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者無其田：中國農村土地私有化的必然結果

耕者無其田：中國農村土地私有化的必然結果

盧克•埃里克森（LUKE ERICKSON）

農村土地私有化的辯論

中國農村最近出現了針對現行土地政策的抗議活動，國際社會給予了廣泛的關注。西方主流報紙《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基督教科學箴言報》（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與《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都對中國農民的抗議活動進行了報道。美國的農村發展研究所（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和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持續支持中國及其它國家的土地私有化，也對這些報道進行了政策分析，并認為私有化是消除貧困與社會不穩定的解決方式。

農村土地私有化要求的動因何在？為何能產生如此熱烈的討論與眾多人士的廣泛關注？在中國，經過流血斗爭已經建立起一種最佳發展模式。在這一發展模式背景下，這些問題的答案遠遠超出土地私有化本身所具有的內涵，并對以經濟增長促發展的公理提出挑戰。然而，對于為了誰而發展、誰在促進發展、如何發展以及發展所要達到何種目標這些關鍵問題，在熱烈的討論中卻幾乎沒有提及。

黑龍江省最近發生了“土地抗議活動”，并引發了中國其它地區類似的抗議活動，要求重新掌握集體土地，以阻止地方官員把集體土地出售給大型私人企業。然而，西方媒體卻誤解為中國農民要求私有化。其實，農民的真實目的恰好相反，他們是在阻止集體土地的大規模私有化以及集體土地被少數社會精英占有。農民看到耕地、森林、草場這些集體財產被賣給私人投資者和公司，他們便以各種方式進行反對，包括要求把土地平均分配給每家每戶。在這些抗議活動中，農民并不是認為私有制優于公有制，而實質上他們想把集體土地從腐敗的官員手中奪回，以阻止官商勾結侵吞集體資產。

西方主流媒體文章烏托邦式的分析與卡托研究所和農村發展研究所的觀點一致，認為土地私有化、土地集中到少數優秀農民手中以及多數農民城鎮化，將會提高農村地區的效率和生產，促進國家的總體發展，最終實現繁榮昌盛。這一觀點建立在對美國發展模式的線性和有限的分析之上，表明了他們幾乎不了解中國迥然不同的歷史與現實，同時也顯示出這些觀點背后的政治設想與企圖。

與新自由主義的宣傳相反，私有化帶來的土地喪失并非“窮人的選擇”、“落后地區的實踐”、“有限的人力資本”等此類辭藻的必然結果。資本主義的競爭動力，在應用到全世界的農村社會時，一定會使得農民迅速出售其土地，并導致土地集中到少數人手中，剝奪了多數人的唯一生存之本。特別是在新自由主義倡導國家不對社會福利進行投資，農民愈加貧困的背景之下，情況更是如此。包括中國在內的土地私有化不是承諾“耕者有其田”，而恰好相反，將會導致“耕者無其田”的最終結果。這便是新自由主義所謂“土改”的悖論。事實證明，這種“土地改革”與世界上多數窮人的利益形成直接沖突。

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相協調是新自由主義精心設計的理論觀點，重視不均衡分布的生產過剩和消費過剩，財富同時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其實，這種理論沒有正確理解廣義的社會協調發展。假如對社會發展重新定義，不僅包含經濟增長指標，還應包含生活是否有保障，能否獲得住房、食品、醫療、教育及社會保障。也許人們對土地私有化的評估完全不同。如果這種重新定義還包含資源的可持續使用、清潔的環境、參與社會關愛、個人與群體的發展機遇以及個人的自主權力，那么新自由主義關于經濟增長的理論范式所存在的不足就會更加清晰。

中國土地私有化極有可能帶來負面的結果，城市和農村的多數民眾將更加貧困，更加依賴這些土地私有化的主要受益者――富裕和有權勢的精英人士。通過土地私有化而強制實施脫離實際的自由市場計劃，不僅將使中國的貧民和環境遭受災難，而且整個世界都無法幸免。盡管世界大聲呼吁終結新自由主義的失敗實踐，世界依然如故。這就是事實！

