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明末，封建統治集團日益腐化，統治階級與廣大農民的矛盾達到極其尖銳的程度，李自成農民大起義推翻了明朝的昏暗統治。在農民起義軍攻下北京得到初步勝利的時候，原在中國東北部的后金貴族與明代的官僚大地主互相勾結，乘機進兵山海關，共同鎮壓了農民起義，建立了清王朝。清軍入關使當時中國社會的矛盾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國內民族矛盾比較突出了。清軍南下，到處屠殺老百姓，“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就是清兵血腥暴行的顯著事例。這一時期，漢族和各族人民反抗清貴族統治的斗爭非常激烈，這是階級矛盾在民族問題上的反映。清王朝統治時期，廣大人民反抗清貴族統治的斗爭，實質上仍然是農民階級反抗地主階級的斗爭。從明清之際到鴉片戰爭前夕，中國的封建經濟處于緩慢解體的過程中。一方面，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仍占統治地位；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經濟的因素逐漸發展。工商業的重要性，市民階級的愿望，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哲學思想中。清朝繼元、明之后，把程朱理學作為官方正統思想。因此，在哲學戰線上，仍然是唯物主義反對唯心主義理學的斗爭。在這一斗爭中，王夫之和戴震的唯物主義哲學起了歷史的積極作用。
王夫之（公元1619年生）是中國17世紀的唯物主義者。他總結和發展了古代唯物主義的傳統，對程朱、陸王學派的唯心主義體系進行了總的批判，把我國古代的樸素唯物主義提到了一個更高的水平。王夫之出身于中小地主階級，他基本上是地主階級革新派。 他的階級立場，在他對于當時會各階級所持的態度上明顯表現出來。他反對豪強大地主的特權，經多次指斥豪強大地主對于農民的慘酷迫害。但他的活動和理論研究，目的也還是尋找鞏固封建統治的辦法。這些正表現了中小地主階層的態度。他在接受了傳統的重農抑商的思想之余，也指出了商人的作用，也可以說是反映了明代后期經濟發展的情況，與市民階層的興起有一定的聯系。貫穿于王夫之思想中的最顯著的特點是反對民族壓迫（曾組織過抗清武裝）和對于各派唯心主義的嚴肅批判精神。他對于歷史上禍國殃民的暴君污吏，對于古代老莊的唯心主義，對于古代法家申韓學說中敵視人民的方面，對于漢代的天人感應論的宗教迷信，對于佛教的一切唯心的荒謬理論，對于程朱學派及陸王學派道學唯心主義體系，都進行了比較深刻的解剖和尖銳的駁斥。王夫之是明清之際的重要的思想家，他的哲學思想可以說達到了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的高峰。
在自然觀方面，王夫之繼承和發展了張載的“元氣”一元論的基本觀點，認為“氣”是宇宙萬物的本體，整個宇宙間都充滿著物質性的“氣”。在王夫之看來，充滿宇宙的氣形成萬物，而萬物“生非創有，死非消滅”。(《周易外傳》)這種物質性的氣是不生不滅的，也是無始無終的。王夫之認為作為宇宙本體的“氣”是客觀存在的，是“實有”的，這種實有，是本來如此的，否定了神創造世界的唯心主義。根據這種唯物主義思想，王夫之對佛學、老莊(即道家)的唯心主義，對儒家正統的宋明“理學”和“心學”，都進行了批判。
在認識論方面，王夫之同樣堅持了唯物主義路線。他首先把人的認識分成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即人的認識，不僅要有主觀方面，還必須有客觀的物；必須是客觀的物作用于主觀，主觀才能反映客觀，才能有認識。在王夫之看來，產生人的認識，需要有三個條件:第一是感官；第二是思維；第三是客觀事物。王夫之說:“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遇合而知覺乃發”。(《正蒙注》)如使這三者不相遇合，就是圣人也不能產生認識。王夫之不僅認為宇宙是客觀的，是物質的，而且認為客觀的物質世界處于永遠運動變化的過程中。他說，世界“本動者也”。