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貨幣與財富

第九章 貨幣與財富

在市場經濟中，最關鍵的因素是貨幣。近30年的統計數據已經證實了，其貨幣循環的不可持續性。下面我們再來觀察一下，在數千年的傳統社會中，貨幣扮演的角色，和貨幣系統的宿命。

9.1 貨幣=財富？

商業發展的初期，是以物易物。當需要交換的品種有限時，尚無大礙。隨著分工的深化，需交換的品種增多，以物易物漸不可行，對貨幣的需求出現了。貨幣的本來功能是交易媒介，它簡化交換過程，降低交易成本。由于任何商品都可以也必須用貨幣來衡量，貨幣成了“普世價值”----“一般等價物”。

錢穆從古籍中尋找貨幣起源的線索，他注意到：

“左傳所記列國君臣相饋贈、賄遺、贖罪、納貢，大抵為車馬錦璧鐘鼎寶玩，乃至女妾樂師而止，絕無以黃金貨幣相投報者；有之，皆自戰國始。六國表秦惠文王二年‘始行錢’，距春秋末已一百五十五年。蓋其時東方諸國已先有錢貨。”（錢穆《國史大綱》第二編春秋戰國之部）

而在考古發掘中，夏代，商代遺址出土過大量天然貝，殷商晚期墓葬出土了不少“無文銅貝”，為最原始的金屬貨幣。貝作為實物貨幣一直沿用到春秋時期。到戰國時期已確立布幣（布幣脫胎于青銅鏟形農具，和“布”同音假借）、刀貨、蟻鼻錢、環錢四大貨幣體系。

“一般等價物”的出現使人們的財富觀念發生了深刻的轉變。表征財富的不再是糧食、牲口等具體的、具有使用價值的東西，而是“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的貨幣。因為用它可以隨時交換所需的任何商品。于是追逐貨幣積累就成了追逐財富者的必然選擇。晉人魯褒注意到，在他那個時代，錢已經成為“神物”：

“……，由是論之可謂神物。無位而尊，無勢而熱，排朱門，入紫闥。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諍辯訟，非錢不勝；孤弱幽滯，非錢不拔；怨仇嫌恨，非錢不解；令問笑談，非錢不發。”（魯褒《錢神論》）

其作用甚至遠超出一般消費品的使用價值，成了處理社會關系的必要因素，甚至能顛覆官場的位勢：“無位而尊，無勢而熱”。“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這不正是令哈耶克神往的“財富控制權勢”嗎？

從消費的角度看，任何商品存儲量遠超過消費需求都是不合算的，因為一方面是存儲的成本，一方面是遞減的效用。于是對任何消費品的追求都是有限的。而貨幣本身沒有使用價值，“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漢書·食貨志上》)，但它可以交換任何一種商品，甚至可購買社會地位（有多少腰纏萬貫者就購回了“政協委員”、“人民代表”的頭銜，賣官鬻爵之事，更是史不絕書）。于是人們對它的追求永無止境。這種無止境的追逐正是高度“理性”的必然結果。在大仲馬的《基督山伯爵》中，堂泰斯之所以能快意恩仇，決非因其道義上的地位，而是仰仗用不完的金錢。正是金錢使他能“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

正是這種無止境的追求，使貨幣脫離了早期“交易媒介”的工具性地位，有了自己的靈魂—將本求利，以錢生錢。它追逐的不再是任何具體的商品，而是貨幣本身，資本主義精神的核心就是對貨幣的無限占有欲。于是貨幣有了新的身份—資本。世紀之交，北京北四環東段北側曾出現過一個巨大的房地產廣告：“資本給我自由”，補了30年資本主義之課的國人總算明白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沒有錢就沒資格談自由。

我國自1995年到2005年，實施了與美元掛鉤的匯率政策（見圖15），此后則是人民幣緩慢的升值。這期間，一方面我國的出口大幅度上升，一方面積累了巨額的美元。這些美元又被換成美國國債。金融危機和兩房退市，引發了對匯率政策的激烈辯論，辯論的焦點是：我國國民在低工資、無保障、破壞生態環境的前提下掙來的血汗錢，到底能否保值？

圖15：1992年以來，根據進出口總額計算的實際匯率

如果僅從表面現象看，這個問題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爭論雙方都不假思索地將外國貨幣（美元、歐元或日元）視為財富，這迫使筆者從貨幣的根源思考。

9.2 “交子”：紙幣的起源

貨幣對絕大多數持有者并無實用價值，人們之所以愿意用自己的產品去交換貨幣，是相信用它可以在預期的價格上換得所需的其他物品。--這就是“信用”。那信用的基礎又是什么？

早期貨幣的信用是建立在價值的基礎上，即貨幣本身是人們愿意持有之物，如貝殼、金、銀、銅甚至鐵，學者們稱這樣的貨幣為“足值貨幣”。由于“足值貨幣”本身就是財富，這導致它的標定價必須等于其自身的價值，自唐到明初，我國的貨幣主要是銅錢，人們早已發現“錢重則私銷，錢輕則私鑄”，當銅錢的面值高于銅材時，民間就會鑄錢牟利，反之就會銷錢鑄器，雖嚴刑峻法而不可禁。這種現象在歷史上反復出現。兩宋時期，鑄錢成本遠高于銅錢面值，結果民間大量銷錢鑄器，此類記載在兩宋文獻中不勝枚舉。連筆者都體驗過類似的局面，上世紀60年代通脹時期，就有人搜集硬幣，用來鑄勺子之類出售，搞得硬幣奇缺。

