位﹐只能說他本人也精于此道﹐醉心于此﹐體會深刻﹐否則是表現不出來的。

對待一件文藝作品﹐我們并不能要求件件﹑篇篇都有教育意義﹐但要求它無害﹐給人以美的享受而非丑惡﹐能夠給人在繁重工作生活之余帶來一笑﹐帶來輕松愉快﹐便是有益。

近些年來﹐我們的電影﹐特別是電視連續劇﹐歷史題材占相當的比例。歷史人物的塑造從正史﹑稗官野史上我們能見到的數據畢竟有限﹐某些情節﹐某個段落﹐特別是對話不可能都找到根據﹐因此虛構是允許的﹐有時也是必要的。只要虛構是順應主題情節的發展﹐就是補充﹑是充實﹑甚至是完美。如果這故事﹑人物全部是虛構的﹐沒有藍本﹐原型﹑影射﹐那是另一回事。張愛玲﹑李安是以鄭蘋如烈士為原型﹐把她描繪成王佳芝一個因情欲而變節的叛徒﹐是對中華民族精神的踐踏﹐是對烈士的污蔑﹐是為中國人所不能容忍的。香花毒草之別就在于此。

中華文化的傳統是講氣節﹑重操守﹐張愛玲筆下的《色戒》再清新再富有文學氣息﹐李安執導的電影《色戒》再藝術再獲大獎﹐也正是空軍指揮學院郭松民所指出的﹐不過是“戰爭廢墟上的罌粟花”。郭在文中還說﹕“中國的文學批評有一個很好的傳統﹐即既談文﹐又論人﹐把“人”和“文”相統一﹐將別是在涉及民族大義和民族氣節時﹐一點也不含糊﹐態度鮮明﹐立場堅定。”秦檜是南宋文化鼎盛時期的狀元﹑宰相﹐其書法﹐文章想必十分出色﹐至今卻無一紙留存﹐只落得長跪精忠墓前遭千萬人唾踐。被他一伙害死的岳飛﹐一位行伍出身39歲就英勇就義的職業軍人﹐其詞“滿江紅”為千古吟誦﹐其書法行草“還我河山”和“諸葛亮前后出師表”碑石一再翻刻﹐留存至今千年不朽。

傳媒炒作追求的是新鮮和刺激﹐李安的電影風靡一時﹐收到滿意的票房﹐得了大獎﹐心滿意足﹐根本不在乎正義的批評與指責。張愛玲的《色戒》再版﹐光盤暢銷﹐在廣大讀者群中又一次掀起了張愛玲熱﹐早些年的近代百人作家評選﹐張的名次幾乎與魯迅并駕﹐甚而至西方文人認為中國無文學﹐唯一的文學家是張愛玲。如此“忽悠”迷惑了不少青年讀者。遺害之巨﹐不容忽視。

我們有不少讀者﹑作家﹑評論家在網上﹑雜志上寫下了批判《色戒》和改編的電影﹐都是有力有據的。烈士早就魂歸故土﹐烈士沒有后代﹑親屬來為她申訴﹐鄭蘋如烈士與電影里的王佳芝混淆不清﹐流毒必須清除﹐但又沒有過硬的材料加以說明﹐去追求真實﹐弄清真相。終于有些有心的朋友﹑讀者和觀眾對此耿耿于懷﹐認為真相不明﹐余毒未清﹐如骨鯁在喉﹐他們非為獵奇﹐而是尋尋覓覓﹐必得查清史實﹐復事情真相﹐還烈士清白。本文將提到的楊瑩女士就是其中一位。她費盡了心思查資料找線索﹐更著重在查訪烈士有無親人尚在人世。

大概是緣份﹐上天沒有辜負她的執著﹐她費盡心力終于找到了鄭蘋如烈士的胞妹﹐現尚健在的烈士的唯一親人鄭靜芝女士（原名﹕鄭天如）﹐又遠涉重洋專程到洛杉磯哈仙達市一個華人老年公寓拜訪了這位可親可敬的80多歲獨居老人﹐聽她娓娓談敘鄭蘋如烈士家一門忠烈的故事﹐讓廣大讀者真正了解烈士的英勇就義﹐而生崇敬之心。整個中國的抗日戰爭犧牲軍民三千多萬人﹐恐怕有不少像鄭蘋如這樣的無名烈士己經湮沒在歷史的塵封中﹐甚至有些至今還被人作為反面人物來看待﹐而這些忠魂烈士正是中華民族賴以永存的脊梁。

鄭蘋如妹妹的述說
鄭靜芝口述  楊瑩整理

2009年9月21日﹑23日﹐鄭靜芝女士和筆者兩次談話。本文根據錄音歸納﹑整理﹐未經本人校閱。為使讀者更容易看清楚﹐添加了分段小標題和文字中很少幾個帶括號的提示。

鄭靜芝﹐又名鄭天如﹐鄭蘋如烈士的妹妹﹐如今獨自居住在美國洛杉磯東部哈仙達市（Hacienda）一個華人老年公寓。鄭靜芝女士是一位溫文爾雅﹑身帶貴族氣質的時尚老人﹐她皮膚白晰﹐燙過的短發一絲不亂﹐可以看得出年輕時相當漂亮。在我拜訪前﹐老人病了十幾天﹐一見面就反復道“對不起”﹐說因為生病﹐家里很亂。其實就我觀察﹐對于一個80多歲獨居的老人而言﹐家里相當整潔﹑舒適。

在鄭女士娓娓道來的回憶中﹐她對烈士姐姐的痛惜﹐對父母雙親的敬重﹐對以往溫馨家庭的懷念﹐溢于言表。

“教忠有方”
我父親在留學日本時﹐就參加了革命黨的同盟會﹐主要是跟于右任老先生一起做事﹐他們兩個感情非常好﹐可以說像兄弟一樣﹐大家不分彼此。我后來幫于右任老先生在監察院工作﹐有時爸爸他們的革命黨朋友來探訪﹐于老先生就會叫我進去﹐介紹說這是誰誰的小姐。爸爸的朋友說﹐妳的媽媽好像是……﹐不講下去了﹐我就說我媽媽是日本人。噢﹐妳是日本太太生的。我就笑笑說﹐我爸爸窮的很﹐只有一個太太呀。我在老先生面前真的是比較輕松的。

