邋遢道人：走不通的那條路--對“土地流轉改革”提四個疑問

對“土地流轉改革”提四個疑問　　

看到新聞聯播中報道了胡錦濤總書記視察小崗村的講話。講話明確提出：“要賦予農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經營權……要根據農民的意愿，允許農民以多種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適度規模經營” 。目的是“改善農村的生產生活條件，不斷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　　

看來，前一段主流們關于所謂城鄉二元制改革和土地私有化的改革建議[1]在一定程度上被中央采納了。　　

所謂土地流轉改革，雖然并不涉及土地所有權問題（憲法規定土地國有，修憲是困難的），但其包含了承包土地者對土地的“轉包、轉讓、出租、互換、入股以及其他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的方式”[2]，也包含對應的對土地承包、承讓、承租、互換、組織股份公司等活動。這里既包含了承包農戶通過出租、入股等在經營過程中長期獲益的方法，也包括了通過轉包、轉讓、互換等一次性獲得收益的方法。　　

現在尚不清楚最后出臺的政策對轉包、轉讓究竟是怎么定義的，以及受讓者的身份限制等具體規定。不過，中國古代一樣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權也是皇帝的，但這并沒妨礙中國古代“千年田換八百主”的土地交易。因此，這是一次非常接近土地私有化的改革。　　

這項改革對提高農民收入是否有幫助，能否避免困擾中國兩千多年的流民問題，現在是否是推出這項政策的時機，以及這項政策是否是抓住了三農問題的鑰匙，都很值得思考。　　

這項改革能提高農民收入嗎？　　

胡總書記在小崗村與農民談話時說，黨的這些措施是為了“改善農村的生產生活條件，不斷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那么，允許農民轉讓土地經營權就能提高農民收入，提高生活水平嗎？　　

關于土地私有化和土地流轉改革對提高農民收入的作用，所有專家大致是從這樣幾個角度說的。首先，發達國家農業集約化程度高，農業才發達。胡總書記也說這樣做是為了“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其次，土地集中在“種田能手”手里，比較容易經營“高附加價值”產品，從而提高農業產值。第三，土地流轉使部分農民可以“放心地”離開土地，進城從事非農產業。第四，可以避免現在政府和權貴勾結起來占用農民土地，使農民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進城中獲得土地增值的利益。　　

其實，要證明土地規模經營能提高農民的收入，指標只用兩個就夠了。一個是能夠證明土地規模經營的產出一定明顯大于家庭經營，也就是蛋糕會迅速擴大；另一個是規模經營后這些產出會分配會比家庭經營更加平均，一般農民能得到更多分配。我們來分析一下以上說法的可信性。　　

辛子陵在《走世界農業文明的共同道路》一文中引述資料說：“美國以經營一種產品為主的專業化農場大約增產90%以上……使美國農產品大約增產40%，而降低成本50%”[3]。是不是中國一家一戶，非專業分工的家庭經營的單位面積產量一定很低，如果走美國“世界農業文明的共同道路”，中國農業單產也增產90%，使農民收入大幅度增加呢？其實，這完全是在想象，中國以傳統精耕細作的家庭經營使農業單產已經達到世界最高水平，已經沒有什么增長的空間。以下是世界銀行公布的2006年主要農作物單產（作物總產/作物收獲面積；單位：噸/公頃）。[4]　　

稻谷：  中國 6.26  世界平均 4.11   發達國家 6.71  發展中國家 4.05  　　

小麥：  中國 4.46  世界平均 2.80   發達國家 2.92  發展中國家 2.71　　

玉米：  中國 5.37  世界平均 4.82   發達國家 8.20  發展中國家 3.37　　

大豆：  中國 1.70  世界平均 2.38   發達國家 2.91  發展中國家 2.10　　

花生：  中國 3.12  世界平均 2.15   發達國家 2.83  發展中國家 3.13　　

菜子油：中國 1.96  世界平均 1.76   發達國家 2.12  發展中國家 1.45　　

籽棉 ； 中國 3.73  世界平均 2.07   發達國家 2.60  發展中國家 1.96　　

以上數字可以刊出，中國除了被自己和外國人糟蹋了的大豆外，所有作物單產都超過世界平均水平40-80%，大部分作物單產接近和超過發達國家國家，尤其是世界主糧小麥，比發達國家（小麥主產區）高出50%多。這就意味著兩點。首先，世界集約化水平最高的國家并沒有比中國家庭農業有更高的產出（大豆單產高是因為轉基因技術應用；他們稻谷略高是發達國家種得很少，同時很多時間中國稻谷單產高于發達國家），因此無法證明規模化能夠提高中國目前土地產出；其次，中國作物單產已經達到世界頂尖水平，即使中國通過集約化、專業化和技術應用達到發達國家水平，也只有20%左右的提升空間。　　

