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有無資本家的四種觀點

中國當代有無資本家的四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以汪洋、胡德平、石仲泉代表：民營企業家不是資本家

重慶市委書記汪洋：最大程度寬容民企初期不規范 2006年12月19日來源：東方網
12月17日第六屆重慶民營企業家年會召開，汪洋出席會議并致辭。
對于民營企業創業初期的“不規范”，重慶市委書記汪洋近日在當地一個公開會議上表示，當地各級黨委、政府要給予寬容。
在17日舉行的“第六屆重慶民營企業家年會”上，汪洋對當地一些政府部門負責人和700多位民營企業家稱，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當地各級黨委、政府作為社會事務的管理者和經濟發展的引導者，在發展民營經濟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承擔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他表示，當地黨政機構的這種責任表現在“努力創造一種務實高效的發展環境，努力創造一種敢闖敢干的創業環境，創造一種寬容、鼓勁的和諧環境”上。
“民營經濟作為改革開放以來迅猛發展的新的經濟力量，是在與傳統的經濟體制、價值觀念、社會規范、管理模式的撞擊過程中成長的，與任何新生事物一樣，創業初期的‘不規范’既是其與生俱來的‘胎記’，也正是其生機勃勃的活力所在。”汪洋說。
（第一財經日報 程維）

胡德平：清算民企第一桶金就是否定改革成績 2006年11月23日南方周末
　　□本報記者 曹 辛 朱紅軍
　　2006年11月17日，南京金陵飯店，“促進民營經濟健康發展論壇”會場貴賓廳，本報記者對胡德平進行了專訪。
　　記者：今天這個論壇的名稱很有意思，為什么叫“促進民營經濟健康發展論壇”呢？難道民營經濟發展不夠“健康”？
　　胡德平：(笑)我們這個論壇的意思是：在民營企業從誕生到成長到發揮作用的過程中我們對待民營企業要像對待成長中的幼兒一樣。
　　民營經濟的誕生非但沒有“原罪”，而且應該早生十年，二十年。我們的民營企業真正發展還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
　　早二十年的話，就是劉少奇、毛澤東同志在公私合營之后都說過：我們公私合營之后，還是可以發展私營經濟。因此我們要問，怎么現在又有人來清算“原罪”和“第一桶金”呢？
　　你們這個問題敏感，確實抓住了國內輿論對改革開放的深層次的實踐和理論問題。
　　清算“第一桶金”就是否定改革成績
　　如果不考慮歷史的環境條件，一味用法律、用憲法大帽子扣下來，非常嚇人，但不能服人。
　　關于要追究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的“第一桶金”的呼聲，似乎一直是個熱點話題。
　　當中國的民營企業剛剛發展成規模時，有人就提出這個問題，并掀起不小波瀾。
　　近來，隨著高層反腐力度的加大，個別不法商人和腐敗官員相互勾結的案例越來越多地暴露出來，又有人開始討論，要追究民營企業家“第一桶金”。
　　胡德平：對于清算“第一桶金”的說法，說得不好，這是在否定改革的巨大成績。
　　我們還要反躬自問的是，就像孩子一樣，我們給予民營企業早期的奶水夠不夠？很多企業確實是在艱苦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在它幼年時候，我們應該給予他們更多的學前教育，應該像對待祖國的孩子那樣對待他們。
石仲泉：民營企業家不能叫做“新資產階級”
[身堅志殘]：請問嘉賓：在有特色的社會主義時期，或者在建設有特色的社會主義時期，還存在著階級矛盾嗎？
　　民營企業家不能叫做“新資產階級”，他們是在憲法和法律的允許范圍內，在政策所許可的條件下來發展企業的，并先富起來了。如果他們有違法行為，那應當按照法律來處理。不應當因為有違法行為就把這些人稱之為“新資產階級”。當然，我們的法律還需要進一步的健全，來使民營企業的發展更加的健康，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做出更大的貢獻，使整個國家和全體人民都充分的能夠得到更多的好處。《石仲泉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人民網2007年11月7日http://www.people.com.cn/GB/32306/54155/57487/6497736.html

