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資料和選票，哪個更重要？—兼駁吳敬璉“資本無剝削”論

生產資料和選票，哪一個更重要？　　

——兼駁右翼經濟學者們的“資本無剝削”論　　

左派認為：工人養活了資本家。　　

右派認為：資本家養活了工人。　　

到底誰養活了誰？　　

為使勞動人民對“資本家養活工人”的道理深信不疑，進而對資本家感恩戴德并心甘情愿、誓死不二地接受剝削，由資本家豢養的右翼學者紛紛跳出來炮制“資本無剝削”論：　　

茅于軾說，“中國改革三十年，財富的創造增加了十倍之多。這主要是企業家的功勞。”并以實例論證“交換創造財富”——　　

“假如我有100個蘋果，你有100個香蕉，但是我愛吃香蕉而你愛吃蘋果，我就可以拿我的99個蘋果換你的一個香蕉，同時你也可以拿你的99個香蕉換我的一個蘋果。這樣，在物品總數不變的情況下，你我的需求就都得到了滿足，這樣就創造了財富。”（《仇富的社會沒前途》）　　

說實話，我真沒看懂如此高深莫測的經濟理論。通俗易懂還是茅于軾“很多年以后才悟出來的這一點”——“這個世界上誰勞動的最多？應該是工人和農民。如果說勞動創造了財富，那么他們應該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但現實生活不是這樣。”（《仇富的社會沒前途》）　　

以“誰占有誰創造”論推而廣之，古代財富的創造者是奴隸主——“胡瞻爾庭有縣貆兮？”、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權臣——“和坤跌倒，嘉慶吃飽”、豪強——“朱門酒肉臭”，國外則有哥倫比亞麥德林大毒梟、索馬里海盜……。而“勞動的最多”的奴隸、農民、工匠則不創造財富白讓富人養活，所以活該“路有凍死骨”。　　

事實呢？是生產環節創造財富；流通環節（交換）不能創造財富，只是參與財富的分配。　　

比如一個農民，開了一塊地，種了100個蘋果。雇傭一個腳夫運到異地換了100個香蕉。扣除付給腳夫的20個香蕉的報酬，農民最后得到80個香蕉（含與5個香蕉等量的化肥、農藥等成本）。——整個流通環節并未產生任何財富，腳夫只是憑自己的勞動參與財富的分配。　　

不久，腳夫積累了小本變成商人。他先用80個香蕉換了農夫100個蘋果，再販到異地賣了100個香蕉，刨掉80個香蕉的本，凈賺20個香蕉。——整個流通環節也未產生任何財富。　　

后來，貨幣出現了。商人用80元錢換了農夫100個蘋果，販到販異賣了100元錢。刨掉80元錢的本，凈賺20元錢。——生產者創造的財富（蘋果）進入流通環節，價格越來越高，就造成了財富增加的假象——100個蘋果的價值由最初的80元變成100元，增加了20元。　　

再后來，商人變成奸商，利用消息不稱——“商機”、“信息”，壓低收購價格，抬高銷售價格，從中分配更多的財富，牟取暴利——“投機”，完成了原始積累，成了大批發商，壟斷了運輸渠道和收購、批發兩個市場。——控制了蘋果的定價權，分配更多農夫創造的財富。　　

最后，大批發商又瞄上了生產環節，通過“圈地”、“改制”、“流轉”、“黑白道”、或改進口國外轉基因蘋果使農夫血本無歸等手段，收購了農夫們的土地——生產蘋果所必須的生產資料，成為資本家（地主）；失去生產資料的農夫成為只有找到工作才能生存的無產者。由于勞動力成為受供求、競爭影響的商品，他們只能拿到維持生活和延續后代所必需的財富。　　

隨著機器的推廣和分工，工人變成了機器的附屬品，操作越來越簡單、單調和易學。因此，工資也就愈減少；由于加班加點和機器運轉的加速導致的單位時間工作量增加，使勞動負荷愈加繁重，還要受到工長的奴役。　　

機器的進步也使得操作所要的氣力減少，于是，他們的妻子和未成年兒子也加入勞動力競爭的行列，使資本家所需支付的工資進一步降低。而無產者為資本家生產的財富卻愈來愈多。　　

為了更多更快捷地融資擴大再生產和利用資本逐利，以及更容易地操縱商品價格，資本家又開設了股票、期貨市場；為了不斷擴大產品銷路、尋求更多更廉價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資產階級開拓了世界市場，使剝削具有了世界性。　　