說回來﹐那時可能是滿清政府吧﹐我父親在日本參加革命黨﹐主要負責幫助留學生。我母親是日本人﹐也幫忙我父親和革命黨做事情。父親在日本是學法律的﹐后來我看他的履歷﹐有幾位寫小說的告訴我﹐因為要在日本主持革命黨協助留學生的工作﹐為了能合法待在日本﹐爸爸在日本連續讀了兩個大學學歷。爸爸在文學方面很有研究﹐日文很不錯﹐幫留學生寫論文什么的﹐幫忙把論文翻譯成日文﹐提供一些經濟資助。爸爸博學多才﹐對《易經》也很有研究﹐有好多人都很欽佩我爸爸﹐問他運程什么的。爸爸回國比較晚﹐是在（辛亥）革命成功后。

我家一共五個孩子。大姐真如生在日本﹐蘋如是我二姐﹐她是否生在日本我就不知道了﹐大我不到十歲﹐對人很客氣﹐總是笑嘻嘻的。她犧牲時有人說26歲﹐有的說23歲﹐我們家里說是23歲。我大哥海澄是老三﹐后來當空軍飛行員犧牲了﹔二哥南陽是老四﹐學醫的﹔我叫天如﹐是家里的老么﹐最小。那時主要都是姐姐在照顧我﹐媽媽主要幫忙照顧爸爸和他的朋友。爸爸對媽媽很尊敬﹐兩人感情非常好。

媽媽是日本人﹐她家里的具體情況我不太清楚﹐她從來不提﹐大概是那種日本武士道家庭吧﹐她講話偶而會流露出來﹐好像與政府有一定關系﹐說的難聽點﹐也許屬于后來慢慢衰敗下來的貴族。我們有一個表舅﹐在日本皇宮里當醫生。媽媽是家里的老九﹐媽媽嫁給爸爸時﹐跟家里也鬧革命了﹐她家里反對她嫁給中國人﹐把她的名字從戶籍中取消了。后來﹐只有媽媽的大哥偷偷與媽媽來往﹐好像他大媽媽20歲。

媽媽不太說話﹐很安靜。后來我才知道媽媽很了不起﹐在日本時就幫了爸爸很多忙﹐為革命做了很多事﹐但她從不多說話﹐很謙虛。我到了臺灣以后才知道﹐媽媽的中文非常好﹐可以寫中文信。媽媽去世的時候﹐蔣中正專門給題了一幅字﹐“教忠有方”﹐四個大大的字。上海淪陷時﹐人家問媽媽﹐妳是日本人﹐現在日本跟中國打仗﹐妳怎么看﹖媽媽說我嫁的是中國人﹐姓中國姓﹐孩子也是中國姓﹐姓什么﹐就是什么地方的人﹐也是中國人。媽媽非常要面子。到臺灣后﹐我幫于右任老先生做事﹐在監察院管外交公關。有一次去日本大使家玩﹐他們開車送我回家﹐大使太太說順便來看媽媽﹐她們都認識﹐也很熟。剛好媽媽在家里弄花草﹐穿了一件普通旗袍。大使太太一走﹐媽媽就罵我﹐妳怎么可以這樣﹐不事先打招呼﹐多丟我們中國人的臉。她很少罵我。

父親后來在上海的法院里做事﹐做到首席檢查官。法院在公共租界里﹐叫特區法院﹐主要審判在上海犯罪的外國人。我父親雖然不是做政府工作﹐但和政府還是有來往的﹐他的許多朋友都在政府里的。后來聽說父親另外給政府做工作﹐至于父親給政府做過什么事情﹐之前我不曉得。這是重慶的一個材料﹐上面說到父親給政府做地下工作﹐這兒蓋著中華民國的印章﹐不可能是假的﹐上面有我父親和姐姐的事情(中央撫恤委員會發布褒獎令說﹐“鄭鉞同志蟄居上海﹐暗中指揮地下工作﹐并令其長女蘋如實行鋤奸﹐后遭敵偽毒手”)。[1] 其實他們搞不清楚﹐我父親和姐姐做的事情是單獨分開的﹐他們之間沒有聯系。

我二姐比較活潑﹐初中的時候就寫墻報﹑寫傳單﹐打倒日本什么的﹐很愛國。我母親也不管﹐由得她們去做。我那時雖然很小﹐但是還記得﹐有次家里突然來了一些縫紉機﹐姐姐和同學們一起做衣服﹐說是給傷兵做衣服﹐大哥和二姐都很積極。后來兩個哥哥去日本留學﹐是官費留學﹐大哥學航空﹐二哥學醫﹐照理和父親會有一定關系。父親是租界法院的清官一個﹐我們家里的生活不很富裕﹐可是生活很平穩﹐是很正常的家庭。就是有一點﹐我們的家教非常嚴﹐父親好說話﹐但管我們小孩子很嚴﹐我一直就覺得我們家很特別。比如父親哪天拿了一樣東西回來﹐也許是水果﹐這個東西很好吃﹐父親不說給我們﹐我們都不會要﹐他說你要吧﹐拿去吧﹐我們才會要。我父親非常愛小孩﹐可能我是最小吧﹐父親對我特別好些﹐對哥哥﹑姐姐差不多﹐都是很嚴格的。到臺灣后﹐有一次監察院女同事來我家玩﹐我們在外面大聲聊天。過了一會兒﹐媽媽就把我叫進去說﹐妳講話不可以這么輕松﹐如果再這樣﹐我就不是叫妳進來﹐而是要到外面當著妳朋友的面說妳了。我們家就是這樣的﹐家教很嚴。

姐姐做這些（反戰抗日）事﹐受我表舅的影響很大。表舅姓阪﹐媽媽來到中國以后﹐他也來到了上海﹐還改姓中國姓﹐叫徐耀中﹐學講中文﹐學京戲﹐后來還娶了個中國太太﹐但沒有孩子﹐所以他很喜歡我們家的小孩子。日本和中國正式開戰以后﹐表舅來到我們家﹐不進來﹐只站在門口跟家里傭人說﹐告訴他們﹐我以后不會再來了﹐因為我是日本人﹐你們是中國人。然后他就做日本人的事情﹐開會反對戰爭什么的﹐姐姐后來就是常常參加他們的會議。表舅雖然不再來我們家里﹐但對我們小孩還是很好﹐有時在路上看到我們﹐經常給我們一些好吃的東西。他很喜歡我﹐可能我是家里最小的吧。

