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兆永：評白巖松、陳季冰的貧富觀和民意觀

評白巖松、陳季冰的貧富觀和民意觀

奚兆永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早在80年代和90年代就已引起鄧小平的警覺，但是卻并沒有下決心解決這個問題。后來，由于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私有化的進程進一步加快，問題不僅沒有解決，反而愈演愈烈，以致這個問題已經成為全國人民所強烈關心和熱烈議論的一個話題。

上月底（7月28日），中央電視臺的“新聞1+1”做了一個“袁隆平買車：關公戰秦瓊”的節目，白巖松在節目里談到了“貧富”問題，同時也對“民意”發表了看法。其后（7月29日和30日）陳季冰又先后在《中國青年報》和“雅虎”發表兩篇文章討論了這兩個問題。我認為，對于這兩個問題有進一步深入討論的必要。

一、白巖松、陳季冰的貧富觀和馬克思主義的貧富觀

白巖松說，“改革30年的目的是什么呀？改革30年的目的是為了讓所有的人依然貧困嗎？顯然不是，是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后帶動更多的人富起來，去告別一個所謂“均貧富”，所有的人都均貧的一個歷史階段，我想這恰恰是改革30年的最大的一個成就，因此，我們的很多富裕觀、富豪觀可能也要發生一些變化，我覺得這是一個前提。”

陳季冰說，“詩圣杜甫的一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對后世中國人的思維造成了不可磨滅的影響，如此強烈的對照很難不對人起到某種暗示作用。但我卻堅持認為，這兩句天差地別的話放在一起，僅僅是對社會現狀的一種深刻描述，它們之間并不必然存在什么因果關系，更不存在反向因果關系。……一個真正公正合理的社會不僅不應該消滅‘朱門’，反而應當鼓勵和幫助那些原來有可能‘凍死’在路上的窮人發揮自身聰明才智，并通過辛勤努力堂堂正正地在自家的‘朱門’里享受‘酒肉’。”

白、陳二人盡管說法不同，但是思想卻十分一致：一個主張“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后帶動更多的人富起來”；一個主張“不僅不應該消滅‘朱門’，反而應當鼓勵和幫助那些原來有可能‘凍死’在路上的窮人發揮自身聰明才智，并通過辛勤努力堂堂正正地在自家的‘朱門’里享受‘酒肉’。”

我們要問：一部分人為什么會先富起來？一些人為什么會成為“朱門”而使“酒肉”發“臭”，而另一些人又為什么會“凍死”在“路”上？

如果白、陳二人稍稍接觸過一點馬克思主義，這個問題是不難得出結論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的一開頭就說，“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頁）馬克思在在《資本論》里還說，“凡是社會上一部分人享有生產資料壟斷權的地方，勞動者，無論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須在維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以外，追加超額的勞動時間來為生產資料的 所有者生產生活資料，不論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貴族，伊特剌斯坎的僧侶，羅馬的市民，諾曼的男爵，美國的奴隸主，瓦拉幾亞的領主，現代的地主，還是資本家。”（《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63頁）這就清楚地告訴我們，剝削階級的富正是以勞動者階級的窮為代價的，這些階級的先富不僅不會“帶動”勞動者階級的富，相反，這正好是他們之所以窮的原因。陳季冰認為，杜甫的“朱門酒肉臭”和“路有凍死骨” 之間“并不必然存在什么因果關系，更不存在反向因果關系”，而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問題，它們之間恰恰存在著必然的因果關系。試問，如果沒有勞動者的辛勤勞動，“朱門”的“酒肉”又從何而來？沒有“朱門”的殘酷剝削，窮人又何至于“凍死”在“路”上？這個道理，甚至連普通老百姓都很容易懂得，民間就有“不窮千家，不富一家”的說法，為什么我們的“精英”們就不懂這個簡單的道理呢？

