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對外經濟交往與經濟改革
作者:劉永佶
國際經濟矛盾是國度經濟矛盾的集合。如果我們能從外星人的角度來研究地球人的經濟矛盾 ，一定會得出更為全面、“客觀”的結論。但我們是地球人，是地球上特定國度的人，因此 也是在經濟矛盾中生存，并構成經濟矛盾的人。我們只能從中國這個主體來看其對外經濟關系，只能從我們的利益和立場來看中國經濟矛盾。
我們說的中國的對外經濟關系，不是“地球上那個稱為中國的地域的人與其他地域的人的關系”，不是“他們的中國與外國的經濟關系”，而是“我們的中國與外國的經濟關系”， 是“我們生活于其中的中國經濟矛盾與外國矛盾的經濟關系。”
也就是說，我們是以自己勞動者的立場，是以自己的利益來規(guī)定中國經濟，并由此來探討中國經濟與外國經濟關系的。中國經濟是個矛盾體，我們的利益是這個矛盾的一個方面、要 素，但不是全體。自從新中國成立，主要經濟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勞動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對外經濟關系，就是由勞動社會主義勢力主導的中國經濟矛盾與外國經濟矛盾的關系。
這是一種情況，另一種情況則是官僚資本占主導，20世紀的前半葉就是這樣，現在也面臨這種危險性。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還是中國，外國還是外國，中國依然有對外經濟關系。但是，中國的對外經濟關系就會因中國自身的矛盾狀況，而有質的變化。這里，我們還應考慮與中國發(fā)生關系的外國的經濟政治矛盾，既要規(guī)定總體意義上的世界經濟矛盾性質，又要分析各個國家的具體矛盾。
如今的中國，正處于社會大變革的進程中，勞動社會主義勢力與官僚資本主義勢力的矛盾作為主導矛盾，決定著中國社會的性質，也決定著對外經濟關系的目的、原則和策略。是以這種主要矛盾的斗爭狀況及其演變的需要為根據，開展對外經濟交往的。因此，中國的對外經濟交往首先是一個主動的過程。但交往開始以后，即在國際經濟矛盾這個層次上，中國與外國已成一對矛盾，能否占據主動地位，就是一個新的斗爭過程，這取決于矛盾雙方的實力，對于中國來說，亦受到內部矛盾的制約。
從總體上看，現今的中國在對外經濟交往中，是處于弱勢地位的。弱勢包含被動，但弱勢不等于被動。能否在弱勢的地位上爭取對外經濟交往的主動，就取決于勞動社會主義與官僚資本主義勢力的矛盾與斗爭。而這一點就集中于制度和體制的變革，具體在于經濟結構調整與運行機制的戰(zhàn)略，以及企業(yè)經營管理等層次上。
從國際經濟矛盾這個層次上，探討對外經濟關系與中國的經濟改革，是中國政治經濟學所要規(guī)定的又一主干范疇的內容。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其主要矛盾決定的，并受次要矛盾的制約。并不是為了對外經濟交往才進行經濟改革，但對外經濟交往作為現實的經濟矛盾，必然影響并制約中國的經濟改革。
首先，對外經濟關系是中國經濟改革的必要外部條件。中國的經濟改革，實質就是在確立勞動者主體地位的基礎上促進其素質技能的提高，并實現從農業(yè)生產方式向工業(yè)生產方式的轉化。在這個過程中，對外經濟交往是必要的，其主要內容，就是向工業(yè)生產方式高度發(fā)達國家的勞動者學習先進的技術。但由于這些國家依然是資本雇傭勞動制，創(chuàng)造了先進技術的勞動者并不掌握對這些技術的“知識產權”，中國的勞動者不可能直接從外國勞動者那里學習技術，而是要通過中國的企業(yè)或機構向外國的企業(yè)或機構購買“知識產權”，以及相應的設備，才能學習和使用這些技術。