雖然土地私有化被奉為農村貧困的解決方式，但是大量的證據表明，新自由主義的土地改革會帶來大量的農民失地、土地集中、社會分化加劇、農民加速向城市遷移、城市貧困加劇以及城市工資下降等后果。在中國，數以億計的農民工已經融入全球經濟，因此土地私有化過程可能將導致全球工作和環境水平的下降。貧窮的失地農民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無法避免遭到中國以及世界的精英階層的掠奪。土地私有化可以增強中國作為世界資本工業平臺的吸引力，但從長遠來看，卻幾乎無法提高農民和工人的利益。

我們應對那些要求土地私有化人士的思想根源保持清醒的認識。土地私有化明顯損害多數中國農民的基本生活安全，但卻清楚地表明，農村和城市的少數人可以從農村土地私有化中獲取巨大的利益。土地私有化的壓力不是來自多數農民，而是來自想從中漁利的新興政治和經濟精英。這些精英人士主動曲解農民通過獲取土地來保障基本生活安全的急切呼吁，極力推動新圈地運動和均分剩余的集體財產，以加速全球資本積累，但他們卻聲稱這是自下而上的所謂“農民運動”。

工業和房地產億萬富翁的出現令人目不暇接，20世紀90年代外國直接投資涌入中國，但這一切并非源自具有廣泛民意基礎的現行中國發展道路。相反，那些通過原始積累而聚集了財富的人士引導與影響了資本和財富的流動方向，同時也造就了農民的最終貧困和軟弱。把工業資產和稀缺土地的使用權攬入私人手中，使得國家財富實現歷史性的轉移，從而使中國在不到20年的時間里迅速從一個最平均的社會轉變為貧富差距最大的社會之一。限制農轉非、城市棚戶區的擴大以及廣大農村地區的逐漸荒涼，導致20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初農村的騷動與抗議不斷增加。目前，私有化還在不斷擴大，我們還能期待會有不同的結果嗎？

非法瓜分集體資產為何能寫進法律并作為正確的發展方式？然而，為何不能在農村和城市的權貴中查處違法之人？他們中的一些人盜取土地和其它資產，把政治權力轉化為經濟財富。政府若能進行查處，將有助于重新加強保護農民的立法，防止農民的生活水平下降，阻止農民在脅迫之下一次性低價出售有限的個人或集體資產。

在出售終生賴以生存的土地過程中，農民們很少幾次能保證得到土地出售款項的公平分配。并且，土地出售應當受到法律法規的嚴格監控，以避免濫用職權與土地流失。然而，中國幾乎做不到這一點。即使在一些城市郊區土地出售依法進行，但最終的利益卻被幾位操作者獲得，多數農民只能看著他們的生活遭到破壞。近20年來，中國不斷爆發反對非法占有土地的活動。因此，解決這一問題的方式不是土地的全部私有化，而是起訴那些濫用職權破壞長遠社會發展利益的權貴們。

案例研究：美國農村發展研究所與羅伊•普羅斯特曼

美國農村發展研究所，尤其是該所創始人羅伊•普羅斯特曼（Roy Prosterman）長期支持中國土地私有化。農村發展研究所雖然沒有明確表示，但在中國推動土地私有化仍有其既定目標——保護中國與世界精英階層的利益。農村發展研究所在中國青睞具有新自由主義思想的政策制定者，并聲援西方主流媒體支持自由化的觀點。

然而，盡管農村發展研究所聲稱“代表農民的心聲”，卻無法轉移人們的視線，不去關注他們曾通過恐怖和右翼敢死隊推行的“村寨和平計劃”（village pacification）。40年來，農村發展研究所正是通過這樣的計劃確立了自己的聲譽。這些計劃給世界農民帶來了巨大痛苦，加上農村研究所對這些計劃進行玩世不恭地闡述，清楚表明該所與其創始人羅伊•普羅斯特曼的思想立場和他們的最終目標。

