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經常說，中國在資本主義思想侵蝕下，很多人都是精神病的存在，那些擁戴資本主義的人看到我這么說就會很不舒服，實際上，資本主義的本質就是割裂人的感情聯系，只去強調灌輸人的利益關系，這種感情，無論是愛情，親情，友情，包括一切相助相幫的人類美好情感，都被資本主義思想異化掉了，所以，人類社會要想回歸正常，首先就是要徹底清除掉社會中的資本主義思想糟粕。
這里，我就以當下社會中占據了輿論高聲量的女權主義為代表來說一下這種異化，或者說我認為的精神病特征。
精神病最大的特征是什么，就是邏輯不能自洽，所謂的語無倫次瘋言瘋語就是精神病的一種外在特征，而今天輿論場上的女權，就具有這樣的一種顯著特征。
女權的本質是什么，就是追求和男子的平等，這種平等的追求，涉及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首先來說，我認為當下女權所追求的平等內涵不符合社會的科學性判斷，這是說，女性先天和男性的生理差異性，就構成了在社會生活和生產中必定存在差異性，真正具有辯證唯物主義意識的女權，是應該把生理差異性所導致的形成不平等的客觀原因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在合理對待這種差異性導致的不平等上再做爭取女性社會權利的正確論述。
比如，下井的曠工中幾乎沒有女性的存在 ，我就沒有看到有哪個女權主義者去呼吁女子要爭取下井的權利，這就是身體能力差異性的客觀區別，因此，真正令人尊敬的女權，是排除差異性后再做權利的爭取，比如提出男女同工同酬的申紀蘭，這種女權就是具有辯證思維的女權，是我尊重的人，甚至在我的觀點中，同工同酬應該對于女工有所傾斜，這更具備公平特征，實際上在毛主席時代就是這樣的，我原來所在的工廠中與男子同為鍛造工的某個女工，她的工資就比其他同崗位男工要稍微高一些，但是這畢竟是少數，因為大多數女子沒有那個力量，也吃不起那種苦，（長期的高溫灼考讓皮膚老化快，這對于大多數女子來說，是不可接受的，畢竟女子對于有對于美貌重視的傳統思維是難以跨越的）
既然女權的本質是追求平等，那么，向男方索要彩禮的行為就是在加劇這種不平等，如果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那就只能證明這種女權就是偽女權，實際上是一種以鞏固男權的方式去做所謂的女權抗爭，其本質就是自我物化，任何女權主義者，首先就應該對于彩禮這種源自于她們所認為的“封建男權社會”下所產生的惡習做出一種鮮明的批判，并且拿出真正的斗爭精神對于索要彩禮的女性做出嚴厲批評，這樣才是具有新時代女權意義上的正確認識。無論再多么巧舌如簧的女權，都無法論證男女之間基于人格尊重和感情融洽的關系之中，索取彩禮是為了更加平等，是對于將要共同生活的伴侶是更加感情深厚的行為！
中國歷史上，真正男女關系最平等的時代，就是毛主席時代，那個時代大多數都城市婚姻基本已經杜絕了彩禮，而且人們無論男女都意識中，已經把彩禮視為封建糟粕的存在。有的人對于這段歷史知曉不深，還把后期的女方家庭要求的“三轉一響”視為一種變相彩禮的存在，以此妄圖否認毛主席時代男女相對公平的社會現實，實際上，即便是“三轉一響”，也只是為了男女婚姻生活更加的幸福所考慮的，因為這并不是單純的給與女子或者女方的個人利益，這些東西是為了婚姻家庭生活更加便利而準備的，與現在女子赤裸裸索要幾十萬的錢財并且還要堅決否定屬于共同財產的“宣言”是云泥之別，后者就更加符合“賣身契”的意義。或者說給基于欺騙的謀劃開啟了綠燈！
