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有病了，去醫院求治，如果是一個醫生，面對前來求診的病人，一定要通過詳細診查從而確定病之部位、深淺。究屬癬癤之瘡還是病入骨髓?也只有詳細辨明病灶、病因，才能對癥治療，從根本上起到治療作用。又若是一個社會之病，面對諸多客觀顯現的社會亂像、怪像，也只有探幽求微、明辨是非，弄清致使所有紛雜亂像的真正原因，從根本之因入手，才能重新喚回一個朗朗乾坤。
但若是如同庸醫治病，將深入骨髓的重癥當作癬癤之瘡去盲目療治，那么，發展下去，將會收獲怎樣的結果?
再但如還有一些別有用心之徒，一些利令智昏之徒，一些人云亦云、從不用大腦思考只知跟風附會的腦殘之輩，再對上述庸醫一片稱頌贊美之聲，那么，他們不是對庸醫的無恥捧死，對病人的間接催死又將會是什么?
改革三十多年來，導致一個特定社會顯示的諸多紛亂詭異之相，不用一一示例人們也會明晰的。為此，網絡評議、坊間話談也對此有許多的不同看法與各種聲音。此本不足為奇。一個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只要不是傻子、白癡，總會對外界事物產生一定的感知。由感知而感發，或還導致行動，也屬常理之中。只是，人們想歸想，說歸說，抑或再是做了，都是生命個體的社會行為反映。即便是相當出圈了，產生非常惡劣影響，也自有法律作裁決。
不是聽聞得有喧囂甚響的所謂依法治國之聲嗎?
但有些事詭異在于，喊是喊過了，但卻是對著特定人群作喊聲的。也難以避免有定向性、選擇性喊聲之嫌。也不排除正在做著的，但做法同樣有著所謂定向性、選擇性之嫌。
近期，一個喊的較為典型的，一個做得頗是特殊的吸附了許多人的關注目光。
必須承認，說的再多再好也不抵一次真做。所以我們還是先從真做的開始說說。
太原惡警致死討薪女性農民工一案，事發多日，盡管是有著那么多的討伐惡警與聲援農民工的聲音，但公權力是怎樣的一種態度?又是怎樣的一種做派?
先是定性維穩惡警致無辜之人死亡一案為涉嫌濫用職權罪，及至有洶涌網議網評一時如潮而來，又以央視“焦點訪談”欄目作出此被傷害致死之討薪農民工并非討薪的蓄意定性。為什么?在此，階級鴻溝豁然劃開，如此赤裸裸不顧廉恥的顛倒黑白之輿論翻轉其實更反映出良知的的缺失!為什么缺失?是被公權力授意作綁架挾持?還是因了自身利益的使然、必然?
至今，非但是被致死者親人還看不到對兇手依法懲處的希望，更多對此一事的關注者、聲援者，難道不也是白費了許多唾沫?雖是難抑心頭不平之怒火，權且先讓一腔怨氣與憤懣化作指下鍵盤的鏗鏘敲擊，再期冀以此告慰亡者冤靈，而喚醒更多不幸之同類的麻木不仁之心，更還奢望、夢望權力操持者能偶爾一顧彌漫特色天地間的這一權貴與資本聯姻才導致出的暴戾之氣，或能少許體恤一下“盛世河蟹”之社會的無數P民之螻蟻性命與血汗付出……
但結果呢?結果是什么?
是所謂依法治國相關法律程序的漫漫等待過程。是央視替統治者作代言的態度表現。更好像是大腹便便、腦肥腸滿、利令智昏卻顯然是有恃無恐的特別是精英對著無數P民所作的冷冰冰回答：你們不就是個屁嘛!還窮叫喚個什么?又能有什么鳥用?
接下來我們再轉述那個喊得歡的人。
賀衛方!賀衛方!
這個一直不甘寂寞的“法律黨”又代表了怎樣一類人的那樣一種政治訴求?他不遺余力為誰叫喊?為什么叫喊?
還據稱：
賀衛方無疑是中國當今法學界最有影響力的法學家之一。但作為一名公共知識分子，他身上折射出在當下中國急劇轉型的時代一名知識分子所肩負的社會責任與學術追求的“合理沖突”，而這種“合理沖突”也許正是我們今天的社會所稀缺和迫切需要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賀衛方的價值就不僅僅在于法學界、在于法學研究，而應在更為宏大和深刻的中國社會轉型背景下加以詮釋。
什么樣的人才能與賀衛方同聲相求、意氣相投?
