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政治范疇論及，它象征了作為被實施對象的既定國家政治路線的改變；從經濟發展角度來講，即是一個社會各種階層、各種地區不同人群關于利益分配的重新調整。對它的概念可以認定為國策既指，也可理解為不觸動上層建筑的改朝換代。通常它雖只是象征了一種既定名目，但從它的實際運行來看，將其作為一個大刀闊斧的、甚至相伴有血淋淋代價的動詞也尚無不可。
無可否認，我們日常生活的這個社會，主導我們于參加社會化大生產中自身相關利益的分割關系，以及再對每個人社會身份的現實定位等等，它都與三十多年來緊密影響我們生活的各項具體政策的實施不無關系。而從宏觀范疇而言，由于這些特定發展政策的具體實施，必將導致國家發展戰略、社會上人與人之間關系、安定和諧程度以及國家對外關系等等都發生不可逆改變，所以說上述也都與改革開放存在直接關系。
百度互動百科如此為改革定義道：
“改革有兩種：一種是在不觸動根本制度的前提下，進行局部的調整;一種是對舊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進行徹底的改革，導致社會制度發生根本性變化。改革，漢語詞語，現常指改變舊制度、舊事物。對舊有的生產關系、上層建筑作局部或根本性的調整變動，改革是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
“科學定義：是指各種包括政治、社會、文化、經濟、宗教組織作出的改良革新，相較于革命是以極端的方式推翻原有政權以達成改變現狀的目的，改革是指在現有的政治體制之內實行變革。通常一個改革是否能成功會影響一個國家的命運，若成功可讓該國走向穩定局勢，若失敗可能遭致內亂或沖突。”
“改革與變法貫穿于中外歷史發展的始終。盡管各個國家、各個時期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情況不同，具體改革的內容、目的、手段為異，但是有一個共同點是顯而易見的，即改革都不是固守已不適應新的政治、經濟形勢的舊的法制、體制或政策。”
中國歷史上的改革
1. 春秋時期管仲改革“相地而衰征”;
2. 戰國時期的魏國李悝變法、楚國吳起變法、秦國商鞅變法;
3. 西漢末年王莽改制;
4. 北魏孝文帝改革;
5. 后周世宗改革;
6. 北宋慶歷新政、王安石變法;
7. 明朝張居正改革“一條鞭法”;
8. 近代的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
9. 現代建國初期的土地改革運動和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的經濟體制改革等。
……
而對于深刻影響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毛澤東同志身后自謂是解放思想、更新觀念的資改當局如此自表：
“改革開放是1978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的一條“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戰略決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個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這一決策扭轉了中國自1949年后逐漸對外封閉的情況，使中國進入了經濟高速發展時期。”
對這場改革產生的背景是：
“文化大革命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已經處于崩潰邊緣，國家財政赤字嚴重。截至1978年，盡管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達3624億元，比1965年的1716億元增加了一倍多，年均遞增率達6.8%，并建立起了一個獨立的、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但是廣大人民依然貧窮，科學技術也很落后，而文革后，中共更是出現一定程度的執政危機和信任危機。在此緊要關頭，鄧小平第三度上臺，恢復其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等職務。嘗試對當時國內的經濟體制進行全方位的改革，并努力將中國的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體制轉移到市場經濟上。鄧小平的復出及其改革嘗試得到了民眾的熱烈擁護。”……
不知人們是否注意到上述改革背景論的話語表述中矛盾之處了?先是表達文革后我國經濟以至崩潰邊緣，國家財政赤字嚴重，但隨后卻又有“盡管……”等說明，并且還難以否定有諸如國民生產總值增加、年均遞增率增遞等字樣，還不得不承認由于公有制發展“并建立起了一個獨立的、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等等的。那么，也許至此并沒有找出需要進行改革的理由，所以才又有“但是廣大人民依然貧窮，科學技術也很落后，而文革后，中共更是出現一定程度的執政危機和信任危機”等句，于是，似乎不進行改革人民就難以富有，科學技術也不能得到發展，而最重要還是中共的“一定程度的執政危機和信任危機”就無法解決。
中國歷史上多次改革，都是抑制社會豪強所得轉而為平民增加收益的改革，即是用“損富補貧”以達到平息社會戾氣，營造相對安定社會局面以求延緩特定政權既定統治的政治目的。但西化派的改革則完全相反，新自由主義改革以拉大貧富差距、加深社會分化為結局，古今中外，無一例外。在中國，有一個“先富帶后富”的發展模式，然而在新自由主義的框架下，實現的希望越發渺茫。一個公有制發展的社會基礎，人與人間貧富差距雖是不能說沒有，但應該是很小的。那么，但若群起響應當局“先富”號令，即便是認識上跟上步驟，倘要在行動上與“先富”相符，還是需要相應條件具備的。人與人、家庭與家庭等之間的客觀差異我們必須承認，但最關鍵因素還要說是以社會公權力作轉化為搶先跨入“先富”大門創造有利條件。那么，老百姓有這個條件嗎?而客觀具備這一條件轉化的又該都是什么人?答案應該不言而喻。由于現實利益所得，并且是政策允許的，不具太大政治風險的操作，上行下效的世俗攀比看齊……此處此時如此的等式成立了：不受約束的公權力=搶先致富的條件。此處的“先富”實際操作下來，其實等于搶先致富。而這批搶先致富的人群，大多還是有權有能力的。那么，受現實利益決定，此必將為公有制社會最小阻力完成向私有化轉型構建政治擁護基礎。
改革，雖是還不舍社會主義的前提標示，但實質運行下來，自由派們早已赤裸裸開始顛覆此前的公有制發展方式。所以，以私有化改革冠名，大行其道。在私有化的前提下而不是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上，“先富帶后富”就是個資本主義式的政治忽悠。試問，中國社會幾千年私有化傳承沿襲，無論歷朝歷代，“先富”者從未消失，后富者也層出不窮。但可曾有被帶動了成功后富的?即便是有極其少數孤例、個例，除過家族聯姻，除過依附了“先富者”作狗腿子等條件制約，還有沒有能具代表性的普遍例證?
