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隨想二則

　　中國社會科學院 黃紀蘇

　　紀蘇案：前些時某個下午參加了兩場讀書會，都是值得稱道的人和書。我在兩個會上都談了感想，但時間一長都記不清了。記憶越來越像個水桶，本來有先有后的想法進來后便混為一談。這里所說，已說不清是那天的還是哪天的了。

李零的《鳥兒歌唱》

　　見李零次數不多，因此還記得第一次，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了，他一身藍制服，一頂藍鴨舌帽，胳膊上好像還套著套袖，背有點駝，站在考古所黑乎乎的資料室里一大桌故紙堆前。他不久讀研究生，應該是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吧。他們研究生共有一間不大的辦公室，剛開張那陣子門口篆書隸書楹聯橫額的看著比新房都熱鬧，據說是出自一位姓陳但忘了叫什么名的研究生之手。這位研究生走哪兒小曲哼到哪兒，那昂揚的意興、滿門的墨色，此刻在我的記憶里都與楚畫漢畫中飛舞的云彩、云彩下希望的原野、原野上的80年代新一輩，歡聚一堂。李零則透著沉靜老成，30多年過去了，還是那樣子。《鳥兒歌唱》里有幾篇文章是回憶70年代的，也許，在此前的“70年代”，即他界定為“1966年至1977年”的文革十年，在他挑著借來的書返回知青點的彎彎山路上，在沒有GPS只有閃電可辨別方位的黃河岸邊，在人群像羊群一樣由傳言領著忽而向東忽而向西的丙辰天安門廣場，李零已經把該興奮的都興奮完了吧。

　　李零是個學問家，他研究的金文帛書兵法方術之類，范圍既廣，門檻又高，我的知識準備連看熱鬧都不夠，別說看門道了。網絡上有個詞兒“不明覺厲”，我原來還以為語出《金剛經》什么的呢，用我這兒正合好。幸虧李零還寫雜文，幸虧他的一些專業著作也加入了雜文筆法，把艱深的學問化作平易的道理。他這樣做，我猜不光是為了文化扶貧，為我這樣的人掃盲，恐怕也是出于一種內需。李零是大時代的讀書人，到過的實地比唐僧師徒都多，情感和思想的活動范圍就更沒邊了。有這樣經歷、這樣內心的人，你讓他四時晨昏一輩子蜷在“學術”的飯碗里，就算這碗是五大名窯的稀世珍品、收藏界的美麗傳說，他也會覺得跟軟禁似的。有位故人，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位壯行四方、胸懷天下的一等人物，后來聽跟其聯系過的朋友說，他這些年在西方學界謀那些勞什子謀得緊張兮兮、郁郁寡歡的，全無當年的倜儻。這真讓人感慨，多NB的時代多NB的角色，往別管哪國的學術燜罐里一放，再出來的時候怎么都能盆接桶裝呢?

　　這本《鳥兒在歌唱》在李零的雜文里比較獨特，它集中而明確地表達了作者對當代政治的看法。有些作者跟祥林嫂似的，一句真能頂一萬句，特別讓讀者省心。李零不同，由于身經之地、心游之境廣袤豐富，他的社會政治觀點一言難盡，不是哪個口號、哪款主義所能概括的。如果只見過他對“傳統”“國學”的嘲諷，你也許想不到他當年曾向《河殤》打過冷槍;如果只讀過他的《漢奸發生學》，你聽他說“一百年來，所有為中國革命捐軀的烈士(從秋瑾到江姐)永垂不朽”可能一下不大適應。曲折的當代史需要復雜一點的思想情感，復雜的思想情感需要完整一點的閱讀。這本書當然替代不了李零其他的雜文隨筆，但讀了它至少可以對政治的李零有一個大致的了解。

　　這本書里，我尤其看重寫奧威爾及其《動物莊園》的三篇。《動物莊園》是我讀過的小說中最動人的一本。第一次接觸它是70年代文革落潮期“偷聽敵臺”即BBC中文臺的廣播，雖然播音員的聲音在電鋸一樣的干擾聲中時大時小時無，聽著特別費勁，我卻有一種被，也不知親人還是仇人，一把抱住的感覺。這本書80年代在大陸正式出版，被我在一個小書店里看到，買了珍藏。90年代初又讀過一遍，讀時只覺日月失色、天地無聲。《動物莊園》以童話筆法勾畫了20世紀世界政治的核心即社會主義革命及其悲劇命運。這部作品問世于1945年，那是“一座座火山爆發、一頂頂皇冠落地”的年代，世界社會主義勢如海潮天風。不過半個世紀，大廈便轟然傾覆。在滾滾入云的煙塵中隱約有一只鳥兒在凄然回翔，那是《動物莊園》中最后一章馬看到豬像人一樣直立時所發出的哀鳴。關于那場革命的正義與異化，奧威爾憑著真摯的信念和敏銳的感覺所達到的認識高度，今天那些不是左手多動就是右腿不良于行的思想家們，站板凳上都還夠不著。李零認為奧威爾骨子里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一個看清楚那輪社會主義弊端的社會主義者，深得我心。今天中國的社會思想及立場的分野分類，名實上一片混亂。《動物莊園》其實可以成為一個簡便的坐標，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在上面找到自己的位置 — 這是我讀李零這幾篇文章時旁逸斜出的一點遐想。

