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之：廣州防暴演習與“建設和諧社會”

 廣州防暴演習與“建設和諧社會”　　

一　　

日前，廣州爆出一條新聞十分引人矚目：　　

　2008年9月28日　《東區公安分局組織防暴演習，保安扮“工人”游行，鍛煉警察整體協作能力》。東區公安分局有關負責人表示,這次演練,主要是為了鍛煉處置群體性事件的反應和整體協作能力。昨日上午10時50分左右,“工人”開始沖出工廠,堵在工業區內一條道路上,還打出了“無良老板、還我血汗錢”、“我們要生存,我們要吃飯”一類的大幅標語。“工人”情緒激動,堵塞了道路,還沒解決問題。隨后,他們又打著標語向“市政府”聚集,并堵著“市政府”大門,要求市長親自接待,為他們解決問題。　　

事由:討要血汗錢；主角:保安和警察；劇情:勸解加抓捕；真相:鍛煉協作能力　。　　

不由想起毛澤東主席1963年5月9日的一段著名的話：“轉發浙江省七個關于干部參加勞動的好材料的批語”：　　

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是使共產黨人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是使無產階級能夠和廣大勞動群眾聯合起來，實行民主專政的可靠保證。不然的話，讓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一齊跑了出來，而我們的干部則不聞不問，有許多人甚至敵我不分，互相勾結，被敵人腐蝕侵襲，分化瓦解，拉出去，打進來，許多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也被敵人軟硬兼施，照此辦理，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請同志們想一想，這是一種多么危險的情景啊? 　　

毛澤東主席這段話，當年讀時還感到有點聳人聽聞，今天與廣州“防暴”新聞對讀感受就“與時俱進”了。　　

廣州的“防暴演習”等于毫不含糊地宣示：軍警作為典型專政工具，它已毫不含糊地由“姓社”轉型為“姓資”，淪為資本對勞工專政的暴力保障了。它所“保駕護航”的，不僅是“普世”的雇傭勞動制度，而且還是野蠻的血汗勞動。“步子再大一點”，它“與時俱進”到了18世紀，連工人階級通過一個多世紀斗爭所爭得的起碼權利——為維護勞動力再生產而罷工的權利，都作為“防暴”的經常性目標——即使“不爭論”，也使人有點毛骨悚然。　　

不愧是“改革開放”前沿地區，就是某大人的“殺開一條血路”，“指鹿為鹿”！　　

難道，就這樣“建設和諧社會”？　　

二　　

  不免使人想起“好政府主義”。　　

“好政府主義”是1920年代初由胡適大師提出的的“政治主張”，他標榜“憲政”，主張“好人政府”，因為人們厭惡北洋軍閥貪污腐敗的“壞政府”，提出后一時間形成一股聲勢。半年不到時來運至，“好政府主義”的骨干王寵惠、湯爾和、羅文干等人得以組閣，由王出任總理。遺憾的是，這個“好政府”上臺后急于與帝國主義列強“金融全球化接軌”，以便為軍閥籌措軍費，又因分配不均引起狗咬狗，很快弄得聲名狼藉。這個執政僅僅73天的王式“好政府”，就在國人的一片唾罵聲中壽終正寢了。　　

隨之，“好政府主義”也漸被人們忘卻——它反不如“三民主義”“指鹿為鹿”鮮明點，因為“民主”早已成為資本的“普世”專利也。　　

近些年隨著新買辦的得勢，胡適又“走上了神壇”，而且仰之彌高。《為“好政府主義”徹底平反》的呼聲又起。為“自由”對等起見，這里介紹一下不同意見：1930年魯迅與梁實秋的一次論戰的一篇短文，題目就叫《好政府主義》。　　

先生說：　　

“不過我以為梁先生所謙遜地放在末尾的“好政府主義”，卻還得更謙遜地放在例外的，因為自三民主義以至無政府主義，無論它性質的寒溫如何，所開的究竟還是藥名，如石膏，肉桂之類，——至于服后的利弊，那是另一個問題。獨有“好政府主義”這“一副藥”，他在藥方上所開的卻不是藥名，而是“好藥料”三個大字，以及一些嘮嘮叨叨的名醫架子的“主張”。不錯，誰也不能說醫病應該用壞藥料，但這張藥方，是不必醫生才配搖頭，誰也會將他“褒貶得一文不值”（“褒”是“稱贊”之意，用在這里，不但“不通”，也證明了不識“褒”字，但這是梁先生的原文，所以姑仍其舊）的。”　　

“倘這醫生羞惱成怒，喝道“你嘲笑我的好藥料主義，就開出你的藥方來！”那就更是大可笑的“現狀”之一，即使并不根據什么主義，也會生出雜感來的。雜感之無窮無盡，正因為這樣的“現狀”太多的緣故。”  　　

魯迅先生68年前說的話，即使與時俱進到今日，也不算過時。　　

馬克思主義顛覆了以往的歷史，共產黨人旗幟鮮明地舉起階級斗爭的旗幟，主張通過消滅私有制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最終達到消滅階級。紅旗上寫的不是“和諧”，但毛澤東時代黃賭毒絕跡，孩子上學不要送，接近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社會 的“和諧”與現在不能同日而語。　　