所謂私有化改革，它即自由派是對GCD所開出的一劑致命慢性毒藥。試想，GCD能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以弱變強的根本之因是獲得占社會最大多數人民的擁護與追隨，而這樣的擁護與追隨，在建立政權初期，是必須以無數的鮮血與生命付出為代價的。但即使如此，還是贏得了無數多人民群眾的緊密追隨。為什么?由于共同富裕的發展承諾。我們明白是，人無信不立，是說明個體的人在社會上生活、立足發展，沒有信用是無法做到成功的。此對于一個政黨組織尤然。GCD自成立之日，她就對天下眾生發出了共同富裕的莊重政治承諾，雖是沒有白紙黑字寫在書面，但黨章條文即可視為一紙長效合同。但曾幾何時，這紙合同被與時俱進作了改變？以所謂改革旗號，其實是變相否定了這個莊重的政治承諾，撕毀了這紙合同。那么，該當明白為什么所謂解放思想、更新觀念并還不斷與時俱進的特共要屢屢收獲執政挑戰了吧？且莫說已發展為八千萬之眾的世界第一大黨，被以發展經濟為名不斷排斥出對各個領域的實質領導權就足以說明問題了。我們決不能無視，體現黨對一個國家領導的實質地位就是經濟、軍事、文化、外交等領域的領導權力，而和平時期尤以經濟領域最為重要。私有化改革的背景論有所謂“而文革后，中共更是出現一定程度的執政危機和信任危機”等語，倘以常理而論，那么，私有化改革被堅定不移、不遺余力實施三十多年了，所謂的執政危機與信任危機都應該消失了。但是我們又被告知，所謂軍隊國家化，GCD逐漸退出對各項經濟領域的領導以及與所謂普世接鬼的呼聲非止一日，那么，如果執政與信任都指數滿滿，頗具改觀，卻又怎么會出現如此尷尬情狀？
什么是社會主義？它的經濟基礎即必須是公有制。對于今天來講就是碩果僅存的國企了。但“會”后至今的特定反腐，選擇性反腐，不能不令人疑竇叢生。倘使反腐對象只針對了國企，那么，攻及一點不及其余的司馬昭之心該當是傻子也明白的。面對國企面臨現狀，我們不妨這樣想，如同一個醫生為病人治病，因為人家有病才前來就醫，這時醫生的職責是為其判明病因，然后對癥治療，以便有效祛除疫病。而心懷鬼胎別有用心的醫生，現在面對了前來就診病人，找出病因的原因不是隨癥下藥，而是以有病為因，作出對病人的“死刑"判定。如此屠夫醫生治病與以種種別有用心理由消亡國企可有二致？因為你有病了，所以必須去死!試問天下可有如此屠夫醫生?而但若有了，又將是什么情況?究竟是這樣的病人該死還是這樣的屠夫醫生該死?
至此我們該明白這場肆虐已久的私有化改革實質實施下來最終目標該是什么了?