很多媒體都在用各種典型教育農民：種植高附加價值的作物能夠致富。只要不是別有用心的農業研究者心里都門兒清，所謂高附加價值，并不是作物本身有什么高明的使用價值，高附加價值是市場供求關系決定的。這些所謂高附加價值的需求量都很小，與小麥、稻谷、玉米、棉花、油料等根本無法相比。少數地方種點甜玉米、草莓等還可以，別說都種了，就是中國有5%的耕地拿來種這些東西，就沒有一個產品還能自稱“高附加價值”了。種大煙最發財，要是都種了也不會發財的。很多人拿臺灣農業做例子，臺灣彈丸之地，也沒有全種這些東西，況且大陸還有糧食安全問題。也許規模經營能提高這些高附加價值作物的種植比例，但這些作物的空間根本不足以解決農民致富問題。　　

原因很簡單。要“改善農民生活條件”， 縮小城鄉差距，依靠沒多大空間的規模經營和高附加價值產品完全是杯水車薪。2007年，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為4140元，是城鎮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13786元的30%，而1985年這個數值是50%，家庭承包前的1980年為40%。近10年來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率為9.8%，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6.7%。如果不能讓農民收入增長率達到并超過城鎮居民，根本談不上改善農民生活條件和縮小城鄉差距。　　

現在很多媒體都號稱這次土地流轉改革是“第二次農村改革”。究竟算第幾次不是憑嘴說的。第一次農村改革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5年內增長94%（不變價），城鄉收入差距從100比40縮小到100比50。土地流轉改革的指標且不說5年內能恢復到1985年城鄉差距水平，就算恢復到改革前水平都困難。假如城鎮居民保持年9.8%的水平（2007年為12.2%），城鄉收入差別5年內縮小到100比40，需要農村家庭人均純收入要翻一番多，年增長率要達到16.3%！實際上，中國已經十幾年農民收入增長沒超過城鎮了（更嚴格的講，是90年代以來僅有一次，也就是1996年國企職工大量“下崗”的那一年）。就算能保持現有城鄉收入差距（解放以來最大差距），5年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也要達到6607元，增長60%。土地規模化經營和高附加價值能夠提供在5年內提供60%的增長空間嗎？如果不能像第一次改革那樣縮小城鄉差距，還好意思說什么這是“第二次改革”？看到這樣的任務，再回頭算算集約經營和高附加價值的可能性空間，就會覺得可笑了。　　

第三，說土地流轉可以促使農民離開土地從而增加收入是最可笑的。農民如果能夠找到非農就業的機會，他們從來沒有放過。并沒有因為家里還有責任田就不出去了，現在農村就已經只剩下“386199”部隊（婦女、兒童、老人）了。也許最近出現過“招工難”，農民工工價提高問題，這是因為前二十多年東部地區企業農民工工資增長過慢，致使打工的收入和支出算下來不合算才形成的。難道這項改革的目的就是再制造一批失去農業就業可能，不得不忍受任何低工資的農民工嗎？而且這樣能增加農民收入嗎？　　

第四，號稱農民有出讓土地經營權后就可以獲得國家征用農業用地的好處，更是在忽悠全國人民。土地流轉政策一定會不包括國家征用建設用地時耕地承包方作為土地擁有者的內容。這不僅因為土地是國有的，土地流轉并不意味著土地私有化，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根本不會放棄通過收取土地出讓金獲得財政收入的權利。到2005年，各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中已經有接近50%來自土地出讓金。目前，土地出讓金已經成為地方政府的命根子，離開土地出讓金收入，各地方政府基本沒辦法活。這次改革要觸動了這個神經，這項改革說什么也進行不下去。因為你要么選擇地方政府破產，要么讓少部分農民獲益（因為只涉及郊區農民）。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來源問題解決前，這樣的好事想都不要去想。　　

土地流轉改革就算能夠提高些土地產出，一般農民生產生活條件就一定得到“改善”，生活水平就得到“提高”嗎？不一定！　　

因為土地集中在“種田能手”手里，就意味著雇傭勞動的開始。只有一種情況下出讓土地經營權的農民能保障與原來收入一樣，就是“種田能手”保證將規模經營和技術改進增加的產出分出一部分給土地經營權出讓者。如果種田能手不能增加產出（在中國單產達到如此高的情況下，這種可能最多），或者增加產出部分沒讓出讓者享受，出讓者一定會減少收入。而且無論是出讓、轉讓、出租、股份等任何方法，都將會如此。自從出現雇傭勞動，都是資本家傾向多分些，給勞動者少分些，從來沒有過逆向行為發生過。這次改革就特殊些嗎？　　