我們可以從中國歷史上彩禮的起源去思考，彩禮的起源可追溯至西周時期的“六禮”，其中“納征”作為婚約核心環節，本質是男性家族以財物換取女性勞動力所有權的交易。周朝將這一制度上升為國家法，規定“無幣不相見”，女性被明碼標價為“儷皮束帛”，其人身價值等同于獸皮、布匹等生產資料。唐代《唐律疏議》更明確規定，收受聘財即視為婚約成立，女性如同商品般被強制交割。這種制度設計將女性異化為家族間交換的“動產”，正如宋代朱熹所言：“納征者，買婦之資也。”
在明清時期，彩禮制度與宗法制度深度綁定。女性婚后需冠夫姓、從夫居，徹底喪失獨立人格。江西資溪縣“夫妻店”模式中，高額彩禮實為購買女性商業勞動力的預付款——夫家通過支付30-50萬彩禮，將女方轉化為終身免費勞動力，甚至要求新娘在床下鋪滿現金以彰顯所有權。這種將女性物化為生產工具的行為，與奴隸制社會的人口買賣并無本質區別。
當代所謂“合理彩禮”論調，本質是既得利益群體構建的剝削體系。從經濟學視角分析，彩禮已形成“雙重套利”機制：一方面，女方家庭以“生育補償”“養老保障”為名索取財物，實則將女兒轉化為可重復折現的金融資產。江西某地出現的“彩禮貸”產品，將公務員身份與信貸額度掛鉤，正是將女性婚姻價值證券化的典型案例。另一方面，偽女權主義者鼓吹“彩禮是女性安全感保障”，卻刻意忽略其引發的系統性風險——數據顯示，彩禮超過家庭年收入10倍時，離婚概率增加47%，家庭暴力發生率提升32%。
更隱蔽的剝削在于代際轉移支付。在甘肅、安徽等地農村，50%以上的高額彩禮最終轉化為女方兄弟的婚娶資金，形成“賣女養兒”的惡性循環。這種以犧牲女性權益供養男性特權的模式，與女權主義倡導的平等背道而馳。所謂“保障女性”不過是幌子，本質是維護父權制下的性別剝削體系。
偽女權主義者創造性地將彩禮包裝為“傳統文化”與“女性賦權”的結合體，卻陷入三大邏輯悖論：
第一，權利義務的嚴重失衡。她們強調彩禮是對女性“生育損失”的補償，卻拒絕承認婚姻中的共同責任。根據《中國家庭發展報告》，現代家庭中男性承擔家務時長已占42%，但偽女權話語仍將女性塑造成單向受害者。這種選擇性敘事實為“權利通脹”策略——既要現代社會的平等地位，又索要傳統社會的性別紅利。
第二，財產制度的雙重標準。偽女權主義者主張彩禮作為女性“婚前財產”，卻對嫁妝制度保持沉默。印度《嫁妝禁令法》的失敗證明，任何單方面經濟索取都會加劇性別對立。中國民法典雖規定嫁妝屬女方個人財產，但90%的離婚訴訟中，男性仍需分割房產等核心資產。這種“利己時講傳統，擔責時談現代”的話術，暴露了精致的利己主義本質。
第三，發展機遇的自我閹割。高額彩禮導致農村女性輟學率提高23%，父母為獲取更高“估值”迫使女兒早婚。偽女權主義者鼓吹的“經濟保障”，反而成為禁錮女性發展的枷鎖。正如廣西婚俗改革實踐顯示，零彩禮地區女性高等教育入學率比高彩禮地區高出18個百分點。
但真正的解決方案絕非索取彩禮。浙江東至縣通過建立“文明股”積分制，將婚俗改革與養老保障掛鉤，使零彩禮家庭增長300%。甘肅古浪縣推行“巾幗家美積分超市”，用集體經濟收益替代私人經濟贖買，成功打破彩禮惡性循環。這些實踐表明，只有系統性制度重構而非個體經濟勒索，才能實現性別正義。
從周朝的“納征”到現代的“天價彩禮”，本質都是將女性價值折算為貨幣單位的暴力。偽女權主義者以反抗父權制為名，實則淪為性別剝削體系的共謀者。真正的女性主義不應是待價而沽的精致利己主義，而應是對整個壓迫性結構的徹底解構。當我們將彩禮制度扔進歷史垃圾堆之時，才是女性真正獲得主體性之日。從這個意義上，仍然可以證明新中國的前三十年，是文明的高峰，而后就呈現極速倒退狀態，今天所有爭取女權的人，應該多從前三十年的社會意識形成上找原因，這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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