羅伊•普羅斯特曼是美國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法學教授。他在設計和完成美國政府主導的越南、菲律賓和薩爾瓦多的“土地改革”計劃中建立起農村研究所。這一“土地改革”計劃在每一地方推行時，都被公認帶有農村恐怖的性質。任何反對該計劃的人士都被當作左派的同情者，因而可以合法地通過殺戮進行消滅，但此計劃卻被描述為“立場中立”。如此的“土地改革”計劃曾是穩定戰爭中廣大農村地區的主要內容，也是地緣政治斗爭的組成部分。

中國政府應當真正關注的是，誰從農村發展研究所推行的“村寨和平計劃”與“土地改革”中收益？在越南、菲律賓和薩爾瓦多，普羅斯特曼與農村研究所推行的計劃臭名昭著，明顯失敗。越戰期間（1968－1973），普羅斯特曼與農村研究所參與了所謂的土地改革。在實施“鳳凰行動”（Operation Phoenix）的地區，農民被限制在鐵絲網后的“和平村寨”中以及被“焦土”軍事戰略清洗過的區域。美國支持的傀儡政權被最終推翻后，普羅斯特曼的計劃遭遇前所未有的失敗。在菲律賓，普羅斯特曼與農村研究所在美國支持的馬科斯獨裁政權（1970－1980）的授意下，推行土地改革計劃，但他們反對試圖改革少數家庭控制絕大多數土地的任何提議。馬科斯政權中由美國培訓的軍事和準軍事武裝通過非司法程序的殺戮和迫害，恐嚇反對人士，以保證這些改革計劃的成功。在薩爾瓦多（1980－1984）里根支持的軍事獨裁政權執政期間，右翼準軍事敢死隊對持有不同觀點或支持農民自決的組織者進行暗殺，普羅斯特曼與農村研究所才完成了土地改革計劃并使之制度化。

然而，所有這一切并沒有能阻止普羅斯特曼與農村研究所宣揚在此三國獲得了成功。農村研究所竟然虛偽地聲稱，自己在這些土改運動中起到了歷史性作用，是一個追求社會和經濟正義的組織。但是，他們卻絲毫沒有提及他們與中央情報局和美國的軍事干預聯系密切，并且經常通過暴力和恐怖對抗世界各地的農民運動。

假如農村研究所與自己過去的行為保持距離，那可另當別論。但是，恰好相反，他們聲稱目前的立場與觀點只是對先前的政策進行修正。現在，這種修正主義的論調已蔓延至中國，聲言自1996年以來一直在推動中國政府制定30年的土地租賃政策以及土地權利法案，為超過4億的中國農民爭取土地權利。在中國當前的改革中，他們是中國中央政府政策制定者的主要外國顧問。更有甚者，農村研究所聲稱，40年來他們把通過土地私有化推動農民的進步視為己任，世界近1/16的人口曾經得到農村研究所的幫助。其實，農村研究所只有23名員工，但卻認為自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力量，通過倡導私有化竭力為農民爭取土地權利。

我們應清楚認識，農村研究所的土地改革計劃自開始起就反對世界范圍內貧苦農民的大規模的政治和經濟運動。在此方面，普羅斯特曼甚至走得更遠。他以各種必要的方式支持一些最腐敗、兇殘、獨裁、反對民主的政權，而這些政權代表的根本不是農民的利益，而是國家精英階層的利益以及冷戰時期美國的地緣政治利益。為了實現自己的目標，普羅斯特曼愿意接受任何政治騙子的支助。越南、菲律賓和薩爾瓦多的土地改革清楚表明普羅斯特曼與農村研究所的本質和動機。對于普羅斯特曼而言，土地改革就是安撫農民，以對抗社會主義運動。

威廉•科爾比（William Colby）曾任美國中央情報局西貢負責人，后來擔任中央情報局局長。在越戰期間，他是普羅斯特曼的上司，領導實施“鳳凰行動”中的“村寨和平計劃”。他們倆都認為美國在越南的失敗是由于“村寨和平計劃”實施的范圍“太小、太遲”。但是，普羅斯特曼并不僅僅是科爾比的代言人，而是積極倡導和參與實施“鳳凰行動”以及“大規模的迫害與暗殺”，并在菲律賓和薩爾瓦多也采取了同樣的行動。在為“鳳凰行動”尋找法律依據時，普羅斯特曼提議使用所謂的“土地改革計劃”，并借用列寧 “耕者有其田”的口號，實現自己完全相反的政治目標。