也許，這些年關于土地流轉改革試點中，確實發生過“雙贏”例子。但看看這些典型就知道了。　　

東北青岡縣蘆河鎮擁軍村的土地流轉試點經常被作為典型。但這個村地處東北，376戶農民，752個勞動力擁有11000畝耕地。每個勞動力合15畝，做到中國式的精耕細作是困難的，因此，利用機械化規模經營有一定空間。但全國絕大部分地方根本不具備這樣的資源充裕條件。[5]　　

重慶搞土地入股經營試點也多年了。重慶土地流轉改革靠近市區，并不典型。即使如此，西南政法大學民商法學院副教授曹興權博士還是提出自己的擔心：“農民以地入股后，其土地承包經營權就轉讓給了公司。如果公司出現經營問題，或者公司倒閉，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也就旁落了。”[6]　　

而辛子陵文章里所列舉的大量例子，以及各地土地流轉試驗的例子，基本都是“種田能手”發了多大財，并沒有說清楚中國是否能讓多數農民擁有這樣的資源水平。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等于只落實“少數人先富起來”，“共同富裕”就完全放棄了。　　

總之，土地流轉改革在生產和技術進步上關聯因素少而且清晰，完全可以分析清楚這項改革能帶來什么好處。但是，從中國具體情況看，土地流轉必然使農民收入增加，必然使農業增加值大幅度增加的因素一點也看不出來，一點也找不到。　　

難道能僅僅從課本上的“集約經營效益”來指導一次影響巨大的改革嗎？　　

有避免產生大量流民的配套措施嗎？　　

所有人對土地私有化表示異議的人都提出過這樣的擔心：土地私有化會不斷產生失地農民，也就是無法與生產資料結合的“流民”。而流民滋生在中國2000歷史上是社會動蕩，王朝覆滅的根源。　　

這次改革中是這樣安慰那些“膽小者”的。首先，土地流轉改革不是土地私有化，因此不會像舊社會那樣大量產生失地農民。其次，土地使用方向會得到嚴格控制，土地還會以農業經營為主。農民即使失去了土地經營權，但一樣可以作為雇工獲得收入而不成為流民。第三，這次改革會形成城鄉居民互換，有條件的農民進了城，有些城市居民會選擇農村和農業生產，只要大家都有了自由的身份、機會和機會，市場一定能夠擺平這些問題。我們一項項來分析這些說法。　　

首先，不是土地私有化就不會產生流民嗎？要搞清這一點必須把中國古代流民產生的因素和過程弄清楚。　　

古代流民是什么？簡單講就是在當時生產方式中被強制從農業中“溢出”的，沒有勞動機會的群體。一般來講，雖然王朝末年土地兼并嚴重，大量小農破產，但地主畢竟不親自種地。這些被兼并的耕地還是由破產而淪為佃農和長短工在耕種，大部分農民總還應該有地種。但是，土地經營權和所有權的改變，必然使分配發生變化，并最終導致部分“農民”被溢出土地。我們可以做個簡單計算：　　

如果一戶5口之家的小農經營自己的10畝耕地可以勉強糊口，那么如果他是佃戶，地租是五五開，他就需要佃租20畝地才能糊口。也就是從每畝地可以讓0.5個農民不離開土地變成0.25個。這就必然“溢出”一半農民。隨著兼并加劇，更多農民需要租地，這就給地主提高地租提供了機會。于是地租變成四六開，這戶農民就需要租賃25畝地才能活下去。又一批農民被必然“溢出”土地。這是個正反饋系統，越多農民被溢出土地地租就越高，地租越高越多農民被溢出土地。最終導致遍地流民。明末闖王等上百萬起義軍幾次被剿滅的只剩下幾十人甚至7個人，但只要這個規則不變，幾年內就又滋生出數以十萬計的流民。所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沒幾年就把明王朝給推翻了。　　

土地流轉改革的目的不就是為了讓土地集中在“種田能手”手中嗎？別管名字多好聽，但土地將越來越集中，越來越農民將失去土地是個趨勢。有人會解釋說：“這與解放前不同，農民會選擇把土地租給經營者而不是一次性轉讓，這樣他們不僅可以年年獲得收益，而且有收回土地經營權的條件”。　　

這只能在理論上講得通。中國古代農民一樣把土地看成命根子，沒有一個農民是自愿放棄田權的。但為什么土地總是越來越集中呢？因為小農經濟是非常脆弱的經濟體。小農經濟體不可能完成農業社會全部分工，必然要與市場進行交換。而農業又是“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谷”，要賣大家一起賣，要買大家都要買。這樣的市場很容易被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者控制。最主要的是，中國是世界上農業自然災害最嚴重的地區。印度洋和阿拉伯海上來的西南暖濕氣流與西北冷空氣去年只在黃淮徘徊，今年就可能只在長江以南肆虐，加上地上一條世界含沙量最大的黃河，三條龍攪得周天寒徹，基本是三年兩災。自然災害加上小農經濟體本來就吹彈可破，災年上再出了個病人、死了條牛就能讓一個小農家庭借上高利貸。只好“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最終還是賣掉土地。一個小農變成佃農容易，一個佃農變成小農就難上加難了。這就是流民數量越來越大而從來沒逆轉的原因。　　