第二種觀點以陸學藝李東生代表：稱為私營企業主

陸學藝：私營企業主階層
中國新階層正在崛起 日期：2006-10-16 來源：瞭望

指擁有一定數量的私人資本或固定資產并進行投資以獲取利潤的人，按照現行政策規定，即包括所有雇工在8人以上的私營企業的業主。私營企業主階層是改革開放的產物，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育和發展的過程中產生和成長起來的。他們不僅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者之一，而且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要實踐者，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織者，他們也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建設者，在二十幾年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私營企業主階層的成員最初主要來自于鄉村和城鎮社會的較低階層，但在1992年以后，具有文化專業知識的原國有和集體企業的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和機關干部開始大量加入這一階層，使這一階層的社會形象和社會地位有了極大提高。但是，由于傳統意識形態的阻礙，私營企業主階層的政治地位一直無法與其經濟地位相匹配，他們對社會政治生活的參與受到很大局限。私營企業主階層內部擁有資本規模大小不同，他們自身的政治文化素質也有很大差異，因而在社會地位上的地位和聲望是很不相同的。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社會上對他們的評價有很大的爭議。

李東生:私營企業主申請入黨絕大多數動機是好的
2007年10月14日 18:01 來源：中國新聞網
　　中新網10月14日電在中共十七大新聞中心今天下午于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首場新聞發布會上，十七大新聞發言人李東生回答外國記者提問時表示，現在很多年輕人，包括很多的私營企業主都積極要求入黨。從目前看，在申請入黨的年輕人當中，在申請入黨的私營企業主當中，絕大多數的入黨動機都是好的，他們入黨后都能擁護黨的綱領和黨的章程，發揮了先鋒模范作用。
　　李東生介紹說，截止到今年6月，全國中共黨員的總數是7336萬名，比2002年黨的十六大時增加了642萬名。全國現有黨的基層組織360萬個，比2002年黨的十六大時增加了14萬個。
　　李東生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社會階層構成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出現了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包括我們通常說的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者等社會階層。他們與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干部和解放軍指戰員團結在一起，也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者。2006年，全國共發展新的社會階層黨員10773名，其中發展私營企業主黨員1554名。

第三種觀點以吳敬璉、茅于軾、鐘偉為代表：中國資產階級興起

吳敬璉：中國的中產階層就是中小資本家 2007年02月12日中華工商時報
　　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07年年會今天舉行，主題是“大國發展中面臨的挑戰”。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表示，作為一個大國要想真正崛起，國家的發展、人民的福利能夠增進得比較快，就必須做到五個方面：實行自由市場經濟制度、民主法治、思想自由、和諧努力、中等階級興起。
　　吳敬璉首先分析了自由市場經濟的問題，他認為，先行的工業化國家多少都經過重商主義時代，有兩個特點，一個是政府高強度的干預，另外一個是貨幣是惟一的財富。
　　重商主義只能是曇花一現，并不能夠保證經濟持續的繁榮。吳敬璉以英國為例：在18世紀完成了崛起的英國，著重就強調了競爭、強調了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人們普遍認為關于自由市場經濟的理論就是英國得以興盛的一個理論的前導。
　　講到民主與法治，吳敬璉認為可以分開來看，因為法治和民主這個事情可以是完全同步的，也可以是有先有后的，但是他們之間又有聯系，所以也可以看成一件事，也可以看成兩件事，我們首先應該實行法治，當然也要平衡法制和民主的關系。再有一個思想自由和學術主義的問題，吳敬璉表示，這是人文的思想的基礎，一個國家發展的基礎。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些真正的發達國家走向社會穩定、持久繁榮都有一個基礎，吳敬璉指出，這就是社會結構的問題。傳統社會是個啞鈴型的社會，中間階級是非常弱小的。到了近代開始中產階級才開始壯大，但是總的來說人數還是非常少的。
　　中產階級到底是一些什么人呢？吳敬璉認為他們就是中小資本家。

茅于軾：中國中產階級與世界資源  中國網 2006-09-06 文章來源：南方網

不但中國的中產階級會爭奪世界的資源，還有印度、印尼、巴西、尼日利亞等發展中國家也會因為人均收入的提高，中產階級的增加而大規模地使用世界上有限的資源。不可再生的資源價格將成倍地上升，迫使人均消耗減少，更多地用其他可再生的資源代替。這一過程將發生在未來的五十年

