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群眾自發組織有熟人網絡的聯系，但不可能發展出革命的力量：不能在政治路線上不斷清洗自身形形色色機會主義的革命組織必然越打越小或者干脆走向反面。經濟互助關系在群眾的工聯主義運動中已經得到一定的表現。
分析過去的革命反抗經驗重點實際上還是要回歸歷史上的革命工作，這是本文很大的優點，讀者同志們也應該時刻從當下革命的緊要之處出發去思考問題，如此才能真正認清機會主義路線，走向馬列毛主義的革命路線。
馬列毛主義者從清朝中、末期的黑社會——秘密結社組織中不僅能看到其旺盛生長的根源——“盛世”下的深刻壓迫，而且能夠從會黨組織發展、起義的興衰中看到無產階級組織起來的經驗教訓。會黨組織內部常常成為另一個封建王國，這不僅證明了群眾自發性最終只會走向反面——工聯主義道路，而且證明了所謂組織掛帥的荒謬，沒有不談政治的組織，任何組織填充物都是階級性的人都是在一定階級的政治下運行的。會黨組織通過經濟互助、暴力自衛來獲得權威，這再次應證了吸引人的不是會黨組織玄乎神話而是其切切實實的組織力量，馬列毛主義的是真理在于其能正確揭示壓迫的根源指導群眾組織起來走上自覺革命的道路，避免會黨組織等自發斗爭的失敗結局。
一、會黨組織的社會背景——無權與饑餓的“盛世”
這樣的盛世。同樣，不論到哪個盛世，人民都在封建王朝專政下深處壓迫之中。會黨組織屢禁不絕、工人自發斗爭源源不斷都不斷地揭開著所謂盛世的畫皮。
無論是所謂賢君治世亦或是“自我革命”都掩蓋不了舊制度的徹底腐朽：
最高統治者乾隆帶頭揮霍國家的財富。他大興土木，修建富麗堂皇的離園別墅，除修建暢春園、綺春園外，又重修熱河承德的避暑山莊。不僅耗費了大量國帑，而且在修建工程中還出現各種弊端，一些官員趁機中飽私囊。乾隆皇帝多次"南巡"，不僅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而且給沿途人民造成巨大災難。各地官員為了討好皇帝，在接駕時大肆鋪張，對各地人民巧取豪奪。“是時巡幸所過，官吏辦差接駕，務求華美，以取容悅”，其鋪張奢靡，超過康熙時之十倍。乾隆所到之處，“戲臺、彩棚、龍舟、鏡舫等物，沿途點綴。水行巨舟千百艘，四圍接待衛武職，役夫乘勢逞威，強向人民勒索。有不與者，以礙皇駕，立毀其宇”，百姓怨聲載道。巡幸至江蘇揚州，地方官為了接駕，"街道盡鋪錦氈，周圍百十里，所費甚巨。而露天蒙以綢帳，所費又幾十萬。“乾隆為了給母親和自己舉行祝壽活動，更是大肆揮霍。乾隆六年為了給皇太后舉辦祝壽活動，令百姓、官員分列道路兩旁"瞻仰跪接”。
皇太后則"加恩賜賞"，一天之中就開銷白銀十余萬兩，緞布七萬余匹。乾隆二十六年，在皇太后七十壽辰時，專門撥銀一百多萬兩，將從西直門到西華門的道路修葺一新。皇帝本人七十壽辰時，皇子、軍機大臣們，更是千方百計討皇帝的歡心。僅進貢的無量壽佛就多達一萬七千九百六十三尊，用銀二十八萬七千四百零八兩。乾隆四十九年三月，為了體現"盛世"，又舉行"千叟宴"，參加者人數多達三千六百人。乾隆六十年的千叟宴，與宴人數更增加到八千多人。兩次宴請加上賞賜，花費達百萬兩之多。
乾隆皇帝的龍舟、統治階級的富強美麗就是人民的骨瘦如柴，統治階級霸氣的萬國來潮建立在無數炮灰的尸骨之上。
“康熙末年間，豐收之年，貧苦農民尚且日給以外已無余粒。“如遭旱澇，則"盡所有以供富民之租，猶不能足。即無立錐以自存，又鬻妻子為乞丐，以償丁負”。'康熙末年，江蘇農民"終歲勤去劬，計十畝之所入，得半不過十石，八口之家，何以養生送死，供 粥 殖其生！"（康熙朝末期，在豐收的年份里，貧困窮苦的農民除了滿足每日的基本飲食之外，已經沒有多余的糧食。如果遭遇旱災或澇災，那么農民即便拿出自己的全部收成來繳納給富裕地主的田租，仍然不能夠交夠。以至于最后連立足之地都沒有了，又只能賣掉妻子兒女，淪為乞丐，來償還拖欠的賦稅。康熙末年，江蘇的農民終年辛勤勞作，算下來十畝地的收成，最多不過十石糧食，一家八口人，依靠這些糧食怎么能夠維持生計、料理喪葬之事，又怎么能通過種植莊稼來維持生活呢！）
