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澤克借鑒曼德爾的觀點，將資本主義發展區分為單一范圍內的資本主義、主權國家之間的殖民主義和全球資本主義三個階段，并將“后政治”界定為全球資本主義政治模式的主要特征。在此基礎上，齊澤克把“后政治”的本質，定義為“經濟領域的極端的非政治化”，并從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等不同的角度，闡述了“后政治”的特征。
第一，經濟的非政治化。與打著反對“本質主義”或“還原論”的名義、瓦解了經濟基礎的根本性地位的后馬克思主義學者不同，齊澤克依然把經濟領域視為資本主義最本質的領域。他指出，政治經濟學這個術語的本質意義在于“經濟本身就是政治的”，不能把政治視作是經濟過程的附帶結果。他強調，政治經濟學的一些范疇并不是某種客觀的社會經濟數據，而“總是顯示著‘政治’斗爭的結果”。依據拉康所劃分的想象界、符號界和真實界，齊澤克對資本做出了剖析與重釋。他指出，資本既不能被歸結為資本家個體的邪惡動機或個體想象（想象界），也不能被理解為一種想象界的意識形態抽象，而應當被視為隱藏在想象界和符號界背后的實在性基礎，是資本主義的真實界。但是在新自由主義時代，作為資本主義實體的經濟領域被從政治中剝離出來了。資本在追逐自我利益和增值的過程中，形成了一種相比于前資本主義社會更加隱蔽的體系性暴力：“這種暴力再也不會歸因于具體的個人及他們的‘惡’的動機，它是純‘客觀的’、系統的、匿名的。”這種匿名化的特征使得資本成為了圍繞在人們身邊但又不被察覺的無所不在的幽靈，從而使人們心甘情愿地接受資本的宰制。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成為了福柯所說的“真理”領域，被徹底自然化和中立化了，“經濟起作用的方式（中斷社會福利的需要等）被認為是一種對事物的客觀狀態的簡單洞察。”在資本主義經濟和市場關系中所內在的政治權力關系就被遮蔽了，并轉化為一種“別無選擇”的中立化的技術關系。
第二，政治的非政治化。自由主義將對政治的理解局限于“做出決策的特殊領域”，即“公共事務的管理”，人類社會的其他領域（比如經濟、藝術、科學以及性）都被其排除在外。在自由主義取得了歷史性勝利的“后政治”時代，舊的意識形態劃分和烏托邦敘事被徹底拋棄了。“政治”被降低為實用主義的專家治理，成為了一場庸俗的“務實”游戲，強調要運用“必要的專家知識與自由的審慎”來面對具體的問題和需求。在這種狀況下，根本性的意識形態對抗似乎已經不存在了，在現實社會中存在的一切矛盾，似乎都可以通過技術性的協商、管理、調整而解決。齊澤克指出，“后政治”的鼓吹者們喜歡強調：“要不帶任何偏見地采用好的主意并應用它們，而不管它們（意識形態）的根源如何。”所謂好的主意就是“能奏效”的主意，這就意味著要放棄一切不切實際的烏托邦幻想，全盤接受和臣服于現有的資本主義政治與經濟框架，“任何涉及反資本主義和階級斗爭的政治力量被徹底排除。”在這樣一個意識形態走向衰亡的時代，即使是曾經的左翼政黨也徹底投向右翼的懷抱，開始使用新自由主義的話語框架，甚至比傳統右翼政黨走的更遠。齊澤克對布萊爾領導的英國新工黨所提出的“激進中立”（Radical Centre）概念進行了辛辣的諷刺。他指出，在傳統的意識形態劃分標準中，激進派一般指的是極左派或者極右派，而中立派一般是被認為是溫和黨派，當新工黨把“激進”與“中立”兩個極為矛盾的詞組合在一起的時候，就是一幅荒誕的“后政治”諷刺畫。
第三，意識形態的非政治化。在“后政治”時代，“自由—民主”意識形態變成了資產階級宣揚的所謂“普世價值”，形成了一種意識形態霸權。它似乎已經不再是一種政治化的意識形態，而是一種需要被全人類所普遍接受的“普世價值”。齊澤克指出，自由主義者所宣揚的所謂民主制度根植于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這種民主與資本主義之間的關系就像果皮與果肉的關系一樣，不依附于果肉之上的果皮是不存在的。在這種根植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意識形態霸權之下，一旦有人提出超越資本主義秩序的要求，都會被指責為一種要走向“古拉格群島”的極權主義。齊澤克將這種“自由-民主”霸權的辯護士稱之為“自由主義惡棍”（liberal scoundrels），指責他們不道德地用“古拉格”或“大清洗”的犧牲者之名，謀求達到其為現存秩序辯護的目的。作為出身于原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知識分子，齊澤克對“自由—民主”意識形態所造成的災難性后果有切膚之痛。在蘇東劇變前，當時的政治異議人士和很多民眾試圖把民主從它所賴以依存的資本關系中抽象出來，鼓吹一種沒有資本剝削的民主體制。但是，這種對于民主的熱情最終卻成為了資本大潮的序幕。那些為了民主而奔走呼號的政治異議人士，也在這個過程完成之后銷聲匿跡，成為了資本“消失的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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