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項調查顯示，60%以上的農民工想留在城市生活，而其中以新生代農民工為主。在很多農村地區，結婚需要男方必須在縣城擁有一套住宅以及一輛汽車，這已經成為社會約定俗成的事實，也就是說“市民化”近乎是一種剛需。新生代農民工顯然與父輩不同，不愿再返回農村，而盡管可能非常困難，他們依然有著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對后代負責的態度，為了自己的孩子，他們也要努力留在城市。
刺激農民工“市民化”愿望的主要是收入過快增長帶來的樂觀情緒。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07年農民工月平均工資僅為1060元，首次突破千元，2009年月平均收入為1417元，2012年為2290元，短短幾年翻了一倍多，2013年月均收入則為2609元。
也就是說，2008年以來，農民工的收入呈現高速增長的勢頭，這為農民工制造了一種愿景：收入會以這樣的速度持續增長，因此，購買住房與汽車的“市民化”生活并不遙遠，甚至有相當一部分已經實現。這形成了一種集體的預期和目標，從而反過來給予新生代農民工巨大的壓力。
坦率說，新生代農民工對戶籍改革未必抱什么希望，但他們希望定居城市，盡管孩子上學可能需要額外繳納不菲的費用，但脫離農民身份的愿望如此強烈導致農村學校的學生大量流入城市學校。其他附著于戶籍的福利，只能等待政府發善心施舍。這種追求更美好生活以及改變身份的“市民化”愿望，其基礎是不穩固的。應該看到，過去幾年農民工工資快速增長是中國財政刺激政策的產物，始自2008年的“4萬億”刺激工程，然后由持續增長的債務維持。政府應對危機所采取的刺激政策，扭曲了太多機構或個人的預期，他們不僅鼓勵工業部門依靠廉價資本擴大投資，從而造成廣泛而嚴重的產能過剩，還讓資產價格在短期內上漲了2到3倍，而在農村地區，則催生了“市民化”目標。
現在，支撐農民工“市民化”的工資基礎正在消失，他們的工資增速正在快速回落，但城市房價已經上漲到與他們收入相比很高的水平。比如2012年農民工月收入雖然比上年提高241元，但增加額同期減少118元，增幅回落9.4個百分點。農民工工資水平已經接近觸頂，農民工對未來收入不再如前幾年那么樂觀。
基于政府刺激政策的中國農民工工資大幅上漲，除了通脹原因之外，“民工荒”是一個主要因素。所謂“民工荒”主要發生在制造業部門，因為大量農民工流向了城市服務業部門。這與政府的刺激政策有關，各地政府致力于城市基礎設施與樓堂館所建設，并大力發展地產業以便獲得土地財政，這使得中國不同級別的城市都變成了一個大工地，吸引了大量人口流入，不管是一線城市，還是三、四線城市，人口規模的增加以及收入的提高，為服務業的發展創造了巨大空間，這讓制造業很受傷。
但是，現在由政府投資與房地產支撐的高速增長已經產生資產泡沫的風險，并造成了金融隱患。地方政府不再可能繼續舉債搞建設，而二、三線城市的地產業也面臨過剩風險，這意味著，以城市基建與地產業投資為支撐的農民工工資高速增長趨勢失去基礎，甚至，很大一部分農民工崗位可能會隨之消失。
現在的農民工正在陷入“市民化”剛性需求與就業不確定性增加、收入增速放緩的窘境。這有點類似在政府搞刺激政策時期的城市白領階層：他們收入幾乎沒有增長，但房價卻翻了幾倍，他們甚至對農民工工資的增長，甚至部分崗位超過自己而羨慕不已。而在未來他們即將成為“難兄難弟”。
“城鎮化”戰略似乎就是為了延續這些在“中國工地”上的民工就業以及背后龐大的工業產能。但是，城鎮化依然存在以政府債務以及產能過剩、通脹為代價的風險，而對于以城鎮化為重點的三、四線城市而言，如果沒有什么產業支撐，主要依靠政府投資與地產業，這種偽“城鎮化”毫無疑問將制造更大的經濟泡沫。
原標題：李偉：“市民化”剛需有其脆弱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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