(《周易外傳》)同時進一步指出，運動是絕對的，靜止是相對的，“靜”是“動之靜”。否認有絕對的靜止，即“廢然之靜”。(《思問錄》)如果有絕對靜止，那就意味著事物的消滅。事物變化的原因在哪里呢？王夫之認為，事物變化的根源在于事物的內部的矛盾斗爭，即他所說的事物內部的“相反相仇”的結果。他認為事物內部都是存在著自己的對立的方面，而這對立的方面相互斗爭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他說:“以氣言之，陰陽各成其象，則相為對；剛柔、寒溫、生殺，必相反而相為仇”。(《正蒙注》) 但是王夫之并沒有把他的辯證法思想貫徹到底，他把矛盾斗爭的結局，看成是“和而解”，從而陷入了調和論。
在人性問題上，王夫之仍然講抽象的人性論，以為人類有共同的超階級的本性。但他運用變化日新的觀點于人性問題，提出了別開生面的“性日生日成”論，對于唯心主義者的人性不變的形而上學觀點進行了批判。他肯定古語“習與性成”是正確的，習慣與本性相互作用、相互結合，習慣變了，本性也隨而變化。他說，人類生活于自然界中，人的身體取給于自然界二氣五行的材料，“二氣之運，五行之實，始以為胎孕。后以為長養”。人的感覺和思想反映自然界的現象與規律，“口得之成味，目得之成色，耳得之成聲，心得之成理”。自然界是變化日新的，人的身心各方面也都“日非其故”，所以人的性也是日日新生的，是“日生而日成”的。（《尚書引義》）王夫之還提出了對于程朱、陸王學派的理欲之辨的批判。在他看來，所謂天理人欲并不是絕對對立的，而是相互統一的，天理即在人欲之中，離開人欲也就無所謂天理。他說:“禮雖純為天理之節文，而必寓于人欲以見。......故終不離人而別有天，終不離欲而別有理也”(《大全說》)。他強調了生活欲望的重要性，反對道學唯心主義的禁欲主義，這在當時是具有啟蒙意義的思想。他有時也強調天理，認為天理雖然不能脫離人欲，而人欲還應受天理的約束。在這個問題上他沒有完全擺脫理欲之辨的影響。有時他又認為，人人的共同的欲望即是天理之所在。“人欲之大公即天理之至正”。“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大全說》)。而這共同的欲望主要就是飲食男女之欲，“飲食男女之欲，人之大共也”(《詩廣傳》)。這種以為人人有共同的欲望的觀點還是抽象人性論。王夫之不可能認識到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要求，所謂欲望都是具體的，隨階級地位的不同而不同。
在歷史觀方面，王夫之闡發了歷史進化的觀點，他指出歷史是發展的過程，后來勝于往古。上古時代井不是理想的境界，秦漢以后的情況事實上比夏商周三代更好些。他進一步肯定，在歷史的前進的發展過程中有其必然的發展趨勢，而這發展趨勢中有其內在的客觀規律。他討論了“理” 與“勢”的問題，提出理勢統一的觀點。他認為歷史的固有規律與歷史的必然趨勢是相互統一的。他說:“勢者事之所因，事者勢之所就，故離事無理，離理無勢。勢之難易，理之順逆為之也。理順斯勢順矣，理逆斯勢逆矣”(《尚書引義》)。歷史的發展過程，每一時期有它的必然趨勢，這趨勢就是理的表現。歷史事件是由于必然趨勢形成的，而趨勢表現了事情中固有的規律。沒有脫離勢的理，也沒有不表現理的勢。王夫之更指出，歷史的發展趨勢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向前發展常常是通過一些皇帝大臣的活動，這些皇帝大臣圖謀自己的私利，卻不一定實現自己的愿望，然而卻促進了歷史的向前發展，使歷史前進一大步。王夫之闡明了歷史進化的觀點，并且認為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有客觀規律，而這規律即在于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之中。這些都是深刻的見解。但是，王夫之沒有擺脫歷史循環論，認為“天下之勢，一離一合，一治一亂而已”；并且認為歷史進化的根源，不過是“帝王之功德”。(《讀通鑒論》)仍然停留在英雄豪杰創造歷史的唯心史觀上，說明他的歷史觀還是唯心論的。王夫之哲學中的唯心論雜質，雖有其認識論的根源，但主要的還是他的剝削階級本性決定的。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