國家、資本、“知識產權”、企業(yè)、機構，都是勞動者國際間技術交流的中間環(huán)節(jié)，也是屏障。這些環(huán)節(jié)，就是現代社會關系對勞動者素質技能及其生產力提高的制約。中國的經濟改革，要以提高本國勞動者社會地位為基本，由此促進勞動者素質技能的提高。這是中國經濟發(fā)展的根據。雖然中國在工業(yè)生產方式上相對落后了，但中國的勞動者具有一流的基本素質，而且也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工業(yè)化，他們完全能夠創(chuàng)造并使用先進的技術。特別是現在高等教育的發(fā)展，已培養(yǎng)了一大批（從總人數上講可達世界第一）的工程技術、經營管理、科學研究人才。之所以未能充分發(fā)揮其作用，就在于經濟關系及其權利體系的束縛，解脫這種束縛，就可以提高本國勞動者的素質技能，研創(chuàng)和使用先進技術。只有確立發(fā)展技術的根據是改革，才有中國技術的創(chuàng)新與提高。在這個過程中，當然應該學習外國先進而中國尚不具備的技術。為此，就要花錢購買專利和設備，甚至容許外國資本來辦企業(yè)，但目的則在于由此提高中國的技術。這里必須有選擇，以得到對中國的工業(yè)化具有戰(zhàn)略意義的主干行業(yè)的先進技術。對于那些中國人已經具備，而且經努力就可以更新發(fā)展的技術，盡可能不引進，或者可引進以為借鑒；對于那些非主干行業(yè)，而且對中國工業(yè)化無關甚至有害的技術，應堅決抵制，相應的外國企業(yè)，也絕不能任其在中國立足。
以勞動社會主義為主導的經濟改革，將制約對外經濟交往為提高中國勞動者素質技能和生產力服務，而這樣的經濟交往，又會促進提高了素質技能的勞動者爭取和保證其社會主體地位的改革。
與此相反，如果由官僚資本主義勢力主導或制約改革，其社會在“開放”的名義下，把如何榨取本國勞動者的勞動成果作為對外經濟交往的目的。在官僚資本主義者看來，中國的勞動者是天然的技能低下，根本不可能研創(chuàng)先進的工業(yè)技術，只能向外國買技術，買設備。而買技術和設備的目的又不是促進本國勞動者素質技能的提高——這是他們最忌諱的，因為素質技能提高了的勞動者勢必要求提高社會地位，由此威脅其統治。官僚資本的對外經濟交往，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賺取超額利潤，這包括其為外國資本財團作代理的傭金和“回扣”，以及官僚資本壟斷企業(yè)的利潤。更為重要的，就是依附“中心”國家而維持其政治地位。對于官僚資本主義者來說，還有一個重要的對外經濟交往：將自己以各種方式賺取的貨幣轉到“中心”國家，以保險保值保種——其子女也都投奔到“中心”國家去了。
第二，對外經濟交往可以將外國勞動社會主義運動的組織與經驗傳入中國，由此促進勞動者文化精神素質的提高，加強權利意識，強化勞動者的自由聯合。這是中國經濟改革的主要內容，也是中國經濟發(fā)展的根本。中國的勞動者在工業(yè)技術上之所以相對低下，除農業(yè)傳統外，還在于其權利意識弱和組織性不強。在這方面，西方發(fā)達國家的勞動者已有豐富的經驗。對外經濟交往，并不只是與資本財團和企業(yè)交往，還應包括與勞動者及其組織的交往。這對于改革中的中國經濟是相當必要的。學習、借鑒西方國家勞動者的權利意識和組織性，是提高中國勞動者素質技能的重要環(huán)節(jié)，而這一點，對于強化勞動者的主體地位，完善公有制和提高私有企業(yè)中勞動者權利，都有現實意義。
