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來人口”屬地不同，待遇迥異？
文／奇鶴
在一些經濟率先發展起來的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等。總有人喜歡提出一些所謂的提案建議 ，試圖通過包括行政立法在內的一系列措施來限制外來人口。這些提案自然受到廣大當地人士的擁護。當然同時又受到更廣大非當地群眾的反對。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北京市委員會張惟英委員，就曾提出《關于建立人口準入制度，控制人口規模，保持人口與城市資源平衡》的建議。張委員用了這樣一個比喻：“比如一輛公共汽車只能上100人，但有200人在等，那只能選擇最有必要上的100人先上，剩下的人可以再等下一趟，或者改變路線。否則200人都上，那這趟車肯定就出問題了，誰也別想走。” 上海也有同樣的論調，說外來人口問題也已經成為制約上海發展的因素，不否認外來人對上海的貢獻，但是也給上海帶來了麻煩 ，所以應該限制外來人口來滬。
記得一位哲人說過：“要求下層貧民實行中產階層的法律，這就好比輪到別人游戲時要求改變游戲規則的道理一樣”。現在似乎正是這樣。某些享有既得利益的經濟較發達地區的人，自認為高人一等的人，不滿“外來人口”在所謂“他們的城市”內的所作所為。原因是：“外來人口”的到來，使他們乘車擁擠了、花園被踩壞了、街道不整潔了、就業機會少了、水不夠用了......總之，他們過的不舒服了。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們所抱怨的“外來人口”并不包括來自國外的“外來人口”。而主要指那些來自國內的“外來人口”。那些來自國外的“外來人”往往能比來自國內的“外來人”得到好得多的待遇。多年來，我們形成了善待來自海外的“外來人口”的習俗，而始終未能形成善待民工、打工仔等國內“外來人口”的習俗。在一些人的腦海里外國人是比中國老百姓身價高的人，城里人是比鄉下人身價高的人。然而似乎外國人對此禮遇并不領情，他們認為中國人這樣貶抑自己人是缺乏自尊的表現。有幸的是，時至今日，我們仍能看到諸如戶籍制度、就業政策、社會保障、國民待遇等對國內“外來人口”的歧視。
借用時下流行的一句話：做人要厚道。朋友們，當我們在為自己著想的同時，可否也能設身處地的為別人想一想， 自己的舒適是建立在什么基礎上的？城市建設的錢是從哪里來的？農村支援城市多還是城市支援農村多？1998年提出工業反哺農業，但實際那一年農村向城市轉移的資金仍超過1000個億。生而為人，誰都想生活的好一點。那些背井離鄉千里迢迢來到大城市的“外來人”，不過是也想生活的好一點。當懷揣大城市戶口的人抱怨車難乘了、街道不整潔了的時候，有沒有想過，許多的“外來人”原來生活的地方也許根本沒有公交車可乘、甚至沒有一條像樣的街道呢。白天干著苦活累活，夜里十幾個人擠在一間破敗的宿舍里的打工者能算是占了城市的便宜嗎？
我們不愿看到卻屢屢發生的是，一面是城市中的權貴階接層驅趕著平民，一面是城市平民意圖驅趕更弱勢的“外來人”。社會在進步，文明在發展。在我們呼喚公平、公正、平等、民主、自由的時候，我們可否花點時間想一想我們有沒有給別人以公平、公正、平等、民主和自由。城市既是市民的城市，也是是公民的城市。不能簡單用即得利益者的要求來限制未得利益者獲取利益的權利。我想文明的發展會使大家都認識到，我們不善待別人就是不善待自己。
經濟學上有一則流動人口高位移規律，說的是流動人口總是從邊際效益較低的地區流向邊際效益較高的地區。觀察中國的經濟發展我們發現，哪里外來人口多（民工多、打工仔多、外國人多），留得住，哪里就發展得快，潛力大，就相對發達。相反，那里外來人口少，留不住，哪里就發展得慢，就相對落后。這表明：一方面是經濟發達地區有項目有機會吸引了外來人口，另一方面則是外來人口為當地經濟提供了發展的推動力。
實際上，從中國的國情來看，城里的人需要那些在城市從事城市人不愿干的工作的打工農民，農民工為了改善生活需要同時也有權利來城市謀求一份工作。 讓我們善待別人吧，尤其是那些比我們弱勢的人吧，因為善待別人就是善待自己。（200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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