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主張生產資料公有，消滅階級，消滅剝削，這和歷史上農民運動提出的“均貧富，等貴賤”顯然不是一回事。相反，對于各種平均主義的思想，馬克思主義者一直是持批評態度的。早在《共產黨宣言》里，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批評了“普遍的禁欲主義和粗陋的平均主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頁）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時還指出，“無產階級平等要求的實際內容都是消滅階級的要求。任何超出這個范圍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謬。”（《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8頁）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也多次批判平均主義。毛澤東早在1929年寫的《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里就有一條是“關于絕對平均主義”的，他指出，“絕對平均主義不但在資本主義沒有消滅的時期，只是小資產階級的一種幻想；就是在社會主義時期，物質的分配也要按照‘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的原則和工作的需要，絕無所謂絕對的平均。”（《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頁）

白巖松把新中國在改革開放前30年說成是“均貧”，說成是“烏托邦”，而陳季冰則提出讓“有可能‘凍死’在路上的窮人發揮自身聰明才智，并通過辛勤努力堂堂正正地在自家的‘朱門’里享受‘酒肉’”，這些說法都是毫無根據的。新中國成立后，農民通過土改擺脫了地主的剝削，后來又進行了合作化，工人則通過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擺脫了資本家的剝削，生活都有了明顯的提高，怎么能夠說成是“均貧”呢？當然，由于底子薄，盡管生產力發展很快，經濟增長速度超過許多資本主義國家，但是人民的生活水平還比較低，但也絕不能說是“均貧”。以工業來說，那時實行“八級工資制”，對于勞動模范和作出貢獻的先進工人可以免費療養，這難道不是“按勞分配”原則的體現？怎么能夠說成是“烏托邦”呢？

至于陳季冰所設想的那個“不消滅‘朱門’”的“真正公正合理的社會”，那才是地地道道的“烏托邦”。應該看到，窮人之所以窮，以致窮到“凍死”在“路”上，最根本的原因是因為他沒有生產資料，生產資料掌握在“朱門”的手里。試問：要一個沒有生產資料即將“凍死”在“路”上的人“發揮自身聰明才智，并通過辛勤努力堂堂正正地在自家的‘朱門’里享受‘酒肉’”，這現實嗎？這不是“烏托邦”是什么？如果真的做到了這一點，又不知有多少新的“凍死骨”會出現在“路”上！杜甫的詩具有很強的人民性，他的許多詩句之所以膾炙人口，流傳至今，也正是由于它們深刻地反映了現實的生活，說出了人民的心聲。陳季冰把杜甫的兩句詩說成是沒有因果關系的，并且設想一個“真正公正和合理的社會”（其實是“烏托邦”的社會）來解決杜甫詩句所深刻揭露的社會矛盾，只能是自欺欺人。在今天，要解決由于階級剝削形成的貧富問題，除了實行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消滅階級，消滅剝削，實現共同富裕以外別無它途。如果發展私人資本主義，只會使貧富兩極分化的現象進一步加劇，事實一再證明了這一點，這是任何人都否認不了的。

二、關于“共同富裕”和“一部分人先富”問題

人們都知道，鄧小平有一句“名言”，叫做“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頁）這話當然是對的，但并不是他的新觀點，早在上個世紀30年代，斯大林就在聯共（布）十七大闡述過這一觀點。他說，“社會主義不是要大家貧困，而是要消滅貧困，為社會全體成員建立富裕的和文明的生活。”（《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6頁）他還區分了“發財吧”和“使全體集體農莊莊員成為生活富裕的人”這兩個口號的不同：“第一、能夠發財的只是個別人或個別集團，而和生活富裕的口號有關的不是個別人或個別集團，而是全體集體農莊莊員。第二、個別人或個別集團發財是為了支配其余的人和剝削他們，而使全體集體農莊莊員在集體農莊生產資料公有化的條件下過富裕生活的口號排除了一些人剝削另一些人的任何可能性。……”（同上，第317頁）斯大林的這些論述對于我們來說無疑是大有裨益的。毛澤東也號召人們“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改變中國“一窮二白”的面貌，從未說過要“所有的人都均貧”。