現在這種情況改變了嗎？沒有吧。即使有些農民會選擇把土地租出去，但一旦遇見城里人根本不在意的事件：去廣東打工的兒子失業了甚至因工傷回家了，孫子考上大學了，老婆患心肌炎了，也一定選擇“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把土地一次性出讓了。這樣的情況還用假設嗎？　　

中國農村人口巨大，2006年人均月收入低于50元的農民就有1000多萬。再往上說，中國有3億農民人均年純收入不過1700元，月收入只有140元（其中15000萬月均不足100元）[7]，這些家庭市場化率已經很高（最低的1.5億人現金收入/總收入比重達到74%，稍高點的1.5億人為78%），比當年的小農（古代中國小農市場化率大約在30%）還要充分地經受市場經濟這個大風大浪的考驗。這樣的家庭承受不了任何小災難，而災難還往往會發生在他們頭上。3億人呀！不用5年，這些人都有可能成為“沒機會與任何形式生產資料結合的群體”。　　

這次所謂土地流轉改革是2003年后進行過一些試驗的，一些試驗并沒發現什么問題，還往往是“雙贏”。不要忘記，這4、5年恰好是中國罕見的風調雨順的4、5年，而三年兩災才是中國的“常態”。如果連這一點都忘記了，以后出事情也只有認了。　　

問題不僅在此，還在于這次改革明顯希望城市資金進入農村，否則描繪城市居民變成農村居民還有什么意思？　　

這才是最可怕的一點。　　

古代小農經濟頻繁破產不僅因為經濟體單薄，還在于商業資本勢力的過度強大和市場經濟的詭異。　　

今天，非農產業中擁有數億或者數千萬“閑散”資金的人很多。這些人不僅擁有巨大資本，而且有非常強的社會關系。這同古代動輒擁有數百萬兩甚至上千萬兩白銀的商人一樣。這些資金如果涌入農業經濟，就像大象跳進澡盆里，出現什么局面很難講。有人會想，這些資金投入農村、農業，不是好事嗎？　　

可以想象，只要土地流轉改革一開始，一定有大量資金進入農村，但它們進來會做什么，可以從中國古代經濟中得到啟示。　　

中國古代經濟的特點是地主、商人、高利貸者三位一體，稍大點的地主都經商，都放貸。同時，很大的商人也經營土地。商業資本滲入土地經營是市場經濟的常態。王朝初期，由于剛從戰亂恢復：地價低，糧價高。比如宋朝初年糧價大約每擔（約118斤）600文左右，地價約1兩銀子（1000文）1畝。中國古代大約1畝地產1擔多一點（59公斤）糧食（到解放初期，我國谷物單位面積產量也就70公斤左右），投資2兩銀子買地，收價值300文的谷物地租（按600文1擔，四六或五五分成），年投資回報率15%，還是合算的。　　

土地是有限資源，任何有限資源的價格都是在逐漸上升的。因此我們會看到，王朝初年土地價格在1-2兩一畝，會在中期很快達到20兩左右一畝。而糧食是再生資源，供給能力影響價格，價格雖然也漲，但大約在700文左右1擔。這個時候地主商人以吃地租為目的投資土地就有些不合算了。因為還按五五分成，即使糧食單產提高點，也無非能收400文錢，投資回報率就只有2%了。作為不可再生資源的土地一定持續漲價，王朝后期能漲到50兩[8]，甚至100兩一畝。50兩1畝，年投資回報率只有0.8%，漲到100兩1畝，只有0.5%。在資金利息達到25%以上的時期投資土地（王安石青苗法還合年息20%），不是傻瓜嗎？地主就是資本家，他們怎么會傻？他們是把土地當作股票、期貨等賭具來賭博了。由于中國自然災害頻繁，小農破產賣地和豐年買地很頻繁，換句話說這個市場“短線”有波動。土地作為有限資源長期一定漲，也即是說是長線投資好東西。因此，中國才有“千年田換八百主”的頻繁土地交易活動。地主商人是把土地這種重要生產資料作為賭具來玩，從中賺錢，才造成地價不斷上升，超出土地作為生產資料本身的投資品了。這是中國古代有一個強烈的土地兼并趨勢的根本原因。　　