這類靠自身價值立足的貨幣，本身就是被追逐的對象。研究貨幣史的學者們發現，宋代無論是官家還是富商大賈，“具有積貯銅錢的驚人偏好”。（葛金芳、常征江《宋代“錢荒”成因再探》 湖北大學學報 哲社版(武漢)，2008．2）這些被積貯的銅錢，退出了流通領域，導致交易媒介的匱乏，中唐至明中葉里屢屢發生“錢荒”，尤以兩宋為甚。

可見，“足值貨幣”與“交易媒介”的功能存在內在的沖突。作為“交易媒介”，它需要在經濟體中不斷地流通---所以有“通貨”之稱，而作為財富本身，它將被囤積，其結果則是通貨緊縮。

（題外話：稍微抽象一點思考，我們看到，同一個主體可能具有兩種不同的經濟功能。在銅錢身上我們看到了這個問題：交易媒介還是積貯財富；在當今貨幣身上同樣有這個問題：交易媒介還是以錢生錢？當同一個主體存在兩個不同的經濟功能時，第二個問題隨之發生：實踐中那個功能占優勢？我們看到，在銅錢身上，積貯財富的功能日益膨脹，其結果就是“錢荒”；在當今貨幣身上，以錢生錢的功能日益膨脹，其結果就是在《中國困境的政治經濟學透視》中指出的三大失衡。

物與物的關系背后是人與人的關系。比較銅錢與當今貨幣的異同，可以看到，古今精英集團的共性：強大的聚斂能力，以及聚斂導致的共同歸宿：經濟運行阻滯與社會危機。也可以看到他們的差異：傳統社會的土老財，偏好于“積貯銅錢”；而資本主義工商文明中的精英集團則精通“以錢生錢”。顯然，從聚斂的角度看，“以錢生錢”比“積貯銅錢”效率更高。所以當今精英集團瞧不起土老財絕非妄自尊大----兩者在效率上存在代差！）

“足值貨幣”與“通貨”在功能上的這種差異，導致了紙幣的誕生。

北宋整個國家沒有統一的幣制，當時地方行政單位分為13“路”，4路專用鐵錢，陜西、河東則銅鐵錢兼用，各個貨幣區又嚴禁貨幣外流。四川以鐵錢為主，鐵錢重而值低，如一匹羅要二萬個錢，重一百三十斤，這嚴重阻礙著商旅。宋初，成都出現了“交子鋪戶”，專門經營現錢保管業務。存款人把現錢交付給鋪戶，鋪戶則給存款人以紙質憑證。當存款人持證提現時，每貫付給鋪戶30文錢的利息，即付3%的保管費。這個憑證被稱為“交子”。

作為“金融證券”，自然要使用高級的紙張。當時四川最高級的紙是由構樹皮層纖維制造的，稱為櫧[chǔ]）紙，“凡公私簿書、契劵、圖籍、文牒，皆取給于是”（費著《箋紙譜》），所以“交子”用櫧紙印制，稱為“楮券”。

用可以隨時變現的“楮券”從事大宗交易，顯然比笨重的鐵錢方便。于是發行和兌換交子漸成一個行業，許多商人聯合成立專營發行和兌換交子的交子鋪，并在各地設分鋪。這個行業必須隨時、隨地無條件兌換，于是信用成了行業的立身之本。

交子的面額，原來是存錢時填寫，隨著業務量的擴張，變為印刷有統一面額和格式的“楮券”。為保障無條件兌換，理論上需要有與發行總額相等的現錢，但隨著交子的信用建立，商人間的相互支付越來越多的直接用交子。于是交子鋪戶在經營中發現，一部分被保管的現錢幾乎永遠也無需動用。這意味著交子的發行量可以大于鋪戶擁有的現錢。于是鋪戶擁有的現錢成了“準備金”，而交子成了紙幣。準備金與發行總額的比率則成了“準備金率”。

這種由民間發行的紙幣，被稱為“私交子”。紙幣承擔著全社會的交易中介職能，需要有最高的信用保障。而民間業者，或者因為道德風險，或者因為經營風險，難免信用破產，導致大范圍的危機。

北宋景德年間(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張泳對交子鋪戶進行整頓，剔除不法之徒，專由16戶富商經營。至此“交子”的發行正式取得了政府認可。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設益州交子務，以本錢36萬貫為準備金，首屆發行“官交子”126萬貫，準備金率為28%。其流通范圍基本上限于在四川境內。益州交子務由京官一二人擔任監官，并“置抄紙院，以革偽造之弊” -- 建立了央企--造幣廠。這是世界上發行最早官方的紙幣，比美國（1692年）、法國（1716年）等西方國家發行紙幣要早六七百年。

圖16：宋.交子

可見，紙幣發源于一種特殊的債務關系—現金匯兌。現金匯兌在我國的起源可追溯到唐代的“飛錢”，“交子之法蓋有取于唐之飛錢”（《宋史·食貨志》下３會子條）。債務關系建立在信用的基礎上，從“私交子”到“官交子”，政府信用取代了民間信用。

9.3 “無信不立”

然而，政府信用并非天然可靠，自“官交子”發行以來，官方幣制屢改。徽宗時期，改交子名為“錢引”，“錢引”以“緡”為單位（“緡”為絲的單位）。“錢引” 的紙張、印刷、圖畫和印鑒都很精良。但“錢引”不置“準備金”，不許兌換，隨意增發，因此紙券價值大跌，到南宋嘉定時期，每緡只值現錢一百文。