乾隆中葉吏科給事中李漱芳在談到山東王倫起義原因時說：“臣于三、四月間，即聞進京人傳說，各路上因雨澤稀少，麥收欠薄，行旅車馬，動輒十數人圍繞，不能行走。所冀者秋收在邇，可資接濟。迨五六月后，雖節次得雨，總未透足。歲既不登，而地方有司又復粉飾相沿，收成分數，捏報七分、八分不等。撫字無聞，催科日蹙，以至不法之徒，乘機起釁。雖曰奸民，其實大半皆無告之饑民，激而成之也。”（我在三、四月間，就聽聞從京城來的人傳說，各地因為雨水稀少，小麥收成欠佳，出行的車馬，動不動就被十幾人圍住，無法通行。所期盼的是秋收即將到來，可以借此得到接濟。等到五、六月之后，雖然多次降雨，但始終不夠充足。年成既然不好，而地方官員又依舊沿襲粉飾太平的做法，上報的收成比例，虛報為七成、八成不等。聽不到他們對百姓的安撫體恤，催征賦稅卻日益緊迫，以至于一些不法之徒，趁機挑起事端。雖說他們被稱作奸民，但實際上大半都是無處訴苦的饑民，是被逼迫才這樣的。）
又說："夫無食流民所在多有，饑寒之念迫，則盜賊之心生。臣聞目下近京西南一帶，扶老攜幼，遷徙逃亡。地方官著人于盧溝攔住，不令過橋北上。
但僅僅是經濟上的數據并不能展現出壓迫的深刻與全面。人民遭受壓迫的根源在于剝削階級的專政。清朝統治者鎮壓農民起義并進行階級屠殺，資產階級專政就是資產階級無法無天，是資產階級指鹿即是馬無產階級不敢有半點異議。地主階級專政下貧下中農要遭受政權、族權、神權、夫權的重重壓迫。清朝統治者用文字獄來扼殺任何反叛的思想。
這樣的階級圖景無不說明著舊制度已經爛到了骨子里，新的社會已經具有破土而出的客觀條件，但一些比直白鎮壓更可惡的軟刀子卻宣稱這樣一種觀點，庸俗的量變質變論——生產力發展自然會過度到新的社會。這種唯生產力論看似唯物史觀實則否認階級斗爭是歷史發展的直接動力。乾隆三十九年山東清水教起義，乾隆四十二年陜西、甘肅悄悄會即圓頓教起義，乾隆五十一年臺灣林爽文起義、乾隆末嘉慶初年川楚陜白蓮教起義,及嘉慶十八年京畿與河南的天理教起義等，以及晚清時期的上海小刀會起義、廈門小刀會起義、兩廣天地會起義等，都是由秘密結社組織和領導的。這無不證明著掃帚不掃灰塵不掉，農民不組織起來革命不會自然而然發生。
二、會黨組織的產生與發展
會黨組織的產生過程以漕運水手行幫（青幫前身）較為典型：
漕運是一項季節性的工作，每年將糧食從南方運往北京稱"重運"，返回南方稱"回空"。在回空的半年時間，這些糧船水手們無工可做，只得在外靠傭趁（打零工）度日。舵工水手們的生活十分艱苦，漕運官員李紱曾奏稱：“臣奉旨催漕，留心體訪，數年以來，回漕船回空凍阻……破產不足，益以兒女，苦累難言，深可憫側。” 林起龍也說：“蓋以屯丁領運漕糧，冬出冬歸，過湖過江過河，彈勞涉險，備極艱苦。……水手亦赤貧窮漢，一年每名止得身銀六兩，撐駕挽拽，泥水風雨，使盡筋力。”
盡管如此，各級漕運及地方官吏仍要對糧船水手們進行層層盤剝。"東南辦漕之民，苦于運弁、旗丁，肌髓已盡，控告無門，而運弁、旗丁亦有所迫然。"處于漕運組織底層的舵工水手們，還要受到管理漕運大小官員的盤剝。在這種情況下，那些由破產農民和手工業者構成的糧船水手，為了生存，不得不建立自己的組織，以維護自己的利益。而漕運勞動的集體性，也更促成了水手們對互助和建立組織的需求。不僅駕船需要集體的力量，就是通過閘也需要水手、纖夫的通力合作。"每一幫船抵閘，唯其通力合作，提溜更速。"水手們共同的勞作關系，更加鞏固了這種互助關系。
水手行幫、天地會、哥老會的早期基本活動也是較為相似的，主要是經濟互助與自衛抗暴：幫會講"義氣"，就是為了彼此遇事互相幫助和照應，使會內弟兄的利益得到保護。所以，會內弟兄遇到經濟上的困難，就要通過邀會集資的辦法予以幫助，使之度過難關，給沒有職業者介紹工作。許多人在本地難以存活，便外出"跑碼頭",通過各地哥老會山堂的幫助，找到新的生活出路。幫助會內弟兄辦理紅白喜事，也是哥老會內部的重要活動。沒有錢的哥弟為老人辦理喪事便可以請求山堂的幫忙，由紅旗老五吩咐弟兄們每天輪流值班，接待客人，把煙、酒、茶、飯、開奠、送葬等事項，安排得井井有條，周密細致。貧窮的哥弟死了老人，首先向本堂口的執事大、三、五爺磕頭拜孝，說明衣、衾、槨等無錢辦理，請求幫忙解決。公口的舵把子便通知管事老五，托人情，找兄弟湊錢，并招呼哥弟們送情幫忙，不吃酒飯。有的還幫助制備若干套孝衣，由會內弟兄穿著送葬。