由于土地除了“交換價值”還有“使用價值”，土地擁有者自然會造成并促進流民產生。　　

今天，商業資本進入農村，一部分會進入農業生產、加工行業，一部分會變成炒作土地的資金。這是不可避免的。連內蒙的沙漠都有人愿意炒，何況山清水秀的長城以南？　　

有件事情是必然發生的：既然是中央在掀起“第二次農村改革”的偉大事業，而且是“解放思想，繼續深化改革”的主要步驟，各級政府一定是按照“土地越集中越好”，“城市資金進來越多越好”的原則來行事。這樣行為必然會越來越瘋狂，越來越離譜，越來越按照“只要沒有命令禁止就大膽干”的原則來做——這在引進外資時期已經得到了充分證明。　　

如果商業資本與官員利益結合在一起，下面的事情一定發生。　　

首先，巨大的商業資本會吞噬原來農民自辦的種養殖業尤其是農副產品加工業，把他們趕回種養殖業。雖然這樣做不一定會減少產出，但本來農民身份的企業家將大量破產或者放棄經營，本來與他們有各種關聯的農民的利益也會大幅度減少（不可小看這一塊，尤其是中小企業）。即使蛋糕會大點，但城市資本切掉的部分一定大于蛋糕增長部分，農民收益不會增加反而減少。而強大的商業資本會加速土地集中力量，并促使更多的農民選擇一次性出讓土地經營權。　　

其次，一定會出現官商勾結把土地作為投資品而不是生產資料的活動。這樣的活動究竟有什么樣式，現在很難猜想。但市場經濟的特點就是有無限的創造力，根本不用發愁。　　

總之，現在看到的土地流轉改革各項措施全部是向著滋生“沒機會與任何形式生產資料結合的群體”努力，沒看到有什么能夠制約相反方向的配套措施。　　

改革改出“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還不可怕，改革改出一個不斷滋生流民的體制，恐怕就要小心了。再“英明”的領袖遇見崇禎皇帝面前的那個攤子，都是沒辦法的。　　

現在是推出這項改革的時機嗎？　　

為什么現在要推出“農村第二步改革”？原因不清楚，但可以看到的是，現在恰好是最不合時宜的時候。　　

客觀的講，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如果不是西方經濟加速向賭博經濟和虛擬經濟發展，大量產業資本涌向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世界貿易額暴增，中國本該在那個時候就進入一個生產過剩引起的經濟衰退或者蕭條時期。[9] 正是西方虛擬-賭博經濟的迅速膨脹才給了中國一個以出口帶動經濟高速增長的10年黃金期。　　

但西方這種以拼命累積負債和大量發行貨幣以享用中國為代表的實體經濟創造的財富總是要崩潰的。因為任何類似的正反饋系統總是要崩潰的，早晚而已。這種體系的問題就在于西方巨大的需求是虛假的，是依賴一個強制性信用體系來支撐的。只要這個信用體系發生動蕩，虛假需求消退，整個世界就顯示出嚴重的生產過剩（對應需求大幅下降而講）。[10] 但是，現在西方創造的這種全球生產-分配體系已經顯示出問題，風暴已經到來。這場風暴能刮多大，持續多長時間，各有各的說法，但風暴已經來臨，而且顯現出類似1929年世界經濟大蕭條所表現的生產過剩特點，卻是幾乎所有學者都認識到了的。美國今年8月居民消費自二戰以來第一次低于上個月，而且預期9月會繼續下滑就是跡象。　　

本文不再去分析這次世界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原因和趨勢，但對必然發生的世界性生產過剩，世界性需求萎縮對中國的必然影響，對馬上要開始的“農村第二次改革”會有什么影響，卻是需要做的。　　

1929年世界經濟大蕭條中，凡是全球化程度越深的影響越大，全球化程度淺的影響小些（如當時的中國），與全球化隔離的沒有壞影響（如蘇聯），這次一定還是這樣。那么中國是在這個漩渦以外，還在漩渦的邊緣，擬或在漩渦中心呢？應該是在漩渦中心。因為現在的世界經濟體系中，中國是主要生產者，西方尤其美國是主要消費者。中國是整個危機鏈的一端，西方是另一端，怎么不在漩渦中心？　　

如果這樣看，一旦全球危機加深，世界貿易額下降（1929年下降25%），會發生與過去經濟危機不同特點。以前西方發生經濟危機，國內企業大量破產，工人大量失業。這次要發生的經濟危機，是西方沒企業可破產（都挪到中國了），西方沒工人可失業（沒工人了）。于是出現西方發生經濟危機，中國發生企業大量破產，中國工人大量失業。中國目前出口企業以外資為主體，國內有21個行業前幾家大企業也是外資控制，而且西方最大的公司都在中國有重要投資。于是只要在中國的這些企業經營困難甚至破產，西方股票市場就走向更深的熊市，金融危機進一步加深。西方金融危機進一步加深，需求進一步下降，在中國的企業日子就更難過——也是個正反饋系統。中國與世界聯系得再沒那么緊密了。　　