后來二姐讀法律﹐認識一個男同學（嵇希宗）﹐這個姓嵇的男同學年紀很大﹐他的女兒跟我差不多大。他想到我家來﹐向父親請教法律問題。一般情況下﹐姐姐的女同學來家里都要被問來問去﹐更不要說男同學了。我當時想﹐這下連祖宗三代都要被查了。那個人姓嵇的同學來到我家里﹐見到父親就鞠躬﹐表現得很尊敬﹐向父親請教了一大堆的法律問題。后來聊天才知道﹐原來他是陳立夫堂弟的朋友﹐我父親和陳立夫都是革命黨﹐也認識﹐所以父親允許讓他經常來家里了。

那時姐姐和表舅很接近﹐他們都是反對日本和中國戰爭的。后來我才知道﹐原來姐姐是想幫中國的忙﹐她常常接近舅舅﹐就是想從反對戰爭的日本人中幫忙中國探聽一些消息。舅舅的身份我實在不知道﹐在日本我們有好多親戚﹐我曾經調查﹐結果一個字都調查不出來﹐他們不給我。還是有個寫書的日本人﹐幫我找到媽媽家在日本的親戚。

舅舅和姐姐都是反對日本和中國戰爭的。那時候日本人分成兩派﹐一派是軍人﹐東條呀﹐部隊的﹐是要打仗的﹔另一派的是首相﹐是天皇的助手那一派﹐反對日本和中國戰爭。我姐姐經常跟這一派反對戰爭的日本人來往﹐參加他們的聚會。姐姐是日本血統﹐日文很好﹐他們日本人也不避諱﹐姐姐很懂得應付。姐姐把從日本人那兒聽來的消息﹐告訴姓嵇的﹐其實他是國民黨中統的﹐陳立夫是中統。我記得那時候姐姐沒有參加什么中統﹐應該是最末了才參加的。姐姐的條件是不管怎樣﹐你中統不能泄露我的名字﹐我幫你們忙﹐一有消息就告訴你們﹐可是你們千萬不能有底子。

其實姐姐在日本人之間來往探聽消息很不容易﹐又要上學﹐又要怕我爸爸管。我們家里的家教很嚴﹐爸爸永遠是家里的頭﹐雖然是交給媽媽管家﹐但爸爸一回家就要問﹐誰誰誰表現得怎么樣。爸爸人緣很好﹐對外面的老百姓很好﹐他們有事都來找他﹐就是有一樣﹐我們家里的家教很嚴﹐對跟什么人來往﹐特別是女孩子﹐管得很緊。記得有一次﹐我們萬宜坊的鄰居家﹐從美國來了個親戚﹐帶了個電吉他﹐她家的女兒跟姐姐是朋友﹐約好晚上讓姐姐過去聽。吃過晚飯﹐大概七點鐘左右﹐姐姐準備去﹐爸爸就不準她去。姐姐說﹕都約好的﹐去幾分鐘就好啦﹐否則太不好意思了。爸爸嚴肅地說﹕不要去就是不要去。我當時在旁邊聽了﹐覺得爸爸好嚴厲。

后來汪精衛要叛變﹐姐姐從日本人那里聽來消息﹐就告訴姓嵇的﹐馬上通知重慶了。重慶說不可能呀﹐蔣介石下來就是汪精衛了﹐是二號人物﹐怎么可能﹖姐姐又去問那些日本人﹐結果是真的﹐真的有人逃走了。這樣類似的事情﹐零零碎碎太多了。姐姐做的都是反對日本戰爭方面的事情。

挺身而出
那時候中國有個游擊隊﹐很大很大的司令﹐叫熊澗東。中國那時候好多地方都淪陷了﹐安徽沒有淪陷﹐游擊司令說起來都跟搞諜報的﹑中統局有關系。游擊隊司令被76號給抓到了﹐被關起來了﹐說要槍斃。有一天﹐游擊司令的太太來到我家﹐她個子不高﹐胖胖的﹐年紀有三四十歲﹐人家說她本事大得很﹐身上有兩把槍﹐開來了三部車﹐聽說很厲害﹐后面都有機關槍﹐我不曉得﹐是聽說的。那時姐姐已經幫他們做事了﹐也認識他們的人了。她一進門第一句話﹐我記得很清楚﹐那時我13歲了﹐她一上來就對姐姐說﹕鄭小姐﹐妳的身份暴露了。她講“暴露”﹐當時我覺得“暴露”這兩個字很奇怪﹐所以記得非常清楚。姐姐就看著她﹐一直沒說話。她說﹐我沒辦法﹐我要救我丈夫﹐同時游擊隊也很需要他﹐那么多人。我去找了漢奸的頭﹐就是那個姓丁的﹐他要認識妳。姐姐就一直不說話。司令太太說丁默邨作過妳的校長。姐姐一個初中生﹐怎么能跟高中校長認識﹖姐姐一直沒說話﹐只是看著司令太太。丁默邨給司令太太開了三個條件﹐一個是要他們的副司令﹐副司令叫張瑞金﹐因為人家張瑞金很聰明﹐聽說抓權抓的很厲害﹐比熊澗東司令還厲害﹔第二個是有一個女的﹐常常跟另一派日本人在一起﹐長得很漂亮﹐有人說是日本人﹐有人說是中國人﹐對我們非常非常不利。司令太太就說﹐她是你的學生呀﹐我們熟的很﹐她是中國人。就這樣﹐她把姐姐給供出來了。丁默邨說我一定要認識她﹐妳給我這兩個人﹐我就放了司令。他一共提了三個條件﹐還有一個條件我不記得了。司令太太說﹐我為了救我丈夫﹐沒辦法呀﹐張瑞金已經給弄走了﹐是吃東西放上麻藥﹐已經給76號送過去了。丁默邨說要認識妳﹐現在怎么辦﹖其實你們認識了也好﹐對妳爸爸也好﹐不然妳爸爸每天上班下班﹑進進出出的也不安全﹐對妳們家也好。那時候﹐我父親已經是首席檢查官﹐院長也沒有了﹐手下有兩個庭長﹐一個管民事﹐一個管刑事﹐不知民事還是刑事的庭長﹐就是郁達夫的哥哥﹐叫郁華﹐被他們暗殺打死了。他家里也都是愛國的﹐他太太在幫忙傷員服務時﹐耳朵都被炸壞了。郁伯伯死了﹐我們家的人都很傷心﹐我當時小﹐不太曉得﹐看到爸爸媽媽很傷心﹐因為我們大家都很熟﹐姐姐知道后心里也很氣。但是無論怎么說﹐在那個時刻﹐76號離我們家根本遠得很﹐沒有什么關系﹐而且他們已經開始殺人殺得不得了了。司令太太說他們就想要認識認識妳﹐怎么樣﹖我們就等妳回信。姐姐就一直不說話﹐后來說讓我考慮考慮。這樣講完﹐司令太太說我等妳消息﹐就走了。

