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長回答不了“錢學森之問”,更不會給11位教授答案
聽說有十一位教授聯名給教育部新任部長袁貴仁寫公開信,讓袁部長直面“錢學森之問”,我在感謝這些教授們高度社會責任感的同時,也想間接批評一下這十一仁兄的書生意氣,你們給袁部長寫信除了有新聞效應之外,決不會真的讓教育部能為此付出多少實質性努力,袁部長個人更無法直面中國的“錢學森之問”,如果他敢于回答說要想辦法解決杰出人才的培養問題,那頂多也只是個官樣套話和新官上任一把火,如果他說他有能力解決此問題則更是不知天高地厚,因為即使他千萬個好主意,也難理中國教育之“爛麻一團”,即便他理清了教育部本身的一團爛麻,豈想到中國的“杰出人才”問題與教育部相關的僅僅是點滴而已,教育部的爛麻僅僅是中國爛麻身上的一個小結而已,教育部離開了中國現實,一點作用都不會有的。
我不看好十一教授公開信的理由主要有幾條:
第一條:歸罪周濟、寄希望于袁貴任仁是中國人這幾十年來的習慣性錯誤的延續。中國的老百姓把中國現行的教育亂象一古腦地往周濟身潑,好象周濟就是現行中國教育沉疴的罪魁禍首,其實這真是冤枉他了,雖然我這兩年多次寫文章批評教育部,但是,都只是就事論事,而沒有把教育失敗的根源歸罪于近十年來的教育部長,因為,總體上講,中國教育的現行政策無一例外的都是既往政策的延續,現行政策只有改良的過程,從來沒有一個顛覆的過程,為什么不能顛覆?這就要看現行教育體制的來籠去脈,尤其是教育產業化的歷史淵源,尤其是教育行政化的發展歷程和學術指標化的過程,這些提法和標準都不是周濟手上產生的,都是在更高、更有權威的頂級領導人手上產生的,周濟敢向哪一項動大手術?不說是周濟,就是現任更高的領導人又能怎么樣?誰敢動大手術?只有在一種情況下可能的,那就是教育走向破產的邊緣了,才有刺激顛覆性改造的源動力。袁貴仁先生剛任教育部長,我本不想過多評價他,但是,既然有人要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我不得不潑潑冷水,并非對袁貴仁部長不信任,因為,他跟周濟面臨的環境和土壤是一樣的,他無法重新開墾一塊新地,所以他注定改變不了中國教育的現實,如果他真有那個能耐,他比周濟到教育部更早,早就有好主意了,也許有人會說,他以前不是部長,有好想法不一定會說出來,說出來不一定能執行,現在當部長了,有施展才華的機會了,肯定會大不一樣。我就不這么看,按常理,他本不能當上教育部長(此次為非典型性上任),他不可能這么多年來一直為自己當部長作準備留一手不用,因為他一旦部長沒機會當,又長期出工不出力,那他副部長也有可能坐不穩,沒有一個真正的強人會這么留的。另外,即使他真的有那么一手,也未必就可以想干什么就干得了,周濟想不想搞好教育?肯定想,比一般人都想;周濟有沒有能力?肯定有,比一般人都強。但他想做的事都做不成,說明什么?教育亂收費,他出政策了嗎?出了,下面不理,他能怎么樣?擇校費,補課費,奧數班教育部想管嗎?肯定想,但是,他管得了嗎?有人說,很簡單,誰不聽不給經費,誰不聽撤職處理等等。問題是地方上有人聽他的嗎?不聽他的人又有誰會來幫教育部治他?