在這方面，鄧小平也非常強調“共同富裕”。他說，“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如果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頁）他在1992年的南方談話里還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同上，第373頁）不知是什么原因，白巖松和陳季冰在他們的評論里對于“共同富裕”這樣一個反映社會主義本質的問題竟然只字未提。

也許白、陳會說，鄧小平不是也說過“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嗎？但是，我們看到，每當鄧小平提到“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時差不多都要同時提到它與實現“共同富裕”的關系。他說，“我的一貫主張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大原則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區發展快一點，帶動大部分地區，這是加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他還說，“共同富裕的構想是這樣提出的：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一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后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發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解決的辦法之一，就是先發展起來 的地區多交點利稅，支持貧困地區的發展。……可以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374頁）

應該說，鄧小平所說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和現在一般人包括白巖松說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有著完全不同的內涵。我們知道，鄧小平是在改革開放的初期提出這個問題的。1978年12月13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的閉幕會上說，“在經濟政策上，我認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的示范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發展起來。”（《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2頁）后來他又說，“農村、城市都要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勤勞致富是正當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大家都擁護的新辦法，新辦法比老辦法好。”（《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頁）在這些論述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鄧小平所說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和“辛勤努力”、“貢獻大”、“勤勞”聯系在一起的，也可以說是和貫徹按勞分配聯系在一起的，是對作出貢獻的勞動者的一種鼓勵。應該說，對一些作出了特殊貢獻的科學技術工作者給以高額獎金的獎勵，使他們生活的得更好，也是完全符合這一精神的。袁隆平在雜交水稻的育種方面作出了具有世界意義的偉大貢獻，國家給了他重獎，世界也給了他重獎，使他成了一個有能力購買高級轎車的富人（雖然他只是看了一下，并沒有買）。網民對此表現出了高度的理解，說明他們并不反對“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這一切，本來都很正常。但是，白巖松在評論此事時卻指責網民是“關公戰秦瓊”，是不合邏輯的。在他看來，袁隆平只是一個科學家，一個院士，而不是一個富人。其實，科學家也好，院士也好，這與富人并不矛盾。實際上，科學家和院士中，既有富有的，也有不那么富有的，袁隆平屬于富有的，為什么就不能夠說他是富人呢？這是毫無道理的。

問題在于，在白巖松看來，富人是專指私企老板和國企老總那樣一些人。但是，如前所說，鄧小平所說的“讓一些人先富起來”并不是指這些人。應該說，這些人之所以成為富豪，并不是因為他們“辛勤努力”、“貢獻大”或者是“勤勞”，而是因為他們手中有權力，可以內外勾結，可以通過一些不正當的手段侵吞國家的財產，或是用極其殘酷的手段剝削廣大工人的結果。有人說這是“為富不仁“，其實這正表現了資本的本性。19世紀英國著名工會活動家托·約·登寧說得好：“資本逃避動亂和紛爭，它的本性是膽怯的。這是真的，但還不是全部真理。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象自然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如果動亂和紛爭能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勵動亂和紛爭。走私和販賣奴隸就是證明。”（轉引自《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9頁之注250）事實難道不正是這樣么？在當今世界上有人走私販毒，有人走私販賣軍火，甚至還有人不惜制造戰爭，難道不正是因為有超過100%乃至超過300%的利潤在那里吸引他們嗎？白巖松說，“我相信改革30年之后，隨著法律建設的越來越成熟，富裕起來的大多數人里頭他們都是合法的，是正當的.。”而事實上，我國各種貪腐行為屢禁不止，侵吞國家財產的案件時有所聞，甚至在這次抗震救災中還有人侵吞救災資金和物資，至于資本家對工人殘酷剝削更達到了令人發指的程度，白巖松怎么可以熟視無睹、充耳不聞，還站出來說這些富人如何“合法”和“正當”？又怎么可以把對這些丑惡現象表示義憤的人說成是“仇富”呢？