姐姐馬上把情況告訴姓嵇的。姓嵇的就跟陳立夫堂弟講了。陳立夫的堂弟叫陳寶驊﹐當時是在上海主持的頭﹐姐姐以前不認識他﹐就是這次才認識的。他跟姐姐說﹐重慶有消息來﹐要把丁默邨這個人去掉﹐這個人太危險了。這根本都是很晚發生的事情﹐書和文章什么的都講﹐好像姐姐很早就認識姓丁的﹐根本不可能。我那時13歲﹐我記得很清楚很清楚的。我姐姐和哥哥都是愛國的﹐我小時候也是愛國的﹐幫助他們做過事。陳寶驊說妳認識他以后﹐要想辦法把他騙出來﹐在外面才能把他殺掉。就是這樣才會有姐姐要去騙他出來。后來他們見過兩三次面﹐每次都有姓熊的司令太太在邊上。后來要動手的時候﹐當然熊太太不能在場。姓嵇的帶來一個姓陳的﹐叫陳彬﹐他們暗殺部分都由不同人負責﹐陳彬這個人手下是動槍的人。姓陳的就到我家里來﹐本來是不可能來家里的﹐應該那時候我父親已經知道姐姐做的事情了。郁華郁伯伯出事后﹐姐姐就跟爸爸攤牌了。本來我爸爸以前很不高興我姐姐﹐我不知道為什么﹐總是父親覺得他這個女兒有什么事情﹐對她很嚴厲。到后來兩個人感情很好﹐因為爸爸已經曉得姐姐干的事情了。后來另外一個庭長也給他們殺掉了。死得很可憐﹐是用斧頭砍死的。他的兒子是臺大的校長﹐叫錢思亮﹐錢思亮的兒子就是當大使的﹐叫錢復﹐報上從來都不登。76號的人真是狠毒。

就這樣﹐姐姐借機會認識了姓丁的﹐這是發生在很后面的事情了。妳說當時的一個初中生﹐怎么可能與校長有什么關系呢﹖當然姓丁的這種人有錢﹐兩人認識以后﹐要送東西給姐姐。姐姐就說那送我皮大衣吧﹐因為賣皮大衣的那個地方﹐馬路很寬﹐很安靜﹐方便行動。姐姐跟中國方面已經說好了﹐動槍的那天是24號﹐也就是兩人認識以后短短幾天。根本不像外面的那些書上亂說﹐什么在跳舞廳門口等﹐根本不可能﹐也不需要。因為我記得很清楚﹐都是在我家里發生的事情。

那天汽車停在了皮衣店門口﹐時間很短﹐人根本還沒進去﹐小說上說的給錢什么的根本沒有﹐人要是進去了﹐就不容易打了﹐一定要在外面。人要進去的時候就開槍﹐當時不知道出了什么情況﹐負責開槍的兩個人中的一個人槍壞掉了﹐打不出子彈﹔另一個全打在了汽車上﹐沒打到人﹐失敗了。那是民國29年12月。那個時候我們在家里頭﹐已經聽姓嵇和姓陳的兩個人說﹐中統的人在上海被抓了80幾個人。姐姐兜了幾個圈子回到家里﹐姓丁的打電話到我家﹐讓姐姐去自首﹐說即使我放過妳﹐我手下的人也不答應。結果姐姐就和姓嵇的及陳彬商量。我始終懷疑這個陳彬已經叛變了﹐他手下一個人的槍子彈卡住了﹐不能打﹐一個子彈全打在汽車上﹐這不可能嘛﹐一定會有一槍能打到人身上。姓嵇的告訴姐姐說﹐妳不要管﹐快逃走。姐姐說爸爸年紀大了﹐還有這么一大家人﹐我不能走。姓陳的就說﹐不要緊﹐不要緊﹐妳去自首﹐法律上自首的判刑都會減輕﹐況且我們里面有人﹐說不定在里面還能打死他。我那時候年紀小﹐在旁邊聽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危險﹐覺得跟演電影一樣。姐姐那時是抱著犧牲自己的精神﹐決定去自首。

25號那天她跟媽媽說﹐不要在家里做飯了﹐咱們出去吃吧﹐就陪媽媽和我們一起出去吃飯。父親在上班﹐沒有一起去。26號下午三點半﹐姐姐走了。姐姐要走的時候我知道﹐我不記得我自己是怎么樣表情﹐只記得我大姐的女兒 — 大姐結婚三年就去世了﹐小外甥女由媽媽帶大﹐抱著姐姐哭呀哭呀﹐不讓她走。我也不記得那時是不是知道姐姐去自首﹐還是逃走﹐不過我記得那時候我贊成姐姐逃走﹐逃走只是一段危險的路﹐過去之后就是游擊隊了﹐就可以送到內地了﹐就安全了。我學醫的二哥知道姐姐是去自首的。

英勇犧牲
姐姐走了﹐后來寫過兩封信給家里。媽媽心里很難過﹐但也不說話。爸爸也不說話。爸爸平時下班都是六點多﹐26號那天回來特別早﹐四點半﹑五點就回來了。平時爸爸下班回來﹐都會很和譪地摸摸我的頭﹐問乖不乖呀。26號那天一回到家﹐就和媽媽講日語。爸爸平常跟媽媽在我們小孩子面前從來不講日文﹐除非兩個人有什么事﹐關在房間里才講日文。我不太懂日文﹐哥哥姐姐們都懂﹐我大概的意思能聽明白。爸爸馬上問媽媽姐姐在哪里﹐然后就不再說話﹐回到自己屋子里就起課。爸爸會《易經》﹐會算命﹐還挺準。我就聽見這么一句話﹐“唉呀﹐從此以后我們見不到了?！?/p>