作者：茅于軾

改革前的毛澤東時代中國是一個窮人國，沒有資產階級也沒有中產階級。不是人不想發財，而是怕當了富人挨批挨斗，并且殃及子孫。那時候把富人和他們的子子孫孫都看成是階級敵人。雖然富人沒有了，富人的子女還在，他們繼承了富人“剝削”的罪名，替他們的父輩受過，不允許上大學、參軍、入黨，更談不上出國，要找個對象結婚都難。
改革后的近三十年，中國已經有了幾千萬個有錢人，他們可以名正言順地稱為中產階級或資產階級。總人數不算少，但是在十三億人口中大約只占5%。他們生活寬裕，意識形態接近西方，比較有獨立的想法，希望社會安定平穩，個人能夠得到法律的保護。如果實行代議制政治，他們是形成主流思潮的中堅力量。但是在今天的政治中，他們的聲音還很難成為主流。如果拿人數來講，恐怕懷念毛澤東是當前的主流。那是一個非常有破壞力的思想，是和諧社會的主要對立面。
這幾千萬中產階級的物質消費已經很接近發達國家中產階級的標準。按購買力平價，中國的人均GDP約為美國的十分之一。但中國人口接近美國的五倍。照過去的速度，中國每十年人均GDP將翻番。所以十年后中國的總消費將達到美國的總消費水平。其中消費的主力就是中國的中產階級。所以中產階級的崛起將對世界的資源需求產生十分重大的影響。能源、礦產品、木材、糧食將因為需求的擴大而漲價。這已經為近幾年石油漲價的事實所證明。

不但中國的中產階級會爭奪世界的資源，還有印度、印尼、巴西、尼日利亞等發展中國家也會因為人均收入的提高，中產階級的增加而大規模地使用世界上有限的資源。不可再生的資源價格將成倍地上升，迫使人均消耗減少，更多地用其他可再生的資源代替。這一過程將發生在未來的五十年中。
鐘偉：資本沒有道德不要對資本家進行道德審判2007年03月01日《英才》
　　文·鐘偉
　　有些話語大義凜然，卻不具有任何實質意義，例如“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一切屬于人民”等等，但在中國卻從不缺乏感染力。同樣，我們不得不看一下，關于“中國不能容忍資本無道德、財富無倫理、企業無責任”到底表達了什么？
　　資本有道德嗎？資本是物不是人，因此這樣發問的時候，其實和我們在詢問一塊鐵礦石是否有性別、感情，并且進而討論鐵礦石的道德水準和黃金孰高孰低一樣荒唐。資本當然沒有道德，資本不高尚不卑鄙，是完全中性的。因此指責資本無道德，也許是想表達對資本家是否擁有道德吧？
　　資本家可能具有高尚的、中等的或者較為低下的道德，但是其他公民要求企業家必須做到的底線是守法。亞當·斯密曾經說，“每個人在追求他自私自利的目標時,他好像被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著去實現公共的最好福利”，因此一個守法的企業家即便道德水準不高，由于他創造了就業、交納了稅收，提供了商品和服務，我們仍然應該感謝他而不是譴責他。也許行善不是資本家的本性，但他遵守法律這條底線，一個吝嗇卑微的資本家給社會帶來的好處，仍然遠遠大于一個慷慨高尚的流浪漢。
　　如果非要強詞奪理地認為資本有道德，那么隱含的危險是顯而易見的，是否應該打倒或者剝奪無道德但守法的資本家？外國資本、國有資本和民間資本又是哪種資本顯得更合乎道德一些？
　　財富有倫理嗎？我們不得不首先理解什么是倫理，人和人的共同相處才構成了道德，非常粗略地說，屬于私人價值取向的問題歸于the Ethics，即倫理；人與人的合作交往規則的問題歸于the morality，即道德。
　　但是倫理和道德通常都被泛稱為道德，有的時候，倫理也被稱為一級道德(the first-order morality)，合作交往規則也被稱為二級道德(the second-order morality)。由此看來，財富有倫理嗎？美元、人民幣有什么倫理呢？因此當有人譴責不能容忍財富無倫理時，也許想要表達的意思，是擁有財富的人不能沒有倫理或者道德。以一個人擁有財富的多少，來作為衡量道德水平高低的標桿是一種可怕的邏輯，似乎只有身無分文者才是有德的了。
　　企業有責任嗎？有的，企業經營必須守法，必須對得起股東，對得起員工，對得起商業伙伴和消費者，對得起它所在社區。近年來企業社會責任的討論也在逐漸升溫，但過度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卻會變成各級政府逃避自身責任的遁詞。(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本文只代表個人觀點)

