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太平天國農民革命運動被清政府勾結入侵的帝國主義勢力鎮壓下去后，農民革命運動轉入低潮。這時，腐朽的清朝統治者更是把維護和鞏固反動統治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侵略者的支持上。因此，中國社會更進一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在激烈的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中，統治階級內部也產生了分化，即分化為頑固派和洋務派。同時也開始形成從地主官僚商人中轉化出來的資產階級性的改良派。洋務派在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的支持下，進行所謂“自強求富的洋務運動。頑派則死守著舊的封建統治，根本拒絕改良，這是與洋務派不同的地方。但洋務派把所謂的洋務運動，完全控制在官僚資本主義的勢力之下，其目的也是為著鞏固封建統治，所以他們的反動本質仍是一致的。在中國社會進一步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轉化的過程中，出現了一批帶有私營性質的資本主義企業。這就是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伴隨著民族資本主義的逐步發展，從官僚地主和商人中轉化出了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曾受到“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的限制，和封建勢力有著密切的聯系，其勢力是非常軟弱的。 他們在民族危機加深和國內革命形勢發展的刺激下，在政治上展開了改良運動，企圖利用清朝皇帝的權力進行資本主義的改革。這一思潮到中日戰爭以后，即到1898年戊戌變法時達到了最高峰。戊戌變法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和嚴復，這里我們主要介紹康有為和嚴復。這一變法運動前后維持了103天就失敗了，史稱“百日維新”。戊戌變法失敗后，改良主義的代表人物不僅不再要求改良了，并且積極主張保皇；在資產階級革命發展時期，他們成為了反對資產階級革命的反動派。
改良主義者康有為
康有為(生于公元1858年)，出身于官僚地主階級家庭，是19世紀末期改良主義運動的領導者。主要著作有《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大同書》及《戊戌奏稿》 等。1885年中法戰爭失敗后，康有為深感民族危機之嚴重，于1888年在京應考時，第一次向清光緒帝上書，此后接連6次上書要求變法維新。1895年大官僚李鴻章簽訂賣國的“馬關條約”，康有為極力反對，并組織了各省在京會試的舉人1300多人聯名上書，要求“拒和、遷都、變法”，這就是著名的“公車上書”。到1898年，在康有為的主謀和領導下，由光緒皇帝下諭變法，這就是歷史上所說的“戊戌維新”。康有為和他的學生梁啟超等人，積極進行宣傳活動，并著書立說，從各個方面闡述變法改良的合理性，為戊戌變法運動提供了理論基礎。
康有為用“人性自然”的觀點論證變法改良是必然的，反對封建統治者主張“義理之性”不可變的人性論。他說: “性者生之質也，未有善惡”。反對封建社會傳統的性善與性惡的爭論，主張“生之為性”，即認為人性就等于自然。他在《大同書》中明確指出:“去苦求樂”就是人性。因此他認為世界上人們的一切活動，都是為了改變所處的痛苦境界，人們所以在苦難中掙扎，都是為了去苦求樂，所以應在地球上建立一個大同世界，滿足人們去苦求樂的欲望。因此，他還進一步認為，資產階級要想沖破封建主義的統治， 發展資本主義，這也是為了去苦求樂，因而也是人的本性決定的。這就為他主張的重商主義，即主張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提供了理論根據。當然，康有為的這種人性論，也是否定人的階級本質的抽象的自然人性論，也同樣是反科學的唯心主義觀點。但是這種觀點是與封建統治階級“存天理，去人欲”的反動理論對立的，因而在當時有利于沖破封建主義的統治。另外，康有為還進一步指出人性都是平等的，如他說: “人人性善，文王亦不過性善，故文王與人平等，凡人亦可自立為圣人”；又說:“人人既是天生，則直錄于天，人人皆獨立平等”。“人人為天所生，人人皆為天之子，但圣人姑別其名稱，獨以王者為天之子，而庶人為母之子，其實人人皆天之子”。從這里又進一步論證說:既然人人都是天之子，人人都是平等的，那么封建等級制度就是沒有道理的了。這樣，康有為在戊戌變法時期提出的這種資產階級的人性論觀點，雖然本質上是反科學的、唯心主義的，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作為一種反封建的思潮，仍具有一定進步意義。但在戊戌變法失敗以后，康有為在政治上蛻變為封建階級的保皇派，在人性論問題上也就不再堅持他早年進步的觀點了。