　　那天我在討論會上說到，李零的作品，社會成本、人生成本其實非常高，時代的篩子不知要篩掉多少才能留下這樣的人物、見解和文字。這話出自真心，所以盡管李零就在旁邊，我也說了。

王小強講演鄧英淘“為了多數人的現代化”[1]

　　早就聽說鄧英淘的名字，但一直沒有好好讀過他的書，因為書太多了。電腦上有一種游戲叫“連連看”，我對鄧英淘發生興趣，是從王小強那兒“連”過去的，這也算是一種知識和思想傳播的“關系學”吧。我讀王小強的“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系列，[2] 一邊讀一邊替這位病友揪心：這樣的苦搜冥求、廣征博引不說，還筆端長帶感情，字里行間透著也不知是竇性的還是室性的心律不齊，王小強就不怕把自己寫死么?他們“三老漢”戰斗隊如今只剩了二老。鄧英淘已經寫死了。鄧住院兩年寫了兩本書。他的友人聽說他快不行了，去醫院探望。鄧英淘在垂死的病床上“那雙大眼睛一如既往閃爍發亮”，“竟無一語涉及生死”，侃侃而談的全是多數人的現代化。那天讀書會上聽他另一位朋友回憶，說鄧平時也是這樣，見面沒別的。這大概即古人所謂的“國士”吧。“國士”就是把小我扔地上，大我抗肩上，以書生之微、江湖之遠，為蕓蕓眾生、茫茫大地窮理究心，殫精竭慮，死而后已。所以，今天的精英如果嫌“大師”當得沒意思 — 確實沒意思，如今年滿18歲的，一半看著都像“大師”— 他們可以隨便當點別的什么，千萬別來受這個罪。

　　說起現代化，其實中國早在晚清那會兒就部分實現了。慈禧太后往來北海和中南海的小火車據說今天還在，真應該送到國家博物館去陳列，展板上就寫：一個人的現代化。現代化有諸多問題，例如2.5抑郁癥、PX恐懼癥以及“現代性焦慮”什么的，但最大的問題，無論中國還是世界，都是現代化得太參差不齊了。旋梯上已走到后后現代的一些精英豪富，他們會認為還滯留在前現代的隊尾不如就近“天人合一”，回樹上當猴兒算了。后面的國家、后面的人民當然不干了。國際上一多半烽煙，國內一多半矛盾，都因此而起。迄今現代化所需資源，即以化石能源為代表的不可再生、相對稀缺的資源，不夠用了。所謂不夠用，就是世界總儲量除以世界總人口，大大小于先鋒隊的人均占有量。也就是說，按照富國富人的現代化標準，多數人實現不了現代化。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也就是在絕大多數知識精英見了新干線摩天輪之類正欲仙欲死的時候，鄧英淘就冷眼默察到這個問題。從此他發心肆力，為中國也為世界大多數人的現代化之道孜孜矻矻，尋尋覓覓。一個別樣的現代化藍圖在沼氣、風能、植草、調水種種構想中，在人類社會組織的互惠、科層、市場三大機制的辯證關系和歷史運動中隱然而生，煥然而發。完成這樣的藍圖實屬名山事業，功成不必在我，人間蠟炬成灰，天上星河燦爛。寫到這兒，聯想到友人劉立群，也是一位還活著版的鄧英淘。跟看門老頭似的老劉，曾揣著自己的微薄積蓄實地勘察大西線調水，如今仍騎著一輛比身板略強的破自行車“高馳而不顧”，渾身上下的原子都圍著國土整治、改革總體規劃在全速旋轉。其氣象之宏，用思之密，如同在天安廣場寫蠅頭小楷，居然已寫了小半個廣場。