南宋于1160年(高宗紹興三十年)改為官辦“會子”，當時的葉適、戴埴等人就反對發行“會子”，認為“楮幣久遠必敗”，他們其實是意識到，官家不可能為了信用而嚴格約束自己的發行沖動。在南宋152年的歷史中，使用紙幣的時間長達100多年，共發行“會子”近14億貫，如果按照南宋當時1兩黃金兌換35貫銅錢的換算方法，相當于發行了1600多噸黃金。與之對比，到2012年二季度，國家黃金儲備僅為1054.1噸。可見“會子”發行之濫。

圖17： 宋  會子

另一方面，政府向民間支付時用“會子”，而征取于民時卻只要現錢。

“官之予民者必以楮，而其取于民者則必曰見錢焉。朝廷散于郡邑者則以楮，而其索于郡邑者則必曰見錢焉。”（《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六六《財用·楮幣》）

“天下之輸稅不責以楮而必責以錢，官務之支取既無其錢，而徒易以楮，至則發納上供，官則以微價收民之楮以充其數。”（《客亭類稿》卷九《重楮幣說》）

結果，發行者自己都不要的“會子”，只能不斷貶值。“會子”的崩潰導致了幣制改革，南宋在景定五年（1264）發行“金銀見錢關子”,關子雖然號稱以銅錢為本，但是缺乏相應的準備金，依然不過是一種無本虛鈔。結果是“物價益踴，楮益賤”。不數年，元兵南下，會子、關子便與宋偕亡。

圖18：20世紀80年代初發現于安徽東至縣的南宋關子鈔版
 

圖19：南宋關子復原圖

紙幣無疑是金融領域的重大創新，它很快被宋的敵手金、元效仿。然而無論金、元，紙幣的穩定運行時間都不長。

金海陵王貞元年間，仿宋交子之法立“鈔引法”（鈔法），發行交鈔；然而在戰爭環境中，交鈔必然走向通貨膨脹，百姓拒絕使用紙鈔而用錢。焦頭爛額的金章宗于1206年拜能臣高汝礪為戶部尚書，讓他來建立交鈔的信用。

高汝礪一方面強制推行交鈔，規定：“民間的交易、典質數額在一貫以上用交鈔，不得用錢”。對須立契約的人，部分用鈔。“不須立契約的，只能使用遼東錢鈔。”商旅所帶現錢不得超過十貫，官員及百姓家中所留現錢規定數額，其余的一概到官府兌換成交鈔。一方面完善交鈔流通機制，包括打擊假鈔，回收破損真鈔，在各城邑設置換錢之處。這些措施使鈔法少安。但終未能遏制通脹，對此，高汝礪看得很清楚：

“國家調發，河南為重，所征稅租率常三倍于舊。今省部計歲收通寶不敷所支，乃于民間科斂桑皮故紙錢七千萬貫以補之。近以通寶稍滯，又加兩倍。河南人戶，農民居三之二，今稅租猶多未足，而此令復出，彼不糶所當輸租，則必減其食以應之。”

是朝廷征發負擔造成了通脹，而通脹又加劇了征發負擔。但高汝礪認為，只能兩害取小，而“鈔法稍滯物價稍增之害輕”：

“夫事有難易，勢有緩急。今急用而難得者，芻糧也，出于民力，其來有限，可緩圖。而易為者，鈔法也，行于國家，其變無窮。向者大鈔滯，更為小鈔，小鈔弊，改為寶券，寶券不行，易為通寶，從權制變，皆由于上，尚何以煩民為哉。彼悉力以奉軍儲已患不足，而又添征通寶，茍不能給，則有逃亡。民逃亡則農事廢，兵食何自而得？有司不究遠圖而貪近效，不固本原而較末節，誠恐軍儲、鈔法兩有所妨。臣非于鈔法不為意也，非于省部故相違也，但以鈔法稍滯物價稍增之害輕，民生不安軍儲不給之害重耳。”（《金史•高汝礪 張行信》）

于是，朝廷的對策就是：“大鈔滯，更為小鈔，小鈔弊，改為寶券，寶券不行，易為通寶，從權制變，皆由于上”，整一個經濟愚民之策。《金史》稱高汝礪是清官能臣：“為人純正真率，不事修飾，雖兩登相位，殆若無官然”，“禔身清慎，練達事宜”。他尚如此對待鈔法，通脹焉可避免？章宗在世時，萬貫交鈔只能買到一個燒餅；章宗1208年去世，后二年，有一次為了發軍賞，竟動用了八十四輛大車來裝運交鈔。這距高汝礪整頓鈔法還不到5年！

圖20：展出于山西博物院的金代貞祐寶券伍拾貫銅版，

1978年出土于山西新絳，下部有“奏準印造

平陽太原府兩路通行寶券并同見錢行用不限年月

許于平陽太原府路官庫倒換錢券”等字樣。

在鈔名上方，有五組兩兩相交的錢串圖案，

以表示面額伍拾貫。

此后金政府果然走向了不斷變鈔的道路，宣宗貞祐三年（1215年）變鈔為貞祐寶券，后又發行貞祐通寶。

如此以愚民為理念的鈔法，其結果是毀滅性的，“鈔法稍滯物價稍增之害”，迅速演變成惡性通脹。到哀宗時，鈔竟不行，民間一以銀交易，是為后世社會用銀之始。1234年2月9日，哀宗國破后自縊而死。是年距高汝礪整頓鈔法28年。