但是，官僚資本主義者是堅決反對與發(fā)達國家的勞動者及其組織交往的。在他們的觀念中，對外經濟交往只是與大資本財團打交道，至于西方國家的勞動者及其組織，一是與之交往沒有什么經濟利益，二是將其視為“動亂”因素，甚至是“敵對勢力”，惟恐中國的勞動者受它影響而形成勢力，破壞社會穩(wěn)定。因此，在官僚資本主義者的“開放”概念里，并不包括勞動者之間的交往。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其鼓吹的“改革”之實質。然而，只要與資本財團交往，就會有勞動者之間的交往。這是不隨官僚資本主義者的意念轉移的。但是他們會堅決抵制和打壓這種交往，從而引發(fā)復雜的矛盾。
第三，對外經濟交往會引發(fā)國內官僚資本主義與殖民地意識，由此干擾改革方向，甚至導致官僚資本的統治。這不僅是理論上的分析，更是現實的存在，并在歷史上出現過。對外經濟交往不可能只是物質上、技術上的，而是與外國人的交往。外國大資本財團控制全世界的企圖，是資本的本性決定的，它必然要利用其技術和物質上的優(yōu)勢，在中國物色其代理人。官僚資本在一定程度上說，類似外國大財團的分公司，但由于國度性的存在，它勢必表現出政治性，是以政權形式運作的資本。這對于外國大資本財團而言，并不像分公司那樣可以通過直接的權利關系來控制，而是通過控制官僚集團的首領來間接控制。但這又可以使之避免許多風險，如果是分公司，總公司要為其經營承擔相應的風險和責任，對于官僚集團，則只是利用其權力，假設其集團失去權力，那又可以收買控制繼起的集團。
只要統治世界的大資本財團存在，它在中國尋找、收買其代理人，從而形成官僚資本的可能性就存在。中國的對外經濟交往，是使這種可能性變成現實的一個條件。與官僚資本同時出現的，就是殖民地意識。這是從崇拜西方國家的技術到文化，再到生活方式，以至語言的全方位的觀念。其特點是喪失本民族的自尊和自信，認為本民族已無創(chuàng)造力和發(fā)展力，只得屈從西方國家的一切。殖民地意識是一種總體性的奴隸意識。其典型發(fā)生在17、18世紀的殖民地，在中國并不是全民族的意識，但卻有廣泛影響。中國的殖民地意識是官僚資本統治的副產品，同時也是官僚資本為外國大財團代理的必要條件，從推銷外國商品到崇拜外國文化，再到服從外國大資本的控制，官僚資本都需借助殖民地意識。
對外經濟交往并不等于必然形成官僚資本和殖民地意識，但對這種交往的不加限制，特別是失去勞動社會主義的指導，就有可能形成官僚資本和殖民地意識。即使它們尚不處于主導地位，其影響也是相當嚴重的，這是干擾和阻礙中國經濟改革的重要因素。
第四，對外經濟交往有可能形成中國對外國技術和資本的依賴性，延緩勞動者素質技能的提高與資本積累。形成這種局面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官僚資本勢力的作用。對于官僚資本來說，其惟一的目的，就在于穩(wěn)固其政治權勢，這樣，引進外國技術和資本，生產那些周期短、獲利大的消費品，就成了經濟增長的捷徑。以致大量的游樂設施、服裝生產技術，葡萄酒釀制技術、化妝品技術……成了引進技術的主要內容，可它們對于提高中國勞動者的素質技能有多少正作用？況且，這類技術不僅賣價很高，且關鍵部分依然保密。而以優(yōu)惠條件所引進的外國資本，大都投在與中國相關企業(yè)競爭的行業(yè)，其技術略高于中國企業(yè)，更重要的是沒有中國企業(yè)那么多的稅費支出，其核心技術又對中國人保密。雖說它們可以“解決”一部分中國人的就業(yè)問題，但恰是它們的不平等的競爭——甚至可達某行業(yè)的壟斷水平，導致了更多中國人的失業(yè)。“國內生產總值”的統計指標可能會因此增長，但卻形成了對國外技術和資本的依賴性，由此造成一個循環(huán)：為了提高國內生產總值，就必須大量引進外國技術和資本，而且要不斷增加優(yōu)惠條件，這些優(yōu)惠條件的負擔全都壓在中國企業(yè)身上，因此，也就有了國有企業(yè)的虧損和倒閉，以及私有企業(yè)在低層次上的簡單再生產和短期性的投資、破產。
