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大多數與憤懣主義--《中國不高興》讀后感之六

　　“沉默的大多數”與“憤懣主義”　　
　　——《中國不高興》讀后感之六　　

　　楊景水　　

　　也許是《中國不高興》的作者為了印證“憤懣主義”和“濺民的時髦”，宋強提出了一個“沉默的大多數”命題。顧名思義，所謂“沉默的大多數”，筆者以為是那些埋頭工作、埋頭勞作、埋頭鉆研，默默奉獻、或許只是為了自己的腰包而“奉獻”，而對社會上的種種“作秀”也好、“作丑”也罷，都兩耳不聞窗外事的人們。然而，宋強卻說：“我們時代的流行口號是‘讓生活更精彩’，……我理解的精彩，并非咋咋呼呼的‘秀’，它存在于大量的日常性規律和穩定心理掌握的情緒節奏當中。這就是我說的‘沉默的大多數’具有的品質。”看似對“沉默的大多數”的內涵已了如指掌，但又說：“我個人的理解，‘沉默的大多數’并非單指人群，也不能簡單理解為選票民主中暫時未顯露的民意，‘沉默的大多數’可能還是一個心理上的概念，如：個人內心中沉睡的感情，也許是更接近真相的感情——至少是作為落點和支架的正常感情。一個人變得憤慨而無禮的時候，他距離他個人的真相是很遠的；大多數時間我們是依托正常的感情來判斷事物，說白了，就是理性——雖然現在，‘理性’這個詞兒被上流社會的時髦人物們糟踐得不成樣子。”“其次我認為，‘沉默的大多數’是一種思維方式，就是此時，此刻，現今，現地，讓飛越的情感落地，就是我們以常態心看社會，以常態心看人，甚至以常態心看待我們的敵人……當年分析李登輝，我們就盡量先去接近他的世界。……假如上來就公告他的心理扭曲，這也未必公允，他走過的道路，可能是一代求索真理的知識分子的必由之路。”難道李登輝也屬“沉默的大多數”？如此論述，能讓讀者怎樣認識“沉默的大多數”呢？

　　很久沒人提出如下觀點了：我們認識和處理任何事物，都要遵循正確的立場、觀點、方法。其實，立場是客觀存在的，“沉默的大多數”，不外乎有兩種人：一、缺乏熱情，以為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二、心懷不滿，等著看熱鬧兒；都出于某一種立場，尤其是后者，前者大部分則是認識問題。因此，無論干什么事，如存在“沉默的大多數”，就給領導者敲響了警鐘！就需要通過有效途徑到群眾中去調查研究！《中國不高興》的作者們一面說了好多不高興，一面又說存在“沉默的大多數”，卻沒明說“沉默”的原因，使人費解。因此，如何明了那些“沉默”者為何沉默是當務之急！

　　不過，讀《中國不高興》也是一種調查。宋強不是說了嘛，“警惕余世存式的知識精英主導一個國家的精神品質”，從網上看到，余世存其人非同小可，1990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曾任《戰略與管理》執行主編——不可低估的陣地啊，卻是一個中國精神最大的破壞者，極端的憤懣主義者！莫怪《中國不高興》的作者們把這個“憤懣主義”晾出來！遺憾的是《中國不高興》的作者們并未能把問題的根源說清楚，未能透過現象看本質，只在本質的外圍兜圈子。

　　當然，“沉默”的不是余世存，他是大聲“疾呼”了：“生為一個中國人，實在太慘了。如同太湖邊七歲的中國男孩劉輝看著自己的妹妹落水死亡所說的：‘活著那么苦，拉她干什么？’如同××筆下的朋友：‘于是他掩面痛哭，他搖著我的肩膀哭喊著質問——這就是我們留給孩子的一個國家嗎？’”（余世存《成人之美》——引自《中國不高興》049頁）對于一時一地的過錯，怎么就必須上綱上線到“國家”呢？這種“憤懣主義”對誰有用？這就不能不是立場問題了！

　　其實，“沉默”、“憤懣”并非互不相干的兩回事兒，因為“沉默”才會導致“憤懣。”當然，兩種原因不同的“沉默”，性質不同，解決的方法自然也不同。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存在決定意識。回想建國初年，雖然國家百廢待興，困難重重，但人們的心往一塊兒想，勁兒往一塊兒使，沒有“沉默的大多數”，也沒有“憤懣主義”，為什么？還不是大家都有盼頭，都有一個信仰：從社會主義最終到共產主義的美好理想。因此，“國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自家的事，再大也是小事！”為什么？還不是因為國民經濟公有制使人們都感受到了主人翁的責任！如今不同了，即使“五一勞動節”也聽不到這樣的聲音了！主人翁還有沒有？！反腐越反越腐，在某些資本主義國家馬克思著作暢銷了，而在社會主義國家書店里卻不見馬克思的蹤影！孔老夫子倒挺吃香！好像人們都忘了，孔夫子有精華也有糟粕，不加批判地一股腦兒地大肆兜售，糟粕必然會掩蓋精華的！筆者以為要解決“沉默”和“憤懣”，最好還是切實貫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國共產黨章程》的精神，針對性地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走國民經濟以公有制為主體、以進一步改善民生為目的路！要根治腐敗，必須限制剝削，最終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　
　　200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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