馬可波羅于至元十二年至二十九年在元朝任職，令他詫異的是“以區區一小塊紙片，竟可以買到各種各樣的商品。”“一個人不論到達大漢領域內的什么地方，他都發現紙幣通用，可以拿來做貨物買賣的媒介，有如純金的貨物那樣。”（《馬可波羅游記》）

圖21：元•中統元寶交鈔

元建國后，97年內幾改幣制。其中最穩定的“中統鈔”發行于元世祖中統元年（公元1260年），到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世祖忽必烈承認“鈔法之行二十余載，官吏奉法不虔，以至物重鈔輕，公私俱弊。”（《元典章》卷1詔令）可見中統鈔穩定運行也就“二十余載”。元政府以改革幣制，發行新鈔來應對“鈔法大壞”的局面，但越改越亂，其結局是：

“每日印造，不可數計。舟車裝運，軸轤相接，交料之散滿人間者，無處無之。昏軟者不復行用。京師料鈔十錠，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遂俱不行，人視之若弊楮，而國用由是遂乏矣。”（《元史》食貨志·鈔法）

濫發鈔票導致通貨膨脹，民間轉而以物易物，結果是財政崩潰，政府就此垮臺。

明洪武八年（1375年），政府立鈔法，發行“大明通行寶鈔”（圖22）。

圖22：明.大明通行寶鈔模板

（正面：貳萬兩；背面有“偽造者斬”）

大明通行寶鈔也只穩定了二十年，到了洪武二十六年前后，一些地方的寶鈔開始貶值。特別是南方兩浙、江西、閩、廣一帶，民間重錢輕鈔，鈔一貫，只能換銅錢一百六十文，若按銅錢購買力不變計，用紙幣計算的物價已經上漲了六倍。此后，米價顯示了惡性通脹，從各種資料查到明代的米價見圖23，其中的“折俸價”為官員俸祿折米的價格。市價漲幅遠高于折俸價，顯示官方竭力掩蓋寶鈔貶值的事實。

圖23：明代米價

到成化年間（1465--1487年）一貫鈔（面值銅錢1000文）只值一文錢。到弘治（1488--1505年）、正德（1506--1521年）年間，鈔法已實際上廢止不行了。此后明政府放棄了紙幣發行。

從1023年北宋政府發行“官交子”到1500年后放棄紙幣發行，中國政府用近500年的時間發行紙幣。這期間的宋、元、明三朝，是全球無可置疑的超級大國，紙幣的發行對當時“不發達國家”的人們造成令人目眩的幻相，馬可波羅就認為，認為這是中國皇帝專有的“方士點金術”。《馬可波羅游紀》使歐洲人將中國看成是遍地黃金的人間天堂，希望到東方去實現黃金夢的人比比皆是。事實上，馬可波羅看到的，是已經走向通脹的金融系統。

就在中國放棄紙幣將近200年后，美國開始發行紙幣（1692年），一個半世紀后，隨著布雷頓森林體制的確立，美元被稱為“美金”，成為國際貿易的結算貨幣，成為各國的貯備貨幣。

9.4 信用的基礎

布雷頓森林體制規定了美元與黃金的固定比價，這就是“美金”之稱的來由。其原理與當年的“交子”相似：紙幣作為貴金屬的符號。在交子發行過程中發現的“準備金率”現象，成為穩定幣值的關鍵。

當年，元中統鈔以金、銀為準備金，“每鈔貳貫倒白銀壹兩，十五貫倒赤金一兩”，為保證紙幣的社會信用，在首都和各“路”（大體類似于現在的省）設立“平準庫”，確保鈔銀兌換。紙幣稍有壅滯，則“出銀收鈔”。為了建立紙幣的信用，主事“諸老講究扶持，日夜戰戰兢兢，如捧破釜，惟恐失墜。行之十七八年，鈔法無稍低昂。”（《元史新編·食貨志》）

這樣謹慎的政策，節制了中統鈔的發行，培育了其信用。中統元年（公元1260年）發行中統鈔7.3352萬錠，第二年發行3.9139萬錠，14年后的至元十一年增加到24萬錠。

然而僅兩年后的至元十三年，中統鈔的發行就猛增為141萬錠。（《元史·食貨一·鈔法》）政府開始濫用其辛苦建立起的信用。結果中統鈔的穩定僅保持了十七八年。這樣的案例在貨幣史上比比皆是。于是許多人認為紙幣的信用基于其背后的貴金屬。金融危機后，很多人希望恢復金本位，這其實就是讓紙幣與某種貴金屬掛鉤，成為某種貴金屬的兌換券。

這個思路將紙幣的信用建立在“稀缺性”的基礎上--用貴金屬的稀缺性來遏制濫發紙幣。那些恢復“布雷頓森林體制”的主張，背后就是這一理念。

這一理念可行，其必要前提是，貴金屬的生產、發行量與社會的交換需求匹配。而歷史經驗表明，這是不現實的。我國自唐代以來，主要的貨幣是銅錢。我國是銅礦稀缺的國家，稀缺性一方面保障了銅錢的價值，但另一方面，卻導致了通貨緊縮--“錢荒”。明隆慶元年（1567年）之后，西方殖民者用南美的白銀與中國交換茶葉、紡織品、瓷器等，白銀的流入，緩解了銅荒，然而到了1830年，西方開始轉向金本位制，被淘汰的大量劣質白銀涌入中國，導致了通貨膨脹。（見韓毓海《明清500年興亡》）