為了說明變法主張的合理性，康有為不僅用人性論的理論加以論證，并且從更廣泛的角度，即從宇宙間的萬事萬物都是發展變化的觀點，來論證在政治上實行改良是必然的。康有為認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在變化，天地在變化，四時在變化，人在變化，社會歷史也在變化。如果不變化，事物就完結了。他說:“物久則廢，器久則壞，法久則蔽”。又說:“物新則壯，舊則老；新則鮮，舊則腐；新則活，舊則板；新則通，舊則滯；物之理也。法既積久，弊必叢生，故無百年不變之法”。(《上清帝第六書》)因此， 對當時的法，他則說:“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梁啟超發揮了康有為的觀點，他高聲疾呼: “變亦變，不變也變。變而變者，變之權操諸己，可以保國， 可以保種，可以保教；不變而變者，變之權操諸人，束縛之，馳驟之”。(《變法通議》)
由此可見，康有為等人強調“變”，完全沒有推翻清朝封建統治的意思，而是要讓清朝統治者把“變之權操諸己”，即主動改變統治方法，發展資本主義，給資產階級以民主。 因此他們在哲學理論上的發展變化觀點，也不可能是徹底的。康有為曾說:“進化有漸進，仁民有漸進，愛物亦有漸進，此皆圣人所無可如何，欲變而不能也”。這是強調量變(“漸進”)是必然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而質變(“驟變”)是不可能的。顯然，這實質上是資產階級的庸俗進化論觀點，根據這種庸俗進化論的發展觀，康有為還認為人類社會歷史也只能是循序漸進的。他以《春秋公羊傳》的“三世說”(即“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的說法)為根據，認為歷史就是按照這個順序發展，既不能錯位，也不能超越。他認為“據亂世”是君主專制政體，“升平世”是君主立憲政體；中國當時即處于“據亂世”，因此下一步只能實行君主立憲。他認為這個順序是不能飛躍的，如果這個秩序紊亂了，就要大亂。由此可見，康有為的庸俗進化論觀點，完全是為他主張君主立憲的政治主張服務的。他只希望封建統治者“發善心”，讓出一點位置給新的資產階級，根本不想觸動舊的國家機器，幻想在殖民地半封建統治秩序的基礎上實行資本主義改革，結果遭到悲慘的失敗。他的改良主義思想在政治實踐面前碰得頭破血流，宣告了破產。這就必然得出一個結論:改良的道路走不通，要求得國家的獨立富強，只有走推翻帝國主義走狗清王朝的革命道路。
1884年，康有為寫了一部“秘不示人”的著作《人類公理》，戊戌變法失敗后，經過修改，改書名為《大同書》。他在《大同書》中，從“三世說”出發，并根據我國古代的“大同”思想，又揉合進去他所知道的資本主義國家社會改良的措施，以及他的主觀愿望和幻想，用華麗的詞句，描繪了所謂“大同”世界的美麗圖景。他認為“大同” 世界就是“無邦國、無帝王、人人相親、人人平等、天下為公”的極樂世界。康有為認為，當時的社會和他理想的“大同”世界是相差很遠的。因而在《大同書》中攻擊了社會不平等的現象，指出當時的社會是痛苦的社會。在《大同書》中羅列社會之痛苦有6類38項之多。如說富人有“富人之苦”，貴者有“貴者之苦”，帝王有“帝王之苦”，神圣仙佛有“神圣仙佛之苦”。《大同書》中有一部分也揭露了在封建制度下，勞動人民所遭受的苦難，即“勞苦之苦”。他指出: “總諸苦之根源，皆因九界而已”。九界即“國界、級界、 種界、形界、家界、業界、亂界、類界、苦界”。因此他說: “吾救苦之道，即在破除九界而已”。這就是他主張的廢除私有財產，廢除等級制度，去國去家，男女平等。他認為這樣就可以實現“大同”理想了。但是他沒有也不可熊揭示出社會苦難的真正根源，因而也不可能找到實現大同理想的科學道路，他所說的“大同”只能是一種空想。