在精英的話語里，毛澤東時代卻是“封建專制”。　　

“階級斗爭”乃是他們最刺眼且誅心的字眼，回避“階級”乃是主流精英所有理論建樹所遵循的一個“基本點”。“和諧社會”回避了經濟基礎和階級屬性的實質。　　

三　　

強調“和諧”，是因為有“不和諧”存在。　　

 “和諧社會”并非始于今日，實乃自古而然——歷史上的任何政權居于統治地位的階級，無不希望自己的統治長治久安，也即“和諧”。　　

階級的存在和對立，是社會不和諧的根源。 “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于他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老板與打工仔、貪官與良民、美國與第三世界，你窮我富互為因果，能和諧嗎？　　

但是，破壞和諧的總是統治階級自己。　　

魯迅將中國的歷史分為兩個時代：做穩了奴隸的時代，欲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犯上作亂十惡不赦，防暴加上綱常說教，中國老百姓向來“良民大大的”， 能“做穩奴隸”也就“安定團結”了。直到“赤地千里，餓殍載道”，實在活不下去時，他們才揭竿而起——倒不是毛澤東“造反有理”蠱惑的結果。　　

剝削階級就不然。為了階級的根本和長遠的利益，統治階級總是要制定一個壓迫剝削的界線，規范個“游戲規則”，比如 “仁政”“清官”“法制”之類。然而，這一階級的具體成員總不以此為滿足，總是要突破這一界線，就是精英們說的追求“利益最大化”，過去的如黃世仁，今天的如山西的黑心窯主礦主，也包虧珠三角的多數老板，都不例外，這樣他們就搞得被壓迫階級活不下去——破壞了和諧。　　

統治階級維護“和諧”有兩手：槍桿子和筆桿子。 “三綱五常”、“主流經濟學”、“普世價值”，“犯上作亂十惡不赦”、 “防暴”等等，皆是也。　　

歷史證明，光靠這還不行。秦始皇銷毀兵器老百姓可以揭竿而起。于是，就有了“讓步政策”。漢武帝“抑制兼并”，明太祖比我們嚴厲得多的懲治貪官，唐太宗的“水能覆舟”論，都創造過和諧——封建時代的和諧。　　

這都是短暫的，但這比 “蔣委員張”“寧可錯殺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網”式的和諧高明。　　

四　　

馬克思和毛澤東的階級斗爭學說且置勿論。借用精英語言，如果從“普世” 的意義上談論“和諧”——歷史經驗證明：“建設和諧社會”，著眼點要放在強勢階級身上。　　

孔夫子有句話，不知智囊主流袞袞諸公知否？　　

“季康子患盜，子曰：‘茍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是的，壟斷著一切資源的強勢階級，只要你們自己不貪得無厭，還用著苦心積慮“防暴”嗎？　　

和諧與否，癥結在此。　　

然而，知易行難。國家政權必須忠實地代表統治階級的利益，這才是“和諧”的基礎和根本。　　

所以，一個地痞無賴如高俅，只要他不觸動統治階級的利益就可以有滋有味地做他的“殿帥府太尉”；而政治奇才如王安石，即使得到皇帝的全力支持，他的變法還是阻力重重，無法“和諧”，以失敗而告終。康梁變法和毛澤東的文革的結局，都是如此。　　

“天之道損有余以補不足，人之道損不足以補有余。”回首30年，社會不和諧的根源，正是因為 “損不足以補有余”。　　

“有余”“不足”云云，就是今天常說的“強勢”“弱勢”。　　

對強勢，方針有兩條：一個是堅持“國退民進，公退私進，中退外進” “產權明晰”不動搖；再一個是從北京到天津”的策略一以貫之。　　

“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結果，是貧富迅速分化，是尼基系數早過警戒線，超過世界絕大部分國家——中國權勢裙帶資本的發家，足以令蔣宋孔陳們望洋興嘆。　　

在另一極，弱勢階層迅速被剝奪，下崗，包身工，黑窯奴工，二奶三陪與“雞”遍地，上不起學、買不起房、看不起病……十億農民不外出打工，則無以生存。　　

對他們，有三條：　　

一個是“從北京到天津”漸變策略一以貫之，以免急則生變。工廠由“包”到MBO一步步“買斷”了。剩下個土地，要啟動“流轉”了。　　

一個是搞“扶貧工程”，治標不動本。教育產業化之“希望工程”和“助學貸款”；鐵三角“房地產開發”中約束“野蠻拆遷”；黑窯奴工中“解救工程”，等等都是。　　

再一個是親民姿態。希望工程小平帶頭捐款一千元；礦難死人后到現場撒點眼淚；憑吊紅色勝跡，等等皆是也。　　

“建設和諧社會”說：保駕護航不動搖，但強勢諸公不要過分；弱勢大眾們，一定要“安定團結”。　　

貪污腐敗愈演愈烈，礦難頻發有增無已，“群體事件”此起彼伏，這樣“建設”下去能夠“和諧”嗎？　　

記得幾年前朝西柏坡時，富豪權貴們投以冷眼，勞動大眾心里熱撲撲的。如今朝紀念碑則相反，前者心知肚明竊喜贊賞，而后者倒冷眼旁觀了。——這種“和諧”辦法不用也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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