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磊：“想住大房子”何罪之有？——與王小東討論

“想住大房子”何罪之有？　　

——與王小東討論　　

趙 磊　　

（西南財經大學《財經科學》編輯部）　　

王小東的說法　　

最近，由宋曉軍、王小東、宋強、黃紀蘇、劉仰等合著的《中國不高興：大時代、大目標及我們的內憂外患》，即將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在《烏有之鄉》獲知這個消息，并讀到了部分精彩章節。書名讓人聯想到《中國可以說不》，精彩章節讀起來令人叫絕，很多看法我深有同感。　　

出于專業習慣，其中由王小東撰寫的《金融產業比重過大是腐朽的標志》，引起了我的興趣。針對次貸危機的根源，王小東提出了一個很形象的說法：“金融危機的緣由：不干活想住大房子”，作者的邏輯是這樣展開的：　　

——“這次金融危機體現了美國社會從上到下的全面腐朽。現在美國老百姓群情激憤，都說這次危機是華爾街那幫混蛋和小布什政府的錯。但是我們平心而論，美國老百姓又怎么樣？你活干得這么少，壓根就沒那份錢，你憑什么住大房子？”（見“《中國不高興》部分精彩章節”，《烏有之鄉》　2009-3-15　）　　

　王小東　先生是我尊敬的學者之一，但他對危機根源的分析，我是不能同意的。“你活干得這么少，壓根就沒那份錢，你憑什么住大房子？”這個反問振振有詞，咋一看好象是那么回事，其實只觸及到了問題的皮膚。為了便于討論，我把這個反問分解成三句：（1）“你活干得這么少”；（2）“壓根就沒那份錢”；（3）“你憑什么住大房子”。　　

下面分別加以討論：　　

第一句：“你活干得這么少”　　

美國老百姓“活干少了”嗎？非也。倘若老百姓真的“活干得這么少”，那么請問，這么多空置的大房子又是誰生產的呢？難道這么多過剩的大房子是自己從地里冒出來的？這么多過剩的大房子戳在那里只能說明，美國老百姓的活不是干少了，而是干多了。　　

面對過剩的大房子，如果非要指認老百姓不干活，那么就只有像流行于高校的黑板經濟學那樣，嚴格地設計出若干“抽象”的假定：（1）有一伙美國老百姓“活干得很少”，而另一伙美國老百姓“活干得很多”；（2）“不干活”的美國老百姓“只住大房子”，“只干活”的美國老百姓卻“不住大房子”。　　

如果上述假定仍不能滿足“活干少了”的指認，那就干脆假定：全體美國老百姓都不干活，活全部是別國老百姓干的。　　

問題是，這些假定有意義嗎？姑且不說讓美國老百姓排隊“搞甄別”、“鑒好壞”有多荒謬，以全球化的視野觀之，作出“全體美國老百姓都不干活”的假定，顯然與事實已經相距甚遠了。　　

人們通常有這樣的看法：只有從事實體經濟才是在“干活”；而非實體經濟（比如第三產業、虛擬經濟）則是“只消費不干活”。其實，正如交換之于生產一樣，非實體經濟的存在也是社會分工的必然結果，它干了實體經濟以前必須干的活。實體經濟當然是價值的基礎，但離開了非實體經濟，價值的實現就無從談起。不容否認，虛擬經濟中確實存在“只消費不干活”甚至“只搗亂不干活”的現象，而且實體經濟與非實體經濟也必須保持合理比例，但是，不能因此否定非實體經濟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對此我將另文討論），更不能就此得出非實體經濟“不干活”的結論。　　

再說了，在大房子過剩的情況下，有意義的事情是怎樣才能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如果反過來，不給老百姓增加收入也就罷了，還要逼著老百姓多干活，這不是在制造更大的過剩嗎？所以，指責美國老百姓不干活或少干活，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第二句：“壓根就沒那份錢”　　

說美國老百姓“壓根就沒那份錢”，這個判斷完全正確。因為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收入分配的兩極化趨勢正是美國社會的真實寫照。問題在于，為什么美國老百姓沒錢？這恰恰是最值得進一步追問的問題。僅僅承認老百姓沒錢還不夠，重要的是要搞清楚為什么老百姓沒錢。可惜了呵，線索在這個地方戛然而止——斷了。　　

其實，在“有錢”還是“沒錢”的問題上，現代經濟學從來就只認一個死理：“不差錢”。自從200年前，庸俗經濟學家薩伊提出“供給自動創造需求”以來，堅信“不差錢”就成了主流經濟學的傳統。打那以后，自由市場經濟的信徒面對“有效需求不足”的現實，打死也不承認老百姓的錢袋出了問題。在這次危機當中，有兩個人的說法就很有代表性：　　

