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阿爾都塞一樣，齊澤克依然堅持經濟在“歸根到底意義上”的支配性地位。他認為如果要從根本上對抗和瓦解“后政治”的局面，就必須對作為真實界的資本進行批判和質疑，并將社會運動上升為真正的政治革命。因此，齊澤克所理解的政治介入，就是針對資本主義整體框架、打破資本邏輯統治的系統性政治行動。這種行動是一種打破現存秩序，開辟新秩序、新空間的開創性行動。為了探尋21世紀的政治介入路徑，齊澤克將目光投向了列寧。
在齊澤克看來，“回到馬克思”已經成為一股在西方流行的學術風潮，形成了各種“被消毒過”的“經典馬克思”“文化研究的馬克思”以及“后現代詭辯論者的馬克思”，甚至連華爾街的金融投機家門也成了馬克思的擁戴者——因為馬克思被視為了預言資本普遍化和經濟全球化的先知。這些人的共同特點是：接受馬克思而拒絕馬克思主義。但是列寧則不同，列寧有鮮明而毫不妥協的馬克思主義立場，可以避免被“消毒”、被閹割、被收編的命運，但正因為如此，列寧遭受到了主流瘋狂的抹黑、污蔑和攻擊。在蘇東劇變的歷史背景下，西方主流左翼圈將20世紀國際共產主義失敗的原因追溯到列寧。
對此，齊澤克曾經譏諷地說道：如果說今天的激進左派還有什么”共識”可言的話，那就是必須拋棄列寧的遺產。齊澤克旗幟鮮明地反對這種“共識”，提出了“重復列寧”的口號。他把列寧與馬克思的關系，比喻為保羅與基督教的關系。在基督教的發展歷史中，保羅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所創立的教會制度，使得基督教成為一種現實的制度，極大地推動了基督教的發展，但也因此有人認為這種做法使得基督教背離了原初的教義。
齊澤克認為，西方學術圈對列寧的批評，正如一些人對于保羅的批評一樣，他們把早期的“本真”的馬克思與列寧主義形成之后“僵化”的馬克思主義對立起來，而沒有認識到：“在圣保羅之外沒有基督；同樣，繞開列寧也就沒有可以直接接近的‘本真馬克思’。” 齊澤克這一形象的比喻，凸顯出了列寧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中的重要地位，即列寧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現實的革命運動相結合的中介環節。回歸馬克思而拋棄列寧的思想傾向，將會閹割掉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鋒芒，而將其變成一種對資本主義無害的神像。
齊澤克因而指出，在當今這樣一個“治理”取代了“政治”、想象資本主義滅亡甚至比想象世界末日還要困難的“后政治”時代，“我們急迫需要列寧”。因為只有列寧這個完全悖逆于資本主義的“例外”，才能打破資本主義的禁忌，實現資本主義的再政治化。當然，齊澤克所說的對列寧的“重復（repeating)”，并不是簡單地“回到（return)”列寧。也就是說，不是重復列寧曾經做過的事情或提出過的觀點，而是重復列寧沒能做到的和他可能錯失的可能性。
列寧最偉大的貢獻在于突破了第二國際那種庸俗的經濟決定論，歷史發展不再是不偏不倚的“中間路線”，而是忽左忽右的偶然性“事件(event)”。因此，我們既要反對拋棄了經濟領域斗爭的純粹的政治主義，也要反對排除了政治介入的純粹的經濟主義，而是把經濟斗爭與政治斗爭有機的接合起來。不僅要進行反對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秩序的經濟斗爭，而且要從根本上瓦解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與以往相比，我們今天更應該回到列寧，因為經濟學是關鍵性的領域，勝負將在那里決出；必須打碎全球資本主義的符咒。但是進行干預的方式應該是政治的，而非經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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