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微信公眾號發布消息稱，中國人口與家庭發展狀況抽樣調查進入組織實施階段。據悉，本次調查將抽取150個監測縣、1500個社區（村居），調查樣本30000人。調查內容將聚焦影響群眾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的主要因素，了解家庭在生育養育方面的現實困難和需求，全面分析“不想生、不敢生”原因，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勵措施。
是這樣的朋友們，我已經研究生第2年了，讀的是文科，我一直覺得我們國家的社會科學長期以來存在的問題是，一大群學者在學校里面拍腦袋 拿出一點經驗性總結，產出的東西不能指導未來的社會決策，我實際上是支持通過大規模調查的方式再進行社會決策的，互聯網的發言其實還是偏情緒化，經濟壓力、生理原因、社會氛圍等等，隨便一個互聯網鍵政人都能把大伙不生孩子的理由羅織個10條8條。但這些原因各自比重占多少？如果涉及到排序優先應該解決哪些問題？這就是大規模社會調查的用處。
中國知網上有這樣一篇論文叫立即全面放開二胎政策的人口學分析。這是關于人口問題引用數最高的社科論文，有500多個引用。讀過研究生的朋友們大概能理解這是多么重要的一篇基礎性文獻。然而，論文的結論疑似有點太樂觀了。
結果顯示,如果2012年立即全面放開二胎政策，將導致婦女累積生育能量的突然性釋放，出生人口和婦女時期生育水平出現劇烈波動，年度出生人口峰值最高可達4995 萬，婦女時期總和生育率峰值可達4.5 左右。在4~5年后即可回落。生育政策的突然性放開,對未來人口總量、勞動力資源供給以及人口老齡化的影響非常明顯。人口峰值達到15.01 億。
這些預言都沒有實現，原因就在于這篇論文使用的數據是過去十幾年的數據，中國社會形勢變化的實在是太快，社會科學必須要有最新的數據來集合，才能反映社會變革的現狀。
但首先，我想從一個輿論參與者的角度上說，我想了三天三夜，也想不明白管理部門為什么敢把這玩意兒放到熱搜第一條的？
需要更加細致的社會學調查很正常，但決策是決策，宣傳是宣傳，社會學有社會學的工作，傳播學有傳播學的領域。但凡決策中心的那一批人經常上網，看看B站up主的相關內容，都會選擇對本次調研采取冷處理，只拿數據，千萬不要拿出來宣傳，更萬萬不敢讓各個平臺放在熱搜第一名的位置上，讓大家觀摩參觀，自以為能給生育打氣加油，其實只能讓大家圍起來嘲笑一番。
原因很簡單，大家對于生育問題，不想生和不敢生已經反應太久了，如果說一開始大家還抱著解決問題的期待，討論的聲音里面還有一些理性成分在，那現在暴跌的人口數據和怨聲載道的互聯網輿論，則幾乎抱著一種玉石俱焚的心態了。矛盾已經根深落下，在生育問題上，不能指望一個還沒落地的調研，能催大家繼續努力生孩子
甚至早在四五年前，生育率下降，就已經是互聯網上的熱門話題了。我早在2017年底，還在上大二的時候就已經注意到了這個問題，那已經是7年前的事情了，距離我開自己的微信公眾號還有兩年，距離我做視頻還有6年。
我做房地產相關話題的時候就一直有這個感覺，高情商地說，如果我們的決策層領導能每天抽出來一個小時上互聯網看一看熱搜話題，我相信決策能力能夠再上三個臺階，上醫治未病，等到矛盾問題發酵了之后再想辦法彌補就難了。
盡管歐洲各國的生育率也經歷了從高到低的轉變，但是發達國家一般比發展中國家更不愛生育。理論上來說，中國的生育率略高于這些國家才是符合邏輯的。然而，目前我國的生育率卻比這些發達國家還低，比日本還低，而日本的社會發達水平同樣遠高于中國。當共性不能解釋的時候，特性就值得分析研究了。
既然國家誠心誠意的發問了，那我也就大膽表達自己的觀點，其實這些東西大家都說爛了。最簡單直接的就是成本和收益不成正比的問題。
要生一個孩子成本很大，當然包括經濟成本就是大家平時最喜歡談的錢，孩子一年到頭撫養到大。家長們都笑稱四腳吞金獸，一個孩子到18歲，怎么也得花上幾十萬塊。更不要說潛在的各種成本，首先生孩子得先結婚，現在的社會疊加上買房買車，普通人一輩子一年到頭所創造的這百十來萬財富也就消耗殆盡了。