姐姐走了以后﹐家里的氣氛很沉悶﹑很沉悶。我們全家人都心里難過﹐但是大家也都不說出來﹐都如常生活。我每天放學回家﹐就希望能有什么動靜﹐結果一直也沒有消息。我知道﹐如果爸爸答應去投降﹐他們一定會放回姐姐的。但是有一樣﹐汪精衛政府里有的人也很恨我爸爸﹐爸爸是清官﹐跟他們不同﹐姐姐做這樣的事﹐他們很恨?？墒侨毡救撕芟胛野职秩プ鍪漏o日本人盯得很緊﹐派個律師叫陳紀鳳﹐來過兩次﹐勸說爸爸給日本人做事。當然爸爸一直沒有答應。

就這樣﹐日子一天天地過去了。2月份的一天﹐離姐姐走以后兩個多月﹐我放學回家﹐看到爸爸媽媽兩個抱在一起痛哭﹐我的小哥哥靠在墻上哭﹐是有人告訴說姐姐已經犧牲了。我那時候很氣憤我的小哥哥﹐沖上去埋怨他當初為什么不勸姐姐逃走﹐我年紀小不懂﹐你年紀比我大呀﹐你不應該贊成姐姐去自首?，F在想也許他心里有苦衷﹐可能是冤枉他了?，F在想起那天的情景﹐心里還是很難受。

后來最最難過的一件事﹐就是姐姐的尸首。76號人找我們家要錢﹐給了錢才能領回姐姐的尸首。他們要很多的錢。那時上海都被封鎖了﹐我們家沒有錢。姐姐出事以后﹐日本人把我們家的保險箱什么的都封鎖了﹐是我陪媽媽去清點的保險箱﹐所以記得很清楚。結果﹐我們家拿不出錢﹐所以姐姐的尸首也沒有領到﹐至今也不知道在哪里。

大陸方面沒話說﹐在上海福壽園給姐姐立了一個雕塑﹐雖然姐姐是國民黨﹐但還是把姐姐當烈士﹐那時候反對戰爭也不分什么黨派的。本來要給姐姐做個墳的﹐可是什么都沒有﹐找不到姐姐的遺骨﹐就立了個雕塑。我現在想起來﹐心里還是很難過。這是我心里很難過的一件事情。

原來在上海的時候﹐日本方面有個做情報的﹐叫花野吉平﹐很喜歡我姐姐﹐他們那時候都是四﹑五個人一起開會﹐沒有機會單獨相處。川島芳子手下有個很厲害的女間諜﹐叫渡邊的﹐喜歡花野﹐很嫉妒姐姐。姐姐犧牲以后﹐她就一直盯著我們家﹐不放過我們家﹐跟我們家搗亂。有一天我放學回家﹐發現兩個男人跟蹤我﹐我很害怕﹐就跳上有軌電車﹐跟司機說有人要綁票。那時候愛國的人很多﹐我在司機幫助下才逃掉跑回家。我也不懂為什么要綁票我﹐可能是跟我爸爸有關吧。

一門忠烈
后來珍珠港事件發生﹐租界也沒有了﹐我爸爸就開始逃難了﹐在上海的朋友家里東躲西藏﹐都是我陪著﹐前后有一年多時間。

那時候我爸爸在上海給重慶做一件事﹐幫助過很多人﹐幫助他們逃難到重慶去。很可惜﹐我把爸爸的名冊弄丟了。那個時候上海淪陷了﹐但租界還在﹐要逃難到重慶的那些人﹐先由爸爸寫信﹐再去找杜月笙的表弟﹐叫朱文德的﹐我們叫朱伯伯﹐是在銀行做事的﹐后來當了立法委員。從我爸爸那里拿了信以后﹐再到朱伯伯他那邊去拿錢﹐再到重慶。因為逃難差不都是全家都過去﹐所以需要的錢很多。那些人拿了我爸爸寫的信﹐到重慶去就可以安排做事情﹐有工作做。我爸爸在上海就管這個事﹐應該是爸爸與朱伯伯他們兩個合作吧。后來爸爸身體實在不行了﹐病得很厲害﹐沒辦法就只好回家了。

回到家沒幾天﹐渡邊就來了﹐帶了三輛軍用汽車。她跟我媽媽很客氣地說﹐聽說妳先生不舒服﹐我們請了很好的醫生來看看他﹐是軍隊的醫生。媽媽說﹐謝謝妳﹗那時大家都有假面具﹐表面都客客氣氣的。我記得爸爸原來躺著﹐后來坐起身﹐醫生看了看﹐說不要緊﹐吃些補藥﹐然后就走了。我就知道爸爸病得很嚴重﹐否則日本人肯定要帶走爸爸的。爸爸后來不久就去世了。