分析起來，白巖松的說法和他所在的中央電視臺也有些聯系。中央電視臺是國家電視臺，其特有的壟斷地位給它帶來了巨大的廣告收入，像許多國有壟斷企業一樣，這些收入本應是國家的，但是實際上卻被這些單位的工作人員極其愉快地“分享”著。人們都知道，央視工作人員特別是那些“名嘴”的薪酬是很高的。這樣的高收入使他們也列入了富人的行列，并使其中一些人如白巖松者和富人有了“共同語言”。列寧在十月革命后曾說，“無論直接或間接地把個別工廠或個別行業的工人對他們各自的生產部門所有權合法化，還是他們削弱或阻撓執行全國政權命令的權利合法化，都是對蘇維埃政權基本原則的極大歪曲，都是對社會主義的徹底背棄……。”（《列寧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448頁）白巖松和央視工作人員的高收入是否“合法”、“合理”、“正當”都是一個問題，把那些靠巧取豪奪而暴富的億萬富翁們的財富說成是“合法”、“合理”和“正當”的，就更成問題了。

三、網民的意見不是“民意”？

白巖松說，“我們太習慣現在把網絡的意見當成民意，不是，它只是人民當中的一部分年齡段的意見，而不是全體，因為網絡在中國畢竟只發展了十多年的時間，可能更多的體現在15歲到30歲之間的人更多數，也有其他年齡，但這個年齡段的人更愿意在網上發表意見。因此當說網絡民意的時候，我們恐怕應該解讀成是更多的15歲到30歲之間的人來表達的意見，比如說我們的父母他們從來不會在網絡上去表達他們的意見，但是他們不是民意嗎？”

應該說，白巖松此論并不新鮮。據我所知，曾被經濟學界稱為“京城四少”之一的樊綱，早在2006年4月就發表過一篇網絡和網民作用的文章，聲言：“網民不能以民意代表自居”，“政府不能僅以網上的輿論來左右自己的政策”。白巖松所說，其實不過是鸚鵡學舌，拾人牙慧。但是，由于他利用了中央電視臺這樣一個黃金寶地，影響很大，不能不予以重視。

互聯網的出現和普及，給民眾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獲取信息和表達自己意志與愿望的平臺。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22次報告，中國的網民已經達到2.53億，此數字已經大幅度超過美國。雖然就其占總人口的比例來說，還占世界平均水平以下，只能說是一個網絡打過，還不能說是一個網絡強國。但是，應該看到，網絡在社會生活各方面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在政治生活中，網絡正發揮它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今年6月21日，胡錦濤總書記視察《人民日報》，并且在《人民網》的“強國論壇”向網民發表了談話。他說他雖然忙，但是也經常上網。他指出，“隨著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互聯網已經成為人們獲取信息的重要渠道，成為黨和政府聯系群眾的重要樞紐。”就是說，作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他也要從互聯網獲取信息，了解人民群眾的疾苦、意見和要求。確實，互聯網以其快速、直接、廣泛和互動的優點，是任何其它方式所不能相比的。它對黨和政府的決策當然也會產生巨大的影響。

這些本來都是大好事，但是，對于那些自由主義的“精英”們來說，互聯網的發展，網民作用的加強，是他們所不愿意看到的。因為，在過去，他們是專家，是智囊，他們的意見可以比較方便地反映給決策機構；而現在，他們的重要性明顯地減弱了。決策者不僅能夠聽到他們的意見，而且可以聽到與他們不同的聲音，他們的意見已經不再是決策的唯一依據了。而這種情況又是他們所無能為力的，這樣他們就有一種失落感，于是就發出了絕望的哀鳴。除此之外，恐怕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網民可以直接在網絡發表意見，可以在網上批評一些精英的錯誤觀點和丑惡行為，使一些精英威信掃地。他們當然非常惱火，但也無計可施，這也是一些精英對網絡和網民非常反感的一個重要原因。

