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當前的思想斗爭

　　木有本水有源。思想文化具有相對獨立性，受傳統思想、外來文化的影響，但它由一定的經濟、政治所決定，是一定的經濟、政治的反映，根源于人們之間的經濟利益。在人們之間經濟分配不合理及不斷發展的時期，人們為維護自己的經濟利益而進行的思想斗爭將不可避免。

　　思想文化的核心內容：國人的經濟狀況可分三部分：人民的主體部分——工人、農民、知識分子，他們的主要收入來源靠勞動，改革以來我國的勞動報酬被長期壓低，他們中的絕大部分成為中下收入者;另有一部分人如小業主、小律師、大型國企職工、醫生等，屬中產實際只能算小資，他們一般有房有車，生活較安逸，受股市長期下跌的不利影響，他們的總人數不升反降;占中國人口極少數的(某些實權)官員、國企高管、大型私企老總尤其是賤買國有資產造就的權貴資本者擁有黑社會背景占據豐厚利潤的特定行當者、外資代理人，他們擁有或明或暗的財富是當今中國巨富，他們中一些人的財富是灰色的，在沒有真正調查確認為違法犯罪所得之前是允許存在的，這是改革的結果但不是積極成果，應該是進一步改革的對象。目前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允許各種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現在各種要素的報酬與其貢獻不相匹配、資本、管理加上權力(尋租)的報酬人為拔高，勞動的報酬被人為壓低，致使民眾勤勞不能致富，不能隨著生產的發展享受到與他們的貢獻相匹配的財富，甚至有人以富了人就會變懶為理由主張使他們永遠處于僅能滿足基本生活需要的狀態。這一后果很嚴重。中國社會的發展階段及存在的主要問題，經過六十多年的建設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人民所創造的GDP總量已經達到世界第二，人均國民收入也著了較大提高，據說已經列入世界中上等收入國家，但是貧富分化嚴重，基尼系數達0.61，勞動者勤勞不能致已經嚴重影響了他們的生產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影響了效率的提高，更嚴重制約了我國國內消費市場的啟動。

　　思想文化表現：這種經濟分布情況表現在思想上就是人們之間關于對社會現狀、發展成就及變革方向的態度上的差異。那“思想重建，并非思想統一，消除異己”的求同存異、包容是否可行?這需要問我們的管理主體而非爭議者，在市場經濟發展、經濟利益不斷調節變化的今天，各群體紛紛為自己的利益而吶喊，其中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工農聲音并不是最大的、他們限于物質及文化條件、甚至有相當一些連上網發聲都不會，能表達意見也極質樸;反倒是占人口極少數的財富尤其是巨富階層憑借經濟、權力雇傭一些有相當文化水平的人發出代表其階段利益的種種言論，這是現實的又是正常的，是金錢力量的體現。全體人民都應該弄清的的是：人少的聲大、因理論水平而有理性(實質是西方的理論外衣)且有眾多水軍的參與顯得人多勢重極強勢;人多的卻聲小且因文化的限制其訴求一般較難用系統思想來表達而是以國罵形式來表達，因而顯得感性、粗俗而在比較中明顯居于劣勢地位。有些人以貌取人直接譴責底層民眾，認為他們素質低污染了網絡環境給中國人的形象抹了黑，豈不知“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當他們聽到有關“專家”不顧民眾死活的胡言亂語時直接就開罵了。與其譴責民眾表達方式的粗俗，不如下大力氣檢討他們所罵內容是否合理，找找他們的正當利益能不能得到有效維護，正如前面不斷出現的農民工討薪難問題，不少總是把關注的重點放在他們不適當的維權行動給公共秩序、公共安全所帶來的不利影響，而拒絕探究產生農民工討薪難的原因更不會研究解決些類問題的辦法。當人們僅僅責備這些可憐的弱者而對不去承擔付薪義務的開發商甚至是背后的地方政府進行責難，讓這些弱者情何以堪?換作你能不吐糟?他們怎么不依法維權?一些人真這么做了，效果相當差。李莊們會為他們而辯護嗎?不，沒有。當年溫總理親自為一農民工討薪，我心中五味雜陳，這只是個人行為，是親民的但更主要的要形成農民薪酬的支付保障機制才是正途，才能使得所有農民工的薪酬支付得到解決，否則溫家寶這個國家總理以個人的身份來幫助農民工討薪干這一件事，累死他也無法解決。