不管上述描繪的程度有多深，但基本關系是不會變的。這奠定了中國下一段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環境。不考慮這個環境，一切政策涉及都是無的放矢。因此，我們必須把這一次改革放在這樣一個背景下考慮。　　

如果這項改革推進了，能夠消除其副作用的唯一力量就是中國出現了更多的非農產業就業機會。如果沒有一個增量的非農就業機會，這項改革必然造成嚴重社會問題。但是問題出來了，在這次全球經濟危機中，中國承擔的角色是“國內企業大量破產，國內工人大量下崗”。因此，不僅不會出現非農就業機會增加，反而會是非農就業機會大幅度減少。可以預期大致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隨著美國和西方需求降低，沿海出口企業開始萎縮，大量制造業的農民工首當其沖被辭退。這是第一波浪潮，而且現在已經有跡象了。即使所謂有些企業在“轉型升級”，也并不能掩蓋更多企業停業或破產使大量農民工下崗的趨勢。　　

隨著金融危機加深，一些外資將回國救主，中國也會出現流動性枯竭的局面。中國樓市已經低迷，隨著流動性降低，以居民住房和寫字樓為代表的建筑業會呈現過剩局面，基本建設會大幅度減少，于是建筑業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工會被迫“下崗”。這是第二波，其實已經顯現了。　　

接著，隨著樓市低迷，加上中國股市已經處于熊市，中產階級（富裕階層）必然損失大量資產，加上經濟情況不好，很多中小經濟體日子難過，支撐中國消費的主體將會趨向減少消費尤其是服務消費。這樣，數以千萬計的中國服務業農民工也將失去就業機會。　　

這三個方面減少的非農就業機會，少說也要有4、5千萬，占現在農民工總數的20%左右。[11]　　

中國農民已經不是過去的農民。2006年，中國農民人均純收入中，來自務工部分已經達到38%，收入增長部分60%來自工資性收入。如果20%的農民工失去“工資性收入”（往往還是農村中低收入戶），中國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肯定出現明顯負增長！　　

這種環境下推進“土地流轉改革”會有什么結果，恐怕不用再分析了。　　

很多“專家”說，中國會趁機用擴大內需的方法恢復以國內市場為主的經濟增長模式。　　

擴大內需？中國什么時候沒說過要發展內需？從2001年北戴河會議上江澤民就提出要大力發展內需。結果是國內消費品零售總額始終沒什么起色，倒是外貿出口不斷擴大。原因很簡單，中國早在1997年前后已經達到西方傳統經濟危機的標準了，也就是大量低收入群體無力消費，導致生產過剩。只是因為1996年人民幣大幅貶值，使出口能力擴大，才掩蓋了這個問題。　　　　

中國看起來市場很大，但由于貧富分化嚴重，城鄉差別擴大，大量群體根本不在這個市場中。即使按國家統計局數字，2006年，占城鎮居民10%的高收入群體（5771萬人）年消費支出為11734億，而占農村居民80%的低收入群體（5.9億）只有11480億。5771萬人消費總額比近58994萬人還多。如果參考王小魯的研究文章，這個數字還懸殊[12]。絕大部分農民（80%月均支出現金162元，全部農民也不過月均支出現金221元）和40%以上的城鎮低收入群體（月均支出現金425元）基本不具備購買現代產品的能力（現在中國市場上消費品要么是適應外國人水平的，要么是適應國內富裕階層的，因為他們消費了80%以上的制造業產品和服務。出口企業轉向內銷，產品檔次更本不是低收入群體能消費起的），也就是說有10億人基本不在中國現在的消費品市場上，靠什么提高內需？一旦出現大批農民工返鄉，土地流轉促成的城市商業資本吞噬農民農副產品加工業和服務業利潤，農民將更加遠離現代產品和服務的市場。　　

要提高農民消費需求，必須增加低收入農民的收入。而土地流轉改革，恰好是對低收入農民不利，對“種田能手”和城市投資者有利。這不是個悖論嗎？怎么解決問題？　　

由此看來，現在推出這項改革是最不合時宜的。　　

這項政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鑰匙嗎？　　

中央對“三農”問題發愁也不是一天兩天了，每一屆領導都感嘆這個問題嚴重。胡溫上臺后取消農業稅，也就是每個農民每年三四百元，還是一次性的顯現出來。但農民人均收入增長率持續地，頑固地低于城鎮居民收入增長，卻沒有扭轉的跡象。難道出路竟然是恢復中國走了兩千多年的土地私有制度，還被指認為“世界農業文明的共同道路”。　　