——一個是　張維迎　教授，他對各國政府刺激需求的做法很不以為然，說：“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經濟學提供不了我們解決問題的答案。我們要知道，推動經濟增長的是生產，是供給，而不是需求；是供給創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創造供給”，“我們應該像奧地利學派主張的那樣，通過產權制度和激勵制度的改進刺激生產，而不是刺激需求”。（張維迎《徹底埋葬凱恩斯主義》，《經濟觀察報》　2009年2月17日　）　　

——另一個是著名經濟評論　家葉檀　女士（請原諒我又拿她舉例了，沒辦法，她的言論真是太“新古典”了），對政府干預市場的做法，她一直耿耿于懷，最近又撰文指責美國政府的援助措施：“背離了契約精神、自由公正的市場經濟的宗旨”；“導致美式資本主義喪失了通過技術進步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正確激勵，正是這樣的激勵才是美國多年來長盛不衰的秘訣。”（葉檀：《全球經濟可能從緊縮一步走向滯脹》，《烏有之鄉》　2009-3-21　）　　

對于張維迎來說，大房子生產的越多，需求就越旺盛，要找危機根源，只能歸咎于大房子造的太少了，所以千萬別跟他談什么老百姓的錢袋子，忒俗。對于葉檀來說，走出危機的途徑不能從分配著手去擴大需求，而是要繼續刺激已經過剩的產能，想方設法生產更多的大房子；至于大房子過剩與否，與她無關，只要建房的技術水平提高了、人均建房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美式資本主義就可以永葆“長盛不衰”。　　

瞧瞧吧，冥頑不化到了這個地步，你還能指望他們會真心實意去關心老百姓的錢袋子嗎？幸好這些人還左右不了政府的決策，否則的話，宏觀調控政策就不會是擴大內需，而是在擴大供給、制造過剩的災難中，一條道走到黑了。　　

第三句：“你憑什么住大房子”　　

“憑什么”這個反問，很有些居高臨下的優越感，一下子就把美國老百姓問得矮了三分：既然你沒錢，你住大房子就是你的不對了，你配住大房子嗎？　　

可我要說：“憑什么”？就憑大房子已經嚴重過剩！人們常說，“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對于資本來說，“大房子閑著就是極大的犯罪”。閑著也是閑著，你不讓老百姓住，難道讓比爾•蓋茨一個人住？　　

所以我認為，“憑什么”這個反問有點武斷。本來的問題應當是：為什么必須“把老百姓拽進大房子”？現在可好，問題變成了老百姓“憑什么住大房子”？這一變，把問題的性質也搞顛倒了：本來是“資本家如何才能消災避罪”，末了卻變成老百姓你“憑什么”幫資本家消災避罪，你夠資格嗎你？　　

就算老百姓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沒資格”住大房子，可是想不住大房子，恐怕也難。不是老百姓不自量力，而是資本家千方百計也得讓老百姓住大房子呵！要不然，資本家手里攥著那么多過剩的大房子賣給誰呀？　　

曾經看中央臺李詠主持的《詠樂匯》，有一集介紹香港影星成龍的發達史。成龍回憶自己剛出名時掙了幾百萬，一夜發達不知所措，買了好幾塊高檔手表，天天換著帶，開始很興奮，時間長了也覺得甚是無聊。可見人的物質欲望總是有限的，用經濟學的話語說叫：邊際效用遞減。　　

成龍可以帶十塊金表，帶一百塊就有病了；巴菲特可以開50臺寶馬，開500臺就腦子進水了，王石可以住100套大房子，住1萬套就神經不正常了。那么，剩下那么多的大房子怎么辦？你總不能讓它們戳在那里長草吧？這可要命，大房子一長草，開發商或者說資本家就得跳樓。　　

所以，為了資本家的身家性命計，不是老百姓非要住大房子，而是資本家非要把老百姓拽進大房子里面去住不可。老百姓沒錢咋整哩？當然不能白住，資本家又不是觀世音，沒錢就給老百姓整“按揭”，說白了就是“透支”唄！這不，“次貸”就是這樣搞出來的嘛。　　

結論很清楚：資本主義發展到今天，消費可是命根子啊，而對消費的呵護已經離不開信貸的支持了，所以才會面臨哈姆雷特式的困境：“透支，還是過剩？這是一個問題”。　　

                    結  語　　

如果說，“不干活想住大房子”的邏輯能夠成立，那么，當年楊白勞拿喜兒抵債，自己喝了鹵水自殺的根本原因，就是“不干活還想借高利貸”惹的禍——這個邏輯想必正中黃世仁老爺的下懷，因為這位舊中國的成功人士一門子心思，就是想把喜兒搞成編外二奶。有趣的是，現代經濟學的使命之一，就是要為這個邏輯建立合法性。

問題是，即便現代經濟學自以為完成了這個“使命”，恐怕連“華爾街那幫混蛋”也會私下里說：黃世仁這老東西也太TM缺德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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