我們這樣說，并不是將中國的國有企業(yè)和私有企業(yè)的問題都歸因于對外經濟交往，其矛盾也有內在原因，但如若任由外國大資本財團不加限制地擴張，那么，國有企業(yè)的改革和私有企業(yè)的提升，都不可能展開，也不必展開，因為它們都在萎縮、沒落。
第五，導致依附性的經濟結構。這是“中心”國家的大資本財團在向全世界擴張時所要達到的目標。在巴西、阿根廷及東南亞諸國都已實現，下一個目標，也是資本制度形成幾百年努力追求的目標，就是將中國變成其“外圍”。這個進程早在19世紀中晚期就已開始，但被中國革命所阻斷。20世紀末展開的對外經濟交往，是經濟改革的必要環(huán)節(jié)，但它又會為外國大資本財團的擴張?zhí)峁C會。是通過對外經濟交往促進改革，還是為外國大資本財團提供制造一個新“外圍”的機會，這取決于中國主要經濟矛盾的斗爭。中國經濟改革的具體內容，就是經濟結構的調整。是在已有的初級工業(yè)生產方式結構基礎上，建立高級的以新技術為主干的自主的工業(yè)生產方式結構，還是形成依附外國大資本財團，為其銷售產品和過時技術，并為外國資本企業(yè)提供原材料、半成品、零部件、廉價勞動力的經濟結構?這是當前中國經濟結構調整中的兩種可能性選擇。
顯然，第一種選擇是困難的，外國大資本財團絕對不會配合中國建立自主的工業(yè)生產方式結構，美國不僅限制其本國高新技術向中國出口，還限制其他發(fā)達國家的出口。也就是說，中國人只能依靠自身的素質技能和努力，才能發(fā)展高新技術并由此而提升本國工業(yè)生產方式結構。對外經濟交往能給我們提供的幫助是有限的，從學習外國先進技術角度說，更多的還是在科學層面的基礎知識和方法的學習，以及對外國產品的再研究。
而第二種選擇就相當容易，也是外國大資本財團所努力追求的目標。它一方面可以保護美國等發(fā)達國家的技術領先地位，另一方面又可以將過時的、“下腳料”的技術高價賣給中國。“經濟全球化”就是需要中國形成依附于美國的經濟結構。中國20世紀80年代末所實行的“參與世界經濟大循環(huán)”戰(zhàn)略，雖說有一個先使中國達到“中等”發(fā)達國家水平，再向 高度發(fā)達國家水平邁進的設想，但在現時卻明確地要將自己的經濟結構變成依附于美國及其 他發(fā)達國家的結構，以廉價勞動力及資源、初級產品、零部件等行業(yè)為主干結構，而高新技術行業(yè)則主要甚至全部引進外國資本，或購買外國產品。這個結構現正在形成中。短期內，這樣的經濟結構是有助于“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一些經濟學家預測：年百分之八、九的增長速度可維持30至50年，他們據此推算，到21世紀中期，中國就可以達到“國內生產總值”居世界第二（僅次于美國）的水平！多么動人而且輕易的前景。但我卻不能從這種推論中感到絲毫樂觀。不知這些人憑什么得出中國可以連續(xù)30至50年都維持如此高的增長速度。這種“速度型”的經濟結構又怎樣建立?如果將在技術上依附外國作為經濟結構的原則，那么，短期內的增長速度是可能的，但增長的又是什么?骨骼和肌肉不長，甚至萎縮，只增長脂肪，甚至水腫，稱分量是長了，但能維持長久嗎?
對外經濟交往，是當今潮流，也是中國經濟改革的必要方面。但對外交往并不等于改革，更不能把改革的希望寄托于對外經濟交往。中國的經濟結構是其制度、體制的具體化，也是中國經濟自立于世界的基本框架，它不僅要應對經濟的挑戰(zhàn)與競爭，還要應對政治、軍事的挑戰(zhàn)與威脅。這種依附外國的速度型經濟結構，怎么能支撐中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存在與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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