人口學當中有一個重要概念叫災難事件，災難事件周期與生育率變動的一般規律為：生育率在災難事件發生短期內會受挫下降，災難事件恢復中期內回升反彈，災后長周期內則會回到基準水平，有學者以災難事件的視角分析了中國的人口出生率下降，很顯然我們并沒有從災難的陰影當中走出來。用學術化的結論說，生育率下降是心理沖擊、經濟衰退、停工停產以及對未來生活預期不明朗和信心減弱綜合作用的結果。
還有一些經常被大家忽視的隱形成本，比如說生育對身體健康往往存在不可逆的傷害，這很難算經濟賬，大家回去可以問一問自己的媽媽，為了生下自己付出了多少痛苦。生了孩子之后，家庭關系內部還要付出眾多隱形勞動，不論是由小兩口來承擔，還是由父母一輩來承擔，也必然讓家庭承擔上越來越多的生育成本。在資本主義再生產自己的大循環當中，勞動力被從家庭當中抽離出來，而生育和養老等等部門的問題被當成一種負擔，從生產產業當中突出，留在家庭內部由家庭自己去解決。換句話說就是人口再生產的成本留給家庭，收益則完全社會化資本化。
由于以上種種原因，我也是年輕人，所以我非常理解現在年輕人不想生孩子的心情，就在一年之前我還會覺得生一個孩子是我人生的延續，到現在我已經對生老病死順其自然了。
其實原因并不難分析，我都能從社科論文里看個七七八八，但對于決策部門來說，顯然承認問題并試圖分析原因已經算非常進步，非常新鮮的事情了。
回顧歷史，計劃生育政策和現代化的影響使中國的生育率快速下降，但由于受慣性思維影響，很多政府官員和學者對中國生育率的快速下降持懷疑態度。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1989年中國總和生育率已經降低到2.31，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的另一項調查顯示1991年中國總和生育率已經下降到1.65。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為1.22，處于超低生育水平。
但由于對抽樣的有效性以及計劃生育政策之下的瞞報漏報人口數量存在不同看法，不同學者之間、政府與學者之間在中國是否已經進入低生育率區間這一問題上難以達成共識，因而延誤了中國生育政策的調整，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中國的總和生育率進一步下降到1.18這個超低生育水平震撼了政學兩界。加之大范圍民工荒的出現，國家終于認識到人口問題的嚴重性，這之后才是大家熟悉的人口政策轉向。
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中國的總和生育率為1.3。本次普查獲得了廣泛認同，政學兩界在“中國已進入低生育率區間”問題上才基本達成共識。
但目前學界主流的看法仍然是政策干預、和現代化進程兩項主要原因主導了生育率下降的過程。但也有一些學者通過研究提出并強調社會結構上的原因，認為中低收入階層"對未來的社會流動預期與生育意愿負相關”，貧富差距較大、社會保障不健全、生活成本不斷提高、就業內卷化等因素使年輕人壓力過大而婚育意愿降低，導致生育率下跌。應該說主流非主流，各有各的道理，綜合起來對癥下藥不能說扭轉生育率，但至少搶救回一部分生育意愿還是有可能的。
但顯然，非主流學者的觀點受到了一些忽視，主流觀點成為了調整人口方向的主要依據，具體來說就是仍然一廂情愿地認為調整政策就能創造大量生育意愿，但現實并非如此。2016年嬰兒潮消失后的出生率狠狠地打了學者的臉。
希望這次社會學調查能夠一改之前的選擇性吸取意見的毛病，真誠地面對不想生不敢生的難題。
11月，據民政部統計季報，2024年前三季度結婚登記474.7萬對，比2023年同期的569.0萬對減少94.3萬對。第三季度登記數創下單季度新低。婚姻和生育數呈高度正相關，未來兩年的生育前景相當不容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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