中國農民問題就是土地問題，這句話不錯，但只適合農業時期的農民問題。在農業時期，商業、金融、土地資本家勾結起來剝奪小農土地，使他們失去“勞動吃飯”的條件，最終迫使他們造反，同歸于盡。因此，任何剝奪小農土地的行為必然帶來災難。　　

但工業化后就不同了，工業化時期農民比城市人窮的原因，是因為工業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的可能性空間”要遠遠大于農業，技術進步使其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遠高于技術應用于農業。勞動生產率的高低最終了決定行業收入差別。只要你這個行業的產出增長慢，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比增長快的平均收入高。雖然市場經濟中供需關系會對農產品價格自動上調以平衡差距，但總體農業效率還是跟在工業后面。即使美國這樣的后現代國家對農業每年進行巨額補貼，也不能解決農場主和農業工人收入平均低于其他行業的問題。農業比工業勞動生產率提高速度慢是個不可改變的因素。　　

發達國家是怎樣解決這個問題的呢？基本過程都是：開始是制造業，然后是服務業，不斷創造越來越多的就業機會，大量農民離開土地（英國是強力趕走的，美國是利益誘惑的）從事非農產業，與此同時農業勞動者人均擁有資源越來越多，為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增加了空間，也就是所謂集約化經營，最終使農業和其他產業的收入差距縮小了。　　

接著的問題是，中國有沒有可能走西方發達國家的道路呢？恐怕有困難，這可以從很多工業化速度很快的新興市場國家情況以及中國自身情況看出來。　　

目前，幾乎所有新興市場國家都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工業化和城市化速度都很高，一直到產業就業結構和發達國家很接近。但是，貧富差距不僅在世界上排前列，而且越來越大。無非是農民從農村進入城市的貧民窟，低收入的農民變成了低收入的服務業人員。　　

1985年,美國全部就業人員創造GDP為3.75萬美元。其中第一產業就業人均1.97萬美元，第二產業6.2萬美元，第三產業人均4.85美元。第三產業人均GDP是第一產業的2.46倍，高于平均數29%。而同年巴西全部就業人員創造GDP為0.41美元，其中第一產業就業人均0.17美元，第二產業0.92美元，第三產業0.18美元。第三產業只是第一產業的1.06倍，比平均數低56%。[13]　　

也就是說，新興市場國家服務業雖然勞動生產率高于農業，但是提高幅度很小，一般仍遠遠低于平均勞動生產率。而發達國家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往往與人均勞動生產率接近，遠高于農業領域。西方國家70%以上在服務業就業，只有2%左右從事農業，政府補貼農業就業者的難度自然很小。　　

這里就存在一個問題，服務業并不創造物質產品，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是很難用勞動時間或者勞動量來計算的。美國理個發要10美元，而且沒有洗頭等服務。中國理個發10元人民幣（服務內容多得多）。美國一個超市收銀員每天工作量不比中國超市收銀員多，也不比中國收銀員熟練，但美國收銀員工資是中國收銀員的十幾倍。發達國家的服務業為什么能“創造”這么高“價值”呢？　　

這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認識。　　

首先，發達國家服務業構成與發展中國家不一樣，金融保險、不動產和工商服務業等金融有關產業占服務業比重在40%以上（2004年美國為44.4%，英國為40%），占GDP比重也高得很（2004年美國為32.4%，英國為30%。中國同年全部第三產業才31.9%。）。而發展中國家則小得多，2004年巴西該行業占服務業比重為25%，占GDP為16%[14]。更多發展中國家金融有關行業占GDP比重在10-15%左右，不及發達國家一半（中國更低，2006年中國金融、不動產和工商服務業占GDP比重只有9.5%，只相當于美國的21%）。金融、不動產等行業“勞動生產率”最高的行業，一個房地產公司百十個人就“創造”數十億“資產”，而金融投資等行業更是不需要多少人。發達國家控制著世界金融市場，制定只能他們發財的金融規則，通過“創造信用”一本萬利甚至無本萬利地“創造財富”。這樣的條件是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不存在的。　　

其次，發達國家制定世界經濟規則，擁有技術和品牌優勢。如果按照勞動生產率增長可能性空間角度看待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經濟，顯然是個升冪結構。西方國家通過技術優勢在生產活動中賺取利潤的大頭，而資本越多技術人才越向西方集中。西方本來就擁有最響亮品牌，品牌產品毛利高，投入廣告資金就強。而廣告越強品牌越響亮。這樣，“知識經濟”和“眼球經濟”這兩個“正反饋系統”使西方積聚財富能力越來越強。雖然近30年來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國家GDP增長遠高于西方國家，但財富分配向發達國家集中的勢頭一樣沒有逆轉，反而越來越強。　　