可見靠貴金屬的稀缺性來保證貨幣的信用，是不現實的。那貨幣的信用到底建立在什么基礎上？

張杰從“信用貨幣”與“財政貨幣”的角度觀察問題。認為先秦的“布幣”、唐代的“飛錢”、宋代的“私交子”等均源于商業信用，沿這一機制發展，就是商業貨幣；而先秦的刀、鏟、環、貝諸貨幣、漢代的皮幣、銅錢、宋以后的官交子等，依托的是神權和行政權力，其目的在于政府的“利柄”，屬于財政貨幣（見張杰《中國的貨幣本位困境：歷史根源與演進機理》貨幣金融評論2009年第9期）

在張杰看來，“貨幣源于商品交換。亦即貨幣原本不是國家的象征,而是商品的外化。”因而只有“商業貨幣”才是貨幣發展的正道，而中國的貨幣演化，由于行政權力的干擾，被扭曲成了“怪胎”。這個理論的背后，其實是將經濟系統與政治系統視為兩個“孤立體”，將政治系統對經濟系統的影響視為外部干擾。“因為貨幣關系的發展程度，是與整個商品生產的發展相照應的，政治上的強制畢竟是外在的和暫時的”。（同上）

但這種“孤立體”的思維，不符合歷史事實。在我們知道的所有的社會中，經濟與政治都是緊密相關，相互影響的。首先將“商品經濟”置于不可置疑的基準地位，以此來評價政治系統的作用，這不是科學研究的思路，而是一種典型的意識形態說教。它甚至無法解釋當前歐元與歐洲債務危機的關系。歐元由歐洲央行統一發行，而歐洲的財政卻各自獨立，沒有統一的財政，這被許多學者視為債務危機的癥結，認為它甚至有可能危及歐元的存在。可見離開了對政治體系的考察，根本無法理解貨幣問題。

現代社會的紙幣，被稱為“主權貨幣”，由國家依靠行政權力發行，其信用建立在國家信用之上。它更接近于張杰所稱的“財政貨幣”，而非“商業貨幣”。問題在于國家信用建立在什么基礎之上？從貨幣流通的層面看，它取決于社會通貨需求與發行量間的平衡，維持這種平衡，絕非易事。這就是初發中統鈔時，當局為何“日夜戰戰兢兢，如捧破釜，惟恐失墜”的緣故。

然而，中國近500年的紙幣試驗一次次以破產結束，究其原因，歷代學者總是關注兩點：其一是財政開支膨脹，其二是稅收不敷使用。其結果導致當局超額發行貨幣。此門一開，如吸鴉片，還未見那個政府有戒癮成功，免于財政、經濟崩潰的先例。相反，個個都落入了增發→貶值→經濟混亂→稅收不足→再增發的陷阱。北宋、南宋、金、元、明，直到“國民政府”，無不如此。

9.5 “先進”之謎

與之對比，西方國家的貨幣在中國長期都表現為“硬通貨”，這使人們將西方的貨幣制度視為先進，以此為標準，來發現中國貨幣制度的落后之處，作為“與國際接軌”的指南。

然而，韓毓海注意到：

“自 1500年以降，歐洲有200個國家，彼此戰亂不休，500年來一直在打仗，因此戰爭和戰爭融資是500年來歐洲政治經濟的頭等大事，從而近代歐洲幾乎是很必然地發展出國債制度：一方面是國家要為戰爭融資，就必須向商人借錢，從而使得商人支配了國家和戰爭，并形成軍商合一的體制；另一方面，它使得‘負債經營’成為歐洲近代國家和企業之通例，這就促成了信用制度的發達和擴大。”

由此，韓毓海認為，主流學界用“資本主義”的勝利來解釋歐美霸權的形成，“起碼是沒有抓住歷史要害，而且也不盡符合歷史的事實。”歷史事實是：“最初就是16世紀地中海地區的銀行家們投資于國家間的戰爭，最終則是金融家通過攫取‘世界貨幣’的發鈔權，而讓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美國）、乃至整個世界為他們的投資冒險埋單和作擔保（這隨著1913年美聯儲體制的形成而達到高峰），而上述軍事－金融－國家相結合的特殊組織形式，才是西方世界近代興起的真正關鍵”。（以上見韓毓海《明清500年興亡》）

韓毓海強調：導致西方“文明”橫掃全球的是“一個銀行家、戰爭和國家密切結合的軍商合一、軍政合一、資本與國家合一的體制”。顯然，從這個視角，我們才能理解從16世紀到20世紀遷延不斷的戰爭，才能理解自鴉片戰爭始，西方“文明”強加給中華民族一次次戰爭的后果：將中華民族按在全球產業鏈的底層，迫使中華民族為西方的“文明”輸血，以保障他們貨幣體系成為“硬通貨”。才能理解“硬通貨”之所以“硬”的緣由。

而我們的“貨幣銀行學”將貨幣問題視為“孤立體”，不是將其放在“文明沖突”（亨廷頓語）的框架內考察，而陷于對具體的貨幣、幣制、金融機構進行分類對比，由此得出“先進”、“落后”的判斷。對類似的研究思路，黃仁宇不無譏諷地評價道：