　　在此等形勢下爭議各方會不會放棄爭議呢?不可能的，言為心聲，大家都是為自己的利益去努力，特別是巨富階層的文化公關搞得最好，其組織性與系統性堪稱完美，它的堅定性不會動搖;以工農為主體的勞動群眾應該放棄爭議 嗎?更不能，本來已經弱勢了，放棄自己的主張不啻是思想上投降，問題的關鍵在于投降之后自己的經濟利益能得到自動維護嗎?不可能。

　　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分開來說階層為增進自己的利益而努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由此造成的社會矛盾及其總爆發的嚴重后果是各方所無法承受的，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各方的利益平衡點何在，如何實現?既然中國目前最主要的社會問題是各種要素的分配與其貢獻不相匹配，勞動報酬被過分壓低，進一步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調節各生產要素報酬，實施新的分配方案，重塑公平，進一步提高勞動者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促進生產的進一步發展，而不是某些人所企盼的私有化。

　　這個問題就如何解決?西方歷史上勞資的矛盾是通過社會革命的形式而形成平衡的，當時各階級是進行了浴血奮戰的，最終為避免兩敗俱傷、同歸于盡而相互妥協。我國目前主要通過改革，以自上而下的形式來進行。今天所表示出的問題就是改革乏力，即所謂觸及到深層次的問題，我認為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民眾的參與度不夠，沒有進行對資本的足夠壓力。現在各地出現利益糾紛民眾多采用的是向政府請愿，要求政府為自己主持公道;同時也出現了一些群體性事件，這就是利益再分配時自發出現的。政府更多的把它理解為維穩任務，實有失偏頗。它是在促進較深度介入收入的再分配，努力做到公正公平地協調自己所管轄即服務的民眾內部(含貧富)的利益關系，同時規范政府自身的行動，在民眾的監督幫助下約束好政府官員的行動，降低行政成本如三公經費，樹立公、廉形象“民不畏我嚴畏我廉，民不服我能服我公”與西方相比，我國還有一個獨特的優勢——中共的領導與執政地位，它的地位、性質、宗旨、原則使得它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除了人民的利益它沒有自己的私利。但僅僅是執政地位就使得它掌握著國家資源的最大分配權。國家好，人民好它才能好。中國的富人已經充分優先享受了發展的成果無須特別照顧而需要對其行為進行規范促進其進行財富的再創造，調節其過高收入，增強民眾對其財富及貢獻的認可度也就可以增強其財產安全感。照顧中下層民眾使其能夠享受到改革發展的成果，增加其對社會及財富的認同，這樣才有利于構建社會和諧，這可以歸結于縮小收入差距，促進共同富裕。有人借鑒外國的經驗說，中產階層是一個社會穩定的中堅力量，這不適用于中國這個十三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中國的穩定來源于中下層民眾的收入提高及生活改善，共同富裕的實現程度主要看最低層的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主要靠勞動工資收入的中下層人民的生活狀況及貧富差距的縮小程度。這是建立在效益基礎之上的公平，它不否定差距，但要求形成收入的依據是合法合理的(各經濟要素憑貢獻所得)并將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內，充分尊重勞動。

　　隨著市場經濟發展帶來的思想上價值取向上分化，是否應該有一個統一的主流的思想，當然，這是必須的。提倡多樣化與弘揚主旋律是統一的。對我們的管理者而言思想建設中，反對幾種錯誤傾向：借口言論自由，宣傳西方資本主義的腐朽思想，對這種情況的縱容就是無原則，就是把自由絕對化;片面的管制，只聽過年的話，不敢面對民眾的疾苦、拒絕聽真話實話，因為忠言是逆耳的但卻是有益的;正文風、會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深入實際走進民眾，全方位寬領域了解國情民情，拒絕只被官富包圍。要包容的民眾之聲，造就一個鼓勵說實話的環境。對爭議方來說，不是簡單的放棄爭議，拒絕內斗就能解決的。