樊綱說，網民不是民意代表，我們要問：難道只有“民意代表”的意見才是民意？按照這一說法，只有人大代表的意見才是民意。如果此說正確，那還要政協做什么？因為政協之設乃是人大的補充，可以聽到更多的民意。但是，無論是人大還是政協的成員都很有限，要聽取更多的民意，還要進一步擴展渠道，而如果把有2.53億網民的網絡都不看成是獲取民意的重要渠道，那還有什么可以叫“民意渠道”呢？

至于白巖松把網民的意見說成“只是人民當中的一部分年齡段的意見，而不是全體”，也是非常片面的。誠然，在2.53億網民中30歲以下的青年人占有比較大的比例，但是把網民的意見說成“只是人民當中的一部分年齡段的意見”那就以偏蓋全了。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的統計，30歲以下的網民占網民總數的68.6%，確實占了一個比較大的比例，但是，30歲以上的中年人和老年人也有31.4%的比例，其絕對數有7900萬之眾，對于如此巨大的人群怎么可以忽略不計呢？在白巖松看來，他的父母是不上網的，這當然可以認為是事實，但是，從這樣一個前提里怎么可以得出所有的老年人都不上網的結論呢？事實上，一些老年人對國家大事很關心，時間也比較充裕，上網的還很不少。像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特別顧問劉國光，八十多歲了，還經常上網，并在網上就一些重大問題發表意見。又如，寫作《誰是最可愛的人》的著名作家巍巍，快90歲了，仍很關心網絡，也時有文章發表。再如原河北省委書記李爾重，九十多歲了，對網絡也很關心，還在網上發表自己對一些重大問題的看法。至于六七十歲的老年人和30歲以上60歲以下的中年人，上網的就更多了。怎么可以一筆否定他們在網絡上的存在呢？當然，青年人在網上更加活躍。這不是壞事，而是好事。因為青年代表著未來。1957年11月7日，毛澤東在莫斯科大學對留學生說，“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奇托在你們身上。”（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卷）在新近發生的許多事情上，包括在抗震救災這件事上，80后的青年人都有上佳的表現，為什么白巖松對于青年卻表現出了不應該有的偏見而抹殺他們的正確看法呢？這是值得人們深思的。

白巖松強調民意是全體人民的意見，表面上看，似乎很對，但是，如何從“全體人民”那里收集民意呢？這是一個好說不好辦，難于操作的問題。流行的做法是搞“民意調查”。但是，事實上也不可能向“全體人民”進行這種調查。通常的民意調查實際上是抽樣調查，由進行調查的單位設計一套方案，提出一些問題，向有代表性的人群發出問卷，收集答案；或者通過電話訪問、街頭訪問、入戶訪問的方式進行這種調查。由于選擇的對象有限，提出的問題未必科學，加上被調查者由于事先對問題缺乏研究思考，所給出的回答也未必就是真正的民意。相較之下，網民在網上發表意見，一是人數眾多，二是有備而發，三是不受問卷的局限，能夠暢所欲言，充分表達自己的思想，其所表達的民意的客觀性、真實性和準確性都是一般的民意調查所比不上的。

四、關于所謂民意的邊界和“典型的民粹”問題

陳季冰認為，民意的內容是表達“多數人的愿望”，這是正當的，但是，任何公理都是有條件的，無論是“民視”、“民聽”還是“人民的聲音”，只有在一定的邊界以內，它們才有資格上升為“天視”、“天聽”和“上帝的聲音”。即使是“多數人的愿望”也“只有在關涉公共事務的那些領域才具有正當性的，它無權染指私人領域。”他舉例說，眼下大多數人認為糧食價格太貴，希望糧價下降或不再上漲，這個要求當然可以理解。但假如多數人要求國家以行政力量，強制米販子不能漲價，那么這種要求就必須堅決抵制。因為在他看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米賣什么價格，是糧食商人個人的經營權利，多數人無權以自己認為合理的價格強買強賣。”他還認為，由大多數人說了算的思想是“對民主的嚴重歪曲”，是“典型的民粹”。