以上兩個因素，使西方國家有能力通過制定起點很高的最低工資標準，高額的轉移支付和廣泛的福利政策，“提高”第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服務業GDP主要構成是工資），也有能力高額補貼增加農業就業者的收入。　　

因此，所謂“世界農業文明的共同道路”并不存在，這條路只有西方發達國家才走得通。最主要的是，這條路與土地私有化和“集約經營”的關系很小，完全是政府對產業收入再分配解決的。　　

對于中國來說，如何解決農業勞動生產率與制造業差距越來越大的問題更困難。目前，雖然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扣除軍工產業的最大制造業國家，而且在繼承擔世界最大的消費品生產后，裝備制造業也開始向中國轉移，但由于中國人口數量太大，農民數量太多，依賴市場經濟自然調配出一個讓大部分農民離開土地，從事非農產業的前景依然不可樂觀。上世紀末，西方經合組織7國制造業工人全部加起來不過5858萬[15]，就算這些國家把制造業就業機會全部給中國，中國農民非農就業問題也無法解決（服務業就業是無法轉移的）。　　

在如何解決三農問題上，算小賬是算不出結果的。2006年，中國農林牧漁業創造增加值為10.9%。再加上當年農民家庭純收入中38%的務工收入，占全國人口56.1%的73742萬農民總計不過從GDP盤子里15%部分討生活。這么小的，擴張速度必然很慢的盤子中考慮農民收入問題，怎么算也算不出個結果來，怎么也算不出個出路來。　　

農村問題專家李昌平早就看透了這個問題。他在很多文章中都提出中國究竟走菲律賓農業發展模式還是走日和中國臺灣農業發展模式的問題。菲律賓農業發展模式就是在土地私有化基礎上大資本下鄉的美國農業發展模式。外國和本國資本家逐步滲透和控制了“菲律賓農業和農村的金融保險、土地交易、農產品加工、流通、倉儲、生產資料生產和銷售、技術服務和基礎設施等諸多領域。農民只能從事種植業和養殖業，大量自耕農和佃農在大公司的擠壓下破產，被迫失去土地做資本家的農業工人。然而隨著技術的進步，農業資本家和地主所需要的農業工人越來越少，大量的失地和失業農民涌進了城市”。結果形成“五個快速轉變：農村問題快速轉變成了城市問題，農民問題快速轉變成了工人問題，失業問題快速轉變成了社會問題，經濟社會問題快速轉變成了政治問題，國內城鄉矛盾快速轉變成了國際貿易摩擦。”[16]　　

以前，由于農民沒有出讓土地經營權的權利，確實只能產生“公司+農戶”的模式。當中國土地流轉改革給了農民土地“處置權”后，這個模式必然演變成“公司+雇工”模式。隨著政府鼓勵、支持商業資本下鄉和“公司+農戶”的模式，中國走上菲律賓道路就是指日可待的。　　

李昌平還介紹了日本和中國臺灣模式：“‘日本模式’不是依靠資本改造和消滅小農，而是在土改的基礎上，在限制大資本下鄉的同時，扶持小農組織起來——建立以金融合作為核心的綜合農協，變傳統小農為組織化的現代小農，包括金融保險在內的農村經濟都由農民協會主導發展，農民不僅分享種植業、養殖業的收益，幾乎分享了農村金融保險、加工、流通儲藏、市場資料生產供應、技術服務、農產品超市和土地“農轉非”等諸多方面的絕大部分收益。”[17]　　

顯然，日本通過限制城市資本流入農村，避免了優勢極強的商業資本把農民從農產品加工、金融、流通、商業等諸多增加附加價值的產業領域里驅逐出來的可能性。同時，通過優惠政策和扶植農民組織起來“壟斷”這些“有快速提高勞動生產率空間”的行業，使農民“有可能”不過分低于城市工商業的經濟效率。這才應該是人口大國，農業大國農業現代化的基本思路。　　

2006年，中國農牧業增加值為23070億元，占GDP總量10.9%。與農副產品直接相關的加工業增加值為27435億元[18]，如果加上金融保險、流通儲藏、農資供應、農產品超市以及建設用地征用的利益都算上，應該還有不下2萬億的空間。如果這些產業空間都留給農民，總計就可能達到5萬億，占全部GDPD 23.6%,是10.9%的2.17倍。如果國家這些行業的稅收等方面給予優惠，就有可能使農民真正具備大幅度、持續提高收入的“可能”。　　

當然，實現這個目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集體經濟已經摧毀，商業資本已經嚴重侵入農村領域的情況下，再加上上上下下都認定前期的“改革”沒有毛病，要沿著本來私有化思路“繼續深化”的政治氛圍下，恐怕連想都沒人會想。　　

但是，不走這條路就要走菲律賓的那條路嗎？　　

菲律賓農業發展的路是“走不通的那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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