近日據左翼學者、昆侖巖少將發文：
“堅決打退私改派的理論反撲 ”
http://www.juliangmedia.com/Article/shidai/2014/07/322995.html
其披露道，“近日發現，由人民日報社主管、為領導層提供參考的《思想理論動態參閱》2014年第24期，刊載了天則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馮興元《混合所有制要大膽闖》等一批鼓吹國企私有化改革的文章，欺騙誤導性極強”……
據稱這還是“長期打著人民日報社的內參旗號，在高中級黨政領導干部中擁有較大的影響力”的一份期刊。而昆侖巖發文批駁的原因還是因了其鼓吹國企私有化改革、其欺騙誤導性極強，屬于是利用黨媒反黨的陰謀?？纯戳?，利用黨媒反黨，并且是在GCD領導國家，誰又給了他們如此便利與膽力？昆侖巖據此認為這是一個不可小視的反撲信號，并且是“和社會民眾正義輿論唱反調，和中央兩個調研組反映的問題不一致，和習總關于國企改革的一系列論述更是背道而馳，事出絕非偶然，而是刻意而為”等等……那么，我們盡可以質疑道，難道說黨中央集體無意識了？只是忙于所謂反腐，而無暇旁顧什么反黨了?所謂“保黨”，這個黨組織本身高層都無能為力，而必須依靠基層黨員與人民群眾之力了？但是，即便是這樣，還可以問曰：三十多年的改革紅利都被誰享用了？而人民群眾呢？是否也是享受者？如果不是，那么，這場私有化改革的最大享利者都在做什么？為什么明知是私有化改革于黨的執政能力與信用能力都有巨害而無一利，為什么當權者還口稱堅持私有化改革堅定不移？他們在自尋死路么？活不耐煩了？習總關于國企改革為什么有人敢背道而馳？
一個世界第一大黨，都幾近于被與時俱進接鬼為地下黨了，或是名存實亡快成為擺設了，這一切都是拜什么所賜？我們此前講過，私有化之路對于GCD來說無異于自宮自裁之路。而大量的事實，現存社會客觀狀況也無可辯駁說明了這一點。那么，還不能及時悔悟，不及時改弦易轍，而任憑這樣下去，此去前方意味著什么？
每一個共產黨人， 每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是否該捫心自問了？
我們國家現在又是怎樣的一個國家?
歷史上存在過各種形式的國家，現今世界上仍然存在著各種形式的國家，它們有許多共同點，又有不同點。對它們如何分類呢?資產階級學者常常用國家的管理形式、人口密度、種族差別、宗教信仰、經濟發展程度或文化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差別來區分國家的不同性質，以掩蓋國家的階級實質。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劃分國家類型的標志，其他特點都不能揭示國家的本質。毛澤東同志提出過區分“國體”與“政體”的科學理論，進一步發展了按照國家的階級本質進行國家分類的理論。
“國體”是指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國家政權掌握在那個階級手中，為那個階級服務;誰是統治階級?它又聯合那些階級去統治、鎮壓那些階級?根據這個標志，我們看到，歷史上一切國家都是某一特定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主要掌握在那個階級手中，就決定了這個國家的性質，也即是這個國家的“國體”。而“政體”是指政權的構成形式問題，指的是一定社會階級在特定條件下，根據統治的需要，采取哪一種政權組織形式去反對敵人和保護自己。
私有化改革，經由幾十年發展，它無異于是對公有制發展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進行徹底的改革。以此定位，所謂社會制度發生根本性變化的程度是否還沒有完全具備?所以，才要不遺余力表示至死方休了?
此絕非危言聳聽、駭人聽聞!也勿謂言之不預也!
最后還是重復那句說了多次的老話：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內容和性質。任何經濟基礎都要求建立與它相適應的上層建筑，以便為自己服務。有什么樣的經濟基礎，就一定會有什么樣的上層建筑，不同性質的經濟基礎一定會產生出不同性質的上層建筑。我們無法想象，一個基本完全私有化的經濟基礎，即便是還沒有完全私有化、但接下來仍有著持續深化作私有化傾向的經濟基礎，它又將由此派生出怎樣的上層建筑？而一旦到了那時候，GCD又將被置于怎樣的一種境地，前蘇的亡黨裂國悲劇還不足以發人深省？
改革，它必須實施的前提是這個社會有著許多需要改進、改良的地方，無論是什么領域，都一定具備不盡人意的因素，所以才必須改革。但是，改革在我們這樣的國家進行，必須有前提條件作制約。那就是社會主義。而這里的社會主義并不是憑你喊了就是社會主義，它有著許多客觀定位作依據。先富帶動后富的改革演變至今，我們卻可以質疑：難道極少數人大富特富而最多數人民依然“待富”且無限期“待富”就是社會主義?那么，如此兩極分化日益嚴重的社會狀況又是怎樣得來的?是私有化改革無疑。但是，又憑借持續深化的私有化改革難道就可以改變這樣的現狀?改革，經由三十多年變異，它的最終目的是什么?它的利益傾向對象又是誰?它究竟符合社會極少數人利益還是符合最大多數人民利益?或是最符合中國人民之外的特定對象利益?改革的主導權交由誰才對?
公有制與私有化，但若有人已不能旗幟鮮明對待這個問題，或是明明是私有化了，卻仍以所謂利于發展來作掩飾，其實骨子里還是無法抵御巨大的一己利益誘惑。那么，私下里雞鳴狗盜、男盜女娼了，卻還正人君子般為自己樹貞節牌坊，可笑不?拿天下人都當傻子、腦殘、好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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