當工人領到工資后，馬上就有另一部分資產階級──房東（或按揭銀行）、物業、自業水、燃氣、供熱公司等等向他們撲來……　　

馬克思指出：農奴曾經在農奴制度下掙扎到公社社員的地位，小資產者曾經在封建專制制度的束縛下掙扎到資產者的地位。現代的工人卻相反，他們并不是隨著工業的進步而上升，而是愈來愈降到本階級的生存條件以下。　　

陳志武說，“基于勞動價值論的‘剝削’觀顯然是一廂情愿，有悖于中國過去三十年市場化改革成就的事實。”為證明這個觀點，陳志武在《從茅于軾先生的視角談“剝削”》中，援引茅于軾的理論——“平等自由的交換”中不存在剝削，基于非自由選擇的交易即存在剝削。　　

茅于軾所謂的“基于非自由選擇的交易”、“一方受控的交換”，即“基于權力壟斷的交易”的“國有壟斷企業”：“例如，國家電力公司是你唯一能買到電的機構，除了它之外，你沒有別的路可走，沒有選擇，于是，價格和服務完全由電力公司定，剝削的基礎就在于此；國有石油公司、電信公司，都如此。”　　

陳志武左右開弓，自打歪嘴：前面立論“剝削觀有悖于三十年市場化改革成就的事實”，后面接著就例證國有壟斷企業是“剝削”的基礎。　　

先說“平等自由的交換”，這才是陳志武們的“一廂情愿”。因為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下一步就是“壟斷”。他們的樣板國——美國的洛克菲勒家族、孟山都、微軟、英特樂、可口可樂等等都是“平等自由交換”的嗎？　　

流行美國的一個笑話：某科技公司創業計劃干脆寫上“第二年引起微軟注意；第三年被微軟公司收購”。——身為耶魯大學金融學教授的美籍華人陳志武，是“揣著明白裝糊涂”呢！　　

一個朋友，97年下崗。他見幾個80年代賣菜的小販都成氣候了，便也想從頭重走他們的“長征”路，于是也開了一個水果店。結果不過一星期就關門大吉。——周圍兩家“采購-運輸-批零”一條龍的大店，以低于他進貨價的零售價傾銷，堵死了他們來時的路。正如跨國財團堵死了民族資產階級的路。　　

若不信，就請陳志武到“沃爾瑪”旁邊開小超市，請茅于軾到“國美”對面開電器商店，“平等自由”地競爭一下，如何？　　

假如被他們所詬病的國家電力公司、國有石油公司、電信公司，改制成為私人企業，還是壟斷，他們就連屁都不會再放一個了，哪怕是外資。國內28家行業的龍頭悄無聲息地被外資掌控了21家，四個糧商壟斷國內70%的食用油市場逆市漲價，已經證明。　　

他們鼓吹的“國退民進”，就是要“國退資進”，而非“國退人民進”。　　

再說“中國過去三十年市場化改革成就”，社會財富在高速增長，資本家的資產成幾何倍數上升，而工人的生存狀況卻急劇惡化，被住房、醫療、教育、養老等幾座大山壓得透不過氣來。這恰恰是嚴重“剝削”的鐵證，旁征“剩余價值”論已顯多余。　　

經濟危機也更加證實了剝削的存在。　　

工人為資本家生產的商品越來越多以至于整個社會無法消化——“生產過剩”。而生產過剩則因為內需不足，內需不足則因為工人受剝削嚴重而無力消費，他們甚至不能保證自己維持奴隸的生活了。　　

勞資矛盾尖銳了。　　

類似地方官員的“年終獻愛心”和“幫扶對子”，由資本家用榨取來的工人血汗的“零頭”集資而成的維權事業、慈善事業也閃亮登場了。　　

這證明：工人已經淪落到不能養活資本家，反而要讓資本家養活自己的地步。　　

但是，他們決不會反哺工人，而且還要銷毀掉很大一部分由工人創造的產品。——寧可把牛奶倒進海里，也不白送給窮人，否則更會使牛奶的需求不振而影響開工。因為資產階級的一切生產目的只是為了發財——“誰能夠把老百姓口袋里的錢掏出來，這就是算有本事。”（龍永圖），而不是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保障供給”：　　