道光末年廣東潮陽縣人黃悟空，與揭陽人林大眉等人結拜雙刀會，就是為了"躲避命案"逃來揭陽，希望借助于結會得到同會的幫助。道光二十四年八 悟空與當地人林大眉、黃阿隆等首伙八人結拜天地會。'道光二十四年 東香山縣人周佩居邀人結拜天地會，也是為了得到幫助。是月二十六日，周佩居來到當地高名遠家中，談及孤單無依，恐人欺侮，商議欲糾人結拜，以期遇事互相幫助。 道光二十七年 正月，江西贛州府長寧縣凌成榮與謝嗣封等人結拜關爺會。謝嗣封對眾人說，天地會同會之人彼此幫助，可以免人欺凌，眾人遂一同結拜。 道光二十七年 湖南臨武、常寧二縣有唐國通等人結拜添弟會。原因是結拜天地會可以互相幫助。 道光二十七年 廣西平樂縣羅三風、何崧等人結拜天地會。羅三風等人均系外省來廣西謀生的移民，因異地謀生"恐人欺侮"，商議結拜弟兄，以期彼此得有幫助。 咸豐三年 廣東清遠縣李北社等結拜尚弟會。結會原因是，“彼此孤單，慮人欺侮”。 咸豐四年，被發遣的添弟會首領段光前、吳六等人，在伊犁撫民縣"潛謀聚會，聚眾多人，刻期舉事"。原因也是因為"窮苦難度，內地軍需久不平定，莫若趁此聚集多人，搶劫倉庫、富戶，大家得財可以回家。”
總結來說，會黨組織早期是清朝勞動人民的自發斗爭組織，其成分多為貧下中農及各行業的“苦力”、游民，但同時也有破產的富農、中小地主（也就是運動中的投機分子）。這種自發斗爭組織的主要職能是經濟互助與自衛抗暴，其通過這種形式擴大圈子甚至成為清廷管控之外的“獨立王國”。但是這種組織又體現出松散的特征，如：天地會組織廣布全國但各地方組織聯系松散，漕運水手幫則是完全的行會組織主要集中于漕運地帶。這種組織上的“缺陷”反應了其政治上自發性的局限，自給自足的小生產將自發斗爭自發組織限制在狹隘的行會、地域之中，使農民只能看到行業的、地域的貪官污吏看不到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根本的對立，同時也不能用科學的理論去指導斗爭。
白蓮教教義認為：世界上存在著兩種互相斗爭的勢力，叫作明暗兩宗。明就是光明，它代表善良和真理，暗就是黑暗，它代表罪惡與不合理。這兩方面，過去、現在和將來都在不斷地進行斗爭。彌勒佛降世后，光明就將最終戰勝黑暗。這就是所謂“青陽”、“紅陽”、“白陽”的“三際”。教徒們侍奉“無生老母”，信奉“真空家鄉，無生老母”的八字真言。無生老母先后派燃燈佛、釋迦摩尼佛、彌勒佛下去。教首們宣傳，人們如果信奉白蓮教，就可以在彌勒佛的庇佑下，在大劫之年化險為夷進入云城，免遭劫難。待徹底摧毀舊制度，破壞舊秩序后，即可建立新的千年福的境界，那時人們就可以過安居樂業的好日子了。
白蓮教認為現階段（即中際），雖然黑暗勢力占優勢，但彌勒佛最后一定要降生，光明最后一定要戰勝黑暗。它主張打破現狀，鼓勵人斗爭。這一點吸引了大量貧苦百姓。使他們得到啟發和鼓舞。加上教首們平日的傳授經文、符咒、拳術、靜坐、氣功為人治病等方式吸收百姓昄依，借師徒關系建立縱橫聯系。
我們已經知道東大那時的社會，是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社會。只有認清東大社會的性質，才能認清東大革命的對象、東大革命的任務、東大革命的動力、東大革命的性質、東大革命的前途和轉變。所以，認清東大社會的性質，就是說，認清東大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根據。
東大那時社會的性質，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那末，東大現階段革命的主要對象或主要敵人，究竟是誰呢？
不是別的，就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就是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和本國的地主階級。
正像歐美國家的工會組織一樣，沿著所謂自發性的現實的阻力最小道路的結果就是走向反面。歐美國家的工會等無不成為了資產階級統治的工具與幫襯。下一節中我們將從歷史中看見在自發性的局限下，小刀會起義等“單點突破”是怎樣被清政府剿滅的，漕運水手幫組織是怎樣走向自身反面成為反動的青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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