美國在越南失敗5年后，普羅斯特曼開始負責中央情報局在薩爾瓦多的“耕者有其田”的項目，但他在薩爾瓦多的計劃同樣不得人心。1968年，中央情報局打著土地改革的旗號，成立“薩爾瓦多公共聯盟”（Salvadorean Communal Union），對農民組織和工會進行滲透，以“平息社會騷亂”。普羅斯特曼繼續依靠薩爾瓦多的社會暴力組織推行他的農村和平項目。

目前，農村研究所對印尼和印度的土地改革提出建議，用“微型田地”（micro-plots）收買農民。農村研究所指出，在印度只需要把不到1％的耕地重新分配給貧苦的農民。改革所需土地部分來自公共土地，不足部分可從市場購買。這一建議的目的是緩和農民要求自決的政治愿望，保證控制絕大部分良田的印度貴族的利益不受損害。由于印度各地廣泛開展的土地改革運動已經直接威脅現有國家政權的安危，這才是普羅斯特曼和農村研究所“微型田地”計劃真正關注的重點。農村研究所類似的建議也得到印尼擁有土地的貴族的支持，政府動用財政分配少量土地給多數農民，保護國家最富有家族繼續擁有絕大部分土地。

普羅斯特曼現在設計的政治觀點更加精明，好像農民自己在呼吁土地私有化。其實，他的設計還是繼續通過“村寨和平計劃”保護精英階層的利益。農村研究所和普羅斯特曼花了兩年時間在中國組織和尋找農民的抗議呼聲，充當他們新和平計劃的宣傳點。他們的這種行為不足為奇，因為如此的秘密行動完全符合研究所成立之初與中央情報局的那種密切聯系。

普羅斯特曼和農村研究所通過中國的政策專家推行他們已修正的和平計劃。他們認為，中國土地私有化會將推動民主自由和勞動生產率；土地公有制是一種失敗制度的最后遺跡，造成了中國目前的農村困境，阻礙了市場經濟的完善。同時，我們不應對普羅斯特曼與其支持者的狂熱感到驚奇，因為他們認為世界應該是他們所期待的那樣。當現實與他的理論不相吻合時，他們認為現實存在問題，而他們的理論沒有問題。農村研究所先前在越南、菲律賓和薩爾瓦多，目前在中國、印度和印尼，總是歪曲、隱瞞事實，頑固推行自己并不周詳的計劃。

個人的成敗與階級的成敗相對立構成普羅斯特曼和農村研究所的主要觀點和立場。根據正統的新自由主義的觀點，個人成功與廣泛的階級和社會利益完全對抗。顯然，普羅斯特曼在試圖剝奪中國多數農民的利益。他們不去研究農村貧困的結構因素，卻竭力支持重新產生不平等的體制與方式，使農民在農村危機中相互競爭土地，從而破壞農民的團結。普羅斯特曼的政策欲分化而非團結農民，緩和而非解決矛盾。他避免提及結構轉型，只把貧苦農民作為極端保守勢力，根本沒有興趣增強集體的力量。

普羅斯特曼和農村研究所對土地問題的分析缺乏歷史依據與結構分析，沒有涉及導致農民貧困的主要行為體、體制和歷史因素。他們以私有財產權為分析框架，認為只需建立機制和法律框架支持土地市場化就能實現農民的解放，卻不去關注土地私有化以外產生社會經濟不平等的其它決定因素。

辯論的重要性

農村研究所、金融時報、卡托研究所以及其它新自由主義者的觀點對中國國內相關議題辯論將產生多少作用？盡管土地改革計劃給農民帶來了災難性后果，但是這一觀點還是會引起那些深愛此理論以及在土地改革中受益人士的共鳴。中國目前主要關注農村的穩定與鞏固政權的合法性，避免觸及土地私有化問題。但是，這種新自由主義政策卻提出以私有化來嘗試解決三農問題。私有化對少數精英階層具有吸引力，可以大規模聚斂財富與資本，最終導致土地和財富集中到少數權貴手中。然而，新自由主義者卻以華麗的辭藻進行宣傳，此類計劃可以保證農民獲取土地權利，絲毫不去提及在世界各地慘敗的歷史經歷。