第四種觀點以林炎志為代表！新資產階級已經出現，但不能把個體工商戶與私營企業主混為一談
林炎志：共產黨要領導和駕馭新資產階級

作者：林炎志 文章來源：人民網《強國論壇》  更新時間：2006-2-28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我國的經濟基礎和階級關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事實上出現了新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經濟成分。如何看待新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經濟成分，是我們黨面臨的重大歷史課題。
一、 中國已經出現了資產階級
　　事物的變化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當人們還沒有完全從否定平均主義、“大鍋飯”的歷史任務中脫出時，私營企業主群體迅速崛起。他們以不到2%的人口占有一多半的民間金融資產，資本規模直追國有企業的凈資產，國內生產總值更是三分天下有其一。有如此龐大的資本規模，其人格化的資產階級在中國存在的事實無從回避。
　　共產黨的思想路線是實事求是。采取“鴕鳥政策”，閉眼不承認中國出現了資產階級這個事實，不是共產黨人的品格，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態度。承認這個事實，正確認識新的資產階級，才能制定出正確的政策來對待新資產階級，使之為現階段的中國經濟服務，用其“利”而將其“弊”降到最低程度。否則只能模糊我們自己的認識，迷失黨和人民的政治方向。
　　什么是階級？列寧說：“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大的集團，這些集團在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同生產資料的關系（這種關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歸自己支配的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于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 （《列寧選集》第4卷第11頁）簡言之，是否出現了對立階級，一看是否出現了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二看剝削者、被剝削者是否各自形成了“大的集團”。如果只有個別的、少量的資本家雇傭少量員工為他們勞動，剝削雇工雇員創造的剩余價值，那還不能說是“形成了資產階級”。如果資本家的數量達到一定程度，形成了“大的集團”，那就形成了資產階級。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條例》的規定，私營企業是指“企業資產屬于私人所有、雇工8人以上的營利性的經濟組織”。這種企業的主人叫“私營企業主”，也就是資本家。
1956年實行“公私合營”時，我國的私營企業只有16萬戶，總資產33億元（若按1比10折算成現在的人民幣，不過330億元），雇工250萬人，我們稱他們是“資產階級” （全稱是“民族資產階級”，以區別于“官僚買辦資產階級”）。他們也承認這個名稱。2000年，我國的私營企業達到176萬戶，比1956年多十倍；雇工2011萬人，比1956年多七倍；資產總額達 13307.7億元，比1956年多三四十倍，說今日中國沒有出現資產階級，講得通嗎？
　　有的人只承認中國出現了大量的“資本家”（因為這是明擺著的事實），卻不承認出現了一個“資產階級”，理由是：他們沒有形成一個“有組織的集團”。這個理由不能成立。
　　一、列寧說的“集團”是指生產關系中的“利益集團”。資本家都擁有本企業的產權（掌握著生產資料），都雇傭員工，剝削雇工雇員，他們與被雇傭的員工是利益矛盾、相互對立的。因此，不管有沒有形成嚴密的組織，被雇傭的員工是一個利益集團，資本家們是另一個利益集團。解放前的中國并沒有“地主聯合會”這樣的組織，能說中國沒有地主階級嗎？今日的美國也沒有全國性的“資本家聯合會”，誰也不否認美國有一個資產階級。
　　二、事實上，我國的私營企業主已經有了各種名目的組織（如“民營企業協會”之類），既有地方性的，也有全國性的。他們在各級人大、政協中所占的席位，數倍于他們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他們還有很多代言人如主張私有化的著名經濟學家”。還有許多報刊（特別是刊物）自覺不自覺地充當私營企業主的代言人。毋庸諱言，黨和政府內部的某些干部，已經是他們的代表。今日中國的資本家們的“組織程度”，以及他們的思想家、理論家和輿論工具之多，遠遠超過建國初期的民族資產階級。
我們黨宣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是“國有經濟為主導，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經濟。私營企業（資本主義成分）是“多種經濟成分”中的一種，既然承認我國已經出現“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局面，順理成章地應當承認資產階級的存在。如果承認前者，而不承認后者，那豈不自相矛盾？
這里要特別強調，有的人把個體工商戶與私營企業主混為一談，那是不對的。
個體工商戶是指企業屬私人所有，自己參加勞動，帶學徒、請幫工不超過7人的營利性經濟組織。他們中有些人有少量的剝削收入，但剝削收入不是其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因此他們不是資本家。他們是既不同于雇工又不同于資本家的“另一個集團”。
　　個體工商戶的地位不穩定，在發家致富比較順利的情況下，有些人可能是資產階級的后備軍；在經營不景氣的、致富受阻的情況下，他們中的多數有可能成為工人階級的后備軍。個體勞動者和個體經濟，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里都有一定的比重。我們有些部門、有些地方制定經濟政策時，混稱“個體私營經濟”、“民營經濟”或“個體經濟”，致使我們在對社會現狀作政治、經濟分析時，往往不能科學地估量現實的階級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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