爸爸去世也很特別。4月1號﹐媽媽到學校找我﹐讓我趕快回家﹐我還以為日本人又來搗亂呢。她說爸爸算了一卦﹐說他要走了﹐他要歸天了。我說﹕媽媽﹐今天是愚人節啊﹐爸爸在家里沒事情太無聊﹐不要開玩笑。媽媽說﹐他很認真的﹐沒有開玩笑。我聽了趕緊跟媽媽回到家。那時小哥哥好像是住校。我們家很文明﹐家里什么話都攤開來說的。爸爸問我﹕媽媽有沒有告訴妳﹖我回答說﹕媽媽告訴我了。爸爸說妳坐下。爸爸不叫我坐﹐我還不會坐下呢。爸爸的原話我不大記得了﹐大概意思是﹕一個人不是說父母生下來就下來的﹐生下來時都是背著一個包袱來的。就是說﹐人一生做好人﹐還是做壞人﹐在包袱里都有。好人都是會到這個地方去。他指了指天﹐上面有好多好多門﹐好人怎樣都會到這個地方﹐我相信我做人還不錯﹐我也會到這個地方去﹐妳們放心﹐不要替我擔憂。我一聽就傻了﹐那時候家里已經空了﹐本來還有朋友﹐因為日本人總來搗亂﹐也沒什么人來我家了。我對爸爸說﹕媽媽是日本人﹐不懂中國規矩﹐我也不懂﹐（這后事）怎么辦呢﹖爸爸說﹕這簡單得很﹐我的朋友都是佛教的﹐妳去請教他們﹐他們會幫忙安排。我告訴妳日子﹐今天是4月1日﹐一直到7號是最兇的日子﹐我決定8號走。我聽到以后趕快去找爸爸的好朋友﹐上海有名的小兒科醫生﹐把事情跟他說了。徐伯伯過了一會兒到我家﹐跟爸爸說他在附近出診﹐看過病人后順便來看看爸爸。他幫爸爸把了把脈﹐聊了一會兒就走了。照規矩客人走﹐我們都要送到門口的﹐徐伯伯就對我說﹐看來妳爸爸拖不到那么久﹐也許是今天晚上或明天早上。我說不會的﹐爸爸說是8號。徐伯伯走了以后﹐我問爸爸應該做些什么﹖爸爸說﹐到5號﹐妳去找我的朋友﹐他們會來幫忙料理的。后來又交給我一個名單﹐說這上面都是去成都﹑重慶的人﹐讓我把這個名單帶到重慶去。那上面有70幾個人名﹐很遺憾﹐這個名單后來我怎么也找不到了。

8號下午﹐爸爸開始吐血﹐一直吐。到了晚上﹐爸爸突然好了﹐不吐了。爸爸留著仁丹胡子﹐他讓我幫忙修修。爸爸為了逗媽媽開心﹐我剪好后他開玩笑地對媽媽說﹕太太﹐這個小理發師還不錯﹐要多給點小費。我當時還想﹐爸爸不像要走的樣子嘛﹐如果朋友明天一早來念經﹐這不是騙人家嘛﹐多丟人。我哥哥這時也趕回家了。爸爸對媽媽說﹕跟妳夫妻30年﹐都是平平安安﹑愉愉快快的﹐妳是個好太太﹐我也不是個壞家伙﹐只有妳一個太太。因為那時好多人都有好幾個太太﹐爸爸只有媽媽一個日本太太。媽媽說﹕是呀﹐我也不壞呀﹐對你忠誠了30年。爸爸說﹐不見得吧﹐妳不是事事對我忠實吧。就指了哥哥的小孩對媽媽說﹐妳告訴我說這是真如同學的孩子﹐這其實是海澄的孩子吧。因為那時候規定學生不能結婚﹐大哥海澄去重慶以前瞞著家里在上海偷偷結了婚。大哥去重慶以后﹐還曾經讓我去問大嫂能不能去重慶。后來大嫂跟別人去了馬來西亞﹐就把小孩交給我們家﹐媽媽怕爸爸生氣﹐沒有敢講實話﹐只說這是我大姐真如同學的孩子﹐寄養在我家。其實爸爸早就知道﹐只是一直不說破。爸爸又跟我和媽媽說﹐妳們不要哭﹐我就要脫離苦海了。因為爸爸生病﹐又要東躲西藏的﹐其實很辛苦。第二天一清早﹐爸爸的朋友來家里念經﹐爸爸就這樣走了﹐他走得很平靜。

爸爸走以后第三天﹐媽媽告訴我她夢到爸爸了﹐說爸爸穿著和尚衣服﹐頭上披著白紗﹐站在荷花上面﹐光著腳。過了兩個禮拜﹐我放學以后﹐順便去爸爸朋友家道謝﹐把媽媽的夢說了。爸爸的朋友告訴我﹐那不是荷花﹐應該是蓮花﹐說坐缸有一定規矩﹐怎么是光著腳呢﹖讓我去殯儀館找懂佛的人再問問。結果我當天回家晚了。一回家﹐媽媽就埋怨我說﹐妳看妳真不孝順﹐不早點回來﹐我剛剛又見到妳爸爸了﹐仍舊頭披白紗﹐這次是坐在蓮花上﹐可還是光著腳。我一聽﹐馬上找了個同學﹐陪我趕快沖到殯儀館﹐因為天已經晚了﹐就快要戒嚴了。到了殯儀館﹐人家問我﹐這么晚來這里﹐妳不怕鬼﹖我說我爸爸是菩薩﹐我不怕。他們就說﹐居士是不是原來在小禮堂﹐后來轉到了大禮堂﹖因為當時我們家沒錢﹐選在小禮堂﹐后來爸爸的朋友不同意﹐就轉到了大禮堂。我趕急說對呀。他說小禮堂留下包東西。拿來一看是一包鞋。我當即就燒掉了﹐回去以后又買了一包也燒掉了。后來﹐媽媽就再也沒做那樣的夢了。爸爸還交待我們﹐過三年把他火葬﹐原來三年以后打完仗了﹗結果﹐我叔叔呀﹐好多親戚都來了。爸爸都算好了。本來我是基督教學校﹐信奉耶穌﹐禮拜天要上教堂做禮拜﹐姐姐是天主教﹐講圣母瑪利亞。爸爸從來也不管﹐無所謂﹐那時候上海綁票很厲害﹐只要學校離家近﹐安全就好。

姐姐當時有個男朋友﹐叫王漢勛﹐江蘇宜興人。我們都認識﹐很熟﹐姐姐當時行動都有我嘛﹐好多時候都會帶著我這個小尾巴。他們是在同學會上認識的。當時上海許多人中學在大同中學﹐大學就上了上海交大。大同中學是胡家三兄弟辦的﹐很有名。大同中學校長胡敦復有一子二女﹐他家也住在萬宜坊﹐王漢勛跟他兒子是朋友吧﹐具體什么關系我不太清楚﹐胡家小女兒胡福南﹐跟姐姐是同班同學﹐就這樣大家一起參加同學會。那時候時興同學之間軋朋友﹐結果把王漢勛拉給姐姐﹐這樣大家就認識了。認識不久﹐王漢勛就去了重慶。后來﹐兩個人都是靠通信聯絡。