康有為的“大同”思想，反映了他的民主主義的平等精神，表現了知識分子要從封建社會的傳統中解放出來的愿望，和對中國及人類前途的幻想。他在《大同書》中，認為封建帝王和廣大勞動人民都一樣有各自的“苦”，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中國社會的階級差別，抹殺了封建統治階級對勞動人民的階級壓迫和剝削！在《大同書》的結論中，康有為還設想了一個“免苦求樂”的救世主，即所謂創造萬物、推動歷史發展的“圣人”。這就徹底暴露出康有為的《大同書》完全是建立在英雄創造歷史的唯心史觀的基礎上的，因而是反科學的。毛主席曾經指出:“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論人民民主專政》)事實上，他不僅沒有堅持走這條路，而且最終蛻變成為頑固維護封建統治階級利益的保皇派。辛亥革命后，他擁護復辟帝制，反對民主共和國，竭力維護封建舊文化，反對新文化，大肆宣揚封建復古主義。從一個先進的啟蒙思想家最后變成了封建的頑固派和死硬派。
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嚴復
嚴復(生于公元1853年)，是19世紀未期在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刺激下，熱心向西方尋找真理的先進人物之一；也是我國近代史上第一個比較系統地介紹和傳播西方資產階級科學思想的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他翻譯了赫胥黎的《天演論》、亞當斯密的《原富》等西方著作。1894年-1895年的甲午戰爭失敗給嚴復以深刻影響，使他毅然地參加了康有為的變法維新運動。戊戌變法前夕，嚴復在天津《直報》上發表了一些富于戰斗性的政治論文。他在《論世變之亟》、《原強》、《救亡決論》 和《辟韓》等文章中，以西方一些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的理論為依據，熱情地宣傳了“新學”、“西學”，對“舊學”、“中學”的理論基礎--程、朱、陸、王的唯心主義先驗論觀點進行了激烈的批判。毛主席曾指出:“在中國，則有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的思想，曾經長期地為腐朽了的封建統治階級所擁護。近百年來輸入了歐洲的機械唯物論和庸俗進化論，則為資產階級所擁護。”(《矛盾論》)嚴復在輸入西方資產階級思想理論方面有一定作用，對當時反對清王朝封建統治階級的思想意識產生了積極影響。嚴復通過翻譯英國的達爾文主義者、著名生物學家赫胥黎的《天演論》,宣傳了機械唯物論的宇宙觀。他在《譯天演論自序》中說:“大宇之內，質力相推，非質無以見力，非力無以呈質。”意思是說，整個宇宙之內，物體(質)和力是相互作用的，沒有物體就沒有力，沒有力也就沒有物體。這實質上是承認了物質和運動不可分的唯物論觀點。他還說:“自達爾文出，知人為天演之一境，且演且進，來者方將，而宗教摶土之說，必不可信。”(《天演論·導言》)這是說，有了達爾文的進化論學說，才知道人也是生物進化的一個階段，因此宗教迷信所宣揚的那一套就是不可信的了。這是直接以自然科學成就為根據來宣傳無神論思想，從而有力地批駁了宗教神學觀念，對封建統治階級歷來宣揚的“君權神授”等唯心主義理論，是一個致命的打擊。嚴復還宣傳了“力今勝古”、“尊今叛古”的厚今薄古恩想，反對“好古忽今”的頑固派。他從這一觀點出發，在社會政治思想上，對封建君主制度和為封建君主制服務的科舉制度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嚴復在《辟韓》一文中，還批駁了韓愈關于“圣人”天生為治理人民的“尊君”謬論，提出了他的“尊民叛君”思想。他說:“斯民者，固天下之真主也”。嚴復指出:所謂君主，只不過是最強暴、最能欺奪人民的“大盜竊國者耳”。君主竊奪了人民的國家之后，又驚慌不安，惟恐人民覺悟起來推翻他，于是“法令如猬毛而起”，即以形形色色的封建法規來鎮壓人民的反抗，以致把中國弄得衰弱不堪。
受西方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的“天賦人權”觀念的影響，嚴復也提出了他的民權理論，以闡述國家起源的問題。他認為:由于社會上出現了相欺相奪，而人民又忙于生產，無暇兼顧明刑治兵的事情，便根據“通功易事”的原則，即按社會分工互相協作以交換勞動的原則，選擇出“公且賢者，立而為之君”。這就是說，君主是人民選出來為人民辦事的，而不是某個人命中注定的。因此，君臣之倫完全是出于不得已，而決不是什么“道之本原”。這就完全否定了孔孟以來，一直成為統治階級精神支柱的君臣上下、尊卑貴賤的道德倫理觀念，因而是有進步意義的。但是，嚴復的這種民權思想，與西方資產階級宣揚的所謂“民約論”的民權思想一樣，由于沒能揭露國家的階級本質，也就不可能正確說明國家的起源問題。