　　鄧英淘是鄧力群的兒子，他身上帶著中國革命的血統和血氣 — 或謂風格。中國革命起于底層反抗，這反抗包含了兩種傾向。一種是打天下坐天下吃天下，以李鐵牛表述的最為經典，“殺進東京，奪了鳥位，在那里快活，不強似這鳥水泊里?!”從水泊殺進東京，快活完了再被打回水泊，循環往復，人之道歷來如此，其興也合情，其亡也合理。另一種試圖打破循環，上個臺階，有所升華，《共產黨宣言》里說得最極致：“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己”，這件事可是千難萬難。中國革命被“十月革命”一炮震醒，從黃土里爬起，生就一身的粗樸雄勁之風。看老照片上的朱總司令真就像個伙夫;鄧子恢三年游擊戰沒脫過鞋，和腳都長一塊了;毛澤東與梁漱溟在延安聊天時胡子拉碴，一身破棉襖，一條腿搭椅把上，還不如今天工地上的包工頭有樣呢。就是在這些大禹、愚公似的漢子們手下，新舊軍閥紛紛成了俘虜 — 其中那些腰挎佩劍、足蹬馬靴、口銜英語、身陷花叢的“民國范兒”完全有把握打敗霍尊張惠妹、將他們的粉絲虜為己有。中國革命攜剛猛的“西北風”掃蕩民國的軟玉溫香、“七滋七味”后，進了東京 —“刮民黨”則被打回到革命黨，跑到寶島減租減息，開展大生產運動，那場面跟南泥灣沒多大區別(見閻錫山、傅斯年等人親舊的回憶文字)。進了“東京”的眾將士，據前些年出版的楊尚昆日記，不少人對軟玉溫香、“七滋七味”的競逐，力度也相當驚人(手邊沒書，記得是說他們“貪圖享樂”到了“驚人”的程度)。為此，老毛他們一會兒“三反”，兩會兒“五反”，為第一種傾向晝夜拉警報;同時大樹特樹焦裕祿王進喜，為第二種傾向不停吹喇叭。李逵阮小二還被定期下放到“鳥水泊”修身養性，意在警策他們不忘出處，別山不轉水轉真地再轉回去。就這樣，中國革命捆著押著第一種傾向，架著推著第二種傾向，深一腳淺一腳走過了新中國的前30年，功過得失糾纏對沖得亂哄哄的，不去說它了。但革命的第一代人物，也就是以老紅軍老八路為核心的領導集團，他們那種拼命三郎的勁頭，是分明不誤的。高層的情況總歸隔膜，如朱老總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說彭老總“生活方面注意節約，艱苦卓絕，誰也比不過他”，我就一直在琢磨“誰”是一個什么范圍 — 一個事業常常是從下往上勝利，從上往下失敗的。但基層干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我們有幸親見。記得20世紀70年代在工廠勞動，有一夜我們一群自報奮勇的小青年在工廠老書記率領下，在兩個廠區之間的馬路上突擊一條自來水管溝。這位老八路瘦得跟柴火似的，頭發花白如亂草，大衣外面勒根草繩，拎著大鐵錘一馬當先。那夜極寒，星星凍得直哆嗦，鐵錘砸下去，路面只一個白點，看著相當絕望。可架不住老頭又是領唱紅歌又是講黃段子，大家熱火朝天，不知不覺溝挖成了，東方紅了。聽說老書記幾年后去世，和焦裕祿得的是同一個病 — 肝癌。這些年，我有時會想起他，覺其未享天年固然是遺憾，但走得及時也可謂圓滿。當年為大眾往死里干后來隨時代一轉身又為自己往死里貪的，多如過江之鯽。

　　接下來的幾十年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基本路線，為中國革命打天下坐天下吃天下的第一種傾向松了綁，按說已用不著再打天下的精英們為吃著方便，都忙著把屁股下的公天下打成個人賬戶上的私天下。至于第二種傾向，則做了弼馬溫，一邊悠閑去了。中國革命的剛猛作風倒是一點沒變：權貴豪富們以大無畏的革命英雄主義撲向權、錢、色，那種義無反顧的氣勢與當年千里躍進大別山一路上見僧殺僧、見佛殺佛的勇決如出一轍。在打砸搶資本主義的狂風大潮中，中國革命的二代三代血統分化劇烈，其中一部分人，以鎮國公李逵的兒子李剛、孫女李咪為代表，化幻滅為瘋狂，扮演了敢死隊兼模特隊的角色。小李咪一身珠玉就像穿了金縷玉衣，對名媛party上的其他鉆石翡翠說：“養那么多藏獒黑貝怕丫李逵干嗎?再說了，英國美國沒水滸吧，實在不行，姐特么fucking撤!”坐獨門獨院小水滸邊觀魚的李剛不會說這話，他年年都要去李逵撒忠骨的真水滸憑吊。他是那種要把中國革命當房產證一天摸好幾遍的人。這種人也是中國革命的掘墓人。

　　鄧英淘與他們血統相同，血氣相同，但方向不同。他是為大多數人，體現了那場革命最難能可貴的升華。可惜天不假年。

　　[1] 楊瑩錄音整理、王小強訪談查書：〈鄧英淘：為了多數人的現代化〉，鄧英淘：《新發展方式與中國的未來(再版)》，(香港)大風出版社2012年。

　　[2] 王小強“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系列文章，參見大風網站www.hkstrongwi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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