——“公司不賺錢是不道德也不負責任的。”（馬云）　　

——“不賺錢的商人是不道德的。”（潘石屹）　　

——“企業的社會責任通過賺錢實現”；“賺錢就是為人民服務。”（茅于軾）　　

可見，資本家施的粥只是杯水車薪。他們的慈善、維權類似農夫的愛惜耕牛，是為著了更長遠的剝削和防止鬧情緒不干活。而且，慈善家的身邊總少不了寫手和攝像機，——廣告。　　

工人起來斗爭了。　　

主流經濟學家又粉墨登場了，他們偷換概念掩護資本促和諧：　　

——“……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斗爭，就是對一般富人的斗爭。在我們一半的居民，特別是農村居民的人均年收入還不到5000塊錢的情況下，按照稅務局的統計是年薪12萬以上就是富人，那么專業人員以上的人大部分都成為富人，這顯然是一種轉移目標了、搞錯對象了。”（吳敬璉《仇富的浪潮有利于腐敗分子》）　　

——“不管自己是窮是富，我們都應該像尊重窮人的權利一樣去尊重富人的權利。試想一下，如果今天因為張三富有，就要剝奪他的某些權利，明天，會不會因為李四是知識分子而把他打成‘臭老九’并剝奪他的人權？”（陳志武）　　

一向言必稱馬列吳敬璉黨員，這時又開始裝混賣傻，企圖用所謂的“專業人員以上”的“富人”為大資本家擋箭。他所謂的“富人”只不過是些出賣勞動力（腦力）的無產階級或者候補無產階級罷了，怎能與不需勞動，僅憑資本所有權就能占有工人絕大部分勞動的資本家相提并論、等量齊觀？　　

吳敬璉黨員惡補了30多年的亞當·斯密哈耶克，也該補一補《共產黨宣言》了：　　

——“好一個勞動得來的、自己掙得的、自己賺來的財產！你們說的是資產階級所有制以前的那種小資產者的、小農的財產嗎？那種財產用不著我們去消滅，工業的發展已經把它消滅了，而且每天都在消滅它。”　　

——“你們一聽到我們要消滅私有制，就驚慌起來。但是，在你們的現存社會里，私有財產對十分之九的成員來說已經被消滅了；這種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為私有財產對十分之九的成員來說已經不存在。”　　

——“共產主義并不剝奪任何人占有社會產品的權力，它只剝奪利用這種占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　　

總之，任他們巧舌如簧、妙筆生花，也掩蓋不了資本家的“剝削”本質。消滅了資產階級，“無產者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消滅了無產階級，資本家一家男女老少立馬就得“運鋤耕屬侵星起”。——到底是誰養活了誰？　　

馬克思說，“資本來到世間，每個毛孔都流著血和骯臟的東西。”　　

資本家們的絕大部分資本無非是通過欺詐、剝削、權力、暴力甚至戰爭獲得的。所謂的“合法致富”也不過是“合法的剝削”、“合法的欺詐”而已，公平、等價的交換完不成原始積累。　　

資本主義市場營銷學就是一部“厚黑”“賣拐”學。　　

參考王進喜的一句話：“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市場營銷學就是：“有需求要消費，沒有需求，創造需求也要消費。”　　

在這個理論指導下，社會主義福利住房改革成商品——“以‘房改’拉動內需”；人民醫院改革成贏利企業——“醫院不是慈善機構。”義務學校改革成高收費單位——“教育產業化”、“誰投資誰受益”；大力發展博彩業、性產業、高利貨……　　

在這個理論指導下，某廠積壓紅色毛衫，便放風說：“某地一客車出事，乘客中除一位著紅毛衫的姑娘外，乘客全部遇難”；某廠積壓桃罐頭，就傳出消息：“今年兇星犯界，吃“桃”罐頭可“逃”一劫”；本地有一年春節，因為經濟危困導致鞭炮滯銷。節后風傳附近一火葬廠煙囪倒塌。結果積壓鞭炮一天賣脫銷，——鳴鞭避邪；首飾店豬年隆重推出“轉運珠（豬）”。本來沒幾人真信戴了就能轉運，便又傳“必須是婆婆為兒媳買”才管用，于是乎瘋搶。——充分利用婆媳之間敏感、微妙的關系，這在“市場營銷學”上叫作“把握消費者心理”。　　

在這個理論指導下，“無”變“有”，屎變黃金：炒完“價值”炒概念，炒完注資炒重組；“金融創新”、“金融衍生”，債務打包賣；“甲流”恐慌賣疫苗；保健食品治百病；田鼠變“金貂”，養殖能致富；大腦空降一個“腦白金”，拉動GDP20億；“年賺百萬的致富項目，只需一次投資2萬元”；“加盟XX品牌，開業第一天營業額就突破一萬元”；“限量100臺！千載之機差一秒就可能錯過，還不趕緊撥打電話”；“有獎銷售”；“買一贈一”；“轉產”“出國”；“房租到期”；“廠價推廣”；“最后三天”；“原價800現價80，吐血跳樓甩了”……　　