我認為，陳季冰的上述思想是完全錯誤的。

在我看來，民意不僅是表達人民的某種愿望，它是人民意志的表現，它不是執政者可聽可不聽的東西，而是必須傾聽和遵從的東西。毛澤東在七大報告即《論聯合政府》中說，共產黨“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人民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他還說，“二十四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凡屬正確的任務、政策和工作作風，都是和當時當地的群眾要求相適合，都是聯系群眾的；凡屬錯誤的任務、政策和工作作風，都是和當時當地的群眾要求不相適合，都設脫離群眾的。”（《毛澤東選集》低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1095頁）毛澤東的這些論述被寫進了七大黨章，不僅教育了廣大干部和黨員，甚至還使蔣介石受到了深刻教育。大陸第一個閱讀《蔣介石日記》的歷史學者楊天石在一篇文章里披露，蔣介石“讀到七大制定的黨章，把其中兩節完整地抄在日記里，一節是《黨員與群眾》，一節是《上級與下級》。他認為這兩段寫得太好了，‘讀了得益匪淺，本黨必須要奮起急追，否則消亡無日’。”（轉引自2008年7月7日“新華網”）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國體定為人民民主專政，我們國家、軍隊、政府的名稱里都有“人民”二字，法院、檢察院、電臺、銀行、保險公司的名稱里也有“人民”二字，中共中央的機關報叫《人民日報》，新中國自己辦的第一所大學叫“中國人民大學”，……。這些都是人民意志的表現。但是，假如我們只有“人民”的名稱，而沒有足夠的“民意”體現其中，那么我們就會徒有“人民”其名而并無其實，只有在這些機構中充實了民意的內容，“人民”二字才真正是名副其實的。8月1日，胡錦濤總書記在接受外國記者采訪時說，“我始終認為，作為國家領導人，必須傾聽人民呼聲、尊重人民意愿、關心群眾疾苦、維護人民利益。要想人民之所想、辦人民之所需。”可見，民意在黨和國家領導人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重要，陳季冰把它僅僅作為一個可聽可不聽的“愿望”，顯然是把民意的重要性貶低了。

至于民意的適用范圍，首先當然是公關領域，但是若說“它無權染指私人領域”，那就太過分了。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盡管還處于初級階段，但是方向還是社會主義，是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社會主義當然應該把社會利益看的高于一切，而不允許把個人利益凌駕于社會利益之上。實際上，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如果有人為了私人利益而侵犯公共利益，也是要受到國家干預的。恩格斯在講到資本主義的國家時說，“現代國家也只是資產階級社會為了維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使之不受工人和個別資本家侵犯而舉例的組織。”（《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9頁）就是說，資本主義國家是代表資產階級的，它當然要保護資產階級的利益，使其不受工人階級的侵犯，但是由于它所代表的是資產階級的整體利益，因此也要使其不受“個別資本家的侵犯”而無所謂“無權染指私人領域”之說。如果個別資本家侵犯了資產階級的整體利益，資產階級的國家也是要進行干預的。最近美國發生了次貸危機，美國政府不是就進行干預了嗎？至于陳季冰舉的米販子漲價的例子，我們可以用很多事實說明，為了人民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肯定是要干預的。當然干預的方法可以不同。比如，1949年底1950年初，上海的投機商人以為米價肯定要上漲，于是調集資金大肆購進，囤積大量大米，以便待價而沽，高價出售。政府為了維持物價穩定，及時從華南和西南等地調入七億斤糧食敞開供應，投機資本家繼續搶購，但是只搶購了3天，就再也沒有資金了，而要賣存貨，卻沒有人購買。他們的如意算盤落了空，而上海的米價得到了穩定。1953年，國家實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對糧食和工業原料的需求大幅增加，而農業生產卻不能與之同步增長，出現了供不應求的情況。怎么辦？是任物價上漲讓有錢人可以自由購買，窮人則處于無錢可買、無法生活的地位，還是實行統購統銷，定量供應，滿足所有人的最基本的需要？國家從大部分人的利益出發，選擇了后者，保證了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這些，豈止是“染指”，簡直是強硬干預，但是，不這樣做，人民就沒法生存，一個人民的政府豈可坐視不理嗎？今年5月，汶川發生地震，有地方礦泉水賣到十幾元一瓶，如果不是采取非市場手段，舉全國之力進行救援，災區人民還能生存嗎？把所謂市場原則看的高于一切，認為私人領域神圣不可侵犯，實際上是一種幼稚病，除了暴露作者的新自由主義面目外，是什么問題也不難說明的。