近日，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就落實中辦國辦1月19日印發的意見發表講話。講話指出， “加強對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絕不能讓傳播西方價值觀念的教材進入我們的課堂;決不允許各種攻擊誹謗黨的領導、抹黑社會主義的言論在大學課堂出現。”該講話在互聯網上遭到少數自由主義高校老師和微博上反共的公知大V的圍攻。
可以視作是在教育部長的講話精神影響下，2月3日，北大，人大等各大高校黨委書記也就中辦國辦意見撰文作出響應，其中以北大黨委書記朱善璐在中國教育報刊發的文章，引發輿論的廣泛關注，因文中明確指出，“嚴肅處理公開攻擊黨的領導、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歪曲黨史國史、造謠生事的言行……”，對此，輿論普遍認為，在北大教授中，存在公開攻擊黨的領導、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歪曲黨史國史、造謠生事言行的人物很多，包括賀衛方、張維迎等等，但近期最突出的是賀衛方。隨后，賀衛方處于輿論的風口浪尖。
但馬上就有為賀衛方站臺與聲援的人物站出來了。
只見得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黨組副書記、專職副主席，上海市政治學會會長，復旦大學教授桑玉成不惜裸奔為賀衛方作辯護了。
對于賀衛方及其散布的許多憲政、政改謬論，人們應該能察覺到“法律黨”毫不掩飾自己篡奪國家全部權力的野心。從邊緣進攻敏感的中心——賀衛方他們一直以來所從事的即是以司法改革為突破口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企圖。于是，看似是圍繞賀衛方個人展開的網絡激辯，其實反映出中國高校宣傳思想工作的方向應是什么，當然最根本問題還是要社會主義制度或再是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重大問題。
一些左翼網站對此已有大量的網評文章出現。于此不再一一贅述。只是提醒大家注意一個問題，高校思想宣傳工作以及政治教育的方向由誰來作決定?即便是所謂的走社還是放棄社會主義制度的問題，又是否由賀衛方、桑玉成等人說了算的?
大學教授難道就能決定中國未來社會的發展取向?
又是誰賦予了他們如此之責?如果不是，如果不能，那么，盡批駁賀衛方之屬的又有何用?
下面有一則微博評論：
@麒元?: 我們不再批評賀衛方。為什么?因為，賀先生是我們納稅供養的。我們送錢給富人，富人養了一條狗，狗被放出來咬我們。我們無須對狗兒怒吼!我們討厭那些在狗兒身上表演左翼的家伙!我們的問題是，我們為什么要幫著富人養狗?我們為什么不揍放狗的富人們?這無聊的游戲該結束了! 左翼不覺悟，人民群眾就無法進步。一些以左翼自詡的家伙，堅決不許人民群眾反對皇軍，卻假裝反對皇軍養的洋狗。左翼整天跟狗吵得昏天黑地，能解決問題嗎?
還需注意一個問題：
2015年2月8日，國信辦主任魯煒接受了中央九套“走近中國”(closer to china)欄目的采訪，就中國互聯網管理的目的、遇到的問題等作了詳細的回答，在談到網絡上的“大V”問題，魯煒指出，(針對大V的言論)顯然是一種不符合客觀實際的說法，確實有一些大V受到了查處，但是如果中國政府不鼓勵大V，他們怎么能成為大V呢?
接下來魯煒還有對此問題的一、二、三等等問題說明。我們僅看第一：中國政府支持大V，鼓勵他們在一個寬松的環境里，成長成為大V。沒有一個寬松的環境，他們不可能成為大V……
所謂大V，指的是在微博上十分活躍、又有著大群粉絲的“公眾人物”。通常把“粉絲”在50萬以上的稱為網絡大V。我們還可以發現一個針對大V的普遍現象，那就是他們特別突出地表現抹黑中國的前三十年社會主義制度，在反毛反共反社會主義，宣傳普世接鬼等等方面他們大都會異常賣力與活躍。
通過上述這些客觀存在并被公然承認的事實，譬如大V習慣性造謠、誹謗、抹黑、污蔑、攻擊、蠱惑等等，再是還有政府支持，“不能沒有一個寬松的環境”。還有人表示“我經常跟大V交朋友，我經常見大V”等等的。那么，不知對此人們會怎樣去想?
是否有意以所謂思想解放，言論自由之名目而放縱一些人說一些自己尚不便于說的話?
最后仍要說的，是經濟基礎決定一個社會的上層建筑。雖是不能否認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但在此一作用過程中，經濟基礎才起主導與決定作用。所以，決定一個社會的未來取向，并不是賀衛方們所能決定的。無論是惡警王文軍還是“法律黨”賀衛方，都無不是一個特定社會。這個社會是怎樣的特定性質?怎樣怎樣轉型?
再回到文章開頭的話，如果一個社會病了，它的致病之因是什么?是需動大手術還是僅用按摩發表的就可以?
再還值得思考的是，痛批賀衛方就能解決“特別是”積重難返的諸多社會問題?即便是王文軍因此一致死案件被依法斃了，是否無數農民工的血汗付出將再也不能被拖欠?即便是賀衛方就此從社會上消失，是否影響中國的許多問題就能得以被解決?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些左翼應該怎樣進行徹底反思?從而采取怎樣的方法?
中國傳統醫學有治病必求于本的論述。那么，對于一個社會之病，什么才是致病之本?為什么要舍本逐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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