　　注：由于涉及到經濟內核與思想外殼，在倉促成文的情況下沒有仔細處理，下來再整理。另附我的另一小文。

　　今天中國之輿論場

　　背景：社會發展到今天，中國社會內部的貧富分化、官民一定程度的對立已是不爭的事實，政府的多數決定都將引起社會的巨大爭議，或贊成或反對，這是難以回避的。區別只在于是代表多數人被少數所反對還是代表少數人被多數人所反對。但是多數人是中下層，他們只占有人數的優勢，但這種優勢在國家選舉權沒有落實的情況根本發揮不出來，相反他們在經濟的劣勢由此帶來的政治、文化方面的弱勢多顯露無遺，但正常、合法利益的受損更他們社會的不滿情緒普遍存在并有積累之勢，其零星的反抗時有顯現，政府的維穩壓力不小;另一方面，那些少數人人數雖少，卻占有經濟、政治的優勢雇傭一些強勢代表人及大批水軍掌控輿論陣地，一旦政策觸及到他們的利益，則他們的反彈立即體現在行動上，直接有力威脅政府的穩定，他們對政府而言已成尾大不掉之勢。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美日歐等國家與中國在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形成錯綜復雜的關系，他們之間既有共同點又有利益的相悖。

　　輿論場：

　　1、歐美日在中國社會內部的代言人。他們一般都是具有一定社會“知名度與影響力”的“專家”，他們多數以洋理論為依托在官方擁有巨大影響力，已經滲透到主流輿論陣地但在網民中鮮有市場，他們的任務就是為外國代言。注意符合外國利益的不一定就不利于中國因為兩者之間有相同點，只是他們是從外國的立場上思考和分析問題的，中國網民與他們之間的矛盾是中外矛盾的反映，一定程度上屬于敵我矛盾;

　　2、中國富人的代言人。中國富人多數財富來歷的不陽光及一些恃財凌貧造成了不少網民對富人的痛恨，他們自身根本沒空參與網絡討論，又不甘心自己在網絡中所處的弱勢地位，于是會雇傭一些文人來為自己的利益服務，由于他們的問題許多都拿不到臺面上，于是往往采取胡攪蠻纏的方式，說些似是而非的話。其實這些富人本身屬于中國社會發展的最大受益者又是推動者，他們與中下層人民之間的矛盾屬內部矛盾，但是現在有激化趨勢，如果不能切實從制度、法律、機制上進行調節，后果難以預料，最終不僅不利于整個社會、窮人，也不利于富人本身，那將是個雙輸的結局;

　　3、中下層窮人。他們中只有一部分有知識有時間的，會以個體的形式上網傾訴個人的喜怒哀樂，表達對合法利益受侵害及勤勞不能致富的不滿，但是中國窮人整體上并不仇富，他們痛恨的是富人是通過掠奪公有資產即原來本屬包括自己在內的大家的資產損公肥私的方式以及一些富人過度炫富及欺凌窮人的一些不良行為。他們的許多訴求是合理的，又懶又饞又難斗的“刁民”僅是極少數人而已。他們明白一個道理，窮人不是社會發展的較大受益者，但一定是社會動蕩的受害者。他們沒有消滅富人的想法，但不合理的分配格局不改變甚至加劇的話后果就難料了。如何變?不少人總在批評中國好內斗，或因善良或因虛偽，但都無法改變中國社會的裂痕。回避不利于問題的解決，集體力量合法的斗爭與較量會可能促使過分者有所收斂，使社會向和諧方向發展。

　　4、對現行政策理解上的分歧。官民關系不是敵對關系。任何社會任何時候都需要管理，官民的分工是社會分工的一部分，它們之間應該是和諧共生的關系。政府管理的不規范及一些貪污行為讓人們深惡痛絕。別把痛惡貪污腐敗與痛惡政府混淆起來。國家的主要領導人多次指出治理腐敗的必要性，只是實際進程與人們的期望間有較大差距。因此青衫老祖的現行政策的積極甚至帶有進取性的解讀有一定的積極效用;對政府政策的消極辯護則廣為社會所詬病，被罵為五毛黨徒;

　　5、目前以日本為代表的外國勢力，抓住我國即將換屆的空檔口，極盡挑釁我國主權之能事，引起了中華民族的極大憤怒，這也為我國政府整合民意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機會——把力量用到敵人身上去，為收復主權奮力一戰。手段應該多重，不避軍事斗爭，不再把中日友好宣之于口，抱著你要戰便來戰的勇氣，無顧忌地巡航我釣魚島領域，落實我國的領海基線，擔負起一個崛起中的大國維護二戰時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成果的國際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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