“我們縱使把郭松齡和殷汝耕的事跡寫得不失毫厘，又牽涉到本莊繁和岡村寧次的秘幕，在當中更投入梅蘭芳和阮玲玉的瑣聞軼事，也只是增長歷史的篇幅，仍未掌握中國長期革命的真實性格。”（轉引自韓毓海《明清500年興亡》）

問題的嚴重性在于，由此得出的政策選擇必然是“新自由主義”，它必然包括：“貨幣可自由兌換”、“完備的國際化的貨幣市場工具和資本市場工具”、“發達的金融市場”、“金融創新能力”等等。

西方的貨幣金融體系之所有這些特征，是因為它背后是一個“軍事－金融－國家” 聯合體，它們的航空母艦可以對世界上任何地方實施軍事威脅，乃至軍事打擊和武裝占領。如果沒有這樣的聯合體，一個常年財政、外貿雙赤字的國家，居然可以成為全球金融系統的核心，實在不可思議。考諸中國歷史，任何一個政府，只要它陷長期于財政赤字，必然靠濫發鈔票維持，必然導致鈔票貶值和政府信用破產，其結果一定是社會動亂，政府垮臺。

事實上，布雷頓森林體制從1945年維持到1971年，也就維持了26年，與中國歷史上各朝代紙幣穩定的時間段大體相當，此后，美元與黃金脫鉤，布雷頓森林體系中，一盎司黃金兌35美元，而今金價已超過1200美元。美元成了隨意濫發，幾無信用可言的紙片。1970年開始，美國的財政就開始了長期的赤字。然而這幾十年間，美國依然穩坐世界金融體系的核心，可以將經濟危機的損失轉嫁給他人，還可以跑到別人家門口張牙舞爪，舞槍弄棒，甚至大打出手，除了“軍事－金融－國家”聯合體，可有別的解釋？

從 “文明”的框架觀察，中國要走“新自由主義”道路，就要先從“軍事－金融－國家”聯合體學起。首先要學的是政府打仗擴張，金融資本家貸款支撐，政府以戰利品回饋金融資本家的循環模式。西方的勝利者是在數百年的血雨腥風中淘汰出來的，在這個期間，他們實施的并非“新自由主義”，而是炮艦政策。所謂“新自由主義”，是海盜們完成了“打江山”的任務，為“坐江山”而創造出來的理論，他們也明白陸賈對劉邦的指點：“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所以英國成為“日不落帝國”后，就奉行自由貿易的政策；而剛剛崛起的德國，卻拒絕了亞當·斯米的理論而遵奉李斯特的教誨。

如果拋開“政治正確性”的顧忌，學界可以討論這條道路對21世紀的中國是否現實，如果現實，具體的方略如何。最有必要進行這種討論的，是主張“新自由主義” 的主流學界，因為這是實現“新自由主義”的必由之路。然而，筆者孤陋寡聞，未讀到哪怕只言片語的這類分析。這使“新自由主義”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主流經濟學界，對此視而不見，卻將人家販賣的“新自由主義”當作中國金融改革的方略，豈非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

9.6 視角：整體與個體

“新自由主義”來自西方“文明”，對它的信念其實是魯迅所謂的“他信力”。當它淪為海市蜃樓后，“他信力”就崩潰了。于是我們又回到了魯迅描繪的境地：

“失掉了他信力，就會疑，一個轉身，也許能夠只相信了自己，倒是一條新生路”（魯迅《且介亭雜文•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

由“軍事－金融－國家” 聯合體推向全球的當代的主流文明，現已顯出無以為繼的明顯征兆：貨幣循環的阻滯造就了瘋狂的金融投機，并帶來了世界范圍的經濟危機，而主流學界只能提出剜肉補瘡之策；這個世界一方面積累了巨大的生產力，一方面使數以十億計的人口饑寒交迫；被視為救星的“創新”、“高科技”主要投向軍事裝備，說白了就是用來殺人，而人類生存的基礎—生態環境卻在無可遏制地衰敗……，這一切迫使我們從文明的可持續性角度思考問題。

在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上，人類實踐過各種各樣的文明。其中一些，如兩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希臘文明、波斯文明、古印度文明、馬雅文明…都曾一度達到當時人類社會的高峰，然而，高峰之后就是衰落，甚至崩潰，此后再也沒能恢復往日的輝煌，有的甚至消失在歷史的深處。持續數千年，且一再登上當時人類社會高峰的文明只有一個——中華文明。于是要思考文明的可持續性，中華文明是不可回避的對象。

對比當代主流文明與中華文明，可發現兩者最鮮明的差別在在價值取向上：

當代主流文明是個體主義：強調整體存在的意義僅在于為個體服務，于是為自私自利創造了堂而皇之的理論依據--“理性經濟人”，所以“自我實現”、“自我奮斗”天經地義。為了擺脫早期天主教的束縛，馬科斯·韋伯關于“資本主義精神”的說教被奉為經典，韓毓海尖銳而確當地評價其“把做生意等于念經，把積累資本視為積累功德”。（韓毓海《明清500年興亡》）

而中華文明是整體主義，本書的緒中引述的宋代張載《正蒙·乾稱篇·訂頑》闡釋了這樣的價值觀。這種整體主義的價值觀濃縮在一句盡人皆知的話里：“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強調整體的持續健康是個體生存的基礎。從這個視角觀看，當今的主流文明正在掀動人類生存所依賴的“巢”。