什么？偏激？片面？做大做強還得靠信用？　　

美國石油大亨洛克菲勒說：“信用是無價之寶”。然而——　　

洛克菲勒覬覦梅里特兄弟的一處鐵礦，就在經濟危機時派牧師勞埃德主動上門貸款給梅里特兄弟，并立字據：“今有梅里特兄弟借到考爾貸款42萬整，利息3厘……”待這筆貸款被梅里特兄弟全部投入礦產后，勞埃德立即前來索貸。梅里特兄弟由于無法償還而被告上法庭。于是，不了解美國法律（依據美國法律，考爾貸款是貸款人可以隨時追回的貸款）的梅里特兄弟最后宣布破產，把苦心經營的礦產作價52萬元賣給洛克菲勒。　　

靠為IBM—PC機提供DOS操作系統起家的比爾·蓋茨，羽翼豐滿后想甩開IBM；光明正大地競爭，又懾于IBM強大的軟件開發實力，便“明修踐道”——公開里和IBM共同開發32位的操作系統OS/2（仍然沿襲DOS的命令操作方式），“暗渡陳倉”——背地里單獨開發WINDOWS操作系統。待WINDOWS基本成形時，便和IBM分手，把OS/2留給IBM單獨開發。于是，在爭奪32位操作系統標準的決戰中，WINDOWS95一舉戰勝OS/2成為下一代操作系統的標準，從此奠定微軟公司的行業霸主地位。　　

馬克思說，資本家中也不乏品格高尚的紳士，但是只要他進入資本領域，他就只能執行資本的職能，成為人格化的資本。　　

在生活中有情重義的牛根生，掛在嘴邊的座右銘是：“小勝憑智，大勝靠德”，不也陷入“三聚氰胺毒奶門”么？　　

即使一個樸實的農民養殖戶，如果不采用“科學養殖”法——激素飼料，別人的雞40天出欄，他的雞4個月出欄，還不得賠光？　　

至于馬云、丁磊、馬化騰等網絡新貴，背后也都站著國際“風投”或納斯達克。他們的創業資本也都印著印第安土著、非州黑奴、華裔“豬仔”，以及第三世界國家人民的斑斑血跡。　　

什么？品牌名店都是明碼標價，童叟無欺？　　

好一個“明碼標價，童叟無欺”。溫州鞋廠生產的同一雙鞋，零售價400元一雙，貼上美國、意大利的商標，就“明碼標價”4000元一雙；還有肯德基、麥當勞、星巴克……，垃圾賣天價。　　

對了。哥賣的不是東西，哥賣的是“品牌”、“品味”、“文化”、“時尚”，一如孔乙己的長衫——“高級知識分子”的標識，這是“貴族象征”，“王者風范”、“成功人士的干活”。　　

市場經濟中，“托兒”業也必不可少，“托兒”族儼然已是一道壯觀的風景線：看病有“醫托兒”，求學有“學托兒”，買房有“房托兒”，炒股有“股托兒”，坐車有“車托兒”，吃飯有“飯托兒”，旅行有“游托兒”，抽獎有“獎托兒”，漲價聽證會有頻頻舉手的“漲托兒”，談話節目現場有踴躍發言的“話托兒”，婚介所有約會相親的“婚托兒”，保險公司有說人入保的“險托兒”，一度風靡神州的“傳銷”，如果不被取締，恐怕已經十億人民九億“托兒”。　　

能“登高一呼，買者云集”的“托兒”，則莫過于影星、歌星、笑星、球星等名人。不必質疑他們的百萬、千萬身價，一個字——“值”。試想他們電視上透露一下：“XXX，我每天都在用”，“XXX嬰幼兒奶粉，富含多種營養成分，今天你給孩子喝了嗎？”……那效果，怕是一人要抵百八千個推銷員。　　

名“托兒”如此多嬌，引無數世人競折腰——“不做總統也要做廣告人”，名“托”制造車間就應景而生——“超女”、“快男”、“溜光大道”。一旦獲得這些國內“托兒”行最高資格證書，立馬就會擁有大批忠實的“粉絲”，你不理財，財都理你——“市場營銷學”術語叫做“潛在的顧客群”。　　