在我們看來，國家政策涉及到每個人，當然應該由大多數人說了算。但是陳季冰卻認為，“這是對民主的嚴重曲解，事實上它是未來中國政治民主化進程中必須謹防的一種典型民粹。”

什么是“民粹”？民粹主義是19世紀在俄國出現的一個社會思潮，最初由偉大的革命民主主義者車爾尼雪夫斯基、別林斯基提出，主張推翻沙皇專制制度，實現社會主義。應該說，它有革命的一面。但是，它的歷史觀是錯誤的。他們不懂得歷史的發展規律，想在俄國村社的基礎上不經過資本主義的發展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他們也不懂得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把人民群眾看做是“群氓”，認為不是時事造英雄，而是英雄造時事，主張歷史是由英雄創造的，主張由少數密謀家通過一些恐怖手段取得政權，而不主張發動群眾進行人民革命。先是普列漢諾夫，后來是列寧，對民粹主義思想進行了堅決的斗爭。

陳季冰顯然不知道，所謂“民粹”其實并不重視人民群眾，他們重視的是英雄，他們的歷史觀是英雄史觀。這一點，倒是和陳季冰的觀點很合拍的。在陳季冰看來，“大多數人”只能夠提出愿望，至于要達到這個愿望，靠“大多數人”是不行的，因為他們缺少“醫治社會病癥的專業能力”，而這就需要“專家”、“精英”了。原來在他的思想深處，還是一個英雄史觀在作怪。因此，如果我們把“典型的民粹”這頂帽子帶到陳季冰的頭上，那豈不是要更適合得多嗎？

當然，我們并不否定個別杰出的個人的歷史作用，但是，正像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的，“只有在集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4頁）列寧在《悼念雅·米·斯維爾德洛夫》一文里曾說，“無產階級革命第一次為過去單槍匹馬進行革命斗爭的英雄提供了真正的土壤，真正的基礎，真正的環境，真正的群眾，真正的無產階級軍隊，使這些領袖能夠大顯身手。”（《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0頁）

可以說，英雄，領袖人物，如果沒有人民群眾這個真正的基礎，不傾聽和遵從人民黨意志，就將一事無成。毛澤東很懂得這個道理，所以成功了；蔣介石不懂這個道理，結果失敗了。后來蔣雖有所反思，但為時已晚，而在臺灣亡羊補牢，才小有進步。而陳季冰全然不懂這個道理，是很令人遺憾的。

本文把白巖松和陳季冰連在一起進行評論，當然有些偶然。但是二人也確有不少共同之處：一、年齡差不多，一個是1968生，一個是1967年生；二、職業差不多，一個是央視新聞節目主持人，一個是獨立的新聞評論員；三、觀點差不多，二人都有相似的貧富觀和民意觀。而他們最大的共同點，是對馬克思主義都很不了解，很不熟悉，對新自由主義卻十分熱衷；對人民大眾缺乏尊重和感情，而對富人新貴們的思想卻一拍即合。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新聞工作者，我覺得，這是一個致命的弱點。社會主義國家的新聞工作者賦有教育群眾、引導群眾的光榮責任，如果自己對馬克思主義都不甚了了，對時事政治缺乏應有的正確的認識，那又怎么能夠擔負起用正確的輿論引導群眾的使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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