如果站在整體主義的立場，金融系統應建立在那些原則之上？

9.7 何為社會財富？

歷史告訴我們，分工帶來了交換，交換需要并創造了貨幣。個體主義將這視為獨立、分散的個體間的行為，而整體主義將其視為系統內部的功能安排。

交換必然帶來貨幣分布的集中化，貨幣在承擔交易中介功能的同時，派生出存貯財富和財富增殖（即“以錢生錢”）的新功能。這兩個新功能與交易中介的功能相悖。 “存貯財富”使貨幣離開流通領域，造成“錢荒”，我們的前人多次遭此困擾；“財富增殖”在主流理論中稱為“按要素分配”，它是孕育不勞而獲的寄生者群體的首要機制，邏輯和數據都顯示，在“自由主義”的環境下，“以錢生錢”的貨幣早晚會超過作為交易中介的貨幣，使整個貨幣系統走向自己的反面—不是促進社會生產，而是破壞社會平衡與穩定（見王中宇《貨幣循環的另類觀察—系統動力學的視角》）。其實穆斯林社會早就意識到這一點，所以它們禁止“以錢生錢”而產生的“利息”。

站在個體主義的立場，貨幣功能的蛻變是自然規律，人類對其無可奈何，只能順應。這就是貨幣之所以從M₀、M₁、M₂、M₃、……一路擴張過來的原因。對于“把做生意等于念經，把積累資本視為積累功德”的資本集團，“以錢生錢”的效率越高，他們越滿意，據此，他們制定了資本選擇落腳地的標準----“國家競爭力”排序。

但事實上，貨幣不等于財富，貨幣的實質在于社會財富的索取權。“以錢生錢”不意味著財富增殖，只是已有財富索取權的自我擴張。這與歷史上的土地兼并類似，如果說有何差異，僅在于“以錢生錢”表面上看是比較單純的經濟手段，而歷史上的土地兼并往往是經濟手段與權力手段并用。但其作用均是將現有財富向少數人集中，而非創造新的財富。于是其后果必然相同。今天，人們看到，越是創造真實財富的行業越艱困，而越是從事財富轉移的行業越富有。

其實古人早就發現：“淘盡門前土，屋上無片瓦，十指不沾泥，嶙嶙居大廈”(宋·梅堯臣《陶者》)。放在今天，它一語道破了建筑業與房地產業的差別。戰國的商鞅注意到農民“用力最苦而贏利少，”而工商業者則容易富家。注意到“金生而粟死”。戰國是金屬貨幣時期，能隨意印發的紙幣還未發明出來，商鞅就意識到讓貨幣操控經濟對國家的危害：“金生而粟死”，“國好生金于竟（境）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國好生粟于竟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實，國富。”（見《商君書》）粟在當時就是實體經濟，而金則被商鞅視為需高度警惕的虛擬經濟。

視貨幣為社會財富，靠“以錢生錢”作為推動經濟系統運轉的動力，必然使整個社會的經濟行為以攫取財富分配權為核心目標，而非以創造社會所需的真實財富為目標。于是人們看到：現代化驅動大批農村勞動者進城打工，但同時他們根本不可能在城市里購得住宅，而房地產業卻異常火爆，高企的房價和空置的商品房并存。對此當局束手無策：不調控？日、美房地產泡沫破滅，前車之鑒歷歷在目；調控？房地產業是最核心的“利潤增長點”，一旦缺了利潤激勵，從銀行到建筑、建材、鋼鐵、水泥、運輸……，整個經濟勢將陷入螺旋式衰退。

這就是“要挾”的實質。媒體總說，中國經濟被既得利益集團裹挾。事實上，只要以貨幣為財富，以利潤為目標，以利潤增長點為“抓手”，整個社會必然被聚斂貨幣的既得利益集團要挾，成為他們的“人質”。

那對于一個社會的整體，到底什么是財富？馬斯洛提出過人的需求層次原理，其實社會整體也與之類似，有自己的需求層次。

其一，基本的需求是生存。使社會得以生存的物質條件，是最基礎的財富，它顯然包括但不限于食物、能源、可用的水資源、清潔的空氣、適于人居的國土等等，并進而包括整個生態系統。一個社會在這些方面無法得到保障，它的生存必然受到威脅。

其二，為保障和改善這些方面的條件，一個社會需要有整合其資源，并合理地投向所需領域的能力。這種能力首先是合理分配生存資源，保障社會成員基本生存的能力，其次是從社會整體的角度判斷“短板”之所在，并做出應對方略的能力，接著就是動員資源以實施此方略的能力。對社會而言，這些能力是更高層次的財富。

其三，在人類尚分化為相互對立的國家之時，強勢國家總是力圖瓦解、分化弱勢國家，以掠奪其資源，奴役其人口。于是抵御外敵的能力是社會生存的必要財富。

經濟危機，社會分化，生態危機，大量的事實證明，主流理論主張的貨幣系統，無助于這三個層面的財富的積累。以為靠西方式的貨幣體系就可以讓千百萬人的逐利動機推動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已經被證明是一個幻夢。

9.8 從經濟體的全局看貨幣體系

現代主流理論主張，貨幣體系獨立于財政體系，央行的首要甚至唯一任務是保障幣值穩定。這一主張主要是維護擁有巨量貨幣的大資本集團的利益。邏輯分析和歷史經驗都證實，這是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利潤極大化必然導致“以錢生錢”的資金遠超過作為交易中介的資金，進而導致經濟系統失衡，只能靠超額發行貨幣來飲鴆止渴，這是一個不可能持續生存的系統。

