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岳王廟里，有秦檜和其妻王氏的鐵鑄跪像。早先，人們痛恨秦檜，凡是拜謁岳飛的游客，多打秦檜的臉、摸王氏的胸，久而久之，秦檜的臉和王氏的胸就格外亮，形成獨特一景。不管這形式是不是俗，卻是數百年來民眾內心感情的樸素表達。
孔慶東罵街了。不壞原以為吵吵兩天也就過去了，真沒想到會熱這么長時間。想來，應該是有人不愿意放下，想借機狠狠炒一炒。炒掉孔慶東的形象、光環，也算個不大不小的勝利。
孔慶東罵街了，還挺難聽。有人叫好有人搖頭。作為教授，究竟能不能罵呢？不壞認為，這要看南報是不是該罵，如果不該罵，誰罵也不行，教授不行流氓也不行。但如果該罵，那就人人“得而罵之”?！貦u的臉，販夫走卒打得，知識分子打不得？南報的胸，美國人摸得，中國人摸不得？要不壞說，孔慶東只動口不動手，已經堪稱君子了。
真正說到南報，倒有一個故事。十幾年前，《南方周末》剛剛出現在北京的報攤上時，有同事特喜歡，每期必買。但不壞發現，他的某些觀點越來越激烈，引經據典全是《南周》，于是不壞建議他：和“新聞聯播”摻和著看。
平心而論，如果單從敢說實話這個角度來說，南報還是不錯的，說過不少實話。為社會做出過一定的貢獻。不過，各位也別忘了，偶爾說謊的孩子未必真壞，而經常說實話的孩子也未必真好。
新聞有條生命線，真實、客觀、快。但傳播也有一個特性：屬于常態的事物媒體不感興趣，常態被打破才能引來關注。這不僅是傳播規律，也是人性使然。比如我們都有長輩、孩子，日常生活是常態，一旦他們中的某一位生病了，常態被打破，我們就會格外關心他。用新聞術語說，就是“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而中國人有句老話，也是對此很好的總結，叫“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南報對新聞傳播規律之精髓掌握得很到位，就是“迅速、客觀地傳播‘壞事’”——所謂壞事，就是社會的病態。通過長期、大量的負面報道，人們會產生一種心理暗示：我們的社會是一個矛盾重重、嚴重不公的社會。
再單從這一點上來說，南報也沒錯。反映社會生態是媒體最重要的職責，尤其是聚焦弱勢群體及社會深層矛盾。而且，我們的社會現實矛盾也確實很多。
不過，如果南報僅僅停留在“客觀、中立、快速”地反映“社會病態”，那它的辦報方針和新聞立場也是要被質疑的。但南報畢竟不乏操控傳媒的高手，他們知道怎樣用“深度報道”的形式來進一步影響了受眾。
所謂深度報道，就是“分析病因”。這當然也沒錯。如果社會病了，剖析病因也是應該的、必須的。但問題是，即使批判現實、剖析社會、分析“病因”，也必須要有一個客觀公正的立場，以及符合事實的角度，媒體要給公眾施以積極、健康的心理影響，而不是假扮高深繼而把人們的心理引向負面。更不能假借“真實、客觀、深度”，來迎合、刺激公眾的負面情緒，撩撥、挑逗社會大眾的心理承受力。
這就好比：一個人鬧肚子，去尋醫，正常醫生可以分析說，可能是吃了不潔的食品。而一個別有用心的醫生則可能說，你夫妻關系怎么樣？平時是她做飯嗎？根據你的癥狀，很像是砒霜中毒啊。即使真的中毒了怎么辦？一個好醫生會說，上手術臺。而一個別有用心的醫生會說，你不把你老婆殺了，你早晚得死在她手上……雖然這只是打比方，但縱觀南報及其多年來所信奉、宣揚的種種立場、觀點，我們不難看出它的輿論導向與政治傾向。
成功的新聞人都是邊批判邊思辨的。而仔細盤點下南報，它有沒有真正啟發民智、匯集民意？有沒有真正自主的特色理論創新？有沒有真正利國利民的建言獻策？有沒有真正為民請命的媒體行動？——當然，作為媒體的一般作用它是起到了，這一點用不著否認。只是在深層，南報更多的時候是抱著一套普世價值的圣經在自彈自唱。
南報借鑒西方新聞理論沒錯，但不能把自己賣給西方。西方的任何理論都必須符合中國國情，為中國的發展所用。南報不能表面上打著“新聞良知、新聞自由”的幌子，兜售西方價值觀，販賣現代大力丸。
不壞個人認為，南報的不智在于，中國允許如此叛逆的報紙存在，本身是體現了民主，而它卻把自己當成了救世主，不遺余力地崇拜起萬能的上帝來了。
你不是崇尚自由、民主么？美國總統都挨罵，你憑什么不能被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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