嚴復雖然批判了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但并不認為可以馬上廢棄君主。他說:“其時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這表明他所追求的只不過是較君主專制稍有進步的君主立憲制度。這正是嚴復所代表的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在理論上的反映。嚴復主張變法，但又認為變法的根本問題不是革命，而是從教育人民入手。因此，他提出了“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改革方案。所謂“民力”，就是使人民都有健康的身體，禁絕鴉片和纏足；所謂“開民智”，就是廢除老八股的舊式科舉制度，創立新式學校；至于“新民德”，則是設立議院，廢除君主專制，實行君主立憲。嚴復為什么要提出這樣一套改革方案呢？就是因為他害怕人民群眾起來產生“驟變”。他說:“民之可化，至于無窮，惟不可期之以驟。”(《原強》)這就是說，他不是把變革的希望寄托于人民群眾起來革命，而仍然是把變革希望寄托在“賢君圣主”自上而下的改革上。這就充分說明，嚴復走的是一條改良主義的路線。改良主義路線是走不通的！戊戌政變失敗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開始形成并逐漸高漲，在革命洪流的沖擊下，嚴復不僅沒有走向革命，反而繼續堅持他的改良主義觀點，最后終于墮落成為反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反動派。這是他害怕群眾、害怕革命的必然結果。
嚴復在宣傳達爾文進化論的同時，還把生物界的進化規律運用到社會歷史領域，認為生物學上的所謂“物競天擇” 也適用于人類社會。他說:社會中的人，“正如其他動物那樣，繁殖不斷地進行，并為尋求生存資料而進行激烈的斗爭。生存斗爭，使那些比較不能使自己適應于他們生存環境的人趨于滅亡，最強者和自我求生力量最強者，趨于蹂躪弱者。”這就把人類社會和生物界完全等同起來，實際上是把赫胥黎宣揚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搬到了中國。關于達爾文的生存競爭學說，恩格斯曾指出，它對動植物的發展說是一種片面的見解。因為物種變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新的生活環境的變化和有機體的互相合作也都是生物發展的條件。恩格斯還指出，達爾文的這種學說不過是把“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競爭學說以及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從社會搬到生物界而已”，然后再把這些理論從自然史搬到社會史上來，企圖證明這種學說是“社會的永恒的自然規律。”(《自然辯證法》)社會達爾文主義把動物界的生活規律搬到人類社會中來，是一種十分錯誤的理論。它掩蓋了人類生活的特點，抹煞了階級斗爭的規律，根本不能說明社會發展的原因，是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根本對立的。正如列寧所指出的:“生物學的一般概念如果被用于社會科學的領域，就變成空話。”到了帝國主義時代，西方壟斷資產階級大肆鼓吹社會達爾文主義，把工人階級的貧窮化說成是什么“自然淘汰”的結果，把帝國主義對殖民地人民的侵略說成是“弱肉強食”的自然規律，企圖論證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永恒合理性。可見社會達爾文主義完全是為帝國主義侵略和奴役弱小民族提供理論根據的一種反動理論！毛主席指出:“階級斗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丟掉幻想，準備斗爭》)嚴復用生物學規律說明社會歷史，是徹頭徹尾的歷史唯心主義！推動社會歷史前進的，決不是什么“物競天擇”，而是人民群眾的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推動社會歷史不斷前進，這才是真正不可抗拒的歷史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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