由此，現行主流理論對貨幣金融問題的基本主張，必須重新思考。一些被視為普世真理的教條，必須被重新分析。對貨幣金融系統在經濟系統中的地位，必須再掂量。

傳統社會大家族持家的視角，有助于我們理解問題的關鍵。一個大家族，必然存在內部分工。為使分工能協調，必然有某種“中央”調查、謀劃、協調、調度功能。此功能越完善，該家族越有希望生存下去。如果此功能衰落甚至消失，家族內部全是獨立核算的利潤單位，靠相互間賺錢來運轉，該家族就只能瓦解。事實上，鴉片戰爭以后，這樣的瓦解過程一直在持續。現在只剩下所謂核心家庭，而它只是一個生活單位，靠在社會上賺錢而生存。

各大家族的解體，使整個社會成為一個“大家族”。主流經濟學主張，這個“大家族”應該選擇“大社會、小政府”的形態，讓利潤極大化機制自由施展，相信每個人追逐個人私利的動機，會在“看不見的手”的指揮下，轉化為有益于全社會的行為。

中國30年的實踐證明，這是一個地道的神話。統計數據告訴我們，這樣做必然導致無法克服的困境。傳統社會中大家族內部的調查、謀劃、協調、調度功能，而今必須在全社會層面上重構。承擔這些功能的主體，只能是公權力單位。因此問題的核心，不是政府與社會應該孰大孰小，而是公權力單位姓公還是姓私？

細究傳統社會大家族解體的機理，都源自掌握家族內部“公權力”者以公謀私，導致家族內部離心離德。第一章展示的史實告訴我們，原始公社的解體過程中，公權力的私有化先于生產資料的私有化。可見公權力單位姓公還姓私，是一個致命的問題。公權力單位姓公，意味著受社會公眾的委托與監督，對全社會的整體利益負責。

在保障公權力單位姓公的前提下，才可能從全社會的視角規劃上節所述三個層面財富的生產、積累、保護與分配。這樣的規劃不可能以利潤極大化為依歸，相反，利潤極大化機制只能是它可以利用的諸工具之一。一般而言，越是涉及全局性、遠期性的決策，越少考慮利潤問題。利潤手段，主要用于最終消費品（油鹽醬醋、針頭線腦之類）的分配，借以及時發現社會需求的變化。

由此國家必須有經濟計劃，經濟計劃必須站在整個社會生存發展的立場，必須研究、分析、規劃真實的國家財富：如生產能力、資源匹配、國民素質、生態環境、國際信用、國防能力等等；由此決定貨幣體系與貨幣政策。貨幣、交易、價格機制，主要用于微觀與消費層面，而宏觀與生產力配置層面，不能依賴利潤極大化機制，社會的公共事務決策，決不能被利潤極大化機制牽著鼻子走。

“你這不是主張恢復計劃經濟嗎！”肯定會有人如此責難。在“計劃經濟”被妖魔化幾十年后的今天，這種責難封閉了一大片思考領域，而這領域中，可能藏著我們未來的出路。

對“計劃經濟”的妖魔化，是在特定的政治氛圍中完成的。“計劃經濟”被打入另冊，不是嚴謹、開放、客觀研討的結果。各方在政治忌諱與派系意氣的制約下，不能坦誠、細致地用嚴謹的邏輯和實證證據相互辯駁與核查。其結果連到底什么是“計劃經濟”都莫衷一是。

三十年來，中國演化的大方向是哈耶克主張的“財富控制權力”。而實踐證實，此路不通。人們看到的是：在“改革”、“保守”；“計劃”、“市場”旗號下的理論混戰。而現實告訴我們，“市場”旗號背后是資本家集團的“財富控制權力”之路；而官僚集團的背后，卻未必是“計劃經濟”，早有民謠說過“計劃趕不上變化，變化趕不上電話”。

平心而論，在中國實行現代意義下的計劃經濟，還不到30年。在如此廣闊而差異巨大的國家，從有數千年歷史的小農經濟轉向計劃經濟，實在是一個天翻地覆的革命。實踐中的不完善、失誤本來就不可避免。不到30年的計劃經濟失敗，有其必然性。出人意料的，倒是這不到30年間，一個長期戰亂、貧窮、軟弱的農業國，居然建立起了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居然讓列強的軍靴再不能踏入一步；居然消滅了長期肆虐的毒品和賣淫業；犯罪率之低，令今人望塵莫及；居然讓人口擺脫了自清末百年戰亂以來的停滯，從4.5億上升到10億。

看看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在其初期，不也是搞得天下紛紛攘攘？西方的市場經濟，是靠炮艦政策支撐的擴張，才擺脫內部危機的。而計劃經濟的中國，在西方的封鎖下，只能依賴自己有限的資源。兩相對比，不能不讓人對那不到30年的計劃經濟肅然起敬。

對那不到30年的計劃經濟實踐，理性的態度，既不是籠統的肯定，更不是全盤否定。對這段“激情燃燒的歲月”，應該仔細地分析其間各種錯誤的原因與后果，以資后人借鑒。改革初期，提的目標的“經濟管理體制改革”，即蘊含此意；但后來卻變成了“經濟體制改革”，走上了從公有制轉向私有制的道路。整個轉變過程始終是半遮半掩，只做不說。其核心策略是“騙出一套新體制”（樊綱《走進風險的世界》1999年 廣東經濟出版社）。這股缺乏道義力量和學術坦誠的勢力，只能偷偷摸摸地做賊，在現實中突出地表現為權貴私有化和國有資產流失。

嗚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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