至于供名“托兒”發揮的各種媒體，就更不必多說了，——“注意力經濟”呀。　　

茅開軾欺騙民眾說，“窮人真正得解放的是改革后的這三十年。現在一個進城打工的農民一個月能掙一千塊錢，能買三輛自行車或八百斤糧食。改革前辛苦一年的工分錢也未必能買一輛自行車。”　　

暫不論貨幣貶值，也不論一個月實際干一個半月的活，三代人掙一套房、兩人勞動供養不起一個孩子上大學、一人得大病立刻傾家蕩產的事實，就已經戳破了他的謊言。而且，作為生存在地球的生物，無產者失去了賴以生存的最重要的東西——生產資料，“失業”成為他們揮之不去的夢魘。　　

生產資料所有權是最大的人權，“天賦人權”首先賦予的是人的生存權。沒有生存權，所謂的“民主”、“自由”、“人權”都將是建立在虛幻基礎上的空中樓閣。　　

60年前，經過億萬勞苦大眾的奮斗，犧牲了千百萬革命烈士，在這塊土地上，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體現人民當家作主地位的，就是建立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經濟基礎。　　

在資改派主導的30年中，全民所有制的企業很大一部分在“國退民進”中被少數資本家瓜分。而且不止這些，按照“憲法”規定，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切自然資源礦山、森林等，都屬于全體人民。如果把這30年消耗、賤賣的資源平均分配，中國人民也富裕了。然而這一切也被少數資本家掠奪了。　　

耕田者無糧，織衣者無衣，建房者無屋，這是世界上最大的不公平。用張宏良先生的話說，鳥獸尚有搭窩筑巢、覓食繁衍的權力，人類就該餓死、凍死只能怪自己“無能”嗎？　　

資本家掠奪了勞動人民賴以生存的生產資料，使他們成為資本家隨時雇傭、隨時解雇的勞動力。為防止人民清算，他們所豢養的主流學者跳出來蠱惑群眾：“不要權貴資本主義，要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跟我們走，給你選票。”……　　

打的好一個如意算盤：掠奪了勞動人民的生產資料，想用一張空頭選票作為補償。選票成為最后一張王牌，標志著資改派的黔驢技窮，——資改的俄羅斯的下場已經驚醒了中國人民。　　

選票真的比生產資料更重要嗎？　　

沒有生活資料，生存就會有問題；生存有問題，還侈談什么自由、民主、人權？為了生存，工人每天在資本家的廠礦里牛馬一樣的工作，何來民主、自由？為了生存，工人成了資本家的奴隸，何來人權？例如，照搬美國選票制度的菲律賓，盛產“菲傭”。傭人可是“下人”即“奴仆”啊，奴仆在主人面前談何人權？還有“被選票”的伊拉克人民，失去了石油資源，生活極其悲慘，他們的人權又安在？　　

挪威劇作家易卜生，譴責資本主義社會的丑惡現實,痛斥宗教道德,提倡自由戀愛、反對舊式婚姻，作《玩偶之家》（又譯《娜拉》或《傀儡家庭》，主人公娜拉看透了丈夫的自私和夫妻間的不平等,不甘心做丈夫的玩偶而憤然出走），是受社會主義女權運動影響的產物。　　

在中國，娜拉曾經是婦女解放的代名詞；裴多菲的“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也成為激勵進步青年的詩句。然而，魯迅卻在1923年發表的著名演講《娜拉走后怎樣?》。他認為，娜拉走后的出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還有一條,就是餓死了。”并提出，婦女要擺脫任人擺布的地位必須獲得與男人平等的經濟權。　　

在魯迅看來，經濟權比自由更重要——　　

“錢，——高雅的說罷，就是經濟，是最要緊的了。自由固不是錢所能買到的，但能夠為錢而賣掉。人類有一個大缺點，就是常常要饑餓。為補救這缺點起見，為準備不做傀儡起見，在目下的社會里，經濟權就見得最要緊了……。可惜我不知道這權柄如何取得，單知道仍然要戰斗；或者也許比要求參政權更要用劇烈的戰斗。”　　

再活剝魯迅先生的下一段話——“有人說這事情太陳腐了，就答道要經濟權；說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經濟權；說是經濟制度就要改變了，用不著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經濟權。”——　　

資改派說要國退民進，就答道還我生產資料（公有制）；資改派說要政治體制改革，就答道還我生產資料（公有制）；資改派說政改后就有民主、自由、選舉權了，就答道還我生產資料（公有制）。　　

正是：　　

富人無務獨逍遙。　　

窮人的權利只是空話，　　

勞動的創造一無所有！　　

從剝削者的手里，　　

他們只是討回血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