林毅夫最近被任命為世界銀行副行長和首席經濟學家，反映了新自由主義學派的知識分子與政策制定者在中國的力量和影響。1993年，林毅夫在上海的一次研討會上說，犧牲上億農民工的利益是目前經濟發展的要求，但他們最終將會從關注弱勢群體的政策中受益。目前，中國農民工和失地農民已超過2億，轉型的矛盾與中國目前的現狀表明，林毅夫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幾乎沒有得到修正。對于林毅夫和其他中國政策制定者而言，土地私有化是中國未來發展的最終選擇。

假如土地私有化得以實現，那將加劇廣大農民的失地狀況。為了獲得醫療、教育和其它生活必需品，他們被迫出售賴以生存的田地。農村現今的權貴（村干部及其家族和朋友）通過土地私有化進一步增強農村的原始積累。與中國城市發展進程相同，他們會逐漸成為新的地主階級。此外，土地開發、基礎工程建設以及為農村產業發展提供空間，稀有的土地資源不斷集中到少數人手中，多數農民更加貧困。隨著農民貧困的加劇以及失地導致社會福利不斷惡化，農民走投無路，只有涌入城市。即使找不到工作，他們也無法回到農村賴以活命的土地。

農民被剝奪生存選擇權，只好接受最危險的工作，幾乎喪失所有權利。同時，這也會產生對僅存土地的過度使用，導致環境惡化、森林砍伐以及草場被毀等惡果。農民被迫到邊遠地區違法開墾土地，而國家會以環保的名義立法進行干預，禁止農民的這種行為。但是，擁有大量土地的權貴們的“科學管理模式”成為土地私有化經濟中的楷模，法律也予以承認。在如此奇特的悖論中，土地改革的受害者卻成為罪犯，被剝奪正常公民權利，進而被邊緣化。當人們只剩下勞動力出賣時，失地農民便失去了現在他們僅有的生存之本，也幾乎喪失了全部權利，更加貧困與走投無路。

結論

中國的農村危機將會繼續挑戰國家的合法性，也會對黨和政府的執政地位構成潛在威脅。農村土地私有化的擴大將迫使國家在農村地區采取強硬措施，以應付不斷出現的抗議與保護精英階層的利益。雖然中國從2003年就開始關注貧民階層，并開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但是中國農村的前景依然黯淡。此外，中國目前政策也存在明顯的不足，主要體現在農村資源配置有限以及城市財富對農村的再分配太少。

中國的惠農政策目前幾乎沒有解決結構不平衡的問題，無法阻止社會不平等的加劇。盡管國家取消了農業稅以推動減輕農民負擔，但是地方政府仍然要提供免費教育、醫保和其它服務。地方干部經常被迫采取極端措施為這些服務籌集經費，有時只好廉價出售集體土地資源。這種一次性交易雖然利潤豐厚，但卻無法取代提供農村基本建設和社會保障所需的長期投資。

盡管惠農政策回應了農民關心的問題，但是假如中國走土地私有化的道路，就會存在產生另外一次革命的危險。即使農民能從發展中得到利益，他們也是最后獲益之人。鑒于新自由主義政策給世界人民帶來的痛苦，我們根本沒有理由相信土地私有化之路將會給所有相關人士創造雙贏的局面。我們看到的事實是，幾億最貧窮、最易受到沖擊的農民在世界的轉型中失敗，中國也不會例外。

精英階層倡導的“耕者有其田”的真實本質是“耕者無其田”。揭露土地私有化本質是重新審視中國農村未來發展之路的第一步，中國農村不能依靠失敗的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政策與市場的作用來解決農村危機。中國農民正在采取集體行動來追尋一種不同的未來。社會中的其他成員，黨員、知識分子、學生和工人，都應當以適當的方式支持這一社會正義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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