王漢勛是空軍﹐是空運隊20大隊大隊長﹐管運輸﹐運東西﹑運人﹐還有轟炸﹐都是大飛機﹐后來執行任務時犧牲了。我大哥哥海澄從日本回國以后﹐不久也去了重慶當空軍。王漢勛的職位比我哥哥高好多﹐他是空軍二期的﹐我大哥哥是11期的。

王漢勛個子高高的﹐人很漂亮。宋美齡那時候管空軍﹐她出國去買飛機的時候﹐都是帶上他去的。他有個好處﹐就是大飛機﹑小飛機都能開。外國人分得清得很﹐開大飛機的不能開小飛機﹐開小飛機的不能開大飛機。

爸爸去世以后﹐為了安全﹐媽媽讓我逃難去重慶﹐投靠爸爸的朋友于右任。當時日本﹑中國的飛機轟炸很多﹐船很遲才到漢口﹐重慶政府安排接我們這些家屬的人多等了兩個星期﹐等不到就回去了。一起的人有些就回去了﹐我不肯就這樣回去。當時瘧疾很嚴重﹐我把身上帶的金雞納膏都給了村長﹐說找游擊隊走。一路經湖南湘潭﹑長沙﹐身上帶的錢都用光了﹐后來我也得了瘧疾﹐路上很苦﹐耽擱了很長時間﹐輾轉經桂林到了四川。我到重慶以后﹐找到了有關系的人來接我﹐才知道大哥已經犧牲了。哥哥的同學告訴我﹐哥哥一直很擔心我﹐執行任務前還說﹐妹妹出來80多天了﹐還沒到﹐不知怎樣了。我很惱﹐沒有能見到大哥一面﹐就差四天。如果我能夠早一點到﹐就好了。

到重慶以后﹐我在成都見到了王漢勛﹐現在想起來還很難過。那時候在打仗﹐訊息很不通暢﹐尤其是他在成都空軍﹐整天在上面飛來飛去﹐也不太經?？磮螬o所以他并不知道姐姐犧牲了。我告訴他姐姐不在了﹐他也不相信﹐以為我們在說假話騙他。見到我以后﹐他很傷心﹐掉眼淚了﹐問我是不是姐姐在上海跟別人結婚了﹐說我曉得妳姐姐很漂亮﹐上海有很多人追她﹐她怎么可能等我這么長時間﹐況且我待在這個地方﹐像個鄉巴佬一樣。他一直沒有忘記姐姐。那時候給他介紹女朋友的人很多﹐可有一樣﹐他請人家吃飯時說﹕唉呀﹐妳吃這么多飯吶﹐我從前的女朋友﹐吃飯吃的少得很﹗每次出國﹐他都買了好多東西﹐都是給我姐姐的東西﹐衣服呀什么的﹐那時交通不方便﹐沒法帶到上海﹐就都存在他一個同學叫毛瀛初的家里。當時他還想讓我住到這個同學家里﹐方便照顧我。我后來被于右任老先生安排住在張大千在成都的房子里。他執行任務犧牲前幾天﹐還捎信給我﹕聽說妳要結婚了﹐我讓人帶個毯子和無線電﹐是送妳的結婚禮物。結果再也沒見到他﹐當然東西也沒有收到。

媒體炒作
其實關于姐姐﹑哥哥犧牲的事情﹐過去我們在家幾乎從來都不提﹐大家也不說﹐如常過日子﹐也沒有找過政府。關于姐姐的事情﹐現在出來的書啊文章什么的﹐有好多根本是在亂編﹐編故事﹐他們說我姐姐要綁票日本首相的兒子﹐妳說他是他爸爸派來的﹐幫忙中國人的﹑反戰的﹐我姐姐綁票他有什么用﹖這不是胡說八道嘛﹖其實很多小說﹑文章都是在編故事﹐實在是很幼稚。還有﹐說姐姐有屋子﹐姐姐哪里有屋子﹐根本不可能的﹐我們每天到時候一定要回家。

前段時間有很多人來找我﹐有日本人﹑中國人﹐找到我家里問我﹐像妳看這個就是上?！兑粋€女間諜》那個寫小說的﹐叫許洪新寫來的﹐希望我能告訴他我家里的事﹐就是姐姐的事﹐爸爸的事﹑媽媽的事﹐他根本不知道情況﹐否則不會寫這樣的信﹐讓我介紹下列什么什么人的情況﹐讓我詳細告訴他。我是告訴他一點點﹐但寫出來好多都不對。把我氣的呀﹐我都罵我上海的侄子﹐也就是我大哥的孩子﹐姐姐發生事情的時候﹐他才兩歲﹐話都不太會講﹐知道什么事情呀﹗結果兩個人（侄子鄭國基和許洪新）做了好朋友了﹐在一起胡亂編﹐一下子說姐姐跟漢奸說﹕到我們家里來坐一坐﹔一下子說姐姐在跳舞廳門口等他們。跳舞廳﹐我們家里怎么可能有這種事情﹐簡直莫名其妙嘛﹗其實我這個侄子很愛國﹐親自到重慶﹑南京的空軍烈士公墓的石碑去找大哥 — 也就是他父親的名字﹐可是卻把我姐姐弄得四不像﹐就好像從前小說里的女間諜一樣﹐開玩笑﹐我們家里那么古板﹐怎么可能。還有﹐我們家與周圍鄰居的關系很好﹐他們出的那本書里說鄰居們拿石頭扔我媽媽﹐根本不可能有這回事﹗我很氣我上海的侄子﹐不知道就不要亂編嘛。

還有這本書里照片也修的四不像﹐把姐姐描的一塌糊涂﹐哪里有這種笑話﹐畫得像什么樣子﹖根本就不像了。哪有一個人的嘴像鳥的嘴一樣﹐突出來的﹖不提了﹗姐姐個子很高﹐五呎六吋﹐照相的時候總是人有點縮起來。還有﹐那時照相穿的衣服都很特別﹐是當女嬪相穿的﹐特殊場合才穿﹐平時生活中都不是這樣的。