第二條:十一位教授公開信的收信人寫錯了。
這些教授都是一番好心寫這封信的,我挺佩服的,因為如果是我寫的,恐怕連個響聲也沒有,我沒那個名氣和聲望能讓公開信在各大媒體傳播,更別說能到袁貴仁部長手中,但從另一個方面講,我又不太佩服十一位大教授,因為他們都沒有看到事物的本質,他們寄信寄錯地方了,他們信件的收件人應當是:胡錦濤總書記、溫家寶總理并中央政治局。也許有人會說,袁部長收到信了會轉告中央領導人,或者說觸動中央領導人,或者說通過袁貴仁的努力把新的改革措施交到中央領導人,實事上袁貴仁做不到這些,現在正在執定的那個《教育改革綱要》不管有多新,如果沒有跳出“市場化和金錢化的教育”,再多的綱要都會失敗,因為老百姓對這樣的紙面上的“宏偉藍圖”看得太多太多了,鄧小平都親自指導過,結果又能怎么樣?如果把信呈給中央政治局,好處就大多了,因為只有中央政治局才有權力對教育事業進行顛覆性的變革,也許他們也有顧慮和擔憂,但是,他們如果不能從政治上下決心,讓教育回歸到國家公益主導的事業上來,教育改革做多少努力都原地轉圈,跳不出唐僧的符咒區,中央也許認為,教育回歸公益中央財政承受不了,在我看來這不是理由,因為我們有更多層面可以支撐公共財政有這個能力:一、“三公消費”抽出一半經費就相當于現行教育經費的總和;二、中國目前教育經費占GDP比率并沒有達到國際平均水平,甚至比很多發展中國家水平還低,還有上升空間;三、高等教育正規招生規??梢赃m當縮量;四、減少教育經費的浪費,現在中國的教育經費除了教師工薪經費以外,大約有50%的非教學經費完全是浪費了,沒有真正用到教育上來,部分流入了某些人的個人腰包。
中國的教育是一個由體制、權力和集團力量“三重力推動型模式”(此模式為本人首次在國內提出),教育部只是眾多環節中的執行點而已,它本身對于教育的支配能力甚至比其它非教育部門還低,它改變不了中國教育運行的方向,它的力量越來越被集團力量邊緣化,除非中央直接干預,否則,教育部將一事無成。
第三:十一位教授有沒有問問自己?
中國的教育壞到現在這個地步,包括我在內的眾多國人從本能意識出發都把罪責推到政府身上,錯不錯呢?沒有大錯,但也有部分錯誤,中國教育失敗,從知識分子本身身上去找也是可以找到部分答案的,今天我不想談整個知識群體,我只想問問寫信的十一教授幾個問題,請你們先代為回答一下:一、你們對學生有沒有做到盡職盡責?二、你們有沒有搞過學術腐敗?三、你們有沒有熱衷于當領導、評職稱?五、你們有沒有在亂收費中受益,有沒有主動抵制過亂收費?六、你們有沒有騙取國家及企業科研項目(包括合伙騙?。??七、你們有沒有配合學校造假(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八、你們有沒有從教育失敗中得到好處?當你得到好處的時候,你是否感到過內疚?九、你們到底在自己的專業上取得過何種程度的成就,是不是自己努力取得的?努力做學問的積極性有多高?十、你們如果在教育改革中失去現有的好處,你們能接受嗎?
我問十一位教授十大問題,并非針對這些教授,而是讓他們代表整個知識界群體,如果整個知識界對上述十個問題都能大聲地說一句:所有的問題我都能做到獨善其身,那就很偉大了,不要求你們影響別人跟你一樣。大家不妨想一想,如果整個中國教育界都能獨善其身,中國的教育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嗎?不可能的,知識分子的最大弱點在于:批評別人的同時不敢面對自己,中國知識分子尤甚。有很多知識分子會為自己解脫責任,說自己是生活在這個大社會中的,豈能置身事外,這一點我承認,我也不例外,所以,我認為,當今中國所有知識分最為急迫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教育界的集體反醒。包括十一位教授在內的全體教育界應當共同起草一份公開信,信件的主要內容是:《教育改革從教育者自身做起》。如果教育者不檢討自己,被教育者不會得到很好的教育,教育主管機構也不會很好可以執行的政策,教育的玩疾必須從教育者身上開第一刀。后期的手術才是集團勢力和主管機構。
最后的聲明:本文不針對十一教授本身,本文不針對政府,本文沒有詳細論述教育改革微觀事務,只是就事論事,未完待續!
中南大學孫錫良(轉載須署名)2009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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