李安的電影我沒有看過﹐也不感興趣。聽說他請人吃飯﹐來了好多記者﹐可能是記者多事吧﹐說李安想見我。我沒有理他﹐有什么可說的﹖我們沒什么話可談。那時候我就開了一個記者會﹐我在記者會上沒說什么﹐我也沒罵人﹐也沒說什么﹐就發了一個聲明﹐只是說我很氣憤。我就是表白一下﹐電影不真實。后來好多記者來過﹐還有香港的鳳凰衛視。那時候我請了一個律師﹐姓方﹐后來才知道請錯了﹐原來他跟李安他們都熟得不得了﹐糟糕的很。后來我就給了他一點錢﹐就算了。他就寫了這么一封律師信﹐就在報紙上一登﹐有什么用﹖

妳看這個是日本人寫的東西﹐我覺得很有意思﹐寫我媽媽的身世。有人在日本拍了一個電視片﹐他們到我家里﹐跟我談過一點點﹐我反對了﹐說里面的衣服也不對﹐時間也不對﹐講話的態度也不對﹐你們拍電視一定要經過我本人同意。結果片子拍出來后也沒有給我看。有朋友看到了﹐告訴我的﹐那時候我有好多情報來源。

我們家里的家教很嚴﹐父親管我們管得很嚴﹐尤其對姐姐﹐我們每天到時候一定回家﹐姐姐根本不可能在外過夜﹐哪里會在外面自己有房子﹖他們說姐姐帶著槍去76號自首﹐那也不對。姐姐是從家里去自首的﹐我們家根本不可能有槍的。再說姐姐怎么可能帶著槍去﹐那還不一下子被搜出來呀﹖有許多話﹐他們怎么可以亂寫﹖很幼稚﹐都是不可能的事情。還有的說姐姐讓姓丁的到家里來坐坐﹐準備在家里進行暗殺﹐我們家里面有老﹑有小﹐這么多口人﹐妳說這可能嗎﹖怎么搞行動﹐不是很可笑的事情﹖根本不符合事實嘛。有許多話很可笑﹐說姐姐在跳舞廳門口等﹐要找機會認識丁默邨﹐姐姐怎么可能這么做﹖首先跳舞廳﹐說起來在我們家都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根本扯不上關系﹔還有姐姐確實很漂亮﹐她守在那里﹐人家一下子就會注意到﹐所以說真是很幼稚﹐怎么可能呢﹗

因為媽媽是日本人﹐還有表舅的關系﹐我們家跟很多高尚日本人關系都很好﹐姐姐也跟很多高級的日本人都有來往﹐很熟悉的﹐經常參加他們的聚會。她要搜集情報﹐根本不需要去找漢奸。所以說那些書呀什么的﹐根本是在瞎編。再有﹐就是一般有活動﹐姐姐也都會帶著“小尾巴”﹐或者我﹐或者小哥哥。我那時還小﹐去應酬不是帶我﹐多數是小哥哥跟著。我有時會被帶去參加那些反戰日本人的會議。他們有一個辦公室﹐很大的旅館里﹐租了一層﹐幾間屋子。我一般都是在外面﹐有桌子﹑茶幾什么的﹐上面有些吃的﹑喝的東西﹐政治方面的事情我就不懂了。

那時爸爸和姐姐做事應該是分開的﹐爸爸有段時間很不高興我姐姐﹐回到家里看到姐姐﹐我總是感覺他心里有什么特別的情緒。可能是爸爸不知道姐姐做的事﹐肯定是有朋友在外面看到了﹐回來講給爸爸聽﹐說你家小姐經常跟日本人在一起﹐怎樣怎樣的……。后來郁華給打死以后﹐姐姐就跟爸爸公開了她做的事﹐兩人的關系就好了。每天早上爸爸要上班去﹐經常會說﹕“我要去上班了﹐有沒有人有什么事要我辦呀﹖有沒有信要去寄呀﹖”姐姐就說﹕“爸爸﹐……”爸爸就笑瞇瞇地說﹕“又是妳呀﹗那拿來吧?！边@說明他同意姐姐和王漢勛的關系了﹐他認可他們倆交朋友的關系了。所以說起來﹐我們家里是很快樂﹑很幽默﹑很不錯的家庭。像電影﹑小說里說的那些﹐好多都不是真實的。

還有一樣不好的事情﹐就是人家認為做間諜就都是浪漫得很﹐總是怎么怎么樣﹐姐姐又很漂亮﹐做這種事﹐就是利用這個啦﹐其實不是這樣的。想想真是太過分了﹗太氣憤了﹗唉﹐姐姐也真是……當然姐姐漂亮﹐有人喜歡她是另外一件事。被人喜歡很普通﹐我們也可能會有人喜歡嘛。

其實日本人還是很敬重我姐姐的﹐很尊敬我們家﹐特別是那些反對戰爭的日本人﹐如果不尊敬﹐事后就不會與我們再來往了。我還記得珍珠港事件的前兩天﹐有個日本人打電話來我家﹐那段時間家里的電話都是媽媽接﹐他們講日文﹐意思讓爸爸趕緊逃走。我媽媽問為什么要爸爸逃走﹐那邊就說日本人要進租界了﹐會對你們不利。媽媽問為什么要告訴我們﹐那邊說因為我們欽佩愛國的人。

姐姐后來也救過共產黨。我記得有一個女的﹐是福建人﹐帶個孩子來﹐胖胖的﹐讓姐姐幫忙救她丈夫﹐因為我父親在法院有一定生殺權。姐姐幫她找了一個律師﹐教他寫一份悔過書﹐后來救出去﹐送到內地去了。還有其它的我就不記得了﹐只是因為她常常到家里來找姐姐﹐帶個孩子﹐所以我記得。

本來想要出本書的﹐是中文﹐計劃在美國出﹐有兩個朋友幫我整理材料﹐因為我太生氣﹐前段時間一直生病﹐也就給耽擱下來了。我也是想不開的人﹐想到從前的事情﹐心里覺得太冤枉﹐想到愛國愛到我們家這樣﹐哥哥﹑姐姐﹑爸爸﹑媽媽﹐還有姐姐的男朋友﹐最后被人家隨便拿來這樣亂寫﹐真是太冤枉了。唉﹐風風雨雨總是有很多事情﹐不提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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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民政府文官處公函﹕〈準中央撫恤委員會36年11月4日撫字第1818號函請轉陳明令褒揚鄭鉞同